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痛悼念华东政法学院创建人之一唐培吉先生

问津学术圈 2023-03-24

唐培吉先生于2月5日12时14分在新华医院仙逝，享年93岁。

沉痛悼念并深切缅怀唐培吉先生！

唐培吉，祖籍浙江吴兴（今湖州），1930年6月29日出生在上海。唐培吉先生为华东政法学院创建人之一，曾任复旦大学分校历史系主任、上海大学历史系主任、同济大学社会科学系主任、文法学院院长，兼法律系主任、同建律师事务所主任、《同济大学学报（社科版）》主编；曾任上海党史学会会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会名誉会长。1992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2017年获上海市首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终身荣誉奖”。

唐培吉先生长期从事中共党史、抗日战争史、中国现代史的教学研究，为此领域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著有《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上、下）、《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史》《两次国共合作史稿》《抗战时期的对外关系史》《上海抗日战争史通论》等多部专著，并主编《中国历史（现代）大事年表》《辞海·中国现代史分册》。此外，唐培吉先生为上海学和来华犹太人研究的倡导者。在复旦大学分校（后为“上海大学文学院”）任教期间，成立“上海学研究所”，开展上海史和犹太学研究，主编《上海犹太人》，发表《上海学研究若干问题》《犹太学刍议》等百余篇论文。

《史苑拓耕——唐培吉先生口述》序

文 | 张云

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上海大学历史系王敏博士打电话给我，要我为她所整理的《史苑拓耕——唐培吉先生口述》一书作序，我几乎不加思索就答应了下来，并要她将文稿发我，以便学习参阅、提高认知，避免因评价不当而有损先生口述之质地。

唐培吉先生是我最为尊重的一位师长。作为后学，我有幸与先生有过一段同事的经历。我是六六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入伍，成为福建基地一名人民海军战士。提干后不到两年，被推荐就读于复旦大学历史系。1975年毕业后转业留校，分配在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任教。翌年，先生等一批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国革命史教研组的教师10多人并入历史系，加盟现代史教研室。此后，大凡系室活动，先生都积极参与。他仪表堂堂、风度翩翩，特别是每每带有磁性的讲话发言，以严密的层次感和逻辑性，紧紧扣住听众的心弦，更使我这位来自海疆的新教员佩服得五体投地，先生自然而然就成了我心目中的偶像！1979年，复旦大学成立分院，先生被派去组建历史系，就任系主任。整整3年多时间的同事生涯一晃而过，但先生的强大气场始终给我留下了挥之不去的深刻印记。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主讲中国现代史等课程时，先生在学界已经名声鹊起。他参与撰写的几部著作如《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中共党史事件人物录》等，就成了我备课及攻读硕士学位的案头参考书。1985年他所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上、下册）问世，更让我得益匪浅，获得了从抗战史ABC的学习到进入抗战史研究领域的飞跃。这部一百多万字的鸿篇巨制，在国内研究抗日战争史通史类著作中莅于首席，他也因此而成为中国抗战史研究第一人，并在中共党史特别是抗日战争史研究领域奠定了大师级人物的基础。而后，唐先生以一发不可收拾的势头，不懈耕耘、努力攀登，在创新和超越之中，取得了丰硕成果，凸显其独特的学术智慧。

