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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线是一种理想——国人缺的是信仰还是底线?

熊培云 守望新教育 2021-10-25

[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守望新教育 守望真善美]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常新,自新,全新。——陶行知。日新之谓盛德。——《易传·系辞上》。惟进取也故日新。——梁启超。德贵日新。——康有为。(《新教育究竟是什么?

“《麦田里的守望者》为世界贡献了一个词语,守望。教育不是管,也不是不管,在管与不管之间,有一个词语叫“守望”。” 守望新教育,守望真善美。——陈东强(《境界无上限,道德有底线》《“底线伦理”的失守及其恶果—》《底线+榜样》)

底线是一种理想
作者|熊培云

尽管设置、认同并且捍卫底线在某种程度上说意味着一种浪漫主义,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没有底线的生活将会变得黑暗无比,没有底线的社会注定充满荒诞。如果地球和万物都失去了引力,我们将飘向何方?

没什么词汇比“底线”更能给人一种凛然的正义。国家被外敌侵略时,生长于斯的国民多会奋起反抗,因为侵略者触及了这个国家的主权底线;妻子与人私通时,男人们通常会怒不可遏,甚至扬言要杀了这双“奸夫淫妇”,因为他们相信“春风又绿江南岸,男人底线绿不得”;同样,被乡村干部挖了祖坟的农民,也不吝以死相拼,因为祖坟里不仅埋着他的父辈,同样埋着他的底线尊严之地雷。任凭平时忍辱含垢、唾面自干,但若被人“欺负至此”,埋藏多年的愤怒恐怕就要彻底引爆了。


 
无论你是否同意上述观念或者行为,但你不得不承认底线无所不在。而且,底线有着平衡社会的法力。今年暑假我回江西老家,发现村庄周围的古树被村干部盗卖殆尽,唯独祖坟边上的古树留下来了。这些树之所以没被强卖,便是因为有壮士以祖宗之名拼命,以致里应外合的树贩子与村干部不得不无奈罢手。现实近乎荒诞,在这里法律与政治道德都不足以阻挡权力与资本的合谋,倒是那几座孤零零的祖坟——被新政府批判的“旧文化”与“旧势力”,像是一座座捍卫尊严的堡垒,为这个村庄守住了一点底线。

【电影中的底线想象】


谈到底线,不由得让我想起两部欧洲电影:一是法国导演阿兰·查巴特的《RRRrrr!!!》(中译《森林鲁滨孙》),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三万多年前的浪漫故事。让我至今难忘的一个细节是:有一天,“美发族”发现了一具女尸,大家为此议论纷纷,有的说是植物杀死的,有的说是动物杀死的,也有的说是老死的。有意思的是,当有人猜测是“死于人手”时,立即引来一片哄笑——简直是天方夜谭!在这些可爱的原始人看来,人杀死自己的同类是不可想象的。在那些野兽出没、人心简朴的蛮荒岁月里,人类必须互相依靠才能向大自然要求最基本的生存权。人不能消灭自己的同类,或许是这些古人类的共同底线。和那个遥远的时代相比,文明人的底线却是越降越低,以至于在20世纪甚至彻底失去了底线,迎来一次又一次底线的崩溃。


与此相关的另一部电影是奥地利导演迈克尔·哈内克的《暴狼时刻》,该电影所涉及的是人类的未来:在一场大灾难袭击欧洲之后,一对年轻夫妇带着两个孩子逃离了城市,打算到乡下住上一段时间。然而,当他们赶到乡下时发现自己的房子已经被一个陌生家庭霸占。更不幸的是,陌生家庭的男主人决定不惜任何代价保护“自己的”栖身之地,竟然毫不犹豫地枪杀了这座房屋真正的男主人……迈克尔·哈内克的作品以剖析人性见长,在他眼里,文明竟是如此脆弱——“在灾难面前,所有的道德体系都可以轻易坍塌。”在这样兵荒马乱的时刻,你去背诵“风能进,雨能进,国王的卫兵不能进”的“产权宣言”已经不合时宜。


