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石山：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学批评

谢“娴院演讲”的安排，能在中国人民大学这个教室讲一次，深感荣幸。不过我要纠正主持人的一个说法，介绍我时说我是“著名作家”。这样的话我不爱听，能不能换一个说法？著名作家是因“名”而“著”的，说一下名字没有人不知道，比如鲁迅，比如胡适。这样的人说了名字就够了，根本不用说哪里人，写过什么作品。我不够这个格。前不久去医院看病，轮到我的号，喊句“韩石山”，就我一个人站起来，别人头也不抬。试试喊句“鲁迅”，明知不是自己，也得看看谁敢叫这么个名字。

换个什么说法呢？“著名”这两个字，颠倒一下就行。别说我是“著名作家”，说我是“名著作家”就好了。我的作品只有两种，一种是已经成了名著的，一种是即将成为名著的。好笑吧？有人笑了，心里说，这家伙够无耻的。不用你说，我也知道够无耻的。可是，你想过没有，纵使无耻，这种表达也是多么聪明，多么风趣。

这是我今天演讲的第二部分，叫“风趣的表达”。这里先说了，算是开场白。

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学批评？简截了说，需要聪明的文学批评，不需要愚蠢的文学批评。具体地说，就是愉悦的思维，风趣的表达。在批评界，有人说我是“文坛刀客”，好像我是个二百五，见谁不顺眼，上去就捅一刀子。真要这样，早就进去了。

什么样的思维才是愉悦的呢？且举个社会上的例子。文学批评，是社会批评的一种，不过局限在文学这个方面罢了。

高考刚刚结束，说个与高考有关的话题。我在太原的住宅，后面是个工人居住区。每年高考过后，到了发录取通知书的日子，我总希望工人居住区里，能传来凄厉的哭声——这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父母和孩子三人抱头痛哭。父亲一边哭一边说：“儿呀，我们家世代都是工人。你考上大学，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此以后，工人阶级就少了一分子。长此下去，工人阶级就后继乏人了，痛心啊！”说着抹一把泪，又说：“不过，你还是去吧。工人阶级的阵地，我和你妈一定坚守住！”高考恢复没几年，我就住在这里，多少年过去了，年年我都用心听，都没有听到，听到的常是放鞭炮的响声。

有人会说，韩老师开什么玩笑，天下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儿？我知道我的想法不现实，但你要说没道理，也不见得。我们的宪法上写的明明白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是说，工人和农民是这个国家的中坚力量。大学生，历来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人家庭出了大学生，从理论上说，就是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后备力量，作为一个老工人，能不暗自伤心，以至放声痛哭？他不哭是他不哭，不能说他不应该哭。

说到高考，我现在又是在高校里，又想起一件事情。多少年前，全国各省高校评选“211”，好多省都是把综合学科的大学定为“211”，再把许多二三流的大学并进来，比如吉林大学就是这样，以至人们到了长春市，会被弄懵了：到底吉林大学在长春市呢，还是长春市在吉林大学里头？一进长春市，这里挂个牌子是吉林大学财贸学院，那里挂个牌子是吉林大学师范学院。或许有些夸张，但你不能不承认，吉林省的领导人是有战略眼光的。从此以后，吉林不少二三流大学出来的学生，拿的都是211大学的毕业证，在长春找工作怎么样不好说，到了南方肯定是一路绿灯。

人家这么做，那山西是怎么做的呢？说起来你们都不会相信，山西是把一个工科大学定为“211”。当时就有人反对，硬是叫省上给压了下去。当时是省委一位姓胡的书记定的。没过几年，都看出这个决策给山西造成的危害。胡书记走了，大家都敢说了。记得在一次政协分组讨论会上（我列席），有人说，山西的事情，怨不得别人，就是山西人自己搞砸了的，举的就是这个工科大学定为“211”的事情。

