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石山：仍是一座远远的山

Original 韩石山文学自由谈 2021-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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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1897—1931）

能在王府井大街上，一个这么高雅的地方，讲讲徐志摩，是我的荣幸。有这个机缘，是商务印书馆出了《远山》这么一本好书。这本书，还有个副题，叫《徐志摩佚作集》。这种书，平常都叫“佚文集”，而他们叫“佚作集”，想来是考虑到里面收有好几种体裁的作品，不全是文。这是一种慎重，也是一种多余。

这本书是我介绍给他们出的，前面有我的序。序里除了对编者给予称赞外，还说取名《远山》，似乎在暗示我们，徐志摩仍是一座远远的山。

我甚至想过，当年徐志摩去世后，陈梦家给他编了本诗集叫《云游》，用徐志摩的一首叫《云游》的诗做书名，也是有深意的，意思是，志摩先生只是上云端游玩去了，不定哪天就会回来。那是1932年。过了八九十年，再出一本集子，又用了一首诗的名字做书名，叫了《远山》，意思更深些。会不会是，徐志摩故意留下了这么两首诗，让后人给他编两本书，一本说我走了，你们好好地活着吧；一本是说，我还惦念着你们，在远远的山上，而我们呢，只能远远地看着他，走呀走，总也走不到跟前。

在当今学术界，无论从哪方面说，我都算是一个对徐志摩有研究的人，写过《徐志摩传》，编过《徐志摩全集》，至今仍关注徐志摩材料的发现。若有人问我，现在的徐志摩研究，是个什么水平呢？我只能说，仍在低水平上徘徊，绯闻逸事，才子风流，基本上不知此人的真面目。写起论文来，硕的博的，论起革命文学家，这个是人格如何，那个是思想如何。你见谁写文章，说徐志摩的人格如何、思想如何？最普遍的评价，这是一个优秀的诗人。我以为，这样的评价，对徐志摩这样的人来说，跟说他是个人，是个男人一样，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他不是个优秀的诗人，莫非是个平庸的诗人？

不说气话了。且将徐志摩跟他同时代的三个人作个比较，就能大体估摸出此人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坐标位置。我要说的三个人，都是跟徐有过交集的，一个是郁达夫，一个是胡适，一个是鲁迅。他们与徐的关系，分别是同学，朋友，对手。

郁达夫（1896—1945）

先说郁达夫。郁和徐，是杭州府中学堂的同班同学，略称“府中同学”。徐是1911年春天考上，是念完了的。郁也考上了，嫌学费贵，又考到嘉兴府中学堂，念了两个月，嫌路远又转到杭州府中，没念完，辛亥革命爆发，再没回来。1922年，徐志摩回国不久，郁也来北大教书。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上海，两人交往甚多。徐死后，郁写过两篇文章，表示怀念，主要有两个意思，一是称赞徐中学时学习好，虽不怎么用功，却老考第一；二是赞美徐与陆小曼的爱情，仿照电影《三剑客》里的说法，说他就是马上要死，也要做一篇伟大的史诗，颂美志摩和小曼的爱情。郁是才子，很早写小说，获评甚高，旧诗尤其好，被人推为现代作家第一。而徐，一点也不次于郁，新诗可称第一，散文的地位，也越来越高。从思想观念上说，郁留学日本，新旧思想混杂，娶王映霞为妻，视为纳妾，多次称王为“王姬”。徐接受的是欧美的伦理观念，开中国文明离婚之先河，善待前妻，视为好友。大体上说，徐与郁可打个平手，徐略胜郁一筹。

胡适（1891—1962）

再说胡适。胡在中国文化史上，地位极为尊崇，有“现代孔夫子”之誉。胡与徐是好朋友，徐视胡为大哥。但平心而论，徐有三点超过了胡：一是学术训练。胡有博士之称，但学校的经历，却乏善可陈，在国内上过中国公学，考上留美官费，到美国在康乃尔大学，先学农科，后转文科，博士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论文是关于中国古代哲学的。徐就完善多了，国内在北京大学，学的是法学；到美国在克拉克大学，学的是史学；在哥伦比亚大学，学的是政治学，毕业论文为《论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到了英国，跟上拉斯基学过经济学，跟上狄更生广泛接触英国名流，参加过英国的基层选举活动，为工党拉票。作为一个社会学者，徐的训练更全面些。二是见识上，有的地方徐比胡高。1926年胡经苏联去英国，路过莫斯科停了一两天，便著文赞美苏联的教育成绩。徐在《晨报副刊》发了胡的三封信，同时给以批评。气量上，也是徐比胡大。新月书店刚成立，胡一时气不顺，要抽出自己的股份，徐劝后收回。三，文学才华上，徐明显高于胡。胡的《尝试集》，只能说是新诗胎儿期的牙牙学语，而《志摩的诗》，则已朗朗成诵。

