散文｜欧阳娟：陌生的至亲（人民文学 2022-04）
欧阳娟
REMEMBER
女，生于一九八〇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十四届高研班学员，滕王阁文学院特聘作家。作品见于《长篇小说选刊》《中国作家》《中国艺术报》等报刊，已发表并出版长篇小说《深红粉红》《路过花开路过你》《交易》《手腕》《最后的烟视媚行》《婉转的锋利——林徽因传》《天下药商》，散文集《千年药香——中国药都樟树纪事》，撰写了纪录片《千年药都话樟树》。
欧阳娟
人民文学 2022年04期
一
头一次听人谈论母亲，是在她的葬礼上。
与母亲共同生活的十五年，我和哥哥一直跟着她住在外婆家，按乡下的说法，是客居。我也就打小只将自己当个过客，无心留意村上的人事。十六岁离开村子到学校去寄宿时，我统共只认识房前屋后的几个同龄人。孩子们在一起，自然不会去谈论对方的父母。此后我寒暑假常在外面打工，回村的日子屈指可数，工作后就更不跟村民来往了。因而母亲在世时，我从未听人谈起过她。
又或许，只有新鲜的人事才能引起村民的兴趣。一百多户人家的村子，算不上大，娶亲、生子、建房、换地的事却也络绎不绝。母亲生在这里长在这里，早已丧失了谈论的价值。更何况，村里还常有奇闻轶事。一个老实巴交的婆婆突然通了灵，做了神婆；一个十八九岁的后生突然被人砍掉了一根手指，不知得罪了谁；一个接连生了四个女儿的男子负气外出了两三年，开着豪车回来……这些事，添油加醋足够讲上一年半载。母亲从未有过超出常规的言行，无人谈论也是正常的事。这场葬礼，作为一件新鲜事，才重新激起了村民的兴致。
乡村的葬礼，每家每户都会派人到灵前祭拜。做儿女的，有人下一跪，就要跟着回一拜。明明是无甚交情的人，却互相行着恩深义重的大礼，久居城市的人恐怕多少都会有些不适。村民们却见惯了这样的场面，大大方方拜完了，还走上前来牵着我和哥哥的手，把我们扶起来。长情些的顺势就把手心停在我手背上，紧紧捂着，说些贴心暖肺的话。我感受得到当中的好意，却难以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对方陌生的脸，像堵在下水道里的纸浆，将我阻隔在他们的世界之外。在他们的世界里，村上每一个人都是亲人，时而和睦时而反目的亲人。操刀子打过生死架的人，一旦故去，仍然待以亲人之礼。他们一脸真挚，泛着泪影，安抚我这个被称之为“我们村的外孙女”的人。
我借着烧纸的掩饰，撇开这些难以承受的盛情。有个老妇人见我一声不吭，靠过来说：“你跟你娘一样，要强。”
这话让我有些意外。说我要强，我认。在我假装文静的外表下，确是藏着一颗好强的心。就在前一天，村上有人说客居的人不准在祠堂前停灵，我说谁敢拦着我就拿灵牌砸破他的脑袋。说出过这种话，被人钉在要强的十字架上也是活该。可母亲，活了六十年就养了六十年的病，从未跟人红过脸，多说两句话都嫌累，怎么能跟要强扯上关系？
唢呐声呜呜咽咽，像一场赶着一场的号啕声。鼓点和铜锣却时断时续，嘀嘀笃笃一阵，而后又咣啷一声，有种莫名的欢腾劲儿。围在灵堂前的村民也跟这哀乐一样，一忽儿悲容毕现，一忽儿又跟近旁的人聊得火热。我手足无措地置身于拥挤的人群和翻滚的声浪里，难以调整出恰如其分的情绪。
这样的场合，凡事都不可过于当真吧，那位老妇人的话或许也只是应个景，随口一说而已。
二
母亲的病，跟她出生的年代有关。那是中国人民刚刚站起来的时代，是百废待新的时代，外婆从“百废”当中爬过来，身体早已秋草般枯涩。母亲以胎儿的形式伏在这堆枯草的腹地，拼尽全力也吸收不了多少营养，刚一出生就被判定为先天性不足，带着一身病痛。
为了活下去，母亲不知用过多少奇方怪药。什么油炸蟑螂、尿浸鸡蛋、炭煨肉蛆，都吃过。只要听得对身体有好处，再恶心的东西她都吞得下去。
不知是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确有效用，还是母亲原本就一时死不了，她活下来了，只是身体仍然不好。体力活儿一重，她心脏就受不了，常常砍着柴、割着稻子就在地上躺下来，一动不动闭着眼，喘上老半天。
