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死》
同学老胡问我，迅哥逝世纪念日，先生不写点什么吗？我说应该写不出什么吧。老胡反驳，迅哥当年说没有写什么，可还是写出了不朽的《纪念刘和珍君》。好吧，既然是迅哥逝世87周年的日子，那我就写他的《死》吧。1936年9月5日，鲁迅写了一篇《死》，距他逝世只有一个多月。在文中他说：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都不宽恕。鲁迅所不宽恕的人，也许包括了陈西滢、梁实秋，也许还有胡适、郭沫若，但这些远远不够，也许他并没有具体所指，也许他的“一个都不宽恕”，还包括了他笔下的阿Q。谁知道呢？1、鲁迅发现了中国人：国民性近现代史上的启蒙，核心就是一条，即古老的中国如何适应现代的世界，跟上世界文明的脚步。新文化运动，从陈独秀到李大钊到胡适，这些人也都在论文化、论文学、论中国人的精神，但是他们启蒙的重点很快转向了社会制度层面，于是陈独秀请出来民主、科学两大“先生”，胡适跟国民党要“人权”，要消灭“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五大“仇敌”。只有鲁迅深入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在这一点上，没有人能有文学家鲁迅发掘得那样深刻。鲁迅看到，如果人不能做出改变，那么任何制度都无济于事。鲁迅说：“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也没有别的路。”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他说：“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甚么甚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染缸是由国民性决定的。一个人换了一身衣服，但肚子里的货色一点没有变，他恐怕仍然活在古代；企业换了个招牌，变成了“公司”，可是它是不是“现代企业制度”？鲁迅一百多年就已经一语道破，有“国民性”在，染缸换了一池清水，这水仍然会变色。国民性是什么？胡适等人写到世故、圆滑、苟且，似乎哪一国也都有，只有鲁迅，他发现了“奴性”。看《阿Q正传》是如何写的。阿Q被抓到大堂上，看见上面坐了一个脑袋精光的老头子，下面一排兵，又有十几个长衫人物，“他便知道这人一定有些来历，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的宽松，便跪了下去了”。长衫人物吆喝他，站着说，不要跪！“阿Q虽然似乎懂得，但总觉得站不住，身不由己的蹲了下去，而且终于趁势改为跪下了。”“奴隶性！……”长衫人物又鄙夷似的说，但也没有叫他起来。身不由己，是一种“无意识状态”，这种“无意识”的“下意识”，就是国民性。阿Q见到当官的“老爷”，腿就发软，就站不住，连蹲下都还是不自在，只有趁势改为跪下，他才会觉得舒坦。两千年的专制社会，岁月沉淀下来的重量，让阿Q承担不了。这重量已经磨损了人们的膝关节，那是对权势的怯懦，是痛到不敢哭出声来的苟且，是无法站立的灵魂！不必嘲笑阿Q，所有在官面前矮一头的感觉，不都是阿Q的遗传吗？鲁迅还发现了“精神胜利法”。精神胜利法是什么呢？是人对环境的极端妥协，他把外部世界看成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而随时改变的意象，有了这种意象，人对环境就是永远满意的，永远也不会去与外部世界抗争。人是可以和环境妥协的，岭南再苦，但此心安处是吾乡，苏东坡就是一个例子。但阿Q是一种虚假的“自洽”。有了这个法宝，他每天都是幸福的。即使他被打了一顿，他也可以说：我总算被儿子打了。以此类推，他也可以说，我总算给孙子跪了，我总算被王八蛋欺负了。直到临死前，他还在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他死了也是胜利的。精神胜利法，是把失败当胜利，把耻辱当光荣，把耍宝当喜剧，把小丑当主角，把把苦难当消遣，把惨痛当财富的自我欺骗。它不是什么自我疗伤，不是什么心里安慰，而是一种精神上的“妄想症”。有了这种“妄想症”，一个人可以忽视自己所有的缺陷，把所有的不好，都可以说成“就是好，就是好”。阿Q死了一百多年了，可是你我身上可能都有阿Q的影子。