显然,《暴狼时刻》并非只是一则关于人性的消极预言,哈内克向观众无情地展示了人性中的黑暗以及一个社会在底线崩溃之时将要面临的灾难。灾难会导致底线的崩溃,而底线的崩溃必定酿造更大的灾难,直至人类苦心孤诣积累的文明自毁殆尽——而在这方面,几千年来的短暂历史已经给出了足够多的答案。


【沦落于历史烟尘中的底线】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底线。所谓“羊急了也会咬人”,连一只孤独的羊都有自己的底线,更何况是人?然而,尽管人人似乎都在或者都会“为(各自的)底线而战”,但你也不得不承认,在人类历史与社会生活中,各种底线并非牢不可破。所谓“共同底线”,有时不过是一根便于我们在大海中搜索有关沉船的苦难记忆的缆绳。


谈到法国大革命,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罗伯斯庇尔的残暴与随之而来的人头滚滚。殊不知,这位以“革命刽子手”形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法国青年曾经是个满目温情的人道主义者,一个坚定的死刑废除论者。然而,当革命的怪兽被唤醒并且横冲直撞时,同样是这位罗伯斯庇尔在人群中喊出了“路易必须死,因为祖国必须生”的惊人口号,并且在革命广场上竖起了屠杀反对者的断头台。冲破了底线的暴力总是遵循着相同的逻辑,不久后,当罗伯斯庇尔被热月党人押上断头台时,不过是换了句口号:“罗伯斯庇尔必须死,因为共和国必须生。”不难发现,当“人不可以消灭人”不能成为一个社会的共同底线,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奔跑的断头台”的下一个目标。


“20世纪流血,21世纪流汗。”我曾经满心欢喜,人类终于在21世纪进入了一个改良的世纪。然而,并不遥远的20世纪的血腥记忆让我也不得不时时思考保障人类“以流汗改变世界”的底线是否真实存在。且不说索尔仁尼琴笔下的古拉格群岛是一种怎样的苦难象征,在纳粹暴行揭露几十年后的1994年,卢旺达不还是发生了种族大屠杀?面对数以万计的死难者,人类底线何存?打开世界历史,各类宗教总是苦口婆心地教导人们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然而这些清规戒律何时阻止了野心家们以宗教之名杀生、偷盗和邪淫?直至今天,死刑仍在许多国家存在,国家以合法的“公共杀人犯”的身份继续为“人可以消灭人”提供某种正当性。更令人吃惊的是,那些被菜刀握住了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私刑,就像2008年10月发生在中国政法大学的弑师案一样,竟在中国人那里收获了震耳欲聋的掌声。


有底线吗?在复杂无比的人性面前大谈底线是不是过于浪漫?至少,我们该相信人类永远也回不到电影《RRRrrr!!!》里的那个“人不可以消灭人”的美好年代了。


【没有底线,一切皆有可能】


然而,尽管设置、认同并且捍卫底线在某种程度上说意味着一种浪漫主义,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没有底线的生活将会变得黑暗无比,没有底线的社会注定充满荒诞。如果地球和万物都失去了引力,我们将飘向何方?


相信许多人都看到过一个与以下版本类似的帖子:“早晨起床,掀开黑心棉做的被子,用致癌牙膏刷完牙,喝一杯掺了三聚氰胺的牛奶,吃根柴油炸的洗衣粉油条,外加一个苏丹红咸鸭蛋,在票贩子手里买张车票,准时赶到地下烟厂上班,9:30偷偷用山寨手机看股票从6124.04点跌到1240.46点,中午在餐馆点一盘用地沟油炒的避孕药喂的黄鳝,再加一碟敌敌畏喷过的白菜,盛两碗陈化粮煮的毒米饭,晚上再来一盘瘦肉精养大的死猪肉腊肉……这就是一个中国人的幸福一天。”


虽然这种糟糕的、夸张而戏谑的生活不会集中在某一个人身上,但是公众对近年来中国社会生活之底线沦陷的焦虑是显而易见的。而且,这是一种真实的焦虑。种种关于底线沦落的事实与传言,早已使中国社会一步步陷入失信的深渊。


网上流传的“国内十大著名荒唐禁令”所揭开的则是另一种荒诞。在这一系列著名的“禁令”中,竟然有一条是“中小学教师严禁奸污猥亵女生”。据称该条款出现在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和资阳区两个教育局颁发的“教师准则”内。很难想象这种完全触犯刑律的行为条款,会出现在教育系统的道德“禁令”之中。莫非这个禁令是要给中国刑法补画一条底线?抑或是地方教育当局认为中国重新回到了几十年前法治崩溃、“一部婚姻法治天下”的旧时光景?