这样的身体在农村是极难生存的，好在父亲是工人，不依赖田地里的收成活命。他像照顾幼女一样照顾母亲，唯恐她冷着、热着、累着、气着。母亲也自自然然接受着家人的照顾，连赶趟集、逛次街，都要大姨或是表姐陪着，只怕发起头晕来认不得回来的路。
我和哥哥才七八岁就主动接替了为母亲引路的任务。一到县城或是集镇，母亲就像个懵懂的孩子，我们走到哪儿她便跟到哪儿。
连七八岁的孩子都不如，在我眼里，母亲就是个弱者。
我跟母亲是截然相反的，小时候常常操着压水井上的铁棍跟哥哥打架，长大后天南海北四处乱跑。而母亲除了必要的劳作之外几乎足不出户，连串门闲聊都少。偶有闲聊，也是顺着别人的话说。
一个人，什么想做的事都做不了，什么想说的话都不敢说，生命有何意义？我以一个强者的姿态怜悯着母亲的羸弱和无能，每每想到她空度的一生，便有一种难以释怀的遗憾。
母亲去世时，我堪堪二十九岁，虚妄的自信膨胀在饱满的身体里，只有一己之见，却自认为是真理。
我背负着这个自以为是的真理缅怀着母亲，有那么一两年，总是买些印制的豪车、名表去给她老人家上坟。儿子说，火就是一扇门，穿过这扇门，烧化的东西将变成另一个世界的真实。我希望母亲在那个世界花天酒地，填补她在这个世界空度的生命。我甚至给她烧过一张万梓良的照片。万梓良是她唯一知道名字的男明星。我九岁时听她说过一回，这个男的长得蛮好看。
我花样翻新地做着各色可笑的事，明知是徒劳，却也慰藉了自己。母亲是想要这些东西的，她只是要不到而已。我三十年的阅历，得出的是这样的结论。
清明节，我又去给母亲上坟，一个背着柴火的老爷爷叫住我说：“你是珍梅的女儿吧？我一看就晓得你是她女儿。”
我长得像父亲。那位爷爷老得眼睛都快睁不开了，才打了个照面，怎么一下就认定我是母亲的女儿？
血脉相连，难免有些相像之处吧。自己人看不出来，外人却是一望便知的。在我身上，一定有哪些跟母亲如出一辙的东西。
“我是你外婆的朋友。”老爷爷望着我，驼得跟只虾样的。
这个虾一样的身体，至少活了八九十年了。在这八九十年里，他不仅见过我母亲和外婆，还见过老外婆和老外公。在我身上，兴许不仅有一些跟母亲如出一辙的东西，还有跟外婆、外公、老外婆、老外公如出一辙的东西，跟列祖列宗如出一辙的东西。他望着我，眼里何止是我一人？在我平淡的面容上，叠印着祖祖辈辈的脸。
老爷爷说：“你娘后生时吃得苦，公社里开工，她从来不落后。春插、双抢，别人栽一排禾她也栽一排禾，别人割一排禾她也割一排禾。她身体不好，做多了体力活儿就流鼻血。这山下的田地里，块块都流过她的鼻血。”
我顺着老爷爷的目光看了看山下的田地。四月，田地里绿葱葱的，一望无际。要流多少次鼻血，才能让老爷爷觉着，这铺展于天地间的每一方土地都曾流下过母亲的血汗？
我想起葬礼上那个老妇人的话来，才意识到她兴许并不是随口一说，按年龄来算，她也是跟母亲一起开过工的。或许她跟这位老爷爷一样，亲见过母亲某些要强的时刻。
老爷爷的片言只语，让我隐约窥见了一个略微不一样的母亲。
三
母亲去世时，我没掉一滴眼泪，眼泪早在求医的过程中流干了。送葬的人说女儿要哭灵，哭得越大声越好。我无意哭给人看，一味冷着脸。亲戚朋友都怨我没良心。
有位友人在料理完亡母的丧事之后一夜白头，在我看来，他每一根泛白的发丝都是无效的自伤。逝者已矣，伤有何益？保重自己，才是对逝者最大的安慰。我时常警醒着，以防落入友人那样的心境。
然而我对母亲的感情未必比友人更浅。我跟父亲共同生活的时间不多，他在外地上班，只有逢年过节才到外婆村上与我们团聚。外公在我出生前就没了，外婆也走得早，母亲几乎是我唯一的至亲。母亲的离去，像是从我心上凭空割去了一块极其重要的东西，我拼命用工作和娱乐来填补那块空缺，将丧母之痛挤压在一个看不见的角落里。
有那么两三年时间，我确乎不甚伤心。一个冬日的上午，我睡完一场长长的懒觉醒来，打开手机看到一个陌生号码来电。回拨过去，那头传来一个喑哑的声音：“你是珍梅的女儿吗？我是她的朋友。她的身体还好吗？”