鲁迅（1881—1936）

末后说鲁迅。鲁迅的最大成绩，是小说，徐是新诗，在这上头可打个平手。鲁为人称道的是杂文，徐有许多社会问题的随笔，实则是杂文，也别有风采。鲁中年之前，在社会理念上，看不出什么高明的地方。徐则不然，尊崇科学与民主，办社团，办刊物，为中国社会的进步着实努力，从不放弃。他最初的理想，是要做个中国的汉密尔顿（美国开国元勋），一直到死，都是个赤诚的爱国者。鲁曾作诗，讽刺徐，颇狠毒，徐未回应。再偏向的人，怕也只能说——不是说而是感到，在徐的毫不在意的宽容面前，鲁是个颜面尽失的败北者。鲁的晚年，信奉共产主义学说，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这是鲁的光荣与进步，不可多说什么，但我们总可以说，徐也是一个有理想、为社会负责的文化人。

这样我们就可以转到《远山》这本书上了。

《远山——徐志摩佚作集》，陈建军徐志东编，商务印书馆

看书，要会看。不要老想着学知识。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那是学生娃说的。小学生是学生娃，中学生是，大学生是，硕士博士，都是学生娃。娃就是还没长成人。三四十岁的人，工作了的人，看书要抱着欣赏的态度，才能轻松自如，也才能坚持下去。这世上唯一能坚持下去的事，只有玩。寓教于乐，寓学于乐，就是要把学习渗到你的骨子里去。能从欣赏中得到教益的书，才会起到这样的作用，也才是真正的好书。

前些日子，在现代文学馆参加一个新书发布会。会上，一个常去日本的学者，很是赞赏日本的“口袋书”，说是价廉物美，便于携带，如何的好。说我们的书太贵了，又是精装，又是塑封，如何的贵，让人买不起，看不上。轮到我发言时，我委婉地表达了不同的意见。我认为，书的装帧设计，一定要贵相，要讲究。好到什么程度呢？要好到平日插在书架上不丢份，过年清理杂物时，舍不得卖了废品。不说内容了，光封面设计，整体制作，这本《远山》，也是达了标的。你看这色彩，多柔和，多入眼；这设计，多简洁，多典雅。听说设计者是吕敬人先生的学生，看来这学生没白当。

内容，就更不用说了，是我看上眼，推荐给商务印书馆的。不是事中人，绝然想不到，这些年来，研究者们翻腾出这么多徐志摩的佚作。当初两个编者之一的陈建军先生，将电子文本发给我看。我觉得够多的了，足够出本书，便推荐给商务印书馆。没想到的是，在等待出版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又增加了三分之一的篇幅，达到141篇（首）。另一个编者徐志东先生，也参加进来。当然，这些佚作，不全是他俩搜集的，好些是汇集过来的。容量大了，质量也更高了。我敢说，这本书的出版，必将推动徐志摩的研究往更深的向度发展。一本书的好坏，在研究上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绕得过去绕不过去。《远山》在往后的徐志摩研究上，肯定是一本绕不过去的著作。

编过全集，写过传记，对徐志摩研究的脉络，我还是清楚的。

改革开放之前，对徐基本上是泼污水，讽刺谩骂。改革开放后，好长时间也无人插手。最早着手研究徐志摩的，是他家乡海宁市的一位文化人，叫顾永棣。我去海宁时，见过这位先生，高个子，像个北方人。他编了本徐的诗集，交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后来还写了本传记。现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的全集，就是他编的。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事。直到九十年代中期，徐都没有热起来。要热也是暗地里热，没有明着热起来，只冒烟，没明火。

