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就是与美相遇
［教育大家谈］
教育就是与美相遇
——重温民国中小学教育
作者｜傅国涌
教育是什么？古往今来的教育家，都没有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明白，也许它永远都没有一个最终答案，但今天我想提供一个暂时的答案，教育就是在变化的时间中寻找确定不变的价值。
教育很奇妙，因为它是针对活人的。“活”字，三点水加一个“舌头”的“舌”，水是流动的，语言是千变万化的，所以人是在变的，时间也在变，教育就是在变化中找到那些相对稳定的东西。中国早期的经典文学作品中传递的价值、情感，跟今天这个时代还是相通的，例如《诗经》中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讲的是男女情感，“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讲的是人在自然变化中的感触，这些美好的东西具有稳定性，这就是教育要探求的。
教育具有现实性，一定是在现实的人间进行的事业；教育又具有超越性，一定是超越现实而指向某些更重要的精神层面的价值。而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成人之美”——花开是美的，男女爱情是美的，人间亲情是美的，所有的善事都是美的……美的涵盖面很广。从某种意义而言，教育就是要让人类活在美中，活得更美。
在真正的美面前，语言是苍白的。《论语》里有“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所有的美只能让人赞叹，但很难清晰地表述，教育的过程就是一个与美相遇的过程。科学是追求并利用“真”，哲学是探究并深入“善”，文学艺术是记录并展开“美”，而真、善、美又是相通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教育要指向的目标。
民国时期的教育，就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与美的相遇，它体现在教材、教师和教学的全过程。重温民国时期的中小学教育，对教育本质会有更深的体悟。民国教育的目标不是要把人塑造成“成功者”，因为成功是没有标准的，而是要成全人，让每个人成为他自己——最好、最美的自己。用美来定位教育的目标是比较恰当的，因为美是务虚的，而中国人太务实了。教育不应该是功利的，一个人将来是否成为总统或富豪，不是在受教育阶段要思考的问题。
课文之美：
热爱自然，崇尚亲情
191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初小《国文》第一册第一课，就是一个“人”字。一撇一捺是为“人”，从这个字开始，一个孩子进入教育之门，进入的方式是通过对家庭的认知，所以插图是一家三代人。第二册有这样的课文，“竹几上，有针，有线，有尺，有剪刀。我母亲坐几前，取针穿线，为我缝衣。”用这样的短句写出了《游子吟》中母子间的情感，呈现的是人性之美。
在另一个版本的民国课本中，小学生进入课堂的第一课是“天亮了”，不仅有日出、有雄鸡，就是每片树叶仿佛也活了过来，十分美好。那个时候，中国印制彩色插图是件很奢侈的事情，但课本里常常有彩页，让孩子能在有色彩的课文里感受到自然与人文之美。
1923年出版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有一篇《什么时候好》，讲的是一年四季的早晨，读起来就非常享受。“什么时候好？春天早晨好。看不厌，听不了，园里鲜花树上鸟。什么时候好？夏天早晨好。月光淡，星光小，绿柳枝头风袅袅。什么时候好？秋天早晨好。叶半红，花半老，露像珍珠缀百草。什么时候好？冬天早晨好。雪在山，冰在沼，满瓦霜花白皓皓。”
课文始终要注意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要给孩子想象力。叶圣陶和丰子恺先生合作的《月亮船》是一篇经典课文，“我看见一个月亮浮在天空，像一个小船，我想我坐到月亮船一定更好玩。我坐在船里许多的星，浮在船旁边，我把又大又亮的星放到一只盘里，我想回去送给妈妈，妈妈一定欢喜。”短短的文字里有科幻、有文学、有人性、有亲情，一步步拓宽了孩子的世界。