冬阳洒在窗帘上，像儿时二十四瓦灯泡发出的亮光，透着泛黄的温暖，我的眼泪唰地一下涌了出来。欠了两三年的伤痛，一瞬间全部还了回来。我搂着被子号啕大哭，隔着虚无的电磁波，把眼泪都流给了一个素不相识的老人听。
不知哭了多久，听得那头还在问：“珍梅怎么了？得了什么重病吗？”
老人说她是我母亲的朋友，参加工作后再没见过，这几年年纪大了，不知哪天就没了，想起年轻时的玩伴来，想跟我母亲说说话。
是什么样的情感让一个想到生命即将终结的老人，隔着数十年的光阴，辗转打听另一个人的联系方式，只为跟她说说话而已？再贫乏的一生，认识的人没有成千也有上百，她为何独独选中了母亲？
“憨狗多叫，憨人多话”，母亲多次拿这个话教育过我。她并不喜欢说话，外婆在世时，还偶尔议论村上的人事。许是从小生活在隔墙有耳的环境里，最热烈的议论，她也只是欲言又止说上一句半句，辅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眼色和手势。外婆走后，她连半句议论都没有了，只剩无思无虑的恬静。静得听得见针线抽出鞋垫的声音。我做作业时，母亲通常坐在门口纳鞋垫，一张试卷做完，她还是那个样子，不曾嘀咕一声，也不曾挪动一寸位置。
在与电话那头的那位老人交往时，不喜言辞的母亲究竟说过什么话，让她回溯往事时，仍想重温当日的语境？
四
不久之后，又有另一位老人跟我谈起了母亲，仿似对那通电话所做的一个注释。
那天是冬至，我忘了换鞋，急匆匆从单位赶往墓地。
山路泥泞，钢钉样的鞋跟一下一下钉进软滑的泥巴里，我走得极慢。一群群村民赶超上来，热情地跟我打招呼。他们都认得我，我不认得他们。当中有个笑得尤为亲厚的老人说：“穿着高跟鞋，不好走吧？”我笑笑地说：“没事。”老人说：“你娘也总是喜欢说没事、没事。有一回，我们一起搭伴去街上玩，差点送了命，你娘也是这样笑着说没事。”
在通往墓地的山路上，老人跟我讲述了她和母亲那次搭伴去玩的经历。
外婆村上走到县城约莫要四五个小时，她和母亲原计划走着去。没走多久，她犯起懒来，怂恿母亲去搭便车。母亲招停了一辆拖拉机。开拖拉机的师傅也答应得爽快，让她们赶快上车，上车后说一声。母亲率先爬进了车斗里，这位老人刚刚跨进半条腿去，不知为何，那位师傅却突然把车子发动了起来。那年，这位老人和母亲都只有十二三岁，缺吃少穿，发育得晚，身板儿比现在十岁的孩子还要瘦小些。她手上没劲，虽然已经悬吊在车斗上了，却怎么也爬不进去。车子开动起来，她一只脚在里一只脚在外，骑马样地横跨在硬实的铁板上，下身像是顶着一把钝刀。母亲死死地拖住她的脚。五六十年前的马路，到处都是深坑、厚泥，拖拉机颠得跳起来，蹿天入海似的。母亲被甩得前俯后仰，噼里噗噜撞在车斗上。
那时的拖拉机从外婆村里开到县城要跑半个小时。车子跑了半个小时，母亲就摔了半个小时。摔得鼻青脸肿，额头上都流血了，还是双手紧紧抱着那车斗上的半条腿，不曾松开一只手来护一护自己。
母亲的手，我是看过的。那是一双鸡脚爪一样干瘦的手，皮下青筋暴起，一两肉都没有。紧窄的袖口从手腕处往上捋，能一直捋到肩头上，手臂和手腕一般粗细。这样的一双手长在一个十岁孩童般瘦小的身板上时，我不知它要怎样在一次次的摔撞中拖住一个悬吊在车斗上剧烈下坠的身体。
老人说她全身都震得麻木了，一两力气都使不上，全靠母亲拖着。母亲一松手，她就掉下去了，说不定就摔死了。
那样的一双手，拖住了一个人的命。母亲真如我以为的那般无能，如何撑得过这半个小时？
老人拄着根棍子，一瘸一拐的，让我有种错觉，仿佛她如今的腿疾就是那时落下的病根儿。这当然是毫无根据的。可是作为母亲的女儿，我总忍不住要把眼前的病腿与那时的母亲联系在一起。在毫无根据的联想里，搜寻着果不其然的证据。
“这一世，我真是幸亏有你娘，到死都不会忘记她的好。”
那位想到生命即将终结还要跟母亲说说话的老人，是不是也曾有过类似这样令她不能忘怀的时刻？
五