先生又是我参与上海市社联学会工作的引路人。虽然我是“文革”后恢复的上海市历史学会和新成立的党史学会、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最早会员之一，但到1987年，我被特招到上海空军政治学院，这是我第二次入伍。从海军到空军，以后学校转隶总政治部，我又穿上了陆军军服，从戎三军，我致力于军校的军事历史与军事史学的研究，与上海市社联学会工作渐趋疏远。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叶，随着军地合作的加强，上海社会科学界五路大军的联系越来越广泛全面。当时，我正主编一份军事类综合性学术刊物——《军事历史研究》，并承担军事学硕博研究生的带教，工作相当繁忙。但在先生的鼓动下，我参加了党史学会活动，并接替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务长朱华教授担任的秘书长一职。1998年，我以党史学会秘书长的身份，参加上海市社联第五届委员会全体会议，并被推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2002年10月上旬，在先生的竭力推荐下，我接替先生担任第七届学会会长，先生为名誉会长。之后，我连任第八、第九届学会会长，共三届历时13年另8个月之久。由于先生教诲有方，我也能够萧随曹规，学会大事均向先生讨教，在先生强有力的关心、支持下，学会每年都被评为社联优秀学会。2012年下半年，党史学会还被评为市级优秀社团，我代表学会在上海市第八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团体工作会议上作《加强学会建设，推进学会发展》的发言。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先生的鼎力相助和潜心指导！2016年5月下旬，学会召开第十届换届大会，上海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博士生导师忻平教授接任会长，先生与我都随了心愿，并都被聘为学会名誉会长。至于我参加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活动，并先后就任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常务副会长等职，也是在先生的引荐下实现的。

10年前，党史学会为庆贺先生80华诞，编纂了《史苑拓耕——唐培吉学术论文集》，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我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唐莲英为该书作序。为惜史存墨，我把当年序文中的几段话摘录如下：

《史苑拓耕》除见长于内容丰厚、史料详实、观点鲜明、视角独特等特点外，本人以为最具代表性的特点就体现在“拓耕”两个字上。

所谓“拓耕”，关键在于敢为天下先。综观唐先生的学术成果，诸多篇目均列于同类之首。如上文所述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上下册）、《两次国共合作史稿》《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史》《上海抗日战争史研究丛书》等，在同类著述中名列前茅，为同行之先。

所谓“拓耕”，核心在于敢为天下新。创新是学术研究的不竭源泉。唐先生参与学术研究活动，始终致力于新学科的开拓，被学术界传为佳话。他在《上海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文中，首次提出要建立“上海学”，呼吁学界关注。他在《延安学刍议》《延安学的核心内容——群众路线》等文中，首次提倡“延安学”，为“延安学”的问世揭开了序幕。在他《犹太学刍议》《犹太学研究发展的轨迹》等文中，又倡导“犹太学”。他接二连三地思考新学科的建设，既体现他可贵的学术创新精神，又展示了他坚定的使命意识。

所谓“拓耕”，重要的还在于敢为天下争。作为学术界的大家巨擘，唐先生不拘泥于现成的结论，不重复于前人的定律，而是敢于思考、勇于争辩，旨在复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探索客观的发展轨迹。他在《井冈山道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国共合作与抗日战争》《社会主义改造的再认识》等文中，对诸多传统说法给予新的判定，有根有据、入木三分，令人折服。

时间如流水，弹指一挥间，一晃10年过去了。2020年是先生90华诞，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史苑拓耕——唐培吉先生口述》即将由上海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一部“史苑拓耕”，前有论文集，后有口述篇，相得益彰，基本上可以反映先生的学术经历、学术成果和学术贡献。回望十年前对先生“拓耕”的解读，深感认知之不足；今读“口述篇”，却见先生拓耕之“史苑”，更觉内涵之厚重！

唐代《史通》作者刘知几有一段脍炙人口的名言：“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才少。夫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梗楠斧斤，弗能成宝。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此为无可加者。”刘知几所说的“才”，指的是治史之人对于历史研究成果的表达水平；“学”，指的是治史之人所应当掌握的知识；“识”指的是见识，即治史之人对于历史知识的认识能力；而“善恶必书”，则包含了治史之人应当具备的史德。重视史才、史学、史识、史德，是治史之人的优良传统和基本素养。然而，能够集“四史”于一体者可谓“世罕兼之”，而先生做到了。这方面，先生称得上是当代治史之人中的一面标杆。先生也认为：“中国修史传统渊源深远，有着世界上最为完备的修史制度和优良史风，史家具有治学严谨、锲而不舍、博大精深、秉笔直书的学风，重视史才、史学、史识、史德。这也是我做历史研究追求的境界。”