我们都曾经在心里骂一顿，在网上骂一顿，或者念叨诸如“打倒”“消灭”之类的词，然后心里就舒坦了，就胜利了。2、鲁迅发现了中国社会：吃人筵席吃人，有三个层次。第一，吃人者，是由上对下的压迫与凌辱；第二，被人吃者，也在吃人，明明是被压迫的对象，但是也在压迫更加弱小的，比如阿Q欺负小尼姑；第三，不管是吃人者，还是被吃者，又在“自食”，这是自我压抑，自我毁灭，比如祥林嫂。《狂人日记》里的“我”，看到家里人要吃他，邻居要吃他，大哥、陈老五、佃户、赵贵翁，甚至赵贵翁的狗，都带着不怀好意的眼神，多看了他几眼。这几千年的历史，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可是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鲁迅多次写过人们观看杀头。在《示众》里，囚车在街上走过，人们伸长了脖子，拼命挤到前面去围观，生怕错过一场热闹。阿Q临死前喊出“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人群“便发出豺狼的嗥叫一般”的喝彩。这也是一种“吃人”，当人的精神实在麻木，只好消遣那喷出的一腔热血。最终发展到真的吃，吃烈士，吃人血馒头。
这个“吃人社会”，是让人不成为“人”，只剩下主子和奴隶。于是当阿Q得知要造反了，他躺小自己的小屋里，眼前浮动的是白盔白甲的革命党，拿着三尖两刃刀，未庄的一伙鸟男女跪下喊饶命。不能饶，赵太爷，假洋鬼子，都得杀，王胡留着吗？算了，也不要了。然后就是元宝、洋钱，秀才娘子的宁式床，自己是不动手的了，叫小D来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女人，各种各样的女人，这个太丑，那个不是好女人，第三个脸上有疤，吴妈，可惜脚太大。《阿Q正传》最精彩的，就是这一段。当奴隶成了主子，就轮到别人下跪了，就轮到自己杀人而不被人杀了，就不用自己劳动就有人伺候了，就可以抢到大把金钱，抢到女人了。于是历史只有两个时代：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没有做成奴隶的时代。3、鲁迅的悲剧；孤寂，扼杀，捧杀，遗忘鲁迅对人性持严重怀疑态度，他和弟弟周作人反目，和顾颉刚、林语堂交恶，被他骂过的人不计其数，甚至连李四光都骂。他是个清醒着的孤独者，当他躲在上海那个小屋中的时候，他只和“颓废”作家郁达夫最合得来。这属于性格问题。但是作为文学家的鲁迅，他是炽烈的。他的《呐喊》，他的《热风》，只看书名，一团火热的气息扑面而来。他的炽烈来自于改造中国人的自我使命。这一点，反倒是被他经常夹枪带棒讥刺的胡适最是理解他。四十年代，胡适卸任驻美大使之后，游荡在街头，看到书摊上有鲁迅的书，他买了几本，一直看到后半夜三点多。生死两隔，不知道他隔空和鲁迅说了些什么。此后鲁迅突然大火，他从一个文学家变成了革命家。这时候的鲁迅，脸上被涂抹了太多油彩，还有几分是他自己，没有人知道。被鲁迅骂过的人，几乎全都成了坏蛋。一个死人，无法为自己说话，他成了人们手中的工具，人们忘了他的作家身份，不去思考他的语境，只记得“丧家的乏走狗”“吧儿狗”“痛打落水狗”等等激愤的言辞，记得这“三狗”，就随时可以用来打人，用来凌虐人。被别人打，也打别人，这是鲁迅万万想不到的，尽管他生前说过，不是棒杀，就是捧杀。鲁迅的身前身后，这两种“杀”法都经历过了。1980年，王蒙在《读书》杂志发表《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总算把人们对鲁迅的曲解做了一番矫正。再以后鲁迅突然沉寂下去了，年轻人不再读鲁迅，人们似乎把他忘了。有人说他是“民国第一喷子”，有人还在用他的“三狗”，还有人把当代大学生比作孔乙己，这都说明，是不懂鲁迅的人在用鲁迅。而懂得鲁迅的人，却在沉默中。在《记念刘和珍君》中，鲁迅反复说到死：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沉默也是一种死。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没错，对这样的一个世界，当然是死了也一个都不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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