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你的成功阻碍了孩子教育,国际化路线家长心态要先"革命" | 圆桌
去年夏天决定送孩子去读国际学校，写了篇《最终，我把孩子从公立名校转到国际化学校……》（←点击文章标题可直接阅读）作为心路历程的记录，结果排名最高的评论毫不意外地是：
我心想：哎，真是个天真的人呀，过半年我再跟你好好说说吧。
事实上，很多家长送孩子去上国际学校，初衷多少是：
① 对公立教育体系有些失望；
② 期望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但是他们很快会发现：
这并不是同类的情况下的更好，而是不同的体系。
所以，很容易没过多久就陷入另外一种焦虑。
一方面,觉得好像是给了孩子更自由教育的机会，另一方面又觉得缺少体制内教育的刷题和背诵，觉得孩子在基础知识和标准化考试方面可能表现不佳。是进亦忧，退亦忧也，然则何时而乐哉？真是可怜中国父母心。
这也是一种“娜拉出走了，然后呢”的教育版本吧。
娜拉出走了，到底好不好呢？谁也说不准。那她留在家里呢？过得不好，但是这个不好是很有确定性的。
就好比体制内学校的孩子，初一统考一下，就知道全校排名，然后一推算历史记录，就知道中考的排名，这样一直到18岁都掐指可算。接下来要么认命，要么开始恶补，一名一名往前顶，都很明确。而上了国际学校，一直到申请大学时都没有这么确定的信息，实在让人不安。
不过，家长如果这样想，就其实还是抱着一种转移战场参加洋高考的思路。就像爱因斯坦说的：
所谓疯狂就是：同样的事情做了一遍又一遍，却期待有不同的结果。
考察孩子在国际学校的学业进展，我感觉是要调整“范式“。而从家长的心态来说， 则需要深入考虑学校这个“机器”的作用。
用“范式”这个词汇而不是“方式”，并不是要故作惊人之语，而是想突出这个改变的严重程度——家长的心态需要进行一场“哥白尼革命”。
“范式” 是一个领域里人们对于现实的基本假设，这些假设就隐藏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成了我们思考和行动的默认前提，并进而塑造了整个领域的基本形态，影响了它的发展方向。
地心说转变为日心说就是个范式的转移。因为如果假设地球是宇宙中心的话，和天文观测不符啊。但是又没有人怀疑地球是宇宙中心，那怎么办？只好修正理论模型。一个均轮，加上一个本轮，再加一个本轮……最终弄出来80多个本轮。
后来有了哥白尼的日心说，我们才知道，本轮模型之所以会那么复杂，是因为它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要想摆脱那个困境，是需要在根本假说上做大变革的。这就是范式转移的含义。
▲送孩子上国际化学校的部分家长，是不是觉得自己的内心已经纠结得像这幅图一样了呢？
但是，要全面理解新的范式，就需要深刻理解它后面的5个，10个，甚至更多的相关概念。
能把孩子送到国际学校的家长，大概率是受教育程度比较高而且事业比较有成的， 又大概率是原有体系内的优秀学生，所以必然带有不自知的骄傲和信念。而这种骄傲和信念，反而是正确应对“范式转移”的一大障碍。
我发现，那些对国际教育一开始特别很热情的家长，反而会对学校提出很多要求，比如应该加强基础知识、加强课堂纪律等等。每件事都颇有道理，但是他们其实内心期望的，是原来的范式。
家长们原来在体制内取得成功，依靠的多半是遵守规则、刻苦顽强，这当然很好很好，然而，新的范式要求的，不仅如此。
我们家长在少年时期，多半被时代塑造了阶梯型（稀缺型）的思维范式，而与之对应的，其实应当是蜘蛛网型（丰富型）思维模式。
大多数人会用阶梯这个清晰的层级结构，来对标每个人能力的高低。而自然的反应则是攀到最高层。假如你处在第5层，那么最直接的目标就是到达第4层。重要的是你要表现的比你的对手更好。
但是这种要求对于国际化学校的孩子却是不切实际的。吴伯凡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假说：
如果目标是去高中或大学国外留学，从追求完美的家长角度，需要一方面从小就苦读英语，才能无障碍地学习；另一方面，又需要在初三就达到大学的中文水平，这样才不会磨损母语。此外，还需要了解西方的文化音乐体育，这样和未来的同学才会有共同语言。
这被他形象的称之为：望子成龙。
是“龙”还是“四不像”？龙是一种想象中的生物，由蛇身、蜥腿、鹰爪、蛇尾、鹿角、鱼鳞组成的，自然界不存在这种全能的生物，是有它的道理的。而家长如果期望孩子成为在各个教育成果的评估维度都很强的孩子，除非孩子天赋异禀，不然就会被折腾成四不像。
但事实上，能力是一个多维度的综合性概念。所有与能力相关的内容，比如各类技能、知识结构及不同思维方式都有自己的坐标。只有把这些坐标连接起来，才能构成一个整体性的、具象化的个人能力图形。它更像是一张蜘蛛网。
