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聆听城市的脚步：雅各布斯教给我们的
小秘书：
关于雅各布斯，还可以说上很多。事实上，这里简直可以关联市政厅的所有文章。
我必须要为简·雅各布斯说点什么，趁着还站在她诞辰百年的边上。谈到简·雅各布斯，人们会想到那本《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可这不过是这位富于热情和洞察力的媒体人撰写的第一本专著。在这本出版于1961年的著作中，她让诸多规划师已能体察到的趋势变得人尽皆知，对美国大型更新规划的反对声音也更加激烈，这让这本书成为一个里程碑式的存在。
但在我看来，雅各布斯的贡献不止于此。站在推动社会实践的层面，人们多将这本书视作她的最高成就，却低估了她在社会经济运行层面的洞见。
作为学者的雅各布斯，不仅是一位能够长期深入街道观察的女性，还具备结合历史素材对自身所见进行全盘思考和抽象概括的能力，以此重新检视某些俗常定见，其思考成果体现了跨学科的穿透力。因此，各种学科体系均将其视作边缘人物，或者仅仅是一位语出惊人的公共知识分子。
她在1969年写下了《城市经济》，1985年写下了《城市与国家财富》。这些论述，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的街道之所以需要存在的重要支撑。值得关心城市的人去认真阅读。
对我个人而言，这些书真正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在阅读那些格外新颖和扎实的论述时，我并不知道未来会做一些与城市有关的内容，如今正是这些书，实质性决定了“市政厅”当下的视野和格局。这样做，当然存在一些被边缘化的风险——与雅各布斯一样，并不完全属于某个学科，不过，如果我们要让城市融入社会经济运行的真实机理当中，就不能仅仅关心眼下的、工程性的事务，或者只关心属于某个学科的概念、模型和教条。
雅各布斯书中的论述抛开了经济学的条条框框，用经济事实说理，令人能够举一反三。它们更像经济类读物的原始面貌，是经济史也是经济学，生动而充分，把经济流变的过程说得有意义，让人想起亚当·斯密这一类作家。
《城市经济》从驳论开始。作者认为，实情是城市先于农村，工业先于农业，因为农业的生产要素在城市产生，农业社会之前已经有制造者、建筑师、贸易商和艺术家，而“农村先于城市出现”，只不过是基于亚当·斯密的陈述，而被人长期接受的一个经济教条。这导致人们把城市发展的结果误认为城市发展的前提条件。
这是一个考古学的问题？她的论述逻辑更为重要。雅各布斯展示了自己的思考过程：她把关于经济发展的叙述，用拼图的方法，一个环节一个环节拼起来，而不是笼统说人口增长拉动了经济发展。
既然农村是城市的溢出，那么需要考察的是，城市究竟是如何发展的。基于这样的逻辑，她检视了城市产业创新的过程。她认为，每一种新工作的产生，都合乎逻辑地基于旧工作；而之后谁来从事新工作并不重要——不一定是创造者来做。譬如，一位女裁缝希望自己做的衣服更加合身，所以改进内衣，制成了第一件胸罩，受到人们的欢迎。进而，她的兴趣转移到了胸罩上，与人合作开了一家专门的作坊，全心投入到胸罩的制造、批发和销售当中。联系到我们身边的现实，老干妈陶华碧最初做的是凉粉生意，其辣酱产业的发展壮大，亦是循着这样的逻辑。
如果没有裁缝、凉粉，以及在原有产业基础上的一系列进货、销售渠道，胸罩、辣酱自然无法发展起来；而新产生的胸罩、辣酱，又会进入下一个产业序列，变成生产诸如搭扣、真空玻璃瓶这一类工作的“母工作”。
站在这个角度来看，城市的社区就是孵化器，承载了诸多物质和信息的交换。试想，假若陶华碧的凉粉店被拆迁，周围不再有其他凉粉店去买她的辣酱，她就无法抓住机会，去扩大生产辣酱的规模。也可以说，这就是上海留不住马云、缺乏创业公司的原因。
在上海，小杨生煎最初产生于街巷，取得初步成功之后，被更大的国企收购，从而得以扩大规模。如今，我们可以在若干商业综合体内找到它，但对每个综合体而言，一模一样的小杨生煎都是一个毫无挂碍的外来者，是一个最终产品。它再也无法借助当地社区的力量，生发出更多创新。而最初哺育了小杨生煎的吴江路一段早已被清除，过了好多年，那上面都还是荒废的。
进而我们不难想到，所谓“城市活力”背后，并不止于在步行街当中，为人们配置消费、休闲的场所。“街道眼”固然喻示着社区邻里互助、安全等一系列功能，但在《城市经济》中所提到的这类产业创新的逻辑，却被大多数人所忽视，这或许是因为，人们无法把这些发展放到既有的产业分类当中，故而无从发现城市最关键的部分。
基于本地逻辑而自发产生的那些产业，值得人们格外重视——这并非仅是那种被称作“情怀”的浪漫怀旧的情绪，而是实实在在的产业发展规律。也就是说，需要重视基于当地产生的“母工作”，而不宜轻易铲除原有社区，去建立新的、高大上的产业园或风景区。看起来，前者是无效率的，但实际上，这才是一个恰当的经济过程。在当前西方的一些城市更新实践中，亦格外重视空间承载的“就业”功能，这其中理应有着比字面意义更丰富的内涵。