先生之史才，世人有目共睹。先生何以如此感叹“人间正道是沧桑”？是自身经历之使然！他出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成长于战乱的年代和火红的岁月。他的治史之道，是在历尽社会动荡、政治运动和行政管理等场景变迁，经过艰辛的磨砺，依靠锲而不舍的努力和不懈的奋斗，在自我选择中逐步铸就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生不辞劳苦，勤劳耕耘，在事无巨细的繁忙工作中挤时间，在筚路蓝缕的艰苦创业中打基础，终于厚积薄发，经过40年的精耕细作，取得了学术研究的丰硕成果：他撰写的论著共达130种以上，约800万字左右。“这些成果大致可以归为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抗战史、新四军军史、中外关系史、犹太学、延安学和上海学等学科或研究领域”，足见先生在史学领域不仅具有博大精深之功底，更具有触类旁通之能力。先生之史才，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彰显。

先生之史学和史识，当然体现于丰厚的学术成果，但更为重要的还体现在其学术思想和研究水平上。先生的许多真知灼见，实为治史之人必要之遵循。先生认为：“历史研究要建立在史料基础上，搜集史料要找尽可能发掘的原始资料，并通过考证核实，使之翔实确凿，有根有据。”他指出：“历史研究要有哲学思维，应有唯物主义观点，对历史要实事求是，回归历史的本来面貌；要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识到历史是由诸种因素合力而形成发展的，看问题要求全面，不能失之偏颇；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来研判社会的进退与发展；摆正社会活动中群众、政党、领袖的三者关系，正确处理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等；要有辩证法，要看到事物的两面性或多重性，要看到事物会从量变到质变，要看到事物的对立与统一的辨证关系，不然就会形而上学、片面地看问题。”他强调，治史之人“更要独立思考，要出观点，做到论从史出，既不可以论带史，亦不是史料堆砌；撰写文字只重平直朴素，不求词藻华丽；要注意和掌握好学术研究和宣传教育的差别，学术研究可百家争鸣，宣传教育按政策规定。”先生的治史之论，政治导向和问题意识极其鲜明，史学、史识智慧之光闪烁其字里行间，质朴但深邃，实为治史之金玉良言！

先生之史德，是学界公认的。按照刘知几的标准，史德则为“善恶必书”，这显然是狭义之史德。这方面，先生是不折不扣地做到了。先生研究历史，历来强调实事求是。识信史、辨伪史，写真史，实事求是地将历史事实放在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加于考察，在历史的陈述中总结历史的教训，探求历史的规律。极不人云亦云，更不东拼西抄，诚如古人所言，以水济水，岂是学问？德务于真，先生之史论和史述，是为真史之史，无假言之说。但“文如其人”，我所评价的史德还在于先生的道德风范和人格品位，特别是为社会文化进步所作出的示范功能。他多次明确表示：“我做历史研究的目的是学史、修身、资政、育人”。只因为如此，先生也获得了不少学术方面的荣誉，他主编的《社会科学争鸣大系·历史卷·党史篇》（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毛泽东思想研究大系·政治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上海抗日战争史丛书》10卷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丛书均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1986——1993年)、(1986——1993年)及(2000——2001年)著作类一等奖。特别是2017年，先生被评为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研究终身荣誉奖，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先生的座右铭是“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做爱国爱民的实事”。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教书育人，诲人不倦；胸怀坦荡，无私无畏；淡泊名利，宁静致远；治学严谨、锲而不舍；坚信马列，矢志不渝。古人云：学高为师、德高为范。作为后学，我不仅仰慕他有过多少的传世之作，培育过多少对他“生命的回响”的莘莘学子，更仰慕他身体力行的道德文章。祝愿先生学术之树常青，笑口常开，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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