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苏联粮食收购比上年减少了4500万公担。这主要是市场波动造成的，虽然粮食产量少了，但是其他农作物有明显增长，农民根据效益来决定种什么，本属正常。这时候苏联正处于快速工业化时期，1927年，工业生产规模已经超过1918年国内战争前的23.7%。为了快速工业化，需要购买外国的工业设备，这就需要外汇，而外汇只能用粮食去交换。国家粮食收购减少，对工业建设计划构成了威胁，也就是说发展下去，可能不得不收缩建设规模。从1924年起，苏联粮食收购主要依靠市场机制进行，现在斯大林认为，只有采取行政和司法手段来迫使农民按照低廉的国家价格出售余粮。联共中央决定派高级干部到粮食产区，1928年1月15日，斯大林到了西伯利亚。这个地区是最落后的，收购粮食不足计划的三分之一。在视察中，斯大林说话简短又清晰有力，“国家需要粮食”，“应当弄到粮食”，“如果我们有粮食，就能建设社会主义；如果没有粮食，就无法建设。”“如果不能改变粮食收购现状，中央就不得不撤换现任领导人”。一切都说明，粮食收购是压倒一切的任务。各级开始行动起来，说话也开始不一样，越来越多地使用军事战报中的术语：“迅速下达指示，谁不理解这些任务，谁就不理解革命”；“拒绝执行这一任务或表现消极将受到严厉制裁，直至开除党籍”；对于人们提出不要违法的建议，上级派来的特派员说：“又来这种官僚主义了！斯大林同志已经给你们提出了一个口号——压垮它！打倒它！扼杀它！”用什么形式和方法来“拼命”（这俩字是斯大林用的）收粮食呢，斯大林没有说，人们都不清楚这些措施的范围和边界。斯大林在西伯利亚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他说，在十月革命前，全国大约有1500万个个体农户，但现在有2500万个，我们在革命后，成了最典型的小农国家之一。“我国是小农最多的国家，如果我国在农业的发展方面不来一个转折，今后仍将是一个小农国家。”斯大林说，小农“不愿意成为单纯生产小麦的农户，他们想什么都有一点，因为他们认为，谷物如果没有收成，马铃薯会有收成，要是向日葵没有收成，还会有乳制品，小牲畜会增加。这种混合型经济、小型经济，对大国来说是一个不幸。”为什么呢，因为这种经济形态下，农户不能使用机器、运用科学知识，只有一定经营规模才会运用。富农的规模就够大，他们就能够利用一切科学资料。这就是富农的奥秘，他们不是生来就有雄厚的力量，而是有了规模积累，然后就可以使用机器、化肥，什么都可以使用。既然如此，那就把个体农户都培养成富农，培植大农场嘛。斯大林说，不行，我们是苏维埃国家，我们不能像匈牙利、美国那样培植大的农场主，我们必须培植国有经济，不仅在工业中，而且在农业中培植公有经济。要么走发展个体大农户的道路，要么走发展集体大农户的道路，第三条路是没有的。这要求我们逐步把小农户和极小农户联合为集体大农户，有了集体性质的农庄，我们就可以实现农业现代化了。现在好了，所有矛盾的焦点都集中在“富农”身上。粮食收不上来，是因为富农看粮价上涨，就囤积粮食。长远看，实行集体农庄，也必须消灭富农，因为他们掌握生产资料。几十户贫农组成集体农庄有啥用？那些大骡子大马从哪里来？当然是从富农的院子里来。斯大林说，“我们有国内敌人，也有国外敌人”，农村的敌人就是富农，克服困难的办法就是无情地消灭富农。从1921年开始，苏联实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策，即新经济政策，核心是利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经济。这一政策让经济迅速恢复，到1927年，全国富农达到90万户，这还是在国家严格控制之下实现的。在苏联话语体系中，很多词汇的边界不清晰。比如，朋友和敌人不清晰，列宁说农民是工人阶级的朋友，然而现在富农是不是农民？公与私不清晰，农民私藏的粮食，到底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当所有权缺失的时候，有可能是私人的，也有可能是公家的。有罪和无罪也不清晰，抓起来就必定有罪，否则为啥要抓你？这一切不清晰，最根本的是敌人和人不清晰。敌人是不是人？