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之死背后的延安福利院：暴力、逃跑，精神病人居多
围在高墙中的福利院似乎成了一座孤岛，精神病人也被亲人遗忘，有的在这里待了二十几年，有的试着逃跑，有的人死了。
文 | 杨磊
编辑 | 冯翊
69岁的齐建山死了，死在延安社会福利院。
齐建山的四哥（下称“老四”）说，事发当天下午，家属在福利院看到齐建山头部肿大、面部有伤，身体大面积淤青，怀疑生前遭受殴打，便与院方谈判，谈妥 “赔偿”，连夜将尸体拉回了家。
对这起事故，院方没有报警、也没有尸检，家属拿到钱后，没有再坚持质疑。
齐建山死因迄今不明，他是一名“精神病人”，他待了5年的延安福利院，位于三狼岔村，这里距市区20里，四周围着高墙，墙上绕着铁丝网，院里种着3米高的松树和半米高的榆树，白色凉亭，水泥路，几个残疾人坐在轮椅和长椅上发呆。
这是一所能收容精神病患者的福利院，多名工作人员称，精神病患者占收容人员总数的八成以上，看似安详的内部隐藏着不可控制的暴力。病人之间时常争执，动辄殴打，暴力也蔓延至护理人员，死伤事件时有发生。福利院加派人力、修筑高墙、限制出入，但依然难以抑制暴力。
其中发生的一切，外人并不知道，围在高墙中的福利院似乎成了一座孤岛，精神病人也被亲人遗忘，有的在这里待了二十几年，有的试着逃跑，有的人死了。一度扬起波澜的“齐建山之死”，只有茶后谈资的一篇报道，就像一粒沙坠落水面，掀起了涟漪却转瞬即逝。
齐建山之死
2月12日下午2点，儿子齐鸿（音）接到福利院电话，被告知父亲已经死亡。
护理人员称，齐建山从床上掉下来摔伤了，一个“哑巴”精神病人帮着护理人员扶他时，发生了冲突。第二天，齐建山死亡。
“我们就给了5000元的下葬费”，福利院副院长张培钰说。
但老四说，齐建山的家属最后一共拿了16万的“赔偿”：福利院出10万，民政局6万，“民政局走的是贫困补助的账”。3月1日，微博上流传着《延安市福利院一个多月发生“四起院民死亡事件”》的文章，质疑赔偿的依据、福利院的管理，还称曾发生过肺结核疫情。
3月1日，微博认证为“中国发展西部网”的@陕北感悟转发《延安市福利院一个多月发生‘四起院民死亡事件’》，配图被认为是齐建山身上的伤痕。
医护人员李岩清说，福利院是在“院民”进福利院时体检发现肺结核的，四个感染者被及时被送往医院，没有出现大规模传染。张培钰指3起死亡事故是去年一年内发生的，怎么死的他并不清楚。
文章发布5天后，老四说，齐建山的家属收到了福利院给的最后5万元。
家属与院方口中的“赔偿”数额不一，齐建山的死因也扑朔迷离。
多名护理人员告诉《后窗》，齐建山死的当天与另一位名叫张国伟的病人关到一个屋子。监控显示，护理人员正在清扫病区，无人进入房间。他们怀疑张国伟打伤了齐建山导致其死亡。
死前一天，医护人员老王检查了齐建山的身体，外表找不到致命外伤。
张培钰则坚持认为是“哑巴”病人将他打伤。死的当天，齐建山喝完牛奶， 11点，他开始出现“气短”症状。救护车来了，在院里做抢救措施，但“人还没上车就死了”。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说，“很多死亡的病人，死前都打过架”，齐建山打完架当天，血压也正常，第二天死了，“可能是因为岁数大了，身体机能退化而死，或者是打架时造成了颅内损伤。”
张培钰和“老四”均向《后窗》证实，谈判现场，没有人提报警、尸检，做进一步调查。
《后窗》从多名在场的医护人员了解到，齐建山死后，几位护理人员曾讨论是否要通知家属，有人提议直接把尸体火化，怕家属闹事。
但家属谈妥了“赔偿”，便将尸体连夜拉走。齐建山怎么死的，目前仍缺乏第三方调查，家人似乎并不关心。《后窗》致电齐鸿，对方回应“我们的事你别管。” 老四蹲在家门口，“折腾啥”，说完猛吸一口烟。