毫无疑问，雅各布斯偏爱于城市内部丰富多样的经济元素相互缓慢地促进与发展的过程。在她看来，新的工作添加到旧有的工作当中，这正是城市的复杂精妙之处，体现了不同城市差异化发展的根本。另外，城市的公共服务，包括解决污染和废弃物的问题，都可以视作城市自身发育的产业的延伸。
《城市经济》中举出的另一个例子是，自行车的传播。某个城市有人从远方带回一辆自行车，这在当时是新玩意。有一天，前刹车坏了，这个人去找铁匠，铁匠对后刹车捉摸了半天，依样画葫芦，修好了前刹车。就这样，铁匠知道了如何制作一部自行车的刹车。后来，车工知道了怎么做车轮，缝纫师傅知道了怎么做车垫，于是，很多新岗位产生。本地自产的自行车价格要远便宜于远方进口的，买自行车代步的人越来越多，原来每天走三十分钟的路程，现在十分钟就到了。既然可以住得更远，城市半径就扩展了。这就是雅各布斯心中憧憬的城市发展方式。
雅各布斯将其概括为“进口置换”，描述城市经济体受到外界激发，从而学习和成长的过程。她认为：“大量的新出口品和新出口组织对城市而言非常必要，但它们是衍生的和次要的。居于首要地位的是富有创造性和发展潜力的城市地方经济。”
写于1969年的《城市经济》，事实上可能正是受到了当时日本经济腾飞的启发。日本战后的产业复苏，譬如家电业等，无疑经历了先进口后学习的过程，从而获得了经济上的坚实基础。
我们不难立马想到身边的深圳。这座城市在数年间，从“山寨”、“世界工厂”变为“创客天堂”，这无疑与其城中村的基底相关。得益于互联网的推动，相比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产业发展过程，深圳的进口置换显得更为迅速。
我们还可以放眼开去。改革开放多年以来的中国，相比战后的日本，是个巨大的市场，只要有人拿来新鲜的、受欢迎的东西，大家就会迅速模仿、卖出、赚钱，不愁卖不出去，先在一线城市销售，带动二三线城市跟随。进而无需在技术创新上进行十足激烈的竞争。结果就是，进口置换的确是发展的动力，但中国这个过程已然完成，在核心技术上的竞争力仍然不足。
那么，现下的情况如何？因为互联网和消费升级浪潮，一二三四线城市的消费对象趋同——最为标志性的，就是手机品牌。但这并未迫使人们在技术上去创新，原因仍然是“拿来”太快，以家电为例，一种技术可以迅速被人模仿，其领先顶多只有一年时间窗口。
如今，对产业而言，比拼的是产业链的协同强度。创新模式已然发生变化，其恰恰表现在“组织”这件事上。随着人口集聚，超大城市的人口超过千万，一些新的商业模式随之出现，譬如网购、团购、共享等。放到城市空间来看，我们或许就可以理解众创空间为什么如此流行，“社区”为什么被广泛提及。在“单干”这件事成为风潮之时，人们看到了建立联系与协同的重大意义。
互联网时代的这一幕，已经超出了雅各布斯当年的视野。但她所强调的东西并没有过时，在中国的大城市，这些东西恰恰因为缺失，在概念层面得到了更多重视。她会怎么看待在中国发生的这些故事？
我还没有说到《城市与国家财富》。雅各布斯在这本写于1985年的书里，重点强调了“腹地”的概念。她已经看到了苹果和微软这一代PC巨头的诞生与发育，以及硅谷的生态。新一代企业在旧一代企业的商业基础上破茧而出，商业创新的核心机制已然明确，即以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基础，以风险投资与企业家结合的形态，以商业模式实践为载体而来的创新模式。
但是，中国还有另一面的现实。人们追求实用，以及表面上的数字，毫不在乎“恰当的经济过程扎根于不实用的城市之中，扎根于无效率的开发之中”。
我们仍然常常见到，一些城市为了发展，直接花巨资引进海外先进流水线，虽然效率高，但压制了城市自身的学习创造能力，并且没有吸收多少新的就业。久而久之，发生了城市的衰退：岗位减少，年轻人口外流寻找就业，当地过度老龄化，整个城市缺乏生机。最终人们纷纷迁居，这里成为一个废弃的都市。这也就是雅各布斯在书中提到的废墟。从这个角度而言，雅各布斯的论断仍然十分有效。
实际上，街区的好处并不在于空间上的打通，而是比速度更根本的——促进恰当的经济过程。同样地，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待，为什么不应该在任何时候都欢迎私家小汽车——它固然意味着速度、方便，但却会让街区失去真正的实质。
一些街区设计精美，尺度适宜，看起来一切都好，却仿佛跟随某种潮流空降而来。在大学周边，这类事情常常发生——因为这里从来就不会缺少人，以活动的人数而言，这里无论如何都不会被视作一个失败的街区——但实际上，它“促进恰当的经济过程”的效率到底有多高？对此，我未来会就具体的例子进行专文叙述。
这里，我必须再次强调的是，雅各布斯眼中的城市，意味着生产、创新的功能。街区应该承载一些与社区紧密结合的生产性的工作。这启发我们，眼中不应仅看到消费性的街道——一排灯红酒绿且受人欢迎的连锁店，或者展示给旅游者们的一排所谓创意买手店，这并不是雅各布斯对街区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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