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说、不忘、不原谅，“慰安妇”毛银梅最后的心事
如同多数受访的“慰安妇”，毛银梅足够衰老，常以记性不好来回绝这些难以启齿的问题，她又足够长寿，一直被追问了十几年。
她是15万朝鲜慰安妇中的一个，是最后一名在华的韩裔“慰安妇”，现在，她与纪录片里其他13名慰安妇先后离世，将他们的往事烧为灰烬。
这是搜狐新闻年终策划《山河故人》的第三篇
文 | 龚龙飞
编辑 | 冯翊
千湖之省湖北有许多村子叫湖西村。孝感市的东方就有一个湖西村，村子中央，有一块稍稍突起的旱地。这里是著名的江汉平原，抗日战争中的兵连祸结之地。
古战场已密不可闻，不过在遍及县区的烈士陵园里，那些英勇抵抗的男性名字和事迹被刻在坚硬的大理石碑上，而那些抗战将领的往事则被塑成石像，代代传颂。诸如陶铸在应城汤池培育了大批抗日骨干，李先念在安陆彭家祠堂建立了新四军第五师。
人们相信，是英雄书写了历史。
湖西村的这块高地上没有发生过战斗，这里只有一方墓地，面积不足一平米。一个活到95岁的女人，长眠于此，她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
她叫毛银梅，原名朴车顺，墓碑上的卒年定格于2017年1月18日。7个月后，她的生命在纪录片《二十二》里“复活”。
今年8月，这部以2014年中国内地幸存的22位“慰安妇”遭遇为背景的纪录片，以口述串联起她们的生活现状，无解说、无历史画面，更无悲情的控诉，仅有的一段音乐在片尾响起。然而平淡而“乏味”的日常，却击中了无数国人的内心，22张“沟壑纵横”的脸，成为当时社交媒体上最动人的影像。
追寻毛银梅的过去，是纪录片《二十二》未竟的使命。
如同多数受访的“慰安妇”，毛银梅足够衰老，常以记性不好来回绝这些难以启齿的问题，她又足够长寿，一直被追问了十几年。
她是15万朝鲜慰安妇中的一个，是最后一名在华的韩裔“慰安妇”，现在，她与纪录片里其他13名慰安妇先后离世，将他们的往事烧为灰烬。
“历史是一堆灰烬，但灰烬深处有余温”。那余温是人性的坚忍与尊严，是一个苦难民族的心灵史，是山河的底色。
纪录片公映后，22位幸存者仅剩8人。她们身无大恙，沿着命数走向凋零。
毛银梅已成“故人”，她的墓地边冒出了油菜的新绿。纪录片里，她唱起了朝鲜民歌《白桔梗》，现在，干枯的桔梗花就摆在墓碑前。从墓地外望，坡下的绿野里隐约出现村庄的红色屋顶，远处山河辽阔。
阎王爷送鱼来，告诉她不要死
17桌的酒席沿着路摆了很长，10人一桌，一桌流水18个菜。门前堆着村民送来的鞭炮，像一堵厚实的墙。来自武汉、南京、上海、北京以及韩国的花圈层层叠叠，盖住了12米长的外墙。因为吊唁者众多，门前的柚子树与香樟树之间搭了个舞台，10个人的戏班在此表演节目。出殡时，天色大晴，送葬的队伍坐满了5台大巴，30辆小汽车。
这是毛银梅的葬礼，养女黄美荣没想到葬礼如此盛大，因为母亲并没有别的亲人。
村里人觉得逝者95岁，是寿星升天，是白喜事。他们知道逝者的身世，也会说她可怜，但没人说的上她遭遇了什么。
葬礼上，湖西村的老人来送行，他们从前将毛银梅视作异乡人，喊过她“朝鲜婆婆”。他们记得，她不会使用中国农具，她延续着朝鲜族习俗，用头顶着锄头下田，招来小孩的哄笑，她不会插秧，就在夜里下田自学。
在龙店村，人们都知道毛银梅爱干净。她会用抹布去清理家门前的水泥地，用扫帚一路扫清村巷的杂物。有孩子进房间，她总能拿出糖果，老问“你喜不喜欢我呀？”
几年前，一个姑娘骑摩托把毛银梅撞倒在地，被吓得面如土色，当时四野无人，已经骨折的毛银梅让她快走，不然走不脱，姑娘于是走了。毛银梅去世后，姑娘的亲属出现在了送葬的队伍中。
晚年，毛银梅行动不便，还是会裁下后院的栀子花，送给歇脚的人；她还有一手绝妙的女工，经常给邻居缝缝补补，补丁严丝合缝，“就像长在上面一样。”她对人客气周到，总不愿意添麻烦。
黄美荣明白，那是一个异乡人的生存法则。
黄美荣迄今记得，小时候她常被本村的孩子们欺负。母亲出现后，非但不护着她，还要当着别人的父母面痛打一番，直到她哇哇大哭。黄美荣心里愤慨，但跟着母亲一进家门，就见她闷头大哭。母亲告诉她，“因为你是外面（抱养）来的人，我打你，是不想你吃更大的亏。”说到这里，67岁的黄美荣还是红着眼睛。
