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另一个角度看方方日记在海外出版
从另一个角度看方方日记在海外出版
文/张劲帆
最近由于方方封城日记英语版和德语版在亚马逊网站预售热销，引起中国国内舆论的强烈争议。反对的一方认为方方不描写抗疫的正面信息，靠道听途说专写阴暗面，有些信息不实，丑化了国家，给外国提供“炮弹”攻击祖国，非常可恶。支持的一方说作家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方方有权利写自己所见所闻所思，不能要求她反映疫情的全貌，即使日记在国外发表，也是正常的文化交流，不能因为害怕家丑外扬就否定作者在海外出版的权利。
我不想重复这些争论中的观点，而想从另一个角度谈谈方方日记在海外出版的意义。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的物质产品行销全世界，但是中国创造的知识产品出国脚步却大大落后，虽然中国的一些文学名著也有在国外翻译出版，但是很难达到热销，也许获得金熊奖的电影《红高粱》影响稍微大些，但是仍然没有达到热销。另一方面，美国的知识产品却在全世界包括中国畅销，如微软的各种软件、美国大片、美国流行歌曲等，中国的青年人说起美国的名人、明星如数家珍，但是美国青年对中国的名人、明星却知之甚少，这是一种不对等的交流。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当然很多，我想主要原因是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在国际上的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上的影响力自然就大，而且他们的文化产业化比中国起步早，有先发优势和规模优势，这是中国在短期内难以赶上的。中国经过了站起来、富起来的阶段，现在已经走到强起来阶段的面前，中国政府已经清醒意识到，具有文化上的影响力才是强国的标志，所以开始实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大力加强与各国政府和民间的文化交流，每年都派出不少演出团体和文化展览团到海外，譬如我所居住的澳大利亚悉尼市，每年市政府都举办农历新年庆祝和游行活动，中国政府连续多年派出很大规模的表演团体参加游行，国家投资不少，但是这类活动主要是添个热闹喜庆，要说对外国民众在精神层面有多大影响，恐怕就未必。
现在方方日记因为一场波及全世界的疫情借势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西方主流媒体发新闻报道，亚马逊预售上了热销榜，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说中国有史以来还从来没有哪一个作家引起过这样广泛的国际关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然也获得国际上较为广泛的关注，但是恐怕还是局限在关心文学的人群范围，普罗大众关心的未必多。莫言的小说其实以文学的形式对体制和现实也多有批评，为什么许多国人把他作为中国人的骄傲，却对方方多有责难呢？这到底是双重标准，还是水平太低，读不懂莫言的寓言式隐喻呢？美国华裔作家沈宁在他的文章《中国文学距离世界有多远》中介绍了他居住地的丹佛市立图书馆的情况，这个图书馆是美国十大图书馆之一，可容纳1400人同时落座，藏书220万种，外文图书厅只是很小一部分，138个外语书架中，只有4个半书架中文书，其中大陆出的现代小说不到十种，“中国文学翻译成英文的，就更少得可怜，我周围的西语朋友，不少酷爱读书者，也有人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甚至跟中国人结婚，却几乎没有人读过中国文学的翻译作品，连《红楼梦》的书名也不知道，更没听说过巴金或者钱钟书是什么人。大多海外华文文学创作，至今也仅限于面对海内外华人读者。美国主流社会的西语读者，也很少人听说过白先勇、聂华苓、於梨华的名字，更不知道他们所写的小说。高行健现在算海外华文作家之列，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去台湾很风光，可到了美国，只有东西海岸有限的几个华人社区接待，各地中文小报报道，几乎没有英文报纸提及此事。美国主流社会极少有人知道高行健，并不是认为高行健的小说不好，而是根本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他的小说有英译本，但也很少听说有哪个美国大众读者读过，丹佛图书馆则根本没这本书。”（全文链接：https://www.chinaqw.com/node2/node2796/node2883/node3178/node3209/userobject6ai262664.html）大家现在该明白中国文化产品在西方国家的状况了吧？
方方的书上了西方畅销榜，我觉得至少有这样几方面的意义：
