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山不许一溪奔59，第十七章4，五鬼乱中华
胡适传
万山不许一溪奔
第十七章 新文化运动和国民党
《万山不许一溪奔》各章梗概：
第一章：引子。
第二章：极大的勇气（连载2—5），胡适在国外对白话文的思考与探索。
第三章：中国的文艺复兴（连载6—11），蔡元培、《新青年》、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
第四章：洪水与猛兽（连载12—16），新旧思潮的交锋。
第五章：五月四日（连载17—20），五四运动。
第六章：实验主义（连载21—25），胡适的哲学思想。
第七章：整理国故（连载26—29），国学的主张，考证水浒传红楼梦，顾颉刚古史辨。
第八章：这个世界会好吗（连载30—34），创办《努力周报》，好政府主义，时事评论。
第九章：中国有进步没有（连载35—37），教育发展，北大索薪风潮
第十章：我的朋友胡适之（连载38—40），胡适与朋友的交往
第十一章：山月娟娟（连载41—43），胡适和曹诚英的恋情，兼及徐志摩陆小曼郁达夫王映霞
第十二章：人生观大论战（连载44），科学与玄学大论战
第十三章：混沌时期（连载45—48），胡适开始挨骂
第十四章，鲁迅和胡适（连载49）
第十五章，文明的成绩。胡适对西方文明的基本态度
第十六章，万山不许一溪奔。关于人权与约法的论战，同国民党的冲突
第十七章，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关于中西文化的论战(56—59）
以下7000字
这个巨大的争议，体现在胡适倡导要铲除的“五大仇敌”：
第一大敌是贫穷。第二大敌是疾病。第三大敌是愚昧。第四大敌是贪污。第五大敌是扰乱。中国的敌人，帝国主义竟然不在其中，资本主义竟然不在其中，封建主义竟然不在其中。他公然宣称：这五大仇敌之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也不在内，因为我们之多有几个小富人，那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帝国主义为什么不能侵害美国和日本？为什么偏爱光顾我们的国家？岂不是因为我们受了这五大恶魔的毁坏，遂没有抵抗能力了吗？故即为抵抗帝国主义起见，也应该先铲除这五大敌人。李泽厚说：“胡适在政治上或政治思想上毫无可言。他的政治见解、主张和观念都极其浅薄（例如所谓五鬼——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闹中华之类）、无聊和渺小到可以不予理会[4]”。李泽厚此书写于1986年，当年他没有给胡适冠以“反动”的称号，已经难为他了。但是他把“五鬼闹中华”理解为“政治见解，主张和观念”，这就大错了，至于说到“极其浅薄”，恐怕更非如此。如果说1922年16人签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的确有一些“政治主张”的话，《我们走哪条路》却根本没什么“政治主张”。这篇文章谈到了政治，触及是现实问题，但却与现实政治保持了极大的距离，胡适在开篇就声明，中国国民党等几个党派的主张，都不在讨论范围之内，他不想纠缠在“无益的意气”之中。中国应该向何处去，目的地在哪里，是要“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这话说了等于没说，试问哪一个政党、哪一股政治势力不是公开宣称要让国家治安、繁荣、文明、现代、统一？真正的问题是，“我们一开始便得解决一个歧路的问题：还是取革命的路呢？还是走演进（evolution）的路呢？还是另有第三条路呢？——这是我们的根本态度和方法的问题[5]”。