她听过一些母亲的苦难史，养父黄仁应，是一个寡言的农民，对于毛银梅以前的事，他一句不提，也无法给予慰藉。
1959年深秋，饥荒冲击中国农村。夏天，毛银梅带着女儿挖藜蒿，采野萝卜缨子，冬天的一个夜晚，她想不开，便独自走向一条安静的河，水很凉，她昏昏沉沉，突然感到身边有股力量在转动。她以为是阎王来勾命了，水流没有离开，她越想越怕，就反手一击，结果，水里翻起了一条大鱼。她抱着鱼，小跑回家，就炖了一大锅鱼汤。一家人以为她有法术。
毛银梅认为阎王爷送鱼来，就是告诉她不要死。
“毛泽东像”、朝鲜画册以及香水瓶子
毛银梅的灵堂在家的左侧，黑布白字前竖着一栋花花绿绿的灵屋，墙上贴着祭祀日期的红纸。
旁边的遗像里，她穿着韩服，面目清癯，没了门牙，笑，眯着眼睛。
黄美荣一天来供两顿饭，这个习惯要持续一整年。
房间里留下的不少遗物，可以拼凑出毛银梅的晚年生活。2013年，24个韩国年轻人专程到孝感为她修房子，他们在墙壁里放进了保温的石膏板，刷了白油漆，装了木门，后来更多韩国志愿者寄给她录音机，磁带、保暖内衣、围脖以及地图。
来自韩国全罗道北道风南区的志愿者希望她回家，因为那里就是她的故乡。尽管坐飞机两个小时就能到，但毛银梅回绝了，她觉得那里没有亲人，只想要一把故乡的土。韩国人带来了土，还带来了古城门、街道的照片；照片嵌在相框里，挂在床头的墙上。
相框的上面，是一张小幅的毛泽东像。
1952年，村里通知毛银梅，外国人在中国要另做登记，办事的没听过“朴”这个姓。她看了一眼挂在墙上的毛泽东像，决定改名为毛银梅，她住哪里，这张照片就带到哪里。
她还有一件珍贵遗物：一套厚重的朝鲜画册，70多年前出版。1945年8月，日军投降，武汉的60多个“慰安所”面临解放，但“慰安妇”们并不清楚，日军打算将她们遣返回南朝鲜。毛银梅不信任日本人，打算伺机逃走，而同为“慰安妇”的另一个姑娘准备跟日军回去。离开之前，女孩将随身的画册送给她做最后的礼物，此后，两人山河遥遥不见。现在，装着画册与老人证的箱子都在葬礼当天赠予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桌上还有空的香水瓶子。这是毛银梅在三汊镇的超市花五十块钱买下的，晚年的她很喜欢香水，经常买。
床头还有一台韩国人送来的制氧机器，用来治疗她的肺部萎缩，最终，她还是死于肺气肿。
还有一张照片，摄于2014年5月25日。那是二十二剧组与毛银梅全家的合影，导演郭柯留着胡子，坐在毛银梅身后，她双手放在膝上，开心。三年时间过去，透明胶干了。
忘记的与“过去的”
十多年间，随着毛银梅“慰安妇”身份的公开，很多人来看望她，采访她，她从未拒绝。她喜欢热闹，但不喜欢被追问过去，被强迫当“慰安妇”的那段历史，毛银梅始终不愿多说。
很长一段时间，头痛和子宫不正常的流血一直折磨着她，1969年，她在武汉切掉了子宫，似乎也切掉了记忆。
她对慰安所的描述，相当简单：位于湖边的房子，两层，两个女孩一间，中间用布隔开。
到此为止。
当时，郭柯拍了她一周，“但是一说到慰安妇的事，她就不提了”。
对这个讳莫如深的话题，黄美荣也问了许多次，毛银梅就告诉她，“我到了这么大年纪，说了也没有用。”
郭柯告诉《后窗》，20多位受害者都有共同的特点，就是选择性失忆。“不想回忆被日本人凌辱的那一段。”
“慰安妇”们不肯说出自己的苦难，一度让《二十二》的拍摄陷入困境，郭柯后来意识到，沉默与迟疑本身就是她们的现实生活，他决定如实记录。片子上映后，这些“无聊”“乏味”的日常意外地在公众内心掀起了巨大风浪：
“老人的眼睛是干枯的，只会心上流泪”。
“她们越笑，我越难过”。
“去看看吧，没有仇恨，只有活着的温柔”。
毛银梅是郭柯拍摄的第一个人，也是纪录片里四名幸存者中占用篇幅最长的人，我们无法想象她看了《二十二》后脸上会有怎样的表情。片子在武汉试映时，黄美荣代表母亲上台接受观众如潮的掌声，她不知所措地捏着衣襟，操着孝感方言，说了几句“拍得好，拍得好”。
李爱莲是唯一看过《二十二》的片中人。那天，郭柯带着电脑，在炕上放给她看。看到自己被问起“慰安妇”问题时的画面，李爱莲的脸上显得很难过，镜头切换到她灶台上做饭的场景时，她又有点高兴。