民国教科书给我的整体感受就是一个“美”字。一个人从小学一年级第一册第一课开始，读着这样的课文一步步往前，他的世界就是一个健康的世界，他所建立起来的价值是一种健全的、不会失衡的价值。教育给他提供的都是真美善的东西，让他建构起一整套应对世界、应对社会人生的价值观。
课堂之美：
教学相长，师德为范
“儿童不知春，问草何故绿”，因为儿童不知道春天来了，所以他会问草为什么绿了，老师就要给他作出解答，所谓的课堂就是有问有答，形成一种对话。我们中国人往往把课堂变成了老师单方面对学生的教导，就失去了教育原本应有的互动状态。
无论是苏格拉底还是孔子，他们留下最精美的东西都是对话，老师与学生的对话其实就是课堂原始的样貌。民国的课堂并不是有多么精彩，教师上课相对随意，甚至常常离题。但是过了几十年，老师正儿八经讲述的内容学生可能都已经忘记了，说明那些内容也没那么重要，反而记住了老师即兴的“离题万里”，而那些故事也成了校史中代代相传的佳话。
衡量一个好学校、好课堂、好老师的标准是什么？也可以看有没有故事。如果有，就是一个好学校、好课堂、好老师。课堂要有随意性和生动性，不要拘泥在课堂原本设计的内容上。因为教育是针对活人的，学生的问题也不是固定的，尤其是聪明的孩子，能提出许多老师意想不到的问题。师生之间的互动问答，就能创造出更加美好的教育生态。就像丰子恺漫画中出现的杨柳树、青草地、小河边，这就是生态，课堂也应该如此，如同草地上展开的对话。
钱穆先生做了多年的小学老师，他回忆自己有一次给小学生上作文课，布置的作文题目叫《今天的午饭》，把所有的作文收上来后，他把一篇佳作抄在了黑板上。他告诉孩子为什么这一篇写得好？“今天午饭，吃红烧猪肉，味道很好，可惜咸了些。”他跟学生说，“说话要有曲折，如此文最后一句。”
陶光先生是南开中学的国文老师，有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一点师”，原因是有一次一个同学写了一篇作文，开头第一句话是“远远的东方，太阳升起来了。”他在点评的时候说，能不能在“远远的”后面加一个标点，“远远的，东方，太阳升起来了”，一个标点可以让整个句子活起来。陶光会教作文，这样的点评能给学生带来无穷益处。
南开中学的孟志荪老师，学生回忆他讲庄子的《逍遥游》，一上来三句话：“孔子抓住一个'仁'，孟子抓住一个'义'，庄子什么都不抓，而他拥抱了全世界。”精辟的几句话，一下抓住了学生的注意力，进入《逍遥游》的世界里去了。孟老师更有一手绝活，他给学生批作文、考卷从不判甲乙丙丁，都是批某一首诗里的某一个句子。学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哪一等，而是得去找这个句子，找它出自哪首唐诗，这样就逼着学生有更宽的视野。
师者范也，师不一定高过学生，但是师要提供示范，就是透过老师的性情、个性、情怀去影响学生。学生在老师这里学到最多的其实不是知识，因为知识永远学不完，每个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但是可以透过他的性情和魅力，让学生感受到老师身上的力量和美徳，这是在传递价值。
课外之美：
释放天性，艺术滋养
民国教育非常重视让孩子参与表演。话剧是很训练人的一件事，表演让一个人能够代入，一个人的天分能够充分发挥，一个人的创造能力、反应能力、联想能力、应变能力、口头表达能力都可以得到全方位的训练。
镇海一所小学的科学老师江圣泗先生给孩子排的科幻剧《火星人》，其中出现了激光、人工造雨、基因工程、可视电话、改造沙漠、无土栽培，这些现在都已经实现了，但在1936年的中国只是科幻、想象。这一部科幻剧演下来，让学生对科学、农业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通过一次戏剧表演就能够把孩子带进这个世界，用爱因斯坦的话来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是知识进步的源泉。”