改良主义倡导的是演进，是一点一滴的改革，不是“革命”，作为实验主义者，不相信有“根本解决”。武力暴动不过是革命方法的一种，而在纷乱的中国却成了革命的唯一方法，于是你打我叫做革命，我打你也叫做革命。打败的人只图准备武力再来革命。打胜的人也只能时时准备武力防止别人用武力来革命。这一边刚打平，又得招兵购械，筹款设计，准备那一边来革命了。他们主持胜利的局面，最怕别人来革命，故自称为“革命的”，而反对的人都叫做“反革命”……于是人人自居于革命，而革命永远是“尚未成功”，而一切兴利除弊的改革都搁起不做不办。于是“革命”便完全失掉用人功促进改革的原意了。 我们认为今日所谓“革命”，真所谓“天下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用武力来替代武力，用这一班军人来推倒那一班军人，用这一种盲目势力来替代那一种盲目势力，这算不得真革命。至少这种革命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没有多大价值的。结果只是兵化为匪，匪化为兵，兵又化为匪，造成一个兵匪世界而已。于国家有何利益？于人民有何利益？就是那些号称有主张的革命者，喊来喊去，也只是抓住几个抽象名词在那里变戏法。有一班人天天对我们说：“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封建阶级”。又有一班人天天说：“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封建势力。”我们孤陋寡闻的人，就不知道今日中国有些什么封建阶级和封建势力。我们研究这些高喊打倒封建势力的先生们的著作言论，也寻不着一个明了清楚的指示。今日所谓有主义的革命，大都是向壁虚造的一些革命的对象，然后高喊打倒那个自造的革命对象；好像捉妖的道士，先造出狐狸精山魈木怪等等名目，然后画符念咒用桃木宝剑去捉妖。我们很诚恳地宣言：中国今日需要的，不是那用暴力专制而制造革命的革命，也不是那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也不是那悬空捏造革命对象因而用来鼓吹革命的革命。在这一点上，我们宁可不避“反革命”之名，而不能主张这种种革命。因为这种种革命都只能浪费精力，煽动盲目残忍的劣根性，扰乱社会国家的安宁，种下相残害相屠杀的根苗，而对于我们真正的敌人，反让他们逍遥自在，气焰更凶，而对于我们所应该建立的国家，反越走越远。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贫穷，是疾病，是愚昧，是贪污，是扰乱。这五大恶魔是我们革命的真正对象，而他们都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倒的。打倒这五大敌人的真革命只有一条路，就是认清了我们的敌人，认清了我们的问题，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全功。不断的改革收功之日，即是我们的目的达到之时。文章在《新月》发表以后，梁漱溟迅速写了一篇《敬以请教胡适之先生》，发表在他主编的《村治》杂志上，胡适后来在《新月》上转载。梁漱溟对胡适一班朋友谈“我们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非常羡慕，认为是“盛事”。他回忆从1923年以北大为中心的知识分子发表“好政府主义”以后，已经有八九年不见胡适对现实问题的主张。这八九年，知识界变化太大了，好友李大钊甚至献出了生命，自己没有李大钊的勇气，但很愿意与适之先生“彻底讨论这个问题”。梁漱溟对胡适反对“暴力专制制造的革命”很是同意，但对于胡适列出的“五大仇敌”非常反对，尤其是胡适直接把帝国主义排除在“五大仇敌”之外相当不满。他说：在三数年来的革命潮流中，大家所认为第一大仇敌是国际的资本自国主义，其次是国内的封建军阀；先生无取于是，而别提出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之说，帝国主义者和军阀，何以不是我们的敌人[6]？
他直斥胡适的结论“轻率大胆，真堪惊诧！”原来帝国主义之不算仇敌是这样简单明了的事；先生明见及此，何不早说？可免得冤枉死了很多人。先生所说五大仇敌谁不知得，宁待先生耳提面命？疾病，愚昧，皆与贫穷为缘；贪污则与扰乱有关；贫穷则直接出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扰乱则间接由帝国主义之操纵军阀而来：故帝国主义实为症结所在。这本是今日三尺童子皆能说的滥调，诚亦未必悉中情理；然先生不加批评反驳，闭着眼只顾说自家的话，如何令人心服?尤其是论贫穷纵不必都归罪到帝国主义，而救贫之道，非发达生产不可；帝国主义扼死了我产业开发的途路，不与他为敌，其将奈何？
先生虽能否认封建的存在，但终不能否认中国今日有军阀这一回事。军阀纵非封建制度封建势力，然固不能证明他非我们的仇敌；遍查先生大文，对军阀之一物如何发付，竟无下文，真堪诧异！