第一、说明中国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的事情能引起世界的关注了，这是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好事。如果中国闭关锁国，你发生再大的事，也不关别国的事，在别国人看来都是茶杯里的风波。从传播学的角度说，有影响总比没有影响好。这就像一个演员，总是希望当主角，演正面人物也好，演反面人物也好，是主角就好，当主角才有粉丝团，才有影响力，即使这回演了一次反面人物，下次还有机会演正面人物。方方日记会使西方世界从今以后更关心中国的知识产品，让中国的知识产品有了更大市场，推进了中国政府的文化走出去战略，难道不是好事吗？
第二、它让全世界看到中国并不是只有一种声音，显示中国还是一定的言论自由的，这对中国政府是加分而不是减分的。如果外国民众只能读到中国官方的宣传，由于渠道的单一化和官方化，他们是不太相信的。有了来自中国官方和民间的两种或者多种声音，他们有了比较鉴别的参照物，自然会去伪存真，明辨是非。中国的爱国人士大可不必担心方方日记的破坏力。换句话说，方方日记提升了中国政府的宣传作为参照物的价值，避免了它们被完全忽略的命运，政府应该感谢方方。
第三、它丰富了观察中国疫情的视角，一定程度上给世界提供了可供借鉴的中国经验，包括教训。方方日记并非只是揭短，它其实写了从疫情之初的混乱到防疫渐渐走上正轨，最后取得初步胜利的全过程，有批评，也有赞扬，这样才使人觉得真实。如果只有官方视角的一片赞扬声，怎么解释李文亮从造谣者到烈士的转变过程？（其实官方到现在也没有解释清楚）
第四、展示了中国作家的良知、批评的勇气和悲天悯人的情怀，为中国知识分子争得了颜面。中国的作家包括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大约在十万人以上吧，再加上大量的学者、高校教师，总有二三十万吧，如果他们之中完全没有人反思这场惊天动地的疫情，中国知识分子的颜面何在？所幸方方挺身站了出来，且不管她日记中的记述是否完全真实、反思是否够水平，她的反思的姿态是值得赞许的，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担当，让他们多少能对中国知识分子保持一点敬意。否则真是叫做“四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人是男儿”了。
大家不要低估了西方政府和普通读者的见识，以为中国作家批评了政府体制的某些弊端和某些犯有官僚主义的官员，就是给他们送去了“炮弹”，会被他们当作攻击中国的口实，这是天大的笑话。我在澳大利亚生活了三十年，对西方国家多少有些了解，西方民主制度下的人民习惯了听到多种声音，不会听到一种声音就轻易相信。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批评政府，对于批评政府的声音习以为常，也不会认为受到了批评的政府就多么不堪必须倒台。西方法律体系对于证据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其政府绝不会愚蠢到拿一个作家日记中的非一手资料当作证据来指控另一国家。国内一些激情澎湃批评方方的人其实对西方国家完全不了解或一知半解，把自己的臆想当作事实来抨击方方。你们与其花那么多功夫批评方方，不如花功夫写出你们认为能反映中国抗疫正面形象的伟大篇章来，与方方PK, 看看你们的书能不能上亚马逊图书畅销榜。如果能，而且把方方的声音压下去，那也算为国争光了。我也会给你们一个大大的赞！
【作者简介】张劲帆，澳大利亚华文作家、文学评论家、华文教育工作者，出生成长于武汉市，毕业于湖北大学中文系，曾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90年赴澳大利亚自费留学，现居悉尼，任新南威尔士州华文作家协会会长。1982年开始在报刊发表作品，作品体裁包括小说、散文随笔、纪实文学、诗歌、剧本、文学评论、学术论文、时事评论等约一百万字，出版有《初夜---张劲帆小说集》，为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还有大量作品发表于海内外报刊和收入各种文集，得过若干文学奖。
《方方日记》译者白睿文
文/张生
小白曾把他写的研究贾樟柯电影的专著《乡关何处: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送给我，其中谈到《小武》时有一节特别触动了我。小白说在影片结尾，当小偷小武行窃失风被警察抓住后，警察把他用手铐铐在街头的电线杆上时，有很多人围在旁边边看边指指点点，这一幕让他想起了鲁迅的笔下的“看客”。我觉得这个发现一方面表明了小白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了解，另一方面，也说明小白对中国的了解或者对中国人的认识可能一点也不逊于国人，甚至超过很多国人对自己的认识。
鲁迅笔下的“看客”有愚昧无知的，也有饱读中国传统诗书的，但他们却是势利的，当然也是麻木不仁的人，没有是非却还装作自己有是非的人。不过，快一百年过去，进入网络时代后，中国祖传的看客也终于与时俱进，多少有了点进步。鲁迅所生活的那个时代，那些看客是没有什么文化的沉默的大多数，可现在的看客却不仅有很多受过高等教育，会讲英文之类的外文，并且变得充满自信和正义，乐于用侮辱人的脏话在旁边大声喝彩，还恨不得自己亲自下手去撕打他们不喜欢的人，而那些在网络上向人吐唾沫和喊打喊杀的人就是这样的人。这也让我想起《约翰福音》里，当有人把行淫的女人抓住问耶稣是否应该用石头把她打死的时候，他问这些人和那些看客，“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听到这句话后，那些人和看客们都离去了。这说明那些人和看客还有羞耻之心，但我不知道，在我们这里，有人喊这么一嗓子后，是否会有人退下，也许结局是那些人和看客们把那个可怜的女人和耶稣一起用石头砸死吧。
