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军起诉弦子索赔65万 性骚扰指控也需法官给说法
当一起性骚扰指责进入司法程序，它是有许多“看点”的，它们与旁观者未必无关，被告弦子说“也是为中国女性权益去争一下”，其意义也绝非虚言。
文丨江玉楼
据北京时间报道，今年7月，央视主持人朱军被曝性骚扰女实习生，随后朱军律师称消息不实，将起诉微博原发者、微博转发用户。9月25日，事件爆料人@麦烧同学称，已经从法院拿到起诉书，当事女生弦子在微博上贴出近照，表示将积极应诉，“不只是为个人，也是为中国女性的权益去争一下”。
截至目前，朱军本人没有直接面对公众，都是通过律师发言，最新进展表示这件事正式成为“案子”，恐怕他更不会出面讲话。@麦烧同学和当事人弦子通过微博披露进展与决心，这么长时间的微博表达，想必法官也都会浏览，舆论适当节制热度，留给法官裁量也是对法律的尊重。
几个月来，有关性骚扰的指控接连出现，大多数都是局限在舆论场合里，先是爆出来，然后经受各种是非议论，走向冷却，抵达司法这一步的不多。从这层意义上讲，弦子和@麦烧同学的案子能到法庭上论断，也是一个挺大的进展，性骚扰纷争确实也需要司法给出说法。
对于性骚扰问题，法律规定其实是有的。2005年修订颁行的《妇女权益保护法》首次提出“性骚扰”的概念。第四十条规定，“禁止对妇女进行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违法者将面临罚款、拘留等治安处罚，但究竟何为性骚扰，这部法律没有说清楚。
跟大众一般理解的“吃豆腐”、“动手动脚小毛病”不一样，性骚扰是违反治安处罚规定的违法行为。一旦证据被采信，就可以用治安处罚来对待，但在现实情况下，司法实践的案件很少，原因很简单：一方面受害方没有认识到遭受侵害，或者不想扩大影响，另一方面是证据固定难。
2017年，广州性别教育中心和北京义派律师事务所合作发布的《中国在校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显示，6531名受访者中有近七成的被调查对象遭受过不同形式的性骚扰，其中女性遭受性骚扰的比例为75%。上述调查中，遭受性骚扰的人有近半数选择沉默和忍耐，报案率不到4%。
绝大多数性骚扰案件发生在私密、封闭场所，有时候只有当事人双方，没有目击证人。正是这种“你知我知，天知地知”的隔绝场合，助长了性骚扰行为，如果是存心骚扰，更难取证。绝大多数受到骚扰的女性并不是因为认识不到位，而是苦于无证，苦于自证。
今年8月27日递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民法典修订草案，性骚扰写进了人格权编，“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行动或者利用从属关系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可以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这里的性骚扰规定不限于女性，对性骚扰的司法指导有积极意义。
对法院来说，判断是否侵犯名誉权，或者说是否存在性骚扰，主要面临的是证据认定标准问题，尺度如何把握。性骚扰不像强奸，虽然也是一对一证据，但可以提取物证鉴定。如果被指控性骚扰的人起诉，认为指控子虚乌有，假如原告胜诉，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经济和名誉的得失权衡，对性骚扰受害者形成巨大压力。
此外，指控或爆料性骚扰加害者，也将会面临举证责任，法庭上要证明所散布的事实是客观存在，即性骚扰存在，从而否认是诽谤行为。不过，考虑该类案件举证难，法院在尺度上也相对宽松。司法实践中，指控/传播受到性骚扰的人可用间接证据印证自己的说法。
比如，受到性骚扰的人当时第一时间报案记录，第一时间与亲友聊天记录控诉过被骚扰；或者事后骚扰者（原告）就此事进行协调沟通记录等，这些言辞痕迹都可以作为间接证据来使用。相对于刑事证明的唯一排他性要求，民事举证只要求达到盖然性即可（如多位女性指控），就认定可能性大的那个。
所以，当一起性骚扰指责进入司法程序，它是有许多“看点”的，它们与旁观者未必无关，被告弦子说“也是为中国女性权益去争一下”，其意义也绝非虚言。受害人说服法官，争取法官的自由心证有利于惩治性骚扰，需要一点基础证据，一些言辞证据，这就是以案说法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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