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山不许一溪奔》57，第十七章3，顾颉刚“侮辱“三皇五帝
第十七章 新文化运动和国民党
《万山不许一溪奔》各章梗概：
第一章：引子。
第二章：极大的勇气（连载2—5），胡适在国外对白话文的思考与探索。
第三章：中国的文艺复兴（连载6—11），蔡元培、《新青年》、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
第四章：洪水与猛兽（连载12—16），新旧思潮的交锋。
第五章：五月四日（连载17—20），五四运动。
第六章：实验主义（连载21—25），胡适的哲学思想。
第七章：整理国故（连载26—29），国学的主张，考证水浒传红楼梦，顾颉刚古史辨。
第八章：这个世界会好吗（连载30—34），创办《努力周报》，好政府主义，时事评论。
第九章：中国有进步没有（连载35—37），教育发展，北大索薪风潮
第十章：我的朋友胡适之（连载38—40），胡适与朋友的交往
第十一章：山月娟娟（连载41—43），胡适和曹诚英的恋情，兼及徐志摩陆小曼郁达夫王映霞
第十二章：人生观大论战（连载44），科学与玄学大论战
第十三章：混沌时期（连载45—48），胡适开始挨骂
第十四章，鲁迅和胡适（连载49）
第十五章，文明的成绩。胡适对西方文明的基本态度
第十六章，万山不许一溪奔。关于人权与约法的论战，同国民党的冲突
第十七章，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关于中西文化的论战
3、给国民党上反动谥号
高梦旦跟胡适说，编小学教科书，最难的是修身一门，翻遍经史子集，流传下来的人物，男的都是做官的，女的都是杀身的。想寻一些不做官的不杀身的人，作为修身教材，竟不可得。
钱玄同给顾颉刚讲了一个《聊斋》中的故事。有一个书生姓桑，一个人在郊外读书。有一天夜里来了一个美丽的女郎，自称名叫莲香，桑生很喜欢她，就和她同居了。但莲香总是隔几天才来一次，桑生很是思念。有一夜，又来了一个女郎，自称姓李，桑生也接受了。李女夜夜来，不久桑生就病倒了。
待莲香来时，看到他的病情，明白这是被女鬼所缠，反复叮嘱千万不要在亲近那个李女。李女来时，桑生就把莲香的话告诉她，她说，我是真爱你的，那个莲香，才是狐狸精呢！
桑生听了李女的话，仍同她交好，可是他的病情越来越重了。有一次莲香来，李女也在，来不及躲避。莲香奚落她说：“我固然是狐狸精，你却是真鬼。我隔几天才来一次，你却天天来缠着他，真的要把他害死了！”
钱玄同讲这个故事，是说古史蒙上了太多尘埃，有的是“狐”，虽然难免让人“狐疑”，毕竟还有几分真切；有的却是“鬼”，满篇的鬼话，整天缠着你，直到把你搞得生气全无，成为不会思考的行尸走肉。
“不思想界”就是这个特点，他们是由“思想界”代替他们来思考的，可是如果思想界兜售了很多假货怎么办？
1922年，顾颉刚非常贫困，他帮胡适找各种资料，胡适也借此资助他一些钱。后来经胡适介绍，顾颉刚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初中国语教科书和中国历史教科书。
本书前面说过，这期间顾颉刚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观点，三皇五帝都是传说，不是史实，学术界“疑古派”横空出世。可是编教科书不是学术讨论，顾颉刚也感觉不易把握。他请教商务印书馆史地部主任朱经农，朱经农说，“现在的政府大概还管不到这些事罢，你只要写得隐晦些就是了。”
顾颉刚于是在教科书中不提“盘古开天地”，对“三皇五帝”只略叙其事，加上“所谓”二字，表示并不真实。西方世界不是也有大洪水时代吗，大禹治水跟西方的传说有相通之处，把“三皇五帝”归为“存疑时代”，只是说他们不是“信史”，不应当作“史实”来看。既然是历史教科书，总该区分哪些是“传说”，哪些是历史真实。
《史记》里写了，汉高祖刘邦的母亲“刘媪”、就是老刘婆子，在大湖边休息，不知怎么的就睡着了，一条龙趁虚而入，然后就怀孕了，生下了刘邦。等刘邦长大了，走到哪里，头上那一片天，都有云气。此后又有什么斩白蛇，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全是刘邦的装神弄鬼，明明一个肉眼凡胎的小痞子，偏偏要编成“真龙天子”。