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我觉得，这与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不无关系。反躬自问，我觉得也自己难辞其咎。或许，在教学的过程中，我们更多的注重了知识的传授，而忽略了对于知识本身的批判和质疑，更缺乏对自己的反思，所以才使得一些学生并不能完全判断是非，走上社会后虽然会讲英文，可却用来骂人。对于这些人，我很愿意再引这也很像我喜欢的《马太福音》中的一句话来提醒自己和那些愿意听一听的人：“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我想，也许我在这些年里教书时，也没能让学生在看到别人眼里的刺时，同时也要想到自己眼里有“梁木”，这应该是我最感到自责的事。
我喜欢的胡适说，“为人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看到有那么一些人用那样肮脏的语言和恶意中伤热爱中国文学和电影的白睿文教授，我觉得有必要写下这些话，同时，也希望小白看到后感到温暖，不至于觉得在中国又多了一个他熟悉的沉默的看客。
【作者简介】张生，作家、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
张生，原名张永胜，笔名张生，1969年生人。1969年生于河南焦作。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曾为上海交通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副系主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文系系主任、博士生导师。上海作协首届及第二届签约作家。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一个特务》，《刽子手的自白》，《地铁一号线》，长篇《白云千里万里》，《十年灯》，小说集《乘灰狗旅行》，随笔集《可言，可思》及专著《鸡尾酒时代的记录者—〈现代〉杂志》，译有《文化批判理论:主题的变奏》等。
因在2011年7月份刊登《张生：周立波在达人秀上秀出了什么》而出现在公共视域中。
2011年7月12日，《上海商报》刊发了同济大学教授张生的文章《张生：周立波在达人秀上秀出了什么》。周立波立即气急败坏地用“粗口”回应了张生的文章。但张生表示，自己对此既不愤怒，也不会做出回应。
张生在文章中称：“周立波在达人秀恰恰暴露了他‘本质’。从第一届起，周立波的点评就已受人诟病，如果说其生硬的措辞和勉强的玩笑，只是暴露他不善于使用国语或者不善于用国语进行有那么一点文化的思考之外，这届让观众看到的是他肤浅的思想和低下的教养。”
无论张生的评论是否恰当，但周立波立即发出了“粗口”级别的微博，甚至将张生比做“藏獒”，说“您的语文是生理老师教的吧？”，言语中直指张生炒作自己。
张生回应：“不能这么说。”“大学虽然被称为‘象牙塔’，但是并不和社会隔阻，所以我就在媒体上开设了专栏，写一些关于文化生活的系列评论。《中国达人秀》也是大家关心的热点文化事件，所以我写了这篇文章。”对于这篇文章引起了周立波的强烈反应，自己“完全没有想到”。
极端的恶更衬托出珍贵的善，有的人在以邻为壑，有的人在守望相助;有的人在疯狂攻击说实话的人，有的人在不厌其烦地讲道理，说常识。
无法忘却，不能忘却，不会忘却
文/文科生
昨天我妈终于回到了深圳，是个天气晴朗的日子，适合大洗，把从湖北带回来的厚冬装全部洗掉，再收拾三个月没有住的屋子，然后给我打电话，声音中透着欣喜。
还好房东并没有因为一张420开头的身份证而赶人，还帮他们申请了免费的核酸检测，我安慰她，人没事就好，已经很好了。
“已经很好了，已经很幸运了。”过去三个月里，我无数次这样安慰我的家人们，我们有着共同的籍贯，中国湖北，这次的风暴眼。
说起来，我们还算是幸运的。今年正好没有在老家过年;正好在封城前一周家人得以团聚;没有人生病，没有因为疫情丢掉工作，每天桌子上的饭菜果蔬还算丰盛，而且因为有囤东西的习惯，口罩也还有一些存货，不多但足以救急。虽然日常生活有了很多的不方便，小朋友还开学遥遥无期，但我们已经是这场灾难中受影响最小的一部分人了。
不过，越庆幸我们的小幸运，越是对那些看到的、听到的不幸感到恻隐。包括我家楼下，年前刚刚装修完还没来得及营业的酒吧，才开没多久的小吃店，店不大，但我相信都是他们的希望，遭遇这样的不测，大概很快又要易主了吧。
更不用说那些流落在外的湖北人，在武汉流浪的外地人，还有那些新闻里都不敢写、写了也一秒被和谐，数日之间连续失去至亲的可怜人。
我从来没有一秒钟质疑过他们的真实性，在病毒面前，一切生物都是那么脆弱不堪。由于个人经历的不同，人们往往很难做到对其他人的不幸遭遇感同身受完全共情，但让我感到荒谬的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对求助的人，甚至仅仅是做了一些记录的人，发出铺天盖地的恶毒诅咒呢?