“不光彩的事”
齐建山待了5年的世界被铁门、高墙和铁丝网包裹着。福利院西侧，高墙将两排东西纵横的二层黄色楼房切成四个旧病区。旧一病区在外侧，收养残疾人，直通大院。依次向西延伸的两个病区，收养智力障碍者、女性病人。旧四病区收养重症精神病患者。白天，他们穿着藏青色外套和学生军训后捐赠来的迷彩服，陆续出现在小庭院和活动室，来回晃荡。
午后，病区很安静，能够听到病人来回踱步的声音。
医疗人员进入旧四病区发药，病人王登喜（左一位置）双手插兜，面带笑容。图/李岩清
2013年，齐建山以“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身份进了社会福利院。据延安市民政局官网，社会福利院建于1951年，负责代、收养该市十三个县区的三无人员，包括“无法定抚养人和赡养人的精神病人”。
齐建山有个儿子，并不符合收养规定。老四告诉《后窗》，齐建山能入院，民政局帮了忙。父子原本都是县建材厂的工人，县政府因为取缔厂子，打算给一套房子作补偿。齐鸿一开始没有同意，“我没有工作了，谁养我爹？”民政局答应帮助赡养齐建山，齐鸿同意了。
副院长张培钰向《后窗》证实，齐建山是政府让福利院“代为管理”的人，每年，民政局会拨一笔“管理费”，至于多少钱，他并不清楚。前任院长郭瑾说，福利院2012年已经基本停止“代管”，“收到民政局的批文，我们才接收了齐建山”。
据《延安日报》2016年报道，社会福利院被归入该市养老机构序列，属于市级福利机构，当地“鼓励有条件的养老机构对社会开放，吸收社会老人自费寄养”。郭瑾说，社会福利院的寄养费是每人每月1000元。
“这几年齐建山在福利院都是我们帮着尽孝。”张培钰说。
老四曾是吴起县门沟村的村委书记，他觉得，齐建山有儿子养老，送到福利院是个“不光彩的事”，民政局还出了这笔钱，“我们一直都很感激民政局”。
像齐建山这样的精神病患者，在延安市当地至少有5000多人（《华商报》2015年报道），全国当年在册人数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已达510万人。郭瑾1993年就进入社会福利院工作，她注意到精神病人越来越年轻。《后窗》随意翻开一张代、收养登记表，发现17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病人中，有7个是80后，最年轻的是一位90后。
当地用来收养他们的机构，只有社会福利院。2006年成立的“精神卫生中心”（下称“精神病院”） 是当地唯一一家专门治疗精神病的医疗机构，但并不收养精神病人。
该中心的一位值班医生告诉《后窗》，这里床位很有限，“一般50-60人就饱和了”，治疗一个病人平均每个月得花个七八千元，合作医疗报销下来，每个月也得花个两千多元。“治疗完了，还得拉回家或是送福利院。”
寄养费相对便宜，郭瑾认为，这让寄养的病人越来越多，再加上民政局要求“代管”的人，床位逐渐不够，目前已有病员368名，其中“80%以上都是精神病人”，而医疗技术人员只有46人（含护理人员34人，医护人员12人），医疗技术人员与精神病人比失调，严重低于民政部要求，2012年福利院不再寄养新的精神病人。
延安市社会福利院外景。图/延安市民政局官网
李岩清推测，由于家属不舍得花钱治疗，那些送到福利院的精神病患者，很可能没有经过治疗就送来了，比如当时齐建山“拿着诊断书就进来了”，王登喜和张宁宁也属于类似情况。
入院前，80后王登喜父母双亡，“和政府吵架”，暴力倾向严重，三十几岁的张宁宁患有精神病，母亲也精神不正常。那时候，精神卫生中心还没有成立。
