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山不许一溪奔56，第十七章2，有思想界，就有不思想界
《万山不许一溪奔》各章梗概：
第一章：引子。
第二章：极大的勇气（连载2—5），胡适在国外对白话文的思考与探索。
第三章：中国的文艺复兴（连载6—11），蔡元培、《新青年》、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
第四章：洪水与猛兽（连载12—16），新旧思潮的交锋。
第五章：五月四日（连载17—20），五四运动。
第六章：实验主义（连载21—25），胡适的哲学思想。
第七章：整理国故（连载26—29），国学的主张，考证水浒传红楼梦，顾颉刚古史辨。
第八章：这个世界会好吗（连载30—34），创办《努力周报》，好政府主义，时事评论。
第九章：中国有进步没有（连载35—37），教育发展，北大索薪风潮
第十章：我的朋友胡适之（连载38—40），胡适与朋友的交往
第十一章：山月娟娟（连载41—43），胡适和曹诚英的恋情，兼及徐志摩陆小曼郁达夫王映霞
第十二章：人生观大论战（连载44），科学与玄学大论战
第十三章：混沌时期（连载45—48），胡适开始挨骂
第十四章，鲁迅和胡适（连载49）
第十五章，文明的成绩。胡适对西方文明的基本态度
第十六章，万山不许一溪奔。关于人权与约法的论战，同国民党的冲突
第十七章，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关于中西文化的论战
第十七章 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
2、“思想界”与“不思想界”
1922年4月，晨报副刊登出仲密（即周作人）的文章《思想界的倾向》：
周作人的担心，“国粹主义的勃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曾经跟胡适说过，胡适不以为然。他认为周作人过于悲观了，“仲密的根本错误是把已经过去或将过去的情形，看作将来的倾向。‘复古与排外’的国粹主义，当然不在将来，而在过去。‘着古衣冠，用古文字’的国粹主义，差不多成了过去了[1]。”
旧文化、旧道德已经被冲得七零八落，最多还有一些残渣余孽，哪里还会有什么“勃兴”？
胡适跟辜鸿铭喝酒，两个人坐在一起谈笑风生。
辜鸿铭说，张勋生日，我送他一副对联，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他问胡适，你知道啥用意吗？
胡适说，傲霜枝，自然是你们两位的辫子了，擎雨盖是什么呢？辜鸿铭答：当然就是满清那个大官帽子了。
徐世昌办了一个四存学会，取清初思想家颜元“存性、存学、存治、存人”之意，秉承儒家的价值观念。辜鸿铭说，四存就是“存四”，可对“忘八”。
俗话说，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辜鸿铭给续了两句：“孔会拜孔子，孔子要上吊！”
孔子的教学方法，在今天看都是有着积极意义的。试看《论语》的记载，他的弟子跟他非常随便，大家坐在一起闲聊，或者散步讨论，没有那些一本正经的刻板。人生并没有太多重大仪式，仪式太多会成为表演，讲话的人在演，听讲的人也在演；台上的人是演员，台下的观众也是“演员”，大家共同努力，唱了一台戏。到了这个地步，讲什么都不重要了，因为你并不尊重我，你只要求我们摆出一副恭谨端庄的样子，那就当群众演员好了。说实话如果将来有了机器人，完全可以代替主人去某种场合，比如开某些会议。
孔子如果看到后代的读书人对自己行跪拜礼，会吓一跳，这根本不是我的教育理念，为啥安在我身上？
民国那些老师们发现了这个秘密，他们一改那种刻板形象。闻一多在青岛大学讲楚辞，晚上七点上课，他讲义也不带，慢条斯理地坐下，掏出一盒红锡包，“哪位吸烟？”学生们笑。他点着吸一口，“痛饮之后读楚辞，方为真名士。”换一个时空，这种老师不被举报才怪。
辜鸿铭向来被认为是保守，胡适背地里称他为“老怪物”，他或许有些保守，但他决不狭隘。
“孔家店”是个老字号，“分店”太多，“老店”反而让人不认识了。辜鸿铭特别反对“孔教会”，看不起孔教会中人，反对民间甚至官方搞的各种祭孔仪式，称发起孔教会的陈焕章为“陈混账”。
胡适据此认为，“以崇古之辜鸿铭先生，而藐视‘四存’之圣人如此，然则‘四存运动’之不足畏也，不亦明乎？”
他最后说：“文学革命的健儿们，努力前进！文学革命若禁不起一个或十个、百个章太炎的讲学，那还成个革命家吗？”
1922年，章太炎到上海，公开讲授国学。在新式教育已经普及，胡适和钱玄同、顾颉刚等人大胆疑古的背景下，国学大师章太炎的上海行引起了巨大轰动。据曹聚仁回忆，第一天到会听讲的有一千二百多人，然而这种盛况迅速回落。章太炎讲了12次，常态下只有五六十人。