我是山西大学的老学生，按说该跟着嚷嚷两句。我没有。我摆摆手说：“这位朋友别生气，我觉得我们省委领导同志，还是很有水平的。你想想，如果这位书记是矿工出身，恰好山西又有个矿业学院，他把矿业学院定为“211”，我们怎么办？要是山西有个坑道学院，他定为“211”，我们又怎么办？他定个工科大学，还不应该感谢吗？”我这么一说，在场的人都笑了。后来有人跟我说，还是作家会说话。说这个的意思是，一件事既然无力改变，何不朝好笑的方面想一想？既揭示了事情的荒谬，也逗得大家开开心，何必一天到晚气嘟嘟的，又伤胃口又伤心。

这就是我说的愉悦的思维。这个问题我想多说几句，思维的问题解决了，表达不是难事。

思维的迟滞，是当代作家的一个通病。各种艺术形式，在思维层面上是相通的。相声演员的思维，实在值得作家好好琢磨，千万别说，不就是逗人笑嘛，有啥了不起的。不是这么简单的。这世上，让人哭，让人难受，让人恶心，都容易，唯有让人笑，是最难的。更何况，好的相声演员，绝不是单纯的让人笑，常是给人许多警醒，许多启迪。郭德纲的相声，就有这个作用。我看过他的书，书上有个小段子，说有人说，人心都是向善的，郭说，我敢保证他没见过世上所有的人。最近又听了他一个小段子，说有要饭的，没有要早饭的，为啥呢？他要能早起，就不要饭了。你听了觉得好笑，可你要知道，老郭要费多大的精神，才能说这样好笑的话，绝不会是有人说过的，顺手拈来就行了。

还是说写作上的事吧。风趣的表达，我想举我自己的两个例子，一个是已经发表了的文章，一个是想要写，还没有写出来的文章。先说已发表的文章。

很早以前，我是写小说的，曾跟中国好些个有名的作家在一个班里学习过半年。后来知道自己不是那个料，写不了那种时尚的小说，就主动放弃了。我对自己的定位，是个三流作家，意思是混饭吃的，上不了台盘。离远了看文坛，看什么就更清晰了。我总觉得，中国作家，不知是所受教育不足，还是大多出身贫苦之故，看写作如同种庄稼，辛苦到了，自会有好的收成。有人累得病倒，有人累得毙命。我认识一个作家，一到要开始写作了，先买两箱方便面备着，从此十天半月不出门。那几年我常给《文学自由谈》写稿，总想写一篇规劝中国作家的文章，意在说明，写作靠的是灵性，还有学识。辛苦不辛苦，实在关系不大；太辛苦了，反而戕害灵性。怎么写呢？告诫式的文章，我是不写的。不管写什么文章，我总愿意别人说，这是个聪明的人写的。要是写一篇文章，让人看了骂笨蛋，是自取其辱，活的不耐烦。

我的文章名叫《在斯德哥尔摩西郊墓地的凭吊》。这名字一听就怪怪的，好像我去欧洲旅游，去了瑞典的首都，去西郊墓地凭吊一位外国朋友。

中国作家有不知道阿姆斯特丹是哪国首都的，没有不知道斯德哥尔摩是什么地方的。是不是瑞典首都且不管，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发地，没有人心里不清楚。即便本人没有去过，精神魂儿早不知去那儿游荡了多少回。几乎可以说，凡有大名气的作家，没有没做过诺奖梦的，次一点的，也会将之作为悬在不远处的鹄的，万一呢。放开脑子想象吧，于是我的眼前便出现了这样一幅壮丽也惨烈的图景：自从上世纪２０年代，一个又一个域外作家，频频获得诺奖，构筑起中国作家的文学美梦，同时也撩逗起他们的雄心以来，有多少优秀的，或不那么优秀却异常骁勇的作家，拼了全力，向着斯德哥尔摩发起长途进击？