如果认为敌人也是人，那么敌人应该得到人道待遇；如果认为敌人不配为人，那么非人的暴行必定发生。比如刘邦的老婆吕后，把刘邦的小老婆戚夫人砍去四肢，扔在厕所里，叫作“人彘”。她兴致勃勃引着儿子汉惠帝去看，儿子一见之后，哭着说这就“不是人能干出来的事”，没几天厚道的汉惠帝就死了。第一，把粮食挖出来。为了找出藏在地窖中的粮食，把人吊起来打，把全村人脱光关在谷仓里受冻，让人赤脚在雪地里受审，把女人的裙摆浇上煤油点燃，用离间计让村民互相撕咬揭发，把人赶出家门把房顶掀掉把炉灶拆掉，零下二十度的严寒，婴儿冻死在母亲怀里……立即有了成果，大批粮食被挖了出来，有的甚至是1919年、1924年、1926年年景好的时候储存的。前面说过，词汇没有边界，找出来就充公。富农、中农的界限也在消失，只要找出来粮食，就都是“富农的”，都在没收之列。就是这样，很多地方连种子都没有留下，也没有完成粮食征购计划，第二，从快审理，快速定罪。上级的特派员、当地苏维埃、派来的工作组、警察，都有抓人的权力。抓来之后，要求几天就结束审判，到处设立流动法庭，没有辩护，没什么证据。法院有抵触，斯大林就敲打司法系统，说这些人哪，平时就是跟富农有勾结，经常拿这些坏蛋的好处。于是各地到处都在努力超额完成任务。被揪出来的富农越来越多，各地掀起了骚乱甚至暴动，斯大林紧急刹车，要求纠正粗暴行为，为一部分被剥夺的富农和错划为富农的人“恢复名誉”。在库尔斯克地区，8900户富农恢复名誉的4400户，其他地区也是占到一半。别以为这是停止，这只是暂歇，是顿挫，是手腕，是“工作艺术”，很快又掀起了一场新的、规模最大的消灭富农的浪潮。1930年1月，《真理报》发表《消灭富农阶级已提上日程》的社论，号召“向富农宣战，同它作殊死斗争，最终彻底消灭富农。”富农快速破产，被抄走粮食、机器、牲口的是破产了，更多的人是“自愿破产”，把机器拆了跑到城里卖零件的，半夜偷偷杀牛杀马的。杀自己的马，没有一个农民不会流泪。人们把肉埋在冻土下，然后祈祷不要被搜去。从1928年开始，仅仅两年时间，俄罗斯联邦富农户数所占比例从1927年的3.9%减少到1929年的2.3%，乌克兰从3.8%减少到1.4%。到1929年，苏联富农的比例为2.5%，总数下降为60到70万户。斯大林集团开始下指标，他们的指标只能意味着超过最低限度的若干倍。新的规定是，在北高加索、伏尔加河中下游、西伯利亚、乌克兰等粮食产区，被剥夺的富农的户数不得超过全体农户的3—5%。注意这个比例，前面说过，苏联富农的比例只有2.5%。消灭富农的“大杀招”是迁徙。1930—1931年，迁走了38万户，这些人没了生产资料，迁到西伯利亚、哈萨克等地区。还有25万户是自己主动变穷的，叫“自动实现非富农化”，砸锅卖铁，跑到城里去，或流落他乡。还有40万户因为没什么家产，本不在迁徙之列，但财产被没收或受尽折磨之后，也四散奔逃。总的数字是，在剥夺所谓的富农过程中，消灭的农户总数大约有110万户。一个四口之家，就是400多万人。富农和中农，没什么界限。名词已经没有了它应该有的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写沙皇时代被流放的人们，那境遇也未必有这些迁徙的人凄惨，至少睡觉的屋子是暖的。1929年到1933年，苏联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要求沿着工业化道路迈出巨大步伐，计划20%的农户吸收到集体农庄里来，同时要采取措施，积极发展个体成分。然而这个计划事实上被放弃了。当时集体农庄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的，但从1929年开始，使用行政命令和强迫手段，小块土地被集中规划为大农场，生产资料属集体所有，私人交易属违法行为。农民的收入以工作量和工作性质作为分配原则，每户农家可以有一片菜园子，一间牲口棚和一头母牛。富农，不过是先富起来的农民，现在，大家都一样了。集体农庄迅速以“争速度”的竞赛开始扩张。1927年，集体农庄只有1.4万个，到1929年增加到5.7万个，1929年，有的地区喊出了“全盘集体化”的口号。1929年11月，斯大林发表《大转变的一年》，断言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篇文章之后，全盘集体化提上了日程。