这也是我看到现如今对方方铺天盖地的攻击时的最大的感受，不敢相信。客观来说，方方在日记里写到的事情，并不是最惨的，也不是最“负面”(打了引号是因为本不应该被这样描述)的，那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来自个人的泣血诉说都要更令人悲痛。所以看到方方写下其中的一些，并表达对普通人的关怀和敬意，我觉得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并没有想到日后会掀起那样的波澜。
而联系起曾经在极左聚集的网站上看到的对方方某作品的攻击，又觉得其实事出有因。可悲的是，还有很大一部分根本不明事实的群众，可能只因为怀着朴素的是非观，听到了某些片面的词语，就参与到这样的闹剧当中来，不禁让人摇头叹息。
大学期间学的是中文，方方对于我是非常熟悉的当代作家。这许多年来，她的作品从来没有脱离对于劳苦大众的关注，她始终敬佩于他们的坚韧，悲悯于他们的挣扎。这次的日记也是一样。起初我并没有太关注，后来因为方方每次的日记朋友圈都有不止一个人会转，我就这样在朋友圈看完了所有能找到的日记，到武汉解封前的3月24日夜，日记终结篇。4月8日，武汉解封。再出门，恍然已是换了人间。
作为一名80后，这次的新冠疫情无疑是我们一生中到目前为止经历过的最大的灾难，同时我们目睹的人群之间的巨大分裂也在不断上演，在我和我的多数朋友的眼里，方方不过是个正常人，说了一些正常话，但在有些人眼里，这样的正常话却变成了十恶不赦。无独有偶，最近连北岛也因为“疑似不够爱国”而遭到网友攻击，我们真的到这个地步了么?因为赞美得不够大声就要被拉出来批斗么?
说回方方日记，本来以为之前遭遇那样的诋毁已经够不可思议，如今因为海外出版，谩骂的声浪更是铺天盖地，甚至上升到了对于个人的安全威胁。这些天目睹各路跳梁小丑的演出，不仅让我感到深深的荒谬，更感到无尽的恐惧，历史上不是没有这样的时期，当精心包裹的谎话变成了权威，一句真话竟成了不可承受之重。可是，说真话的人，历史最终还给了他们公道，他们被善良的人们记住，怀念，那些以谎言为面具作恶的人，拉大旗做虎皮的人，你们的身影又在哪里呢?
本以为历史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警醒，但历史也同样告诉我们，人们很难从中吸取足够的教训。有些本应成为常识的话还是需要一再重复，国家和国民从来不会因为某个作家说了一些实话而受到伤害，真正伤害吾国吾民的，恰恰是那些疯狂转移视线，借民族主义行不可告人之事的阴谋家。
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人，因为听到了某些人说方方日记“负面”，“递刀”就怒不可遏，想冲上门去骂人，你或许该问问自己，你有真正能够在艰难时刻支持着自己的信念吗?这种信念不应该是属于某一个团体的身份感，而是每一个普通人的坚韧。方方所赞美的，也恰恰是这种坚韧。
事到如今已经没有如果，是不是早预警早重视，就不会演变成今日的全球灾难。我更倾向于相信，这不仅是出于个别失误，而是出于人类共同的傲慢与无知。长期安稳的生活给了人们美好的幻觉，以至于在真正的危险面前毫无防备。如今春光正好，我们匆匆赶路的背影中却透出疲惫，口罩之外的眼神中更透出无奈和警惕。但是极端的恶更衬托出珍贵的善，有的人在以邻为壑，有的人在守望相助;有的人在疯狂攻击说实话的人，有的人在不厌其烦地讲道理，说常识。
湖北是我的家乡，在社会学的调查当中，有一项数据触目惊心：湖北人的自杀率，多年来都是全国最高的。这侧面说明了，湖北人是一群多么爱面子，多么心高气傲的人。这三个月里，我们也在一些零星的新闻里面看到，有不止一个疑似感染的湖北老人，为了不拖累家人，默默消失在遍布湖北各地的湖泊河流中。
绝大多数湖北人，咬紧牙关，吞下心头的苦楚，为配合抗疫，付出了太多，他们并不想做英雄，但无论如何不应该成为罪人。
请记住这一切。
无法忘却。不能忘却。不会忘却。
【作者简介】
文科生：女，八零后。湖北人，现居深圳， 自由作者。方方日记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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