有人说,人与动物的真正区别就在于人有“想象力”。或许,有底线社会和无底线社会的区别同样在于后者有着无人可及的“想象力”。在一个没有底线的社会,乔安娜·罗琳注定一生受穷。当有些人可以不受外界与内心的约束为所欲为,现实所创造的故事将远比罗琳笔下的《哈里·波特》更戏剧,更多彩,更扣人心弦,也更魔幻。


当警察可以推开公民的住宅将看黄片的夫妻抓进派出所,当乡干部可以带领教师和推土机去碾平村民的庄稼,当年轻的法官离奇地“被自杀”在看守所里,当居民有产权的住宅可以被拆迁队在光天化日之下捣毁,当一位被审讯的孩子的母亲会在失踪数月后突兀地出现在精神病院里,我们不得不说,在一个权力失禁、公民无声的无底线社会里“nothing is impossible”——一切皆有可能。


可叹的是,在这个重观赏而轻思考的喧嚣年代里,人们似乎更倾心关注低腰裤是否撞到了“社会底线”,而对于那些可能真正导致社会危机的“底线的崩溃”却不闻不问。


【底线是一种理想】


春秋时期,宋国大夫戴盈之有次和孟子谈治理。孟子谈到了民生疾苦,希望政府减免苛捐杂税。戴盈之也承认了这一事实,但是他表示真正取消捐税今年还不能实现,要到明年才行,今年只能够减轻部分捐税。孟子听后,于是便给戴先生讲了一个故事:


有这么一个人,每天都要偷邻居家的鸡。有人去劝告这个偷鸡贼:“偷盗行为是可耻的,从现在开始,你别再偷鸡了”。偷鸡贼听到后却说:“好吧,我也知道这样不好。这样吧,请允许我少偷一点,原来每天偷,以后改为每月偷一次,而且只偷一只鸡,到了明年,我就不偷了。”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回味的寓言。假使你足够细心,就不难发现,这个偷鸡贼的故事更像是一个关于转型期的故事。


在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不能偷鸡”无疑是一道底线。然而在一个以改良为主要特征的转型时代里,人们对这一底线的态度却兵分两路:“激进者”往往要求“底线一次到位”,即禁止一切偷鸡行为,任何人都必须遵守公民道德规范与法律(这何尝“激进”,其实不过是一种正常要求罢了);而着眼于“改良效果”的人则接受了“底线n次到位”——“毕竟鸡贼比以前偷得少了!”言语之间,甚至还会心存感动。在后者看来,最重要的是巩固已有的“减偷成果”,所谓“日拱一卒,不期速成”。当然,对于许多人来说,真正的痛苦在于“n”是未知数。没人知道这种偷盗行为什么时候会真正结束。


通常,人们将底线视为一种精神或者道德上的最低限度的约定,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道德或者精神上的共同体。有意思的是,无论是“底线失守”“守住底线”,还是“底线沦陷”, 这一切似乎都已经承认底线是一种既定事实。就像人们慨叹“人心不古”,遗憾只在于得而复失。然而,透过上述偷鸡寓言不难发现,有些底线(比如“不许偷鸡”)还只是一种未遂的理想。有人心急火燎,有人漫不经心,所谓转型期,不过是一种“有理想在”却又偏逢“理想未遂”的状态。


站在文明的阶梯上,你不得不慨叹“底线”这个词竟是那般暧昧。在某个地方或某个时间,也许它是理想,但在另一个地方或者另一个时间,它却成为底线。回顾或远或近的历史,百余年来中国人所有值得称颂的努力,不就是为了让“底线理想”变成“底线现实”吗?而人类的进步,不正是让曾经苦苦追求的理想一次次成为现实中的底线,并由此步步为营,接近更广阔、更真实的自由与幸福吗?