这是权力世界中的一个非常寻常的套路，凡是成大事者，还没出娘胎，甚至还只是一颗受精卵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先兆。用这套装神弄鬼的把戏蒙骗老百姓。
《史记·殷本纪》记载，殷的祖先，他妈妈在野外洗澡，看到有个玄鸟下了个蛋，就捡起来吃了，于是就有了身孕。
《史记·秦本纪》，秦国的祖先，母亲在织布，也是吃了鸟蛋，结果吃怀孕了。
因为有了司马迁的笔法，后代都跟着这样写“史”：
汉光武帝刘秀出生的时候，满屋子红光，老天爷也怪，田里的麦子一枝有九穗，因此取名为“秀”。
南朝梁武帝萧衍，出生的时候手里就写着个“武”字（大概贾宝玉出生嘴里就衔着块玉，是从这里受到启发）。
隋文帝杨坚，出生的时候一屋子紫气，恰好有个尼姑路过，要抱他，结果见他头上长角，身上有鳞片，吓得转身就跑。
明太祖朱元璋出生的时候，也是满室红光（编都编不出新意来了，干脆直接抄吧），这光太耀眼了，晚上邻居以为他们家着火了，跑来救火（他要是真的自燃倒好了，中国可以少一个最大的恶棍）。
除了这些不同寻常的征兆，他们的相貌也不同常人。
比如刘邦左腿有七十二颗黑痣；刘备大耳垂肩，手能过膝；司马懿鹰视狼顾，鹰视还不算特异，狼顾却是脖子能像狼狗一般，回头能转一百八十度。
历朝历代，哪个教书先生会把这些屁话当作金科玉律教给学生？
顾颉刚编的教科书，除了商务的编辑把关以外，还经过了胡适的检校，最后经过蔡元培主持的大学院（相当于教育部）审定，进入了中学课堂。
1929年，山东省参议员王鸿一提出专案，弹劾此书，说它“非圣非法”，应加以查禁。这一提案得到了戴季陶的积极响应。据说他在国府会议上，面色仓皇，一手拿着两本教科书，一手抵着桌子，认定这书是一种“惑世诬民的邪说，足以动摇国本[1]”“中国所以能团结为一体，全由于人民共信自己为出于一个祖先；如今说没有三皇五帝，就是把全国人民团结为一体的要求解散了，这还了得！”“民族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学者们随意讨论是许可的，至于书店出版教科书，大量发行，那就是犯罪，应该严办[2]。”
戴季陶留学日本，回国后办过报，介绍过马克思主义，任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现在更是国民党的智囊，如日中天的人物，他的主张给蔡元培很大压力，因为教科书是经过大学院审定的。报纸上说：“从前为白话文的问题，蔡元培不惜痛驳林琴南，今日对一无知的政客压迫思想学术的自由，乃阿谀以媚俗，甚矣，晚节之不易保全也[3]。”
报纸上不管怎么嘲讽，蔡元培是不适合出面的，他现在几乎等同于被告。国务会议提出的处罚条件非常严苛，说教科书前后印了160万部，该罚商务印书馆160万元。这笔罚款足以让商务印书馆破产，张元济连夜从上海赶到南京，请吴稚晖出来说情。最后的结果是免去了罚款，只是禁止发行，了结了这件“文字狱”。
顾颉刚等人的“疑古派”，核心是“四个打破”，即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4]。
这“四个打破”，正是国民党人所不能容忍的。民国初年，四方扰攘，军阀混战，谁有闲心管古代历史真伪问题。现在不同了，国民党北伐成功，东北易帜，南北统一，国民党正要借助中国旧文化的外衣，来实行所谓的“训政”。人民是属于“不思想界”的，需要“思想界”来“教化”；人民都是阿斗，国民党人是诸葛亮；人民都是未成年人，需要“党化教育”来“监护”。
叶楚伧在双十节发表的《由党的力行来挽回风气》，说“中国本来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胡适敏锐地感到，这是对新文化运动的挑战。他迅速写了一篇《新文化运动和国民党》，发表在1929年10月的《新月》杂志上。
这不是一篇文化之争的文章，而是从文化角度，把国民党的历史来了一个大起底，大曝光。
胡适说，我时时想到叶楚伧先生的话，时时问自己，觉罗皇帝以前的中国，是不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
“这个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这是今日我们不能避免的新旧文化问题的一个重要之点。如果三百年前的中国真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那么，我们还做什么新文化运动呢？我们何不老老实实地提倡复古呢？”