特别是在这个知识量越来越多的时代，仅仅是“有”变得不那么重要，因为“有”得再多，在急速增加的巨大知识总量中也无足挂齿，“独特”才变得重要。
3家长如何调整自己的思考范式？最近很流行传奇投资者达利欧的《原则》，我感觉也可以借鉴他的原则，来调整家长的思考范式。
▲达利欧的《原则》封面。
他把实现自己目标的过程，看做是一个系统工程，然后设计一台「机器」，你需要反思整个机器的运转，设计、操作、改善其性能，一步步实现目标。
我们不妨把为孩子选择教育体系的过程想象为一台机器，那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是为了让孩子成年时无畏地踏进生活之流？
还是十八岁考上某个名校而已？
超级现实
要调整机器实现目标，就需要做一个“超级现实”的人——理解现实，接受现实，现实地行动。即便真相与我们所期望的不一致，我们也不能抗拒真相。
比如：指望自己的孩子就是比其他孩子更努力更聪明，在阶梯上不断攀爬，就是不现实的。别人家的孩子比你家的孩子傻多少懒多少？
头脑开放
而要做到“超级现实”，就要做到极度的“头脑开放”，否则就无法摆脱旧想法的禁锢，没有能力看到真相，看到可能的新世界。
两个障碍阻碍我们看到事实的真相，一是我们的自我意识，二是我们的思维盲点。
所以，我们家长的思维模式，也需要从说“我是对的”，变成问自己“我怎么知道我是对的？” 诚恳地相信你也许并不知道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什么。
了解越多，焦虑越少
那么既然接受了“我怎么知道我是对的”，家长该怎么办呢？
居里夫人的一句话非常贴切：
生活中没有什么是值得恐惧的，你需要做的只是了解它。我们了解得越多，恐惧就会越少。”
带着欣赏和理解的心态观察了半年孩子的学习，我觉得这是个远比我曾经理解的高效的体系。是的，你没看错，是“高效”——假如我们的着眼点，不在某些特定的知识量，而在未来知识工作者的能力培养上。
接下来，我将详细说明这一点。
在体制内学校，语文表面上承载着各种各样的期望和职责：继承传统文化、基础知识好、写好文章……但最后还是简单粗暴地以考试成绩说话。
而我家女儿开学时，语文老师给的作文题目是：你如何理解语文这个学科？我看了精神一振。这是个很好的元认知问题，可以帮家长和孩子跳出原有的范式。
最近吴军博士在他的专栏里也提到，孩子的英文老师问了两个“异曲同工”的问题：
① 如果把语文放在所有的课程中，你如何看待它的意义？
② 对比你去年的语文水平，你觉得学语文有什么意义？
其实，绝大多数人既不想成为文学家，又不满足于仅仅识文断字。语文能力可以抽象为接受信息和发送信息的工具，前一种能力又包含能快速的解码，后一种能力又包含能清晰传达信息，以及影响他人。
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不同的人本来就有不同的能力发展趋向，有的长于理性解析、有的乐于感性传达，有的喜欢引经据典、有的喜欢平铺直指……都各有信息传达上的优势。
也就是说，语文能力是个非常个体化的能力，而语文教育和评判标准也就应当个性化。
那么，就不需要按照课本的文体比例，纠结孩子背了多少古诗，掌握多少生僻字，在45分钟内写出包含多少好词好句的作文……快速接受信息和清晰传达信息的能力并不是靠简单多课时的堆叠来实现的。如何培养呢？也许可以尝试用新的范式来思考。
数学方面的课程，如果从原有范式来考虑，会觉得作业量和计算量不够多。因为从应试的角度，学生的分数取决于准确率和做题的速度。如果学生在考试过程中能识别出题目所属的类别，回忆起解题步骤并计算，就能顺利拿高分。
但是，数学的特点就在于题量无穷无尽。我女儿4年级时很迷数学题，整天收集题目来刷题。但是我跟她说：
题目是做不完的，你要想到，这些刷题的时间，你也可以用来看很多本小说，而且从95分到98分付出的时间成本，比80分到90分所付出的要多好几倍啊！
所以对孩子来说，其实学习中也得用上这两个经济学思维，那就是“机会成本“和“收益递减”。这也是个提高思维复杂度的方法。
数学的“范式转移”，也可以用上我们在谈语文学科时的那种元认知。
数学在各个学科中的位置是什么？你期望通过数学达到什么目的？没有多少人会成为数学家，数学是一套逻辑思维方法，能帮我们看破世界纷纷扰扰背后的真相。数学知识的传授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但在学习的过程中，却往往强调掌握一切可能的数学手段，走的太久、太远，就容易忘了当初为什么要出发。
至于历史这个体制内学校的副科，反而更容易折射出两种范式的差别。
首先，国际化学校里，历史教学的内容包含无数细节，远远超出了课本。那么可怜的孩子们怎么记得住？会不会被细节淹没呢？