当地一直都没出现专门收养精神病人的机构，“因为条件有限”，郭瑾说，这里缺投资，病区虽然在扩建，但仍没法满足需求，除了旧四病区全是精神病患者，多数病区将精神病患者和精神正常的人混着收容。
郭瑾称，综合性福利院收治精神病人并不是延安市的特例，陕西西安、榆林等地也比较常见，“南方一些地方发展的好，就会将福利院细分为养老或精神病福利院。 ”
延安市社会福利院也承担治疗功能，但比较有限，只能用药物控制，每天下午4到5点，医护人员老王要到病区发药，“他们每个人的症状都不同”。齐建山还患有癫痫，经常从床上摔下来。
齐建山的家在吴起县门沟村，入院前，他的精神已经不正常，三个儿子、配偶相继去世，刚来的时候，“蓬头垢面”。护理人员给他理好了发、洗好了澡，换上了新衣服，等待他的，是300多名“病友”和被高墙隔开的世界。
加高的墙
齐建山曾对着人大喊，“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谁动一下，他就打谁。他还会抢占室友的生活用品，冬天常常穿两条棉裤，一条自己的，一条室友的。李岩清见过他被打，对方“下手没有底线，特别狠”。
据李岩清观察，旧四病区“一个星期就有一场院民之间的争执”，有的发展到了斗殴。老王看到有位下象棋的病人，“输了就打人。” 每个月，他都会治疗两三起打架事故中受伤的人员。
一位要求匿名的工作人员告诉《后窗》，福利院经常有病人死亡的情况，上世纪90年代住窑洞的时候，一遇到冬天，有病人从窗户爬出屋子，冻死。后来窗户全部被封死。病人相互打架，福利院会上脚镣、约束带。
设备逐渐改善，而病人打架依旧。很多精神病人有暴力倾向，郭瑾说，“主要看管理怎么样。”
在李岩清眼里，郭瑾当院长时“简直把病人当儿子看”：会给他们买一块钱左右的黑杆烟，发零花钱，王登喜和张宁宁能外出到附近玩牌，回来时手里还拿着一瓶啤酒。王登喜还当上了福利院的门卫。工作人员也很闲，“一些有编制的，白天基本是在值班室看报、喝茶、睡觉。”
“无论是什么样的人，到福利院后我们都要把他当一个人，”郭瑾解释，“不能圈住他，要让他有活动的空间，有自己的想法。”
但病人发病难以预测。2015年，张宁宁突然拿刀刺伤了李岩清，“那么大一个口子，止血带都渗透了”，李岩清跑向大院子里后便晕倒了，送医后昏迷3天，脾脏和肺部下叶被摘除。王登喜突然跑进病房，拿起菜刀朝门卫冯大妈头上连砍6刀。
“这都是精神病人，控制不了的”，张培钰说。李岩清被捅伤之后，各区之间加高了墙，上了铁丝。通向旧四病区的铁门4米多高，是唯一入口，工作人员掌握门禁，病人被禁在病区。医患关系也变得紧张，老王说，齐建山“不让我们靠近，一靠近就被骂”。
旧一病区的“院民”在院子里休息。图/杨磊
现任院长张建平告诉《后窗》，会加强夜查夜巡，齐建山死后，原先在旧四病区的日常值班护理人员由两个增加到了三个。晚上，他们睡在值班室，每晚夜查，第二天早上8点半换班。最近，张宁宁被关进了小黑屋。
监管之下的暴力隐约制造了某种秩序。精神病人张宁宁、王登喜曾帮着管理病区，如果有人不服，便拳脚相加。只要有人对张宁宁大声说话，就有可能被揍一顿。一些老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老年痴呆），被张宁宁打了一顿，一会就忘了谁打的，又大声对他喊，这样又惹来痛打。
他们被工作人员称为“红头”，“就像狱中牢头”。张宁宁曾对一位医护人员说，“我是精神病人，我打人不犯法。”
院方试图让护理人员干预病人的暴力。该院《护理工作人员考核制度》规定，病员打架致伤、打架不制止的，护理人员罚款200元以上。
而合同工的工资不过每月2000元左右，为了不被重罚，护理人员常常去拉架，但往往会被打。老王当了10多年的医护人员，每天会给病人发药，他指着自己的鼻子，“每次去拉架，我这都得挨几拳。”“一发病，三个人都按不住。”他们会招呼几个病人去帮忙，也会还两下手。但这被明令禁止，违者扣50-100元。