“叶部长所代表的反动思想究竟有几分可以代表国民党？国民党时时打起‘刬除封建势力，打倒封建思想’的旗帜，何以国民党中的重要人物会发表这样拥护传统文化的反动思想呢？究竟国民党对于这个新旧文化的问题抱什么态度呢？在近年的新文化运动史上国民党占什么地位呢[5]？”
在回答这三个问题之前，胡适先举了三个例子。
第一个，徐世昌做总统的时代，居然敢下令废止文言的小学教科书，但国民党当国已经两年了，我们还“不得不读骈文的函电、古文的宣言、文言的日报、文言的法令”！一个革命的政府岂不是连徐世昌的胆气都没有吗？
第二个，“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孔教，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但现在的情况是，“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礼拜可以不做，而总理遗教不可不读，纪念周不可不做。一个学者边了一部历史教科书，里面对于三皇五帝表示了一点怀疑，便引起了国民政府诸公的义愤……曹锟吴佩孚所不曾禁止的，终于不准发行了！”
第三个，“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但国民党至今还在那里高唱‘抵制文化侵略’！”
“以上不过列举三项事实来说明，至少从新文化运动的立场看来，国民党是反动的。”
胡适说，国民党对于中国旧文化的态度，都有历史背景和理论依据，“根本上国民党的运动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的运动，自始便含有保守的性质，便含有拥护传统文化的成分”。
“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所以含有夸大旧文化和反抗新文化的态度，其根本原因也是因为在外力的压迫下，总有点不甘心承认这种外力背后的文化。这里面含有很强的感情作用，故偏向理智的新文化运动往往抵不住这种感情的保守态度。国民党里便含有这种根据于民族感情的保守态度，这是不可讳的历史事实。国民党的力量此，他的弱点也在此。”
国民党这种保守态度的根源，胡适最终指向了孙中山，比如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部分章节：
胡适说：“这种说法，在中山先生当时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后来三民主义成为一党的经典，这种一时的议论便很可以主张顽固思想，养成夸大狂的心理，而阻碍新思想的传播。”
国民党历史上本来便充满着保存国粹和夸大传统文化的意味，它靠着新文化运动起家，是新文化运动的最大受益者，待到执掌政权，一切又回顾故态了。
胡适说：“我们这样指出国民党历史上的反动思想，目的只是要国民党的自觉。”“一个当国专政的政党的思想若含有不合时代的反动倾向，他的影响可以阻碍一国文化的进步。”“个人的偏见可以成为统治全国的政策，一时的谬论可以成为教育全国的信条。所以我们要明白指出国民党里有许多思想在我们新文化运动者的眼里是很反动的。如果国民党的青年人们不能自觉地纠正这种反动思想，那么，国民党将来只能渐渐变成一个反时代的集团，决不能作时代的领导者，决不能担负建立中国新文化的责任。”
胡适说，“国民党对于我这篇历史的研究，一定有很生气的”，实际上这篇文章，蔡元培、吴稚晖等人读了不可能生气，生气的是新上来的小政客，这些小政客正处于想做奴才而不成的苦恼之中。历史上从来都是这个样子，所谓的“大不敬”之罪，大都不是皇帝提出来的，在皇帝感受到“大不敬”之前，奴才们先“伤了感情”，他们顿足捶胸，要求皇帝严惩，于是一桩桩血案、一桩桩文字狱、一桩桩“思想罪”，就炮制出来了。
对胡适的迫害再度升级，各地党部纷纷开会，呈请缉办“竖儒胡适”，加在他头上的罪名有很多，什么醉心欧化，媚外分子，甚至还有“人妖”，“名教罪魁”等等不知何指的名词。
胡适对这些并不在乎，需要在乎的是新的动向：政客们建议非党员不得充任大学校长，国民党的训政，最终的指向、最难啃的骨头，当然是大学。很快，教育部收到指令，要彻查中国公学的办理情形。上海市党部宣传部密令没收焚毁《新月》第六、七期，这两期载有《新文化运动和国民党》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