颇能说明这一现象的是，1997年我的《李健吾传》出版，朋友圈都知道我能写传记。在山西工作过的老熟人丁冬先生，趁空儿给他妹妹组稿。他妹妹叫丁宁，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当编辑，正在编一套现代作家传记丛书，已到尾声，名单上还有三个人，找不到写手，问我能不能写一个。我问是哪三个要写，说是冯雪峰、何其芳、徐志摩。我连想都没想，就选了徐志摩。如果是现在，一长串名字摆在那儿，都会争着写徐志摩。

在徐志摩的研究上，我的“徐传”是个标志。这个标志说来可笑，甚至被人攻击是下流。什么地方下流呢？我考证出徐志摩和陆小曼发生性行为，突破男女之大防，是在哪天晚上，是在什么情形之下。举了许多证据，写了好几百字。接下来说，没有更为确凿的证据出现之前，基本上可以断定，是1925年1月19日。这天晚上，在北京松树胡同七号，新月俱乐部的院子里，胡适做东，客人有章士钊、林长民、陆小曼等。酒宴之后，大家都走了，陆小曼留下了。徐志摩不能叫做客人，他就住在这儿。就是这天晚上，干柴烈火，一点就着。

前不久，有位青年学者采访我，说揭示性生活，是当今世界传记文学的一个新走向，你怎么能在差不多二十年前就注意到了？我说不是我意识超前，是我尊重人性，觉得这不算个事儿。这个盖子揭开了，徐的好些“艳诗”，就能得到合理的解释。我是从我写传上考虑的，没有顾到世界传记文学的什么什么。

我把我的“徐传”，作为徐志摩研究上的一个重要标志，且是这样的内容，有人听了会暗笑。不要暗笑，明笑好了，大笑好了。只是笑过之后，要想一想，这不是个胆量问题，更不是个品质问题，而是个见识问题。对那些批评我、挖苦我的人，能说什么呢？再厚道也得说句“智不及此”吧。

从2001年“徐传”出版，到现在十好几年了，徐志摩的研究，并没有大的进展。卡在哪儿了？卡在材料上了。傅斯年说过，历史学就是材料学。研究人物也一样，材料起很大的作用。这么多年，没有新的材料发现，徐志摩的研究，就一直处于“平不塌”的状况。

现在不同了，《远山》出版了，发现了大量的新材料，必将推动徐志摩的研究向更深广的层面进展。这本书里，诗啦，日记啦，没什么新鲜的，有看头，但意思不大。会看，才能看出点意思，不会看的，也就是那么回事。最值得关注的，是散文里的三组文章：一组是1920年8月发表在《政治学报》上的《社会主义之沿革及其影响》等文章，一组是1916年发表在沪江大学校刊《天籁》上的十一篇文章，一组是1921年到1924年间，给英国人奥格登的六封信。

《社会主义之沿革及其影响》等文章的发现，可以确立徐志摩传播社会主义先躯者的地位，这就不用多说了。《天籁》上的文章，是华东理工大学的研究者发现的。沪江大学的地方，解放后给了华东工学院，华东工学院如今成了华东理工大学，这样一来，沪江大学的资料，就归了华东理工大学的图书馆，这样研究者才能在校刊《天籁》上找到这一批文章。这一批文章的发现，补充了徐志摩学历上的一个盲点，确认徐志摩的学历里，有沪江大学这个环节。

在这上头，我是丢过人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研究徐志摩的时候，编年谱，写传记，对徐有没有沪江大学这个经历，一直持怀疑态度。在陈从周的《徐志摩年谱》里，确实写着哪一年冬天，肄业于沪江学院。记得是这么句话，不一定准确。在梁锡华的《徐志摩新传》里，还有梁锡华从克拉克大学图书馆查到的，沪江大学开出的成绩单，按说不该怀疑了。我的疑点在什么地方呢？既然在这个地方上过大半年的学，就该有同学。徐志摩的名气那么大，怎么死后没有一个沪江大学的同学写纪念文章呢？于是我便怀疑，徐的沪江大学的成绩单，是徐申如为了儿子赴美留学，下了点功夫，从学校走门子开出来的。这样想了，也就这样写了，写在一篇名为《徐志摩学历的疑点》的文章上，又收入《寻访林徽因》这本书里。此书流传到台湾，台湾的一位名叫秦贤次的先生看到了。此人是个史料专家，做学问很是严谨。不知是查了资料，还是手头就有材料，他著文斥责我胡说八道，以臆想代替史实。文章发在2009年某期的《新文学史料》上。我刚看时，也挺恼火的，想写文章回击。后来一想，做学问嘛，就是要弄清史实，谁弄清就听谁的。正好这时候，《徐志摩传》要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要我写个新序。写了，也就六七百字，我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感谢这位台湾学者的指谬。再后来，我买到法学家吴经熊先生的自传，上面说到跟徐志摩是沪江的同学。这次这批《天籁》上文章的发现，不光确认了，也充实了这段经历，有人再写“徐传”，可增加一章。