给病人治疗时，即便遇到小病，老王也是战战兢兢，“害怕他就这样死了”。
郭瑾觉得，管理的难点在于工作人员要足够细心。很多病人都很内向，不愿意交流，对管理人员的做法有意见也憋着，“其实就是有些小心眼，李岩清被捅就是个例子。”
李岩清怀疑自己被捅，是因为阻止了张宁宁出院打牌，或者是制止了他早餐时拿别人的鸡蛋，“造成积怨”。老王也被王登喜“报复”。因为得了一次痔疮，王登喜写信举报老王发药不及时。老王很沮丧，他得看着病人吃完药才能走，所以耽搁到中午才拿药。
“我现在见到王登喜都不想说话。”老王说。
王登喜站在院子里，戴着一顶黑色鸭舌帽，穿着紧致的棉服，看着发药的医疗人员，面无表情。病人倚靠在长椅上，有的发呆，有的自言自语，有的下象棋，见到路过的工作人员，笑开了花。
逃跑与遗忘
老王感慨，精神病人能看到、听到不存在的世界。
有病人看到电视里播放的新闻后，东躲西藏，拿着一个布包，眼睛瞄着其他人，李岩清知道他又犯病了，“他说接到了上峰的命令，病区里有特务，给他一个任务，寻找特务。”有的对着墙不停地挥舞拳头，说墙里有老虎，还有的吃饭时表情严肃，认真检查每一粒米饭，确认无毒后才吃。
病人有不少幻听、幻视的症状，有的耳边响起有人要害他的声音。一位病人曾“噗通”一声给李岩清下跪磕头，“说我是如来佛祖，他是孙悟空转世，求我帮他。”
“正常人的耳边有人一直唠叨都能够被逼疯，更何况病人呢？”老王说。
他们也曾密谋逃跑。有病人策划了一个月，帮着护理人员晾衣服，打扫卫生，一个月后得到信任，便借独自倒垃圾的机会逃跑。
李岩清开着车到处寻人，焦急万分，“那可是精神病人呀”。一个病人逃出后抢劫了旁边的小学生。
两天后，病人被警察和家属送回福利院，警察脸上淤青，“听家属说，警察按的时候被揍了。”
近年来，福利院每年都会有两到三个病人想要逃跑。他们大都是往家里逃，几天后，家人就又把他们送回。张宁宁逃离过，亲属将他送回后，他喝消毒液自杀，被救了回来。
工作人员并不清楚病人为什么要逃，“也许是把原本自由的人突然关到病区，不适应”，要求匿名的工作人员说，“还有是因为想家。”
2016年陕西省民政厅网站发布的《延安市社会福利院发展浅见》一文中提到，经过治疗病情稳定的精神病人，并不满足于一日三餐，他们也有精神需求和更高的物质需求，乃至嫁娶的需求。
由于无法回归社会，需求无法得到满足。
旧一病区的铁柱，他身材矮小，坐在康复大楼门前。图/杨磊
禁闭的生活很难逃脱，更多人留在了福利院。
旧一病区的老龚61岁了，一条腿残疾，他在这里待了39年。“他在这待了也有30年了。”老龚指着旁边的一个老人，“待着呗。”
他们能在白天活动室的电视里了解社会，工作人员陪着他们，而家人已将他们遗忘。李岩清记得齐建山的家属只看过他一次。三年前，齐建山腹泻，药物无法控制，家属知情后签了免责协议：如果他出现任何意外导致死亡，福利院不担责任。
再次腹泻，福利院打电话给齐建山家属，对方答复称没有时间。类似的情况很多，有家属甚至在病人死后也没有来，而是让院方帮着火化。
旧一病区，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盘坐在推车上，他双腿瘫痪，身旁放着手机，不停传来电脑合成的女版读书声。他经常发出笑声，“我喜欢听都市玄幻的。”
傍晚，病人吃完发来的药，准备睡觉。不值班的工作人员坐班车回家，或开着私家车离开。福利院安静得像一座孤岛，北面的包茂高速上传来车辆的轰鸣声，由远及近，病区亮着的灯光依次熄灭。
（王正珺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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