周恩来当年在南开中学的话剧舞台上以男扮女装出名，他在政治上的长袖善舞、身段柔软，是否与早年的历练有某种不可分的关系呢？南开的话剧舞台还成就了曹禺，他24岁就写出《雷雨》，自然与他中学时代常常参与话剧表演分不开。那时候很多学校都把这件事看得很重，学生在课余有很多精力放在排戏上，话剧舞台给学生提供了一个更大的空间，拓展了学生的世界。
一个人的格局尺度，往往是中小学时代奠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小学决定着人的一生，如果中小学时代的尺度还没有变大，那么未来的尺度就很难再变大，因为前面给他提供的模子太小了。我认为，大学教育不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时候一个人的个性、格局甚至价值观往往已经定型了，最关键的是，人的趣味已经定型了。
民国的教育理念还蕴藏在校歌里，从校歌可以窥见当时教育者的担当。朱自清用半文言为温州中学写的校歌，传唱90多年也不觉得过时，歌词中不仅概括了温州的山水，也传递了学校要提供的价值，“东西学艺”与“上下古今”，倡导的都是开放的启蒙价值。
当年中央大学附属小学的校歌，“钟山壮，长江长，我们的学校在中央”，一语双关，不仅是中央大学的附属小学，而且它的位置就在南京的中央，但最后它要传递的却是一个朴素平凡的价值，“我们在这乐园里努力准备，我们在这乐园里快乐安祥”。
很多校歌都很简单，比如德清莫干小学的校歌里唱的：“勤俭忠慎，我校之箴。耕不废读，读不废耕”，如果用这样的心态对待世界，进可以问鼎天下，退可以耕种田园，一个人永远都不会失落，因为总有一个可以去应对一切的精神世界。能提供这样的价值观，才是好的教育。
那个时代的校歌，几乎都是从看得见的山水开始，归结于学校到底要传递什么价值。上海位育中小学的也一样，“黄浦江水洋洋，大小学生聚一堂”，但是最后传递的是“爱我国，爱我校，爱我先生，爱我同窗”，如此亲切、接地气，说明校歌是有生命力的。歌里唱到的“创造，创造，生长，生长”，就是位育学校要传递的核心价值。人不是被修剪出来的，而是要自己生长的。
教育不是流水线式的工业，可以批量生产没有生命的产品；教育是种庄稼的农业，要收获有生命的果实。教育要面对活生生的孩子，他们各有性情，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无限可能性。
教育就是与美相遇。生命与生命的相遇是美的，学生与老师、学生与学生、学生与自我的相遇都是美的，每个人通过阅读与古今中外的生命相遇也是美的。所有的相遇都是为了拓展一个更宽阔的世界，让你的世界变得更大。
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就是要让人成为一个新人、一个美人。“美人”不是指长得漂亮，而是指成为知识、心灵和行为上的美人。美是对一个人最高的评价，美可以穿越时间，唯有美的价值是恒久不变的，真正的教育最终都要通向这个目标，即在变化的时间中寻找确定不变的价值。
（文／傅国涌（历史学者）本文节选自《教育就是与美相遇——重温民国中小学教育》，原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6年第6期，总第571期。）
教育，就是一场相遇
作者：王开东
（heimawangziwkd）
相遇，是一个美好的词。
想一想，就觉得神奇。世界够大，宇宙够浩渺，造化够弄人。怎么就遇上了呢？不早不迟，不偏不倚，就这样猝然相遇……
无数的故事，就会在相遇后产生，相遇比小说还要精彩。在无限不可知的相遇背后，小说家望洋兴叹。
生命如此蓬勃，汇聚，进而壮观。我们根本无法预知，在下一个路口，我们会和谁相遇。你从哪里来，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你像一只蝴蝶，停在我的窗口。我们彼此相遇，在生命的某一个时间。或交叉，或折叠，或平行，或先后，抑或左手是你，右手是我。
眼神与眼神瞬间碰撞，擦出的爱的火花，抑或是心灵和心灵的濡洗，陶冶出的浪漫情调。还有，翅膀和翅膀扇起的风。有时候，根本无需言语。很多时候，言语是脆弱的孩子，胆怯，并且无能为力。