答案在于，这些细节其实不是为了记忆，而是为了理解，为了在学习过程中训练出复杂的思维能力。
还是用吴军专栏中另外那篇《为什么学历史》来参照：
在中国，中学历史是讲述历史事件和它们的影响，学生记住结论就好。
在美国，历史课很大一部分成绩是做研究，比如分析一下华盛顿这个人的历史作用。对于这样的研究课题，没有绝对正确的标准答案，只有好的答案和不好的答案。
但是经过这样的历史课学习，学生们的研究能力、分析能力和写作能力都得到了训练。事实上，历史课是语文课之外第二个培养学生写作能力的课堂。”
孩子的老师曾经比较过9年级的历史课：
对于一战，教科书里只说下几个国家结成同盟，如何打仗，最后谁输了，其隐含结论是同盟国是发起战争者无疑。但是，在外教上的同一题材的课程中，却只是让学生了解当时的具体情况，对于战争责任不做判断，而是要求学生来分析。
这其实就体现了上面说的：前者是要求记住一些知识点和确定的结论，后者则是在通过这个题材训练学生的复杂思维和表达能力。
一战本身就是个很考验思维复杂度的事件。1963年获普利策奖的《八月炮火》，斩钉截铁地指出德国是主要的战争发起国。而这几年发表的新研究《战争倒计时》和《战争的悲悯》中，却认为俄国和法国是最恶劣的挑衅者。这都各有道理，也是一战比起善恶分明的二战更有独特魅力的地方。
如果能理解一战的复杂性，孩子们就会明白：
做错事可能不是因为心眼坏，而是因为判断力不足；在和他人联合的过程中，既可能得利，也可能被他人的利益绑架。
这对于他们的未来是大有裨益的。
▲《八月炮火》、《一战倒计时》和《战争的悲悯》封面。
4对家长也有启发的科目：DT（设计技术）学校还有个我特别喜欢的科目——DT课（设计技术），孩子们会互相协作，设计制造一些成品。我觉得从未来事业的角度，非常有意义。
在观察孩子的DT课时，我也正在参与一个新的商业项目。需要做市场分析、消费者洞察、产品定义、工业设计、工程上实现的可能、成本核算、时间节点推进、不同合作者的强项和资源整合等等，其实和孩子们制作作品的过程几乎是一样的（当然难度不一样）。如果长期培养，这肯定是比做标准题目更重要的能力。
比如，孩子们的第一个作业，是自主思考生活中有什么产品不够完美，想办法做个改善的模型。这让我想起了“在完美主义者眼里，这个世界是千疮百孔的。”
孩子们一开始计划做什么项目，总是有很多想法，接下来陆续发现很多实现不了，会慢慢收缩方案。就好像《禅者的初心》里说的： “初学者的脑子里总是有无限可能，而专家的脑子里却只有零星几个。”
孩子们为了完成项目，有的会大手大脚在淘宝上买很贵的材料，有的会精打细算，而最后成本花得多的，实现效果却不一定更好。孩子们就可以从中发现设计的力量，也了解了“设计就是在限定条件下的发挥”的含义。
所以，如果我们不被标准化考试这样的旧范式所拘束，而是着眼于能力培养的新范式，那么就能认识到国际化学校的学习对孩子们的意义了。。
▲DT（设计技术）在国内外都被视为能够培养孩子适应未来的核心能力的合成。图为国外一所中学的7年级学生在上DT课。
爱因斯坦说：
当我们的知识之圆扩大之时，我们所面临的未知的圆也一样随之扩大。
也就是说，不管孩子在给定时间内掌握了多少“知识点”，比起不断增加的知识都是越来越少的。
那么，家长在衡量孩子的学业进展时，就必须关注已知，也关注未知。既了解TA已知的知识有多少，也要认识到，TA对未知的好奇和热情更为重要。
我们孩子将来的职业生涯大概会在2030-2070年。托马斯·弗里德曼2005年曾提出“世界是平的“这个概念，算是个大预言家吧。可他最近回顾，发现世界其实在书出版后两年的2007年就悄悄开始再次加速：
许许多多的人向我解释道，他们做了从未想象过的事情，或者一些从未想象过的事情在他们身上发生了——“就在过去短短的几年中”
▲托马斯·弗里德曼和《世界是平的》封面。
谷歌X实验室的负责人特勒对他解释：
科技的改变速度已经超过了大多数人能适应的平均水平，这就给我们带来了文化焦虑。加强人类的适应能力，90%在于“优化学习能力” 。
就像骑自行车，你不能停止不动，但当你开始运动时，其实它就会变得很简单。 这不是我们自然的状态，但人类必须学会在这种状态下生存。
不断问自己“我怎么知道我是对的” 、观察孩子以陌生的方式摸索学习，也不是我们家长自然的状态。但我们必须学会在这种状态下共同学习。
不过，在和孩子共同学习的同时，我个人建议是要保持乐观。就像马斯克最近往太空中发射的红色跑车上，放着一块屏幕：DON’T PANIC!（不要恐慌）
▲马斯克最近往太空中发射的红色跑车上，放着一块屏幕：DON’T PANIC!（不要恐慌）。
乐观令长线得以实现，没有乐观就没有一切长远计划。而教育则是长远计划中的长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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