一个甫一出生就随时会死的女人，活了六十岁，还交了几个终生惦念她的好友，在我看来已算幸运。况且母亲是伴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声出生的，吃长饭时正好碰上了三年自然灾害，在那样的年月里拖着一身病体，不被千人嫌万人厌也就罢了，居然还收获了那样深的友情和那么多的照顾，让人不能不为她感到庆幸。
一个年轻时以风流著称的寡居老人似乎为我揭开了这幸运后面的某些原因。这位老人，是我住在村里时唯一留意观察过的成人。她那时还不是太老，留着齐耳卷发，虽说上了年纪，面容还是白白净净的。她喜欢把手绢掖在玉镯里，走起路来一掸一掸的。村里人都说，那个寡妇把房前屋后的男人都睡遍了。我不知道她的名字，村里人都叫她“那个寡妇”。那个寡妇在年少的我心里，就跟《画皮》里的女鬼一样，一不留神，娇艳的脸上就会露出暴戾的鬼气。我那时没看过多少电影，《画皮》还是看过的，每个风流的女人在我心里因而都有了些阴森森的鬼气。长到二十多岁，才把她们当人。
祛除了鬼气的寡居老人坐在黑洞洞的老房子里，像个讳莫如深的秘密。她一开口，当真就给我抛出了个秘密。
“你外婆是千金小姐呢，你姆妈就是小姐的千金。我小时候见过你老外公，是个大财主。”
我从未听母亲提起过这样的家世，村里其他人也从未提过。当然，我也不曾跟几个同村的长辈说过话，没人在我面前提，也不定不在背后说。
“那时候，村口一大莽田都是你们家的，只有中间一小块是别人家的。你老外公想把那块田买下来，连成一整片。那家人不肯卖，你老外公就把现洋密密挤挤排满了那块水田，硬是买了下来。”
说得跟放电影样的，我疑心这老人寡居久了，故意编出话来逗我。
那老人又说：“好在你老外公赌得厉害，钱都输光了，划成分时，你们家是贫农。”
我仍是疑心她在逗我，一个风流得四里八乡尽人皆知的女人，老了也未必老实。
“家产是败光了，行止见识是败不光的，你外婆年轻时就跟别个不同，教得你姆妈也跟别个不同，这村上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敬着她。”
许是人都爱听好话，她把这话一说，我倒有几分当真了，继而又暗笑自己虚荣，听得好话便信了。
闲聊时，我拿这话问过父亲。父亲只说我爷爷、奶奶是吊死的，老外公、老外婆都是病死的，到外公、外婆手上，是贫农。
怎么吊死的？为什么吊死？
父亲不说，我也不问。母亲教过我：“人家不直说的话，就是不愿说。人家不愿说，就不要再去问了。”
这是母亲的涵养。这涵养从何而来？自小跟在她身边，她的涵养早已浸入我的血脉。
父亲不愿说，我便不再问了，更不会再问别人。
寡居老人的话跟她黑洞洞的老房子样的，我将永远不会踏入进去一探究竟。是真是假，是虚是实，都留给过去。
老人对母亲的敬重却是实实在在的。回回返乡挂清、挂冬，她见了我便要从门后探出头来喊：“回来看你娘啊？你娘说话最是柔软，不造口业。”
一个风流成性的女人，年轻时定然遭过不少恶口吧，母亲的柔言软语，也许是她活在这村里难得的善意。这善意稀薄之极，才能让她念念不忘。
母亲在世时，她是从未跟我说过话的。母亲走后，回回返乡能得她招呼两句，托的还是母亲在世时积的德。
六
母亲生下我时已三十多岁了，哥哥只比我大一岁，是头胎。在农村，是典型的晚育。我想当然地以为母亲身体不好，寻不着合适的人家，嫁得晚，因而也生得晚。从未想过当中或许还有别的缘故。
南方多雨，尤其是清明、冬至时节，每回扫完墓回来，鞋底总是跟粘满了千张糕样的，泥浆、草屑一层一层。我坐在外婆家门口刮鞋，一辆锃亮的轿车在前头屋场里停了下来。车门打开，一位西装革履的老人钻了出来。
站在我身后的大姨嘀咕了一声：“那个人来了。”那人向大姨招了招手。大姨也招了招手。
那人一招手，我就不禁多看了两眼。那是一条修长的手臂，在合体的西服下显得匀称有力，不像古稀之年的老人。他精神矍铄，身材清瘦，手臂恰到好处地轻轻一摆，显得极有风度。
那人含着笑走了过来，看着我说：“这是珍梅的女儿吧？”大姨点了点头。那人说：“像。”