总之，我于先生反对今之所谓革命，完全同意；但我还不大明白，先生为什么要反对。先生那篇文太简略，不足以说明；或者先生想的亦尚不深到周密。所以我非向先生请教不可。
梁漱溟也承认，说帝国主义是第一大仇敌，是三尺童子皆能说的滥调，未必“悉中其理”，他不满的是胡适考虑得不“深到周密”。的确，中国的最大仇敌竟然不是外来压迫，不是帝国主义，这很容易被人认为，这分明是赤裸裸地替帝国主义开脱。解决中国问题，必须要明白中国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如果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外部威胁，那么民族图存、反抗外来压迫就是最大问题。比如印度。几年前胡适在英国演讲，讲到中国近些年学习西方科学人生观，跟上西方文明进程，一个印度留学生说，在印度如果这样讲，会立即被认为支持英国人的殖民主义。显然印度人认为第一位的是反抗外来压迫。如果认为最大问题是内部一团糟，那么民主革命或社会革命就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比如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兰西出现多次反复；比如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又来个十月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政府，这个社会革命让俄国剧烈动荡。但说到中国问题，就变得无比复杂。1911年辛亥革命，到讨伐袁世凯，显然是中国内部问题，即推翻专制皇权的民主革命。袁世凯死后，1917年到1927年十年间，军阀混战，国家只剩形式上的统一，所以知识界呼吁“好政府主义”，主张裁军，主张南北和谈；国共两党走上历史舞台，高呼打倒军阀。不管是主张用和平方式还是暴力手段，仍然是中国社会内部问题。那时候胡适见溥仪、参加段祺瑞善后会议、谴责冯玉祥驱逐溥仪，都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围攻，尤其是读了几天书却又处于懵懂状态的青年人，骂得花样百出，不知所云。但1925年以后，国内党派虽然政治主张不同，但是对于打倒列强是一致的。比如陈独秀1922年论及中国政治问题，首要就是“帝国主义的压迫”。“东交民巷公使团简直是中国之太上政府，中央政府之大部分财政权不操诸财政总在之手而操诸客卿总税务司之手，领事裁判权屯军横行于首都及各大通商口岸，外币流通于全国，海关、邮政及大部分铁路管理权操诸外人之手，这些政治状况都是半殖民地的状况，不能算是独立的国家[7]。”用梁漱溟的话说，1925年到1927年的中国革命，“像是对外打倒帝国主义运动”，而且含有浓厚的“经济革命色彩[8]”，这可以看作是对陈独秀的解读——不打倒帝国主义，我国没法富强。梁漱溟对胡适的误解和李泽厚一样，他们把胡适的“五鬼乱中华”当作政治主张。这样一来，胡适既不反帝国主义，又不反封建主义，既不是解决外部敌人获得经济独立，又不是打倒内部敌人当家作主，凭空想出来的“五鬼”当作“敌人”，这五大“仇敌”可能要落到每一个中国人身上，这岂不是“轻率大胆，真堪惊诧”？晚清以降，似乎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都这样想：中国迫切需要一股压倒一切的新的政治力量走上舞台，有了这样一股政治力量，国家就改变了，帝国主义就无法染指了，然后经济、文化、生产关系各方面问题就都解决了。无论是康有为，还是孙中山，都带有这种急迫心理，必须赶紧解决外患问题，其他问题全都顾不上，他们不承认有渐进的路，渐进的方式来不及。而新文化运动的出发点，是探索从文化入手改变中国的道路，这条路从1915年开始，走了五六年时间，就被政治运动打断了。救亡和启蒙，当列强瓜分就在眼前，救亡才是主题，又如何顾得上启蒙？胡适的“五鬼”论，只能是文化上的主张。他试图改变中国人的思想，尤其是告诫知识分子，中国的新生应该从价值观念的改变开始，必须把注意力从政治领域转移到学术思想阵地上来，为中国打下一个思想文化基础。在给梁漱溟的回信中，胡适说，“我的主张只是责己而不责人”。如果说贫穷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难道八十年前中国果真不贫穷吗[9]”？有资料显示，1840年前后，中国的经济总量是世界第一。