更多“慰安妇”仍逸出热闹之外，延续着平静的日常，仿佛这一切没有发生。
毛银梅总是对郭柯说，过去了就过去了。黄美荣相信毛银梅是真的忘记了。但有些记忆总会深入潜意识，不被时间带走。
2016年春末，天气渐热，孙子们打算给老人的木门上安装防蚊帘，毛银梅亲自选了一个，上面印着紫色蝴蝶图案。
安装防蚊帘时，孩子们用铁锤砸进第一颗钉子，撞击声将她吵醒，没想到接下来，她大发雷霆，“你们要把我关起来！我又没疯，你们为什么关我！”她情绪激动，拿起身边的东西扔出窗外，包括平日最喜爱的两盆绢花。
毛银梅被失眠困扰几十年，常常头疼到彻夜不眠，从床的这头爬到那头，或者双手拍打床板，撕扯头发，甚至用头去磕床角。为了防止她受伤，黄美荣给她买的床角特别圆润。
毛银梅常说自己记性不好，但很多童年往事又可以娓娓道来，家门前有河，屋后有山。父亲失踪在日本人的工厂里，母亲带着妹妹上火车，哭着抛弃她。“火车在那么高的地方走，我趴在铁轨边哭，火车上的人看着我可怜，丢东西给我吃，我就吃，妈妈就在旁边哭。”
这是她记忆中最后一次见母亲，有时候，她会为母亲的出走找理由，有时候很认真地问与她聊了三年多的《孝感日报》摄影部主任晏美华：“你说我妈妈为什么不要我呢？”
在2016年秋天的一次谈话里，毛银梅主动提到了日本人，她说：“刀子！日本人的脸总和刀子贴在一起，明晃晃的！”晏美华就试探地问了一句：“那日本人个子高不高？”
她五官立刻僵硬，左手撑着额头，眼泪从右眼边打转，“不说了，我要睡了。”
第二天，毛银梅回了湖西村看老房子。房子坍塌了，屋梁烂了，屋里积了水，她还是要进去，站在一块倾倒的木板上，突然嚎啕大哭，随后是长久的沉默。
不怨恨，不忘记，郭柯在12月7日香港公映《二十二》的海报上写道。
“我不原谅”
2016年12末，毛银梅再次因为肺气肿住院，这是她最后一次住院。
此时，日韩两国正因“少女像事件”闹得不可开交。“少女像”是象征着慰安妇的铜像，常常是身着韩服、短发赤脚、双手紧握的少女模样。2011年11月14日，在第一千个“周三集会”上，韩国民间声援慰安妇的团体将铜像放在日本驻韩大使馆门前。离世的受害者越来越多，“少女像”象征着追求正义的精神永存。
2015年底，韩日两国就解决慰安妇问题达成一致，日方向原慰安妇支付了10亿日元，日方希望在得到谅解的同时拆除少女像。
战争期间，毛银梅是韩国国籍，也是韩日慰安妇问题的协议补偿对象。
鉴于她每况愈下，韩国领事馆官员赶往医院，提示毛银梅，只要她在一份同意原谅的协议书上签字，就将获得一笔补偿，而同意是必要的程序。
被肺气肿折磨的毛银梅，此时嘴唇发紫，面目无光，偶尔还会说些胡话，她花白的头发凌乱，身上插满管子。
她听懂韩国官员的意思后，面目严肃，“我这辈子就是被日本人害的，”她一字一顿地说：“我不原谅。”
这句话震惊了在场所有人。因为在此前漫长的追问里，她总说过去的就过去了，总说忘记了。
韩国官员和家属开始劝慰她，持续了十几分钟。她始终一脸严肃，不发一言。
家人用枕头将她垫起，这个不识字的老人看着韩国人拿出的表格，家属轻轻捏着她的食指，准确地在空格里摁下了一个印记，左右摆动后，指纹清晰，协议达成。韩国人完成了他们的国家任务。
从法律上说，她与这段历史和解了。
没几天，毛银梅就不愿住院了，她哭闹着要回家。2017年1月18日早晨，这天也是周三，疼痛中挣扎的她在临终前，努力地喊了两声“妈妈呀，妈妈”，音调拖得很长，像一个孩子。
11月24日，她葬在这块高地上快一年了。土地上丰硕的棉铃被采走，一些废弃的棉花杆靠在她的墓碑的背面。一只食了桑葚的鸟，在墓前播下了一颗种子。种子长出了三株枝干，像翠绿的火团，将墓地覆盖。
在太平洋的另一端，“慰安妇”的历史追问却未停止。美国旧金山市不顾日本的绝交信，将新立于圣玛丽广场上的“慰安妇”少女群像收归市有，以纪念她们，让民众不忘历史。
群像里除了三位象征着中国、韩国与菲律宾的少女铜像外，边上还多了一位凝神仰望的老妇，它象征着老去的慰安妇，这位穿着韩服的老妇，面目清癯，样子与毛银梅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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