大姨招呼说：“进屋吃口茶吗？”我有些奇怪，以大姨的为人，见了熟人都是上赶着往屋子里拉的，怎会这样问？
那人笑笑说：“下次吧。”大姨点了点头，不再挽留。这就更奇怪了。以老家的待客之道来说，这样的态度堪称冷淡。
一个特地停下车来打招呼的老人，大姨为何对他如此冷淡？那冷淡中，又似乎并没有疏离感，反倒有些彼此体谅的默契。一个知道不便留，一个知道不想留。
那是一种有故事的冷淡。
那人走后，大姨擦了擦眼角说：“人家看上去还这样年轻，你娘却走了。”
我才知道这人是我母亲的初恋情人。大姨当然不会使用“初恋情人”这样的字眼。大姨说：“那人后生时跟你娘好过。老一辈的人都晓得，他上过我们家的门。”
上过门，就是公开恋爱关系的意思。大姨和母亲做姑娘时，男方到女方家里上一次门，就相当于现代人望亲朋好友周知：“这个女人，我要娶回家去。”
那人没能把母亲娶回家去。母亲主动跟他断了联系。他那时在部队当兵，母亲生怕误了他的前程。
“你娘说，人家往后是要出人头地的，她一个病人，跟不来。”
跟不来，便不拖累。这跟母亲惯于享受他人照顾的形象完全不同。一个惯于享受他人照顾的人，知道对方终将出人头地，不是更要拖着不放吗？
“那个人倒是长情，还写过好多信，你娘不肯回。”
不仅不曾拖着，还断得这样决绝。将心比心，一个初涉爱河的女子，难得有这份坚定。
一个泡在中药里长大的女人，有人娶就不错了，母亲居然还有过另一个男人。那男人七十多岁还能让我眼前一亮，年轻时又该是怎样的精神气韵？这样的男人，怎么会看上母亲？母亲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
我猛然想到父亲也是五官周正、身强体健的，作为一个吃商品粮的工人，有这样的外形条件，要娶农村女子，多的是挑选的余地。母亲相貌平平，无甚特长，还是个病人，凭什么嫁给父亲？我从小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习惯成自然，从未想过这个问题。跳出来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才发现母亲是配不上父亲的。可父亲事事尊重母亲的意愿，嘘寒问暖伺候了她一生一世。
母亲走后，父亲常常坐在母亲弥留时住过的房间里，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他是想她的。这种想念，也常常流溢在语言里。
“你娘还在的话，肯定会这样说……”
“你娘还在的话，肯定会这样做……”
“你娘还在的话”成了父亲的口头禅。
每年清明、冬至，父亲总是生怕我和哥哥忘了去给母亲烧纸，虽然我们从未忘过。前些年，我总是恼恨这些老规矩。什么时候想念母亲了就什么时候去送束花、敬壶酒不好吗？为什么非要清明、冬至？人挤人的，麻烦得很。成了规矩，反倒显不出真心了，好像只是为着遵规守矩才去祭拜似的。然而这些年，我渐渐发现，幸而有清明、冬至。如果没有清明、冬至，父亲恨不得我和哥哥每个月都到母亲坟上走一回。随着年岁增长，他老人家对母亲的思念只会越来越深，到时恐怕半个月就会催着我们去一回。
我还发现，人挤人的，才能在人群中遇见那些貌似陌生，实则与一己之生命密切相关的人。比如那个背着柴火的老爷爷，那个跟母亲一起搭便车的老妇人，那个以风流著称的寡居老人，那个风度翩翩的七旬老者。他们一点点帮我拼凑起一个不一样的母亲，一点点填补着我心上那块被凭空割去的极其重要的内容。他们让我看到母亲流着鼻血在田地间劳作，母亲紧拖着半条腿在拖拉机里摔滚，母亲柔言软语安抚一个寡妇，母亲挥别一个身着军装的小伙子。母亲活得饱满而丰富。
面对一个逝去的亲人，能够告慰我的，唯有这份饱满和丰富。
编校：梁 豪
制作：郑书君 樊金旭
审校：徐则臣
核发：施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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