最最重要的，还是给奥格登的六封信。这是近年来，徐志摩研究的重大发现，也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主要内容。

先说发现的经过。这几封信，是北师大学者刘洪涛，在英国访学时发现的。他写过一本书，叫《徐志摩与剑桥大学》，台湾秀威书局印行，给过我一本。书中说，发现这组书信，纯属偶然。他看过梁锡华的《徐志摩英文书信集》，想看徐的原信，但书中未注出处。他去英国，是做访问学者，名义上是研究罗素与中国。找到英国国家档案馆的地址，写信问罗素的档案，得到许多收藏有罗素档案的机构名单，其中有加拿大的一家，是马士德大学图书馆罗素档案馆。写信去问，馆长复信说，他们这儿还收藏有徐志摩给奥格登的一些信，问他要不要。刘先生大喜过望，不久便得到复印件。这批信件，成为他后来研究徐志摩的核心资料。

现在来看看奥格登是个什么人。他1889年生，1957年去世，比徐志摩小两岁，活了六十八岁。他是剑桥大学的学者。这些信怎么到的加拿大，就不多说了。奥氏1912年创办《剑桥杂志》，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有关战争与政治的国际论坛。奥氏又是剑桥一个重要的学术、思想组织的创办人之一，这个组织叫“邪学社”，成立于1909年，起因是奥氏等人对校方强制学生参加宗教活动挺反感，想营造一个能自由讨论宗教问题的空间，推动宗教、哲学和艺术的自由讨论。主要活动方式，是邀请文化、思想、文学界名人举办演讲。奥氏先任学社干事，后长期担任主席。他是个天才的组织者和鼓动者，搞得有声有色，吸引了大量的剑桥学子。从徐志摩1922年1月给罗素的信看，徐在剑桥，虽没有加入邪学社，却能够参加演讲会，可见徐与奥氏及其他邪学社成员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

剑桥大学“徐志摩花园”入口处刻有《再别康桥》诗句的诗碑

对徐志摩在英国留学期间所受的影响，刘先生是这样说的：上世纪一二十年代，是剑桥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以三一学院、国王学院等学院为代表的剑桥大学，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文学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属于英国上层知识分子团体布卢姆斯伯里集团的成员，是英国现代主义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徐志摩与他们中的许多成员都有密切的交往。徐志摩与英国当时汉学界的代表人物卞因、翟理斯、魏雷等人有深厚的友谊，与作家威尔斯交情甚笃，拜访过哈代、曼斯菲尔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徐志摩全方位地介入到了英国当时的思想文化运动中。

我的感觉是，以往谈徐志摩与英国文学的关系时，往往强调浪漫主义对他的影响。因为这样的影响，就说他是个浪漫派诗人。反正不是革命诗人，挑个不好不坏的名头给他算了。看了刘先生的文章，我觉得，这种影响当然很重要，但徐志摩在英国，亲身经历的这种文化、思想的活动，对他的影响可能更大些。最为明显也最为可贵的是，他把这种人际交往，这种组织方式，带回了中国。在北京办新月俱乐部，在上海办新月书店，都有邪学社的影子。

可惜的是，国内的研究者看不到这样的承续，也看不到这样做的意义。在现代文化人物的研究上，用的最娴熟的办法，只有两个，一是相面术，二是看出身。徐志摩长了个好模样，招女人喜欢，也喜欢女人，又写诗，当然是个浪漫诗人；留学美英，当然是受外国文学的影响。这不是相面术是什么？

徐志摩的父亲是大资本家，也是大地主。中国的乡镇资本家，没有不是大地主的。有这样的出身，必然有许多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恶劣品质。好的品质是遗传的，坏的品质也是遗传的。于是，徐志摩不花花公子，也花花公子了，何况他看着还真的就像个花花公子呢。是花花公子了，怎么不是革命的对象呢？于是对他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乃至推进中国社会进步的众多作为，就打了很大的折扣。比如早在1929年，他就组织并主持“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这事若是“鲁郭茅巴老曹”中任何一个人做的，早就喧到天上去了。