国人缺的是信仰还是底线?

作者|刘清平来源|何处相逢
刘清平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西文化比较、当代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美学。


有些日子了,人们常常谈起一个有点“文化决定论”意味的话头:导致中国当下种种问题的一个重要根源,便是理想信仰的缺失。赞同这个说法的不仅有政府领导、官媒人士,而且有专家学者、意见领袖,此外自然也少不了神父牧师、和尚道士;尽管他们推崇的理想信仰彼此不同乃至大相径庭,但在彰显国人的这种“劣根性”方面,明显已经达成了前所未有的“交叠共识”。
  
不过,笔者想在这里提出的是一个唱反调的浅见:从文化精神的角度看,导致中国当下种种问题的头号根源,不是国人缺少这种那种崇高圣洁的理想信仰,而是国人缺少一条听起来很俗气的道德底线:不坑害人。
  
无需细说,持有某种理想信仰——尤其是某种并非局限于一己的物质功利生活、而是旨在达成特定社会或灵性目标的理想信仰,对人们来说肯定是件“可欲”的好事,能够丰富人们的生活,增进人们的觉悟,升华人们的境界。
  
但问题在于,如果人们把自己持有的那些理想信仰凌驾于“不坑害人”的道德底线之上,甚至为了实现那些崇高圣洁的理想信仰不惜突破这条俗气的道德底线,其结果便是不言而喻的了:导致坑人害人的道德邪恶。
  
大家知道,国人有句老话,叫做“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如果说后一句精辟概括了“谁都不想受到别人坑害”的日常共识,那么,前一句则明白彰显了“谁都不应当坑害别人”的基本诉求。
  
并且,要是搞个问卷调查,相信大多数国人都会这样回答:坑人害人是不道德的,甚至是邪恶的。理由很简单:人们都会把别人坑害自己看成是一种不道德的恶;所以,只要人们把别人当成与自己一样的“人”,他们自然也会承认坑害别人属于一种不道德的邪恶。
  
可是,尽管有着这种十分广泛的交叠共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还是会发现大量坑人害人的邪恶现象。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种本来应当成为底线的交叠共识,常常被人们从属于这样那样更美好更动听的理想信仰,以致人们觉得为了实现这样那样更美好更动听的理想信仰,可以突破这条“不可坑人害人”的道德底线。
  
举例来说,主张共同富裕、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理想好不好呢?既能够消除贫富分化,又能够实现人际平等,明显是可欲的,所以现在有不少人推崇。但问题在于,要是你动用劫富济贫、暴力专政的手段,强行剥夺富人凭借勤奋努力积累起来的正当财产,严厉镇压任何对此提出不同意见的言论举动,甚至试图从肉体上消灭“毛孔里都滴着血”的资本家阶级,不就是在从事坑人害人的邪恶行为吗?
  
再比方说,在灵性层面虔诚地信奉上帝真主,无疑相当圣洁,能够净化人们的灵魂。可是,倘若你按照至高上帝的吩咐拔出刀来试图杀死自己的儿子,为了推广自己的信仰把异教徒绑在火刑柱上烧烤,乃至在“圣战”中残忍杀害无辜的平民,这种灵性的圣洁岂不是已经被坑人害人的道德邪恶玷污了吗?
  
又比如说,慈孝友悌的儒家信仰肯定也十分可欲:谁没有父母子女兄弟姐妹,谁不希望他们日子过得好,心愿能达成?可是,如果你为了不让杀了人的父亲蹲牢房就携助他潜逃,为了犯下强暴罪的儿子不受惩罚就帮他隐瞒洗bai,为了弟弟荣华富贵就直接提升他当局长县长,这种自家亲人的“天伦之乐”不是也严重坑害了受害者以及老百姓吗?
  