这似乎在说明，中国本来很富，然后西方坚船利炮进来，使我们变穷了。实则那时候的富，只是皇家的富，是各级官僚的富，是几个人的富，老百姓何曾富过？老百姓有口饭吃就烧高香了。中国古代专制社会，国库里金银成山，那也只是供个人的挥霍，这种国家是穷国，不是什么富国。何况工业革命发轫，农业文明立即被甩在身后，还妄称什么“黄金世界”？这样的“黄金世界”又有什么值得怀念的？至于贪污，胡适说：“贪污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最大特色。不但国家公开‘捐官’曾成为制度，不但二十五年没有考试任官制度之下的贪污风气更盛行，这个恶习惯其实已成了各种社会的普遍习惯”。他举了一位外国人的观察：
中国人生活里有一件最惹厌的事，就是有一种特殊的贪小利行为，文言叫做“染指”，俗语叫做“揩油”。上而至于军官的克扣军粮，地方官吏的刮地皮，庶务买办的赚钱，下而至于家里老妈子的“揩油”，都是同性质的行为。
我想问问李泽厚，这是哪门子的政治思想？又有哪一个朝代的为政者，治理过这种贪腐？历代不但没人管，而且谁掀了这种老底，愚众会脸上挂不住，于是群起而攻击揭穿这一切的人，说他崇洋媚外，说他给中国人抹黑，说他不爱国，让他滚出中国。于是愚者更愚。这就是愚昧的根源。帝国主义者三叩日本之关门，而日本在六十年之中便一跃而为世界三大强国质疑。何以我堂堂神州民族便一蹶不振如此？此中“症结”究竟在什么地方？岂是把全副责任都推在洋鬼子身上便可了事[10]？
五鬼乱中华，本质上没有脱离文化启蒙范畴。从1840年以来，中国的各种现实问题最后都归结到一个问题，就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文化如何主动调整，以适应现代世界。如果思想不独立，如果思想没有做足准备，那么永远会陷入被动，仓促上阵。 胡适写完这篇文章，几个月后，王照请求他为自己的文集作序。这位王照是前清官员，戊戌变法时，他主张兴办教育，多立学堂，然后再行新政。但康有为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路如何来得及？这种来不及的心态，这种求速成的心态，这种求治过急的心态，看看中国历史，是不是相当普遍？是不是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王照在书中说，跟康有为的对话，过去32年了。“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11]”70多岁的王照跟40岁的胡适说：“中国之大，竟寻不出结果明白的人，可叹可叹！”胡适说：“我回来想想，下面没有普及教育，上面没有高等教育，明白的人难道能半空里掉下来？然而平心说来，国中明白的人也并非完全没有。只因为他们都太聪明了，都把利害看的太明白了，所以他们都不肯出头来做傻子，说老实话。这个国家吃亏就在缺少一些敢说老实话的大傻子[12]。”“问问我们的政府诸公：究竟我们还得等候几十年才可有普及教育[13]？” 朋友朋友，说真的吧[14]！[1] 胡适日记，1929年3月29日，《胡适全集》第三十一卷，345页。
[2] 胡适日记，1929年5月14日
[3] 胡适《我们走那条路》，《胡适全集》第四卷，455页。
[4]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三联书店版2009年版，100页。
[5] 胡适《我们走哪条路》，《胡适全集》第四卷，462页。
[6] 梁漱溟《敬以请教胡适之先生》，《胡适全集》第四卷，474页。
[7]陈独秀《对于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184页
[8] 梁漱溟《中国问题之解决》，《梁漱溟全集》第五卷，206页。
[9] 胡适《答梁漱溟先生》，《胡适全集》第四卷，483页。
[10] 同上。
[11] 胡适《王小航先生文存序》，《胡适全集》第四卷，488页。
[12]胡适《王小航先生文存序》，《胡适全集》第四卷，487页。
[13]胡适《王小航先生文存序》，《胡适全集》第四卷，489页。
[14]胡适《王小航先生文存序》，《胡适全集》第四卷，4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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