这是一幅惨烈的征战图。没有现代化的装备，没有足够的糇粮，甚至没有一双便于长途跋涉的皮靴，笔是他们唯一的利器，拐杖都是前行的赘物，就这么几乎是赤手空拳地上路了。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向西偏北！越过哈隆克丘陵，向西偏北！走过东欧平原，向西偏北！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看上一眼，脚步不停，继续前行。如果有人坐飞机，沿着这条路的上空飞行，临窗下望，当会看到，这里那里，倒卧着一具具僵尸，有的已成森森白骨；这里那里，仍有趔趄前行的身影。不管是倒下的，还是行走着的，脸都朝着正西偏北方向。脚步可以凌乱，呼吸可以停止，心中的方位是不会错的：在东经18度、北维59度的一个点上，有一个城市，它的名字叫斯德哥尔摩，市中心有座皇宫，那儿每年一度颁发一次世界级的文学奖，用的是一个炸药制造商的存款，署的是他的名字，此人名叫诺贝尔！

为什么要在斯德哥尔摩西郊墓地凭吊呢？我的意思是说，这些中国作家已冲到了斯德哥尔摩，该收住脚步了，但因为用力过猛，穿过市区，冲到西郊，终于体力不支，没来得及折返，颓然倒下断了气息，当地居民只好将他们就近埋葬在西郊的墓地里。

文章发表后，说什么的都有。有个作家朋友当面说，老韩啊，你真是太缺德了，没你这么骂人的。我说，我只是给你们提个醒儿，要死也要死在中国，别那么远，让我想凭吊也去不了。

真也凑巧，就在我来人大演讲的前几天，有个朋友从瑞典首都给我发来一组图，还有相关文字。这位朋友姓刘，是个德语翻译，他的夫人就是2012年我心梗住院时，参与抢救的大夫。刘先生曾看过我的那篇文章，说诺奖颁发地不是皇宫，也不是市政厅，而是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且说，斯德哥尔摩确有一块世界闻名的墓地，位于南郊的森林公墓，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之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位朋友颇富文采，说中国的文人，极具战士品格，过去的文艺工作，称为文艺战线，人人都是拿起笔作刀枪，只是从未想到，他们会冲出亚洲，翻山越岭，一路杀到瑞典，最终折戟在斯德哥尔摩的西郊。

刘先生发来的图片里，有一幅是著名的打了结的手枪雕塑。附言说，一个极为严肃的问题，瑞典人用很风趣的方式，表明了鲜明的立场。看那照片，确实是一支手枪，乌亮的枪管，扭麻花一样打了个死结，由不得就想到，虽是沉重的命题，瑞典人用的也是愉悦的思维，风趣的表达。

这是说的多年前发过的文章。已构思好了，还没写出的文章，叫《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论文化倾向》。来之前，曾经想过：说还是不说？写文章跟蒸馒头有相似的地方，想好一个构思，不能跟人说；说了，就跟蒸馒头走了气一样，写的兴趣就不大了，甚至没有了。为了佐证我的观点，还是说了吧。

当今社会，有不少奇妙的东西。学术研究，不时有造假的传闻，像是写小说；小说呢，本来是虚构的，也可以说是“造假”的，好些作家写来，跟写学术论文似的，实实在在，有条有理。贾平凹写了十几个长篇小说，每一部的主题或者说是题材，都是一个社会问题，有的是计划生育，有的是贩卖人口，等等等等，应有尽有。这一写作模式，早在三十多年前，他大量写中篇小说时已驾轻就熟。1985年，我在评他的几个中篇小说的文章里就总结过：某种风格，对别人来说是独特的，新颖的，对自己来说，却可能是单调的，陈旧的。贾平凹是有独特风格的作家，也难以免俗地受到这一局限。读他的几个中篇，总感到是一个味儿：商州山地的一种或几种古老的风俗，当前农村的一种或几种致富门路，痴男怨女之间的一场或几场感情纠葛。难得的是他能为文造情，写得那么洒脱，那么兴致勃勃。（韩石山《且化浓墨写春山》，收入文学评论集《谁红跟谁急》）几十年走下来，不过是把当年的一种或几种致富门路，换成了当今的一种或几种社会问题，一样的为文造情，一样的兴致勃勃。一个作家，不在思想上着力，不在文体上显才，就这么个模式，一部又一部地写下去，以产量多而自慰，真是没治了。