说穿了,今天社会上的种种乱象,诸如官员们的贪污腐败,制造者的假冒伪劣,商人们的坑蒙拐骗,乃至逐步蔓延开来的“易毒而食”等等,之所以让人们深恶痛绝,不同样是因为他们为了自己的发财致富,无视“不坑害人”的道德底线,不把其他人当“人”吗?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当前国人最缺的不是这样那样的理想信仰,而是“不可坑人害人”这条最基本的道德底线。换言之,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如果上帝不存在,一切事情都可能发生”,而是在于一条质朴到了极点的简单道理:如果不坑害人的道德底线不存在,一切邪恶的事情都势必发生。
  
进一步看,倘若换用更有现代味的语言说,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不坑害人”,其实也就意味着“尊重人权”。理由不复杂:坑害了一个人,就等于是侵犯了这个人的正当权益;侵犯了一个人的正当权益,也等于是坑害了这个人;两者在没有把这个人当“人”看这一点上完全一致。
  
所以,目前中国社会最重要的当务之急,不是找回或引进这样那样的理想信仰,而是首先确立起“不坑害人,尊重人权”的道德底线,由此培养起国人十分缺乏的“正义感”,形成尊重每个人正当权益的“公民意识”,不管是自己受到了坑害,还是他人的权益被侵犯,都敢于起来抗争,以防止那些不断出现的坑人害人、侵犯人权的邪恶事件。
  
说白了,主要就是由于缺失了这条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已经成为“交叠共识”的道德底线,缺失了这种在其他国度里已经得到广泛普及的“公民意识”,这个神奇的国度才会依然存在如此众多的道德邪恶,许多人才会依然凭借各种听起来的理想目标,为这些道德邪恶寻找冠冕堂皇的辩解理由,从经济繁荣、提升GDP、社会和谐、政局稳定,直到国富兵强、民众复兴、千秋大梦、江山永固……
  
要克服这类道德邪恶,粉碎这些理由借口,单凭其它任何理想信仰都是不够甚至无力的。关键仅仅在于:把“不坑害人、尊重人权”变成每个公民都能当成底线加以恪守、绝对不可突破的一种理想信仰。
  
当然,问题的另外一面是:如果能够建立在“不坑害人,尊重人权”这条最基本的道德底线之上,任何理想信仰都是可以接受、应当允许的,都有它存在的正当理由。毕竟,一个人要是在“不坑害人,尊重人权”的底线基础上怀有拜物拜金的理想信仰,凭借自己的勤奋努力、通过正当的手段途径追求发财致富,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本来,考虑到这个世界上理想信仰的丰富多样,任何人在任何时刻都必定是“缺乏”理想信仰的——不是缺了这种理想信仰,就是缺了那种理想信仰。但说破了,无论缺少了怎样的理想信仰,“不坑害人,尊重人权”这条道德底线却是绝对不应当缺少的。
  
最后回到那两个人们在日常话语中不断提起、而在哲学理论中更是被视为价值基准的术语那里:任何理想信仰不管多有“好”,倘若违背了不坑害人、尊重人权的道德底线,都没有资格说成是“对”的;只有严格履行了这条底线,一种理想信仰才不仅“善”,而且“正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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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田里的守望者》为世界贡献了一个词语,守望。教育不是管,也不是不管,在管与不管之间,有一个词语叫“守望”。” 守望新教育,守望真善美。——陈东强(《麦田里的守望者——在管与不管之间,有一个词语叫“守望”》《向着新教育的更深处漫溯》《做个内心有光的人——与人同辉,或独自闪光》)

“许多年后,假如有人问我,当年你为社会做过的贡献是什么?我会说:我传播了很多充满人性、良知、散发着正义光芒的文字,我拒绝了与邪恶同污合流。”这句话,据说是柴静说的,无从考证,但说得好。——陈东强(《让教育沐浴人性的光辉》《当代教育家的知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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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育实验,是一个以教师专业发展为起点,以通过“营造书香校园、师生共写随笔、聆听窗外声音、培养卓越口才、构建理想课堂、建设数码社区、推进每月一事、缔造完美教室、研发卓越课程、家校合作共建”十大行动为途径,以帮助新教育共同体成员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为目的的教育实验。

新教育新在何处?对于我来说,当一些理念渐被遗忘,复又提起时候,它是新的;当一些理念只被人说,今被人做的时候,它是新的;当一些理念由模糊走向清晰,由贫乏走向丰富的时候,它就是新的;当一些理念由旧时的背景运用到现在的背景去续承,去发扬,去创新的时候,它就是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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