每一次相遇，都是奇迹。尽管很多次擦肩而过，视若无睹，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相遇的期许。
张爱玲说：“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迟一步，遇上了也只能轻轻地说一句：‘哦，你也在这里吗？’”
这或许是一种最美的相遇。当然也是最平淡的相遇。
相遇是美丽的，但也是残忍的。接着相遇的，不就是分散？
顾城在《我总觉得》中写到：
我总觉得，
星星曾生长在一起，
像一串绿葡萄，
因为天体的转动，
滚落到四方。
我总觉得，
人类曾聚集在一起，
像一碟小彩豆，
困为陆地的破裂，
迸溅到各方。
我总觉得，
心灵曾依恋在一起
像一窝野蜜蜂，
因为生活的风暴，
飞散在远方。
但最重要的，是当下，我们相遇，我们相互欣赏，互相倾慕，我们知道下一刻就是分手。也许相见，也许永不再见，但那有什么关系呢？
当我们承认了他人即地狱，实质上，也就部分的承认了自我即世界。我不只是代表了人类，我还是这个物种的全部，我代表着整个人类的心智。达到这个层面，我们或许就能超脱。原来每一次相遇，只是相遇我们自己，是对自己生命的一种照亮。
相遇中，我们倾听他人的故事，实质上，我们只有倾听，没有故事。自己就是主人公，我在故事的中心，我主宰着故事的走向。当他人成了我们自己，故事就是生活。
突然领悟到，师生关系无非就是一种相遇。
孩子们像小彩豆一样从四面八方聚来，心灵依偎在一起。像种子一样，他们在流逝的时间中，生长出青葱的绿色。
我们在照看孩子，也是在照看自己，我们经历了我们生命的又一次长大。我们和孩子一起学习，我们重新经历，经历原初获得和发现知识的惊喜和战栗。在这样的经历中，我们和孩子彼此驯养，我们成了彼此生命中的独一无二。
作为老师，我疼爱这样的相遇，像农民对粮食的珍贵。我们种下期望，日日施肥浇水，相信种子，相信岁月许下的诺言。
我给孩子们公平。公平的给予他们阳光和雨水，而不是让他们长得一样的高，结一样的果。
我想给孩子绝对的安全感，没有被强加的任何负担，活在完整的和谐中。而且，我必须深刻的认识到，这不是我优越感的赐予，而是孩子们的权力和教育的需要。唯有在充分的安全和自由中，孩子的心灵才会真正打开，绽放。没有心灵的绽放，就没有教育。
我想把孩子从语言的理想主义中拔出来，让他们直面生活。语言是名词，是僵死的。没有理想的人，是可怕的。内心堆满理想的人，则是可悲的。当理想遮蔽了现实，理想就是障碍。所以，我们要引导孩子在现实中种植理想，收获新鲜的思想。
我想让孩子们听从自己心灵真实的召唤。在良好的关系中，孩子不但能够学习其他，也能够学习自己。我还要时时刻刻警惕孩子迷信榜样。事实上，孩子很难从榜样那样学到多少东西。在模仿和服从中，孩子会失去自由和舒展。孩子，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在自我的完善中，体验到生命的责任和使命，决不能让孩子失去自由，哪怕是以成长的名义。
我还要让孩子敏感，像草叶上的小露珠一样清澈，知道阳光和草的味道。散落在记忆之外的，以及没有觉察到意义的事情，等于什么也没有发生。因此，孩子必须要敏感，没有敏感，就没有生命的丰富。
我还要让学生感到自然，师生关系中最美妙的就是自然，庄子说，自然而然。真正的相遇，应该如流水一样平和宁静，师生关系最大的悲剧就是恐惧。绝对的善不会在恐惧中产生。
日丹诺夫有一首描写相遇的小诗。
鸟儿死去的时候
它身上疲倦的子弹也在哭泣
那子弹和鸟儿一样
它惟一的希望也是飞翔
这首诗就是在探讨“相遇”。作为具有同一愿望的主体，师生的相遇，本应该相得益彰，互相成就，彼此温暖。但在现实中，更多的时候，师生的相遇却是糟糕的，他们互相折磨，抵消了前进的动力，犹如子弹的轨迹和小鸟的飞行。尽管读来有一种残忍，但这常常就是生活的现实，也正是教育的困难所在。
（文章来源于王开东微信公众号，特向王开东老师致谢！）
守望新教育特别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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