各地的热情高涨，突击运动的方式最是盛行，工作组全都比着“看谁最多”，他们对农民说，“谁不加入集体农庄，谁就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有的地区有60%的农户加入集体农庄。实际上这都是假的。800个人凑到一起，就是一个企业吗？在北高加索，就是肖洛霍夫家乡，以及乌克兰地区，领导人都表示，五年集体化的目标，下一年就可以实现。斯大林据此亲自修改相关文件，要求北高加索等地区要在1930年秋天或1931年春天完成集体化。斯大林号召，“在组建集体农庄方面开展社会主义竞赛”，而同时又要求，“上级不得给集体化运动颁布任何命令”。可见这两个要求也是没有边界的，如果有人解释说这二者并不矛盾，大家也没办法，随他怎么说吧。政策也迅速走板，广袤农村里的一切活物，似乎都成了苏联“公有”的，农户唯一的一头奶牛，甚至家禽，都充公了。估计只有狗不会，这货没法充公，它会赖在家门口不走。各地的动作再快，也比不上斯大林的指示快，《真理报》按照他的要求发表社论说，“1930年—1931年75%的品种中农实现集体化的规划还不是上限”。各地到处发生农民抗议甚至反苏维埃的暴动，1930年初的三个月，就有2000多起。1931年1932年收成与往年相比，减产并不多，本没有饥荒威胁。但集体农庄的粮食在田里脱粒就被送往粮站，连村里的粮仓都没进，个体农户的粮食都被强行征收了。粮食卖到国外去了，换钱搞工业化。1932年夏，乌克兰产粮区在半饥饿状态下度过了一个冬天。地里的庄稼还没有成熟，妇女们就来了，她们晚上摸上来，用剪刀剪下谷穗，为的是给孩子熬粥，人们称她们是“理发师”。到了秋收季节，第一批刚打下的粮食要被运到收购点的时候，男人也加入进来。人们衣服内侧缝了无数的口袋，把粮食揣在怀里带走。我不能用“偷”字。《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因为偷了一个面包被判19年苦役，冉阿让不是偷。1932年8月，斯大林亲自参与起草了《保护社会主义财产法》，规定“对盗窃集体农庄和合作社财产的人”，可以“枪毙并没收全部财产”，情节轻微一些的，“剥夺自由10年以上，并没收全部财产”。这个法令，在农村被称为“五穗谷物法”，那些饥饿的人知道，所谓要保护的社会主义财产，本就是属于他们的口粮。到1933年初，不到5个月时间里，有5.4万人被判罪，2100人被判死刑。法官们说，他们难以举手。基层干部们同情农民，工作不积极，北高加索地区2.6万名即45%的农村党员被开除出党。州里的领导干部，也有因为允许基层留下粮食种子而被关进监狱。1932年和1933年之交的冬季，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河中下游、南乌拉尔、哈萨克斯坦的农村普遍发生了饥荒，出现了整村人饿死的情形。西方研究苏联问题专家说全盘集体化时期死了1300万农民，其中有700多万死于饥荒。90年代，苏联《真理报》否认这个数字，认为“客观估计”是300到400万。然而，我看到的一本书上写，斯大林跟丘吉尔说过，集体化的政策，是以1000万富农的生命为代价执行的。1930年3月，由于各地骚乱，斯大林在《真理报》刊登《胜利冲昏头脑》，谴责过火行为，强调集体化必须遵循自愿原则，同时把“偏差”的全部责任推到“鲁莽”的地方干部身上。要求“巩固既得胜利，用这些胜利以求进一步的前进”，人们读了都脑袋发蒙，到底是应该纠偏呢，还是巩固现在的“偏”呢？5月，苏联筹备召开十六大，在基层组织会议上，许多党员批评集体化政策。6月9日，《真理报》刊登工人马马耶夫《给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信》，他在信中说，“究竟是谁的头脑昏了”？“决议和实际是南辕北辙。应该讲出自己的毛病，而不要以此来教训基层党员群众。”这个普通工人在后来的大清洗中命运如何，就不知道了。肖洛霍夫愤怒揭露大饥荒真相，斯大林的回信才是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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