在中国文化里，评价人时候有个奇怪的规律，可称之为“转移性泄愤法则”，就是，对一个文化人，若他有某一方面的苦难或是缺憾，对他的另一面，就特别的宽容或宽厚。比如胡适，有个小脚太太，就觉得他的品质一定特别的好，不好也是好。郁达夫嘛，死得那么惨，别说是个进步作家了，说是个革命作家也不为过。鲁迅嘛，婚姻那么不幸，思想怎么能不深刻呢？就这个徐志摩，要钱有钱，要貌有貌，要学历有学历，要情人有情人，哪样都比自己强，怎么会是个好人呢？殊不知，中国文化有个强大也特殊的规律，就是“世家子现象”。多少代的积聚，到了某一代，常会出现极为杰出的人物；徐志摩就属于这种情况。除了这个，别的解释，都说不通。

单说徐志摩的让人不服气，再举个例子吧。两弹元勋邓稼先，这可是个英雄人物。一般人说起来，只说他出身知识分子家庭，毕业于西南联大。实际上，他的身世要显赫得多：祖上是中国著名书法家邓石如，父亲邓以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学美学的，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与胡适、徐志摩都是好朋友。这样的身世，才会有邓稼先这样优秀的子弟产生。不要动不动就说，信了什么才会什么什么。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说，评价徐志摩这样的人，要有持平心，要放在中国文化史、社会进步史的层面上衡量。只说他是个优秀的诗人，实在是小气了。

我写“徐传”时，每每有这样的困惑：徐在国内啸聚友朋，抱团结社，南征北战，兴致勃勃，从不气馁。后来有些疲累了，但意气未衰，只能说是苦撑待变。这一套学谁的呢？我先前想的是学汉密尔顿。这个美国开国元勋，办过报纸，写过政论，精通宪政的一套。但总觉得太大了，也太远了，有点“八竿子打不着”的感觉。又想，会不会是剑桥国王学院的狄更生呢？也不像。徐志摩去找狄更生，狄外出活动，回来见这个中国青年坐在门前台阶上等他。都不带他出去活动，能是怎样的亲近？连亲近都没有，又能怎样的效仿？至于罗素、哈代、曼斯菲尔德等人，就更不着边际了。

奥格登，只会是奥格登。你看嘛，奥氏是组织社团的高手。刘洪涛在介绍文字中说，在邪学社成立之前，剑桥已有了一些类似的组织，如著名的使徒社便是其中之一。邪学社后来居上，风头甚至盖过了使徒社。徐回国后，与各色人等的交往，更是尽显奥氏的交际本领。还有，奥氏对出版的兴致，对徐志摩不会没有影响。奥氏组织出版的“国际文库”，徐曾参与其事，推荐了梁启超和胡适的著作入选。徐后来接受中华书局的聘任，当特邀编辑，一套一套地编书，未尝不是仿效奥氏的胸襟与做派。正赶上国内新文化运动狂飙骤起，又有梁启超预先为之布局，这个年轻人便借风扬沙，施展身手，三拳两脚，便把自己打造成新文化运动的明确的倡导者，切实的组织者。

这样说，只是我的一孔之见，是不是这样，且往前走着看吧。好在那座山，离得虽远，山上的纹路，却越看越清了。

《远山》中有许多佚文，从欣赏的角度看，还是蛮有意味的。比如《结婚日记》，若细看，就知道不应起这么个名字。徐志摩是1926年10月结的婚，日记里的是1926年3月底到9月初的事。实际情形是，两人结婚前，在北京中街的一所房子里，有过一段同居的日子。这束日记，该叫《同居日记》。既是同居日记，其亲热也就不同寻常了。还有《远山》这首小诗，细品一下，是不是有《沙扬娜拉》的味儿？好书是可以把玩的，能把玩的书，才能激发读书人的灵性。

不多说了，在这秋雨绵绵的日子，有这么一本书，可以消磨你许多的闲暇。地铁上拿出来亮一下，会收获许多羡慕的目光。

（本文系作者2018年10月28日在商务印书馆涵芬楼书店的讲稿）

（《文学自由谈》，2019年第1期。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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