根本原因只有一个，就是章太炎讲的东西，已经没几个人能听懂了。谁能想到，一代国学大师，流传最广的著作，竟然是这次上海之行的讲稿，由曹聚仁记录整理的《国学概论》，薄薄的一本小册子。
胡适的自信就是从这来的，在思想界，连辜鸿铭这种人都把孔子拉下了神坛；在大众面前，连章太炎都无法扭转国学、即中国旧学问的衰微。
这个自信也符合陈独秀的判断，陈独秀不是说过吗，国学是什么，他也搞不清楚。从陈独秀开始，在将近上百年时间里，谁也没能清晰地对古籍的校勘、训诂、音韵、辨伪有过清晰的学科上的界定。上世纪九十年代，启功开设“古典文献学”，他比喻为“猪跑学”，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这似乎也可以列为被“举报”之列。
这真是令人伤心的事，中国文化大概积淀了两千多层楼，雕栏画栋的犄角旮旯，有蜘蛛网、老鼠屎、蝙蝠粪，学者如果爬楼都爬不到，又如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胡适对国学的贡献，体现在他对国学的“温和”态度。态度决绝的人，陈独秀、吴稚晖对他的整理国故不以为然，无知的青年甚至认为他在开倒车，走向了反动。保守的人，认为他处处跟我国传统文化作对，因为他坚称之所以整理国故，是因为这“国故”里面有很多“老鬼”，不去整理，如何能认识这些“妖魔鬼怪”？
胡适是乐观的：“虽然此时有许多女子还不能不衬棉花装大脚，但放足的趋势好像已超过未庄的赵秀才盘辫子的时代了[2]”他把鲁迅笔下的未庄搬出来，幽了周作人一默。
这里胡适生造了一个名词“不思想界”。
这个词真是吓我一跳。历来作《中国思想史》，大概就是“中国思想界史”，几乎没人涉及“不思想界”。可是“思想史”，是否应该是包括“不思想史”？这个不思想的历史，是否就是迷信、盲从、愚昧的历史？
胡适既然已经看到了“不思想界”，他为什么没有想到，“思想界”从来就不是“不思想界”的对手！
人们读书，就是想方设法从“不思想界”转到“思想界”。1926年，胡适在法国，一个中国留学生特意跑来请教，《中庸》上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话怎么解？胡适在日记里记载，“他到法国七年，法文还不曾学会，却记得这些混乱的胡话！”
这事恐怕怪不得这位学生，祖宗的书上既然有这句话，它必然会给后人带来困惑。
学子都是这样的，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
“狗肉将军”张宗昌，号称“三不知”，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枪、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姨太太。然而他到了山东，却开始痛苦：这个孔孟之乡，礼仪之邦，自己显得多么粗鄙，多么没文化！他开始醉心文化事业，先是组建了山东大学，教职员的薪酬跟北大差不多。他曾经想请辜鸿铭任校长，但当时辜鸿铭已经病重，不久就去世了，老张只好亲任校长，不过他知道自己没文化，并不干预学校运行，这比指手画脚的土蛋要强很多。老张到山大视察，善于制造喜感，比如看见篮球场上孩子们抢一个球，要求给每人发一个。
张昌宗还出钱重刻了一部《十三经》，据说这是当时印得最精良的一部书，他亲自写序，据说那序言是杨度代笔的。做了这件事之后，他以为自己也弘扬了文化了，也可以算是进入了“思想界”了。
胡适游庐山，看到一座石碑，刻的是朱元璋写的《周颠仙人传》。碑文说，一个和尚疯疯癫癫的在元末天下未乱时，就到处“告太平”。明明天下承平，搞什么“祈求太平”？大家都叫他周颠。这个疯和尚看出来了，上天没有给陈友谅安排皇帝座位，朱元璋才是真龙天子。陈友谅被打败后，朱元璋派人到庐山找周颠，但是没有找到，他是成仙了。又过了很多年，周颠派人给朱元璋送来灵丹妙药，治好了他的病，云云。
胡适说，这是“流氓皇帝欺骗世人的最下流的大文章”。“自明以来，上流社会则受朱熹的理学的支配，中下社会则受朱元璋的‘真命天子’的妖言的支配，二朱狼狈为奸，遂造成一个最不近人情的专制社会[3]。”
在思想界、“不思想界”之外，还有一个“麻醉思想之界”“利用思想之界”“篡改思想之界”，什么朱元璋，什么玄烨弘历，都是一丘之貉。
“思想界”的责任是影响“不思想界”，如果放弃了这个责任，思想界就堕落了；如果跟着“麻醉思想界”跑，帮着某些人给人民灌迷魂汤，把人民变成祥林嫂，变成闰土甚至阿Q，那就是倒行逆施，助纣为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