贾平凹的这种写法，已有论文化的嫌疑，本应当成为其他作家的殷鉴，但让我惊呆的是，在当今社会，这竟像造假秘方一样，成为众多作家竞相效仿的不二法门。

这不是谁学谁的问题。光是谁学谁，反倒简单了。这一现象有个大的文化背景，且容我在这里点破。

上世记80年代后期，中国文坛有过一次大的动荡，主要表现是，十年浩劫后期开始写作、改革开放初期迅速蹿红并暴得大名的一批中青年作家，借新老交替之机，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纷纷上位成了一方新的诸侯。老一辈作家还恪守的一些规矩，到了他们手里，成了可随意弃之的敝屣。国家进入经济大发展时期，无暇他顾，这些人便因势乘便，坚守当地文坛，一干就是十几年，有的竟多达二十来年。他们抱定的宗旨只有一个：阐释统御方略，化解低层怨怼，求得自家的声誉实惠。其文学写作，更像是沙盘演练，何等角色，如何配置，一样不能多，一样不能少，演来竟也枪炮轰隆，如同疆场鏖兵。这批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无端的狂傲，无端的自负，以为他们只要写，写下什么，都是经典，都将载之史册，传之久远。说他们不懂文学也不对。他们太懂得文学的操作，却不知文学语言为何物。对文学语言的理解，大多还停留在“优美词汇”的水平。像汪曾祺说的“小说的魅力所在，首先是小说的语言”，在他们看来，不过是老头子酒后的呓语。至于韩愈说的“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只怕听也没有听过。这样的作家，这样的作品，雄踞文坛，充斥报刊，势必降低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水准。唯一的好处，是增强了业余作者的成功信心，等于是铺设了一条文学的“金光大道”。

说到这里，也就知道我要写的这篇《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论文化倾向》是什么货色了。

纵然是倾向性的问题，我也不会泛泛而谈，那不是我的风格。我要谈什么，一准指名道姓，耳提面命。不说作者姓甚名谁，不说作品名字，这样的批评，我们老家农村有句土话，说是“没爷处放光”，类似背地里骂人，视为胆小卑鄙之辈。凡写这样的批评文章的人，等于是明白告诉世人，自个是多么懦弱，多么可鄙可耻。文学批评，闹不好就是自我爆炸，道理就在这里。

我这篇文章，说的作家叫周大新，说的作品是他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天黑得很慢》。纵然是铁石心肠，写到这里，想到大新清癯和善的面容，还真有些不忍下手的感觉。这也是缘于，存世几十年，阅人无数，对什么样的职业，该什么样长相的人去干，心里有了固定的脸谱。写小说，獐头鼠目是有些过了，怎么着也该有王朔那么一副尊容，才称得上般配。大新当了作家，实在是辜负了上苍的好生之德。客气话不能再说了，再说文章就写不成了。写批评文章，也得挑够格的。这么一想，又觉得我来批评，对大新和他的作品，未始不是一种尊荣。

《天黑得很慢》，我并没有看过。我这个年龄，交往的多是老年人。此书一出版，我的微信上，就有好几个人发来内容概要，说是老年人必读。我看了之后，先想到的是，这叫小说吗？为了尊重作家，且将我收到的微信文章抄录几段：

茅盾文学奖得主周大新最近出版最新长篇小说《天黑得很慢》，敏感关切老龄化社会庞大人群的涌动，以及他们复杂曲折的心境。

……

人从60岁进入老境，到天完全黑下来，这段时间里有些风景应该被记住。记住了，就会心中有数，不会慌张。

第一种风景，是陪伴身边的人越来越少。父辈、祖辈的亲人大都已离你而去；同辈多已自顾不暇；晚辈都有自己的事情忙碌，即便妻子或丈夫也有可能提前撤走，陪伴你的，只有空荡荡的日子。你必须学会独自生活和品尝与面对孤独。

第二种风景，是社会的关注度会越来越小。不管以前事业曾怎样辉煌，人如何有名气，衰老都会让你变成普通老头和老太太，聚光灯不再照着，你得学会安静地呆在一角，去欣赏后来者的热闹和风光，而不能也需要克服忌妒和抱怨作祟。

……

下面还有第三、第四、第五种风景，可说是涵盖了老龄化难题的方方面面。我相信发贴者全是好人，想宣传大新的新作，想为老年人提供一些切实的帮助。同时又想，此人是不是盗走了作家的写作提纲？这样的作品，是不是更像一部社会学论著？

《当代长篇小说的论文化倾向》若写出来，其讽世的效果，当不在《斯德哥尔摩西郊墓地的凭吊》之下，可说是愉悦的思维、风趣的表达的又一佳作。只是这里漏了气，也就没了成文的兴致。

这二三十年，我批评过的作家学者，有多少自己都记不清了。不光是批评，也有颂扬的，比如对贾平凹，对王蒙，都颂扬过。但是我仍然要给大家一个忠告，就是千万不要批评大学教授。我批评了那么多人，唯一栽了跟头的，就是批评了北京大学教授谢冕。那是1997年吧，他几乎是同时与不同的人编了两套书，都叫“经典”，一套叫《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十本，一套叫《中国百年经典文库》，十二本。蹊跷处在于，这一套里收这个作家的这两篇作品，到了那一套里又成了另外两篇。给人的感觉，谢先生的两只眼睛不对光，这只眼睛一看，这篇是经典，那只眼睛一看，又不是了。我这么说，只是一种风趣。但谢冕和他的几个学生，不这么看，认为是刻薄，是攻击。谢冕不好说什么，他的几个学生就见义勇为，充当了师门侍卫。有个姓徐的学生，甚是凶悍，写了篇文章叫《你以为你是谁》，说韩石山因为无才无德，又想出名，就向大人物发起攻击，谁红跟谁急。

仅仅是几个人写文章也还罢了，更可怕的是有人会打抱不平，将你写进他编的教科书。空口无凭，我给你们念一下书里是怎么写的：

这样一种以谩骂讽刺代替批评的不良文风，在当代文坛上仍然有增无减。谢冕重复编选二十世纪文学经典，或许有不当之处，韩石山却对之进行了人身攻击，不仅有失作为一位批评家的严肃，甚至有失文人风范。

这本书叫《文艺批评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作者周忠厚，就是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教授。这样的做法，让我恶心。我连谢冕都没见过，高啦低啦、胖啦瘦啦都不知道，只是说他不该同时主编两套文学经典，怎么就对他进行了人身攻击？我也不是什么好料子，当即就写了反驳文章发表，名字叫《我不配上中国人民大学的教科书》。当事人是人大的教授，书是人大出版社出的，对人大也就不会客气。我说，中国的大学里，我最看不上眼的，就数中国人民大学。不是它出了骂我的书才看不上的，早在1965年，我考大学时就看不上。不为别的，是我觉得，它就不像个大学。在中国，一个机构，凡是前面加了“中国人民”四个字的，都是北京有总部，下面有分支机构？比如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等等。你一个大学，叫成中国人民大学，莫非全国的大学，都是你的分支机构？北大清华也是你的分校吗？我没有怎么说周忠厚；对这个人，我只想败败他的兴，一点恶感都没有。

该结束了。希望同学们听了我的演讲，往后能养成一种好的思维习惯，好的表达习惯——愉悦的思维，风趣的表达。

谢谢大家！

（《文学自由谈》2018年第5期。图片来自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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