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述】郑少雄：遍历甘孜莲花十八峰

我来自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人类学室。李耕她们就比较名门正派，她们是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所的人类学。我从06年开始到北大读社会人类学博士。我博士的研究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来到这个地方确实是有点意外，那是因为我的导师王铭铭教授当时正在主持一个“藏彝走廊”的课题，在这一块开展研究，但实际上很是符合我的胃口，为什么呢？我是福建人，又在广东生活过多年。那么我对西北、西南，也就是拉铁摩尔所说的亚洲内陆边疆有一个天生的喜好，所谓的他者嘛。那么我就去到了甘孜。一开始并没有打算在康定做研究，当时找到一个文化具有相当差异性的地方叫做扎巴地区（在道孚县和雅江县之间），这个地方很奇特，也有泸沽湖地区那样的母系制家庭现象，婚姻和性的形式很独特，还有一些比如臭猪肉、高碉这样的文化事项。我到了这里以后，却觉得对我而言没有什么吸引力。因为我去之前正好又看了一遍阿来的《尘埃落定》，《尘埃落定》很深刻地启发了我。顺便说一句，今年来我重新阅读阿来之后，发现这些作家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外界对藏区的理解，我觉得人类学者应该有义务也有能力去跟关注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进行一些对话。最近我看到阿来的一个访谈，他提到，我们在塑造一个文化的时候，我们都是在塑造这个文化跟世界的关系。这句话我当时没看到，但是我的确意识到，他塑造的这些土司们，这个嘉绒藏区时，他的确是在讨论和世界的关系。他说到土司的时候，虽然这些土司们在这里互相征战，但是他们内心有个跟西藏、跟中原保持复杂互动关系的愿望和实践。这就不知不觉影响了我，后来我就放弃了扎巴这个地方，就去到了康定，做了一个关于明正土司的研究。这是一个关于康区东部的市镇里的研究。在研究中我不仅仅是在关注这个地方，我是在关注表现在这个区域里的边疆民族与中原的关系。铭铭老师这些年针对“藏彝走廊”发表了一些重要的著作，他的关系主义民族学、文化复合性、中间圈、人生史等理论概念对我的影响很大，在我的研究中显然也有明显的体现。从方法上说，为了更周全地了解康巴地区的状况，我这两年下决心要把社区研究和流动观察结合起来，把甘孜州的十八个县都走遍了，我很骄傲于这样的选择，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恐怕不大好想象，从巴塘到得荣、从白玉到德格，雨季金沙江边的小路有多么凶险。甘孜是块佛土，十八个县就是莲花十八峰。

我在社会学所的有些同仁，他们的研究可能也会涉及边疆地区，有时候喜欢找我搭档。很大程度上，他们主要是关心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但是边疆对整个中国的意义何在？边疆的逻辑、机制和愿望究竟为何？他们未必很关心。所以我就意识到我们要理解中国，一定要理解China proper跟边疆的关系。China Proper跟边疆的关系可以有多重途径，一个就是所谓一体化的这么一个进程；另一个大概就是不同区域分得比较清楚些。我觉得这两者都不够，我们应该有第三条进路。至于这第三条进路是什么，我先举个例子。

我今年去到康定西南部的一个村子的时候。我最近每年都在这个村呆。今年乡里突然有29个人一起去印度、尼泊尔朝圣那几个佛教圣地，这就激起了轩然大波，市里就派一个工作组到那里。我今年同时在做一个院里的精准扶贫的调研。我去到那里，因为这个朝圣的事情比较敏感，他们的带队领导竟然拒绝我，他们说你们没有跟我们市委打过招呼，搞得很被动，后来院科研局给市委传真介绍信才算了事。我近几年都没有跟康定市打交道，因为我对这个村太熟了，年年我都是下飞机直接进村，因为机场和村庄都在折多山西面，进城反而麻烦。回到朝圣的事情，那么到现在，哪怕在藏区（康区）的最东部，老百姓们还会集体的20几个人去朝圣。被政府发现以后，他们通过微信通知他们说，你们现在必须马上回来，如果你们不回来了，那你们的各种福利，你们孩子的读书啊等等，一切都可能受影响，然后29个人就立马从尼泊尔就飞回到了成都。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呢？一直以来，像阿来所讨论过的，这块地区向西跟西藏，以及尼泊尔和印度，向东和中原、汉地之间的二元的这种关系，其实今天同样没有断。但是今天要去的话，就会面临许多障碍。不仅仅是去印度尼泊尔，就是去拉萨也很麻烦。今天藏族人要到拉萨去，要办理的证明文件、一路上面临的检查，真是很繁琐。就像前段时间，我去巴塘县听说，巴塘的人如果想去朝拜云南的梅里雪山，从巴塘直接下去德钦路非常难走，他们就要渡过金沙江，从芒康那里走比较顺当些。但是这过了金沙江呢就是西藏的地界，他们就进不去了，因为你没有进藏的证件。那么其实今天在藏区的那个流动性其实是受到了阻碍。那么老百姓只往西边那头跑吗？当然不是。我常年居住的寺庙，几十个喇嘛，我大都很熟悉。他们毕生的愿望同样包括要来汉地朝拜。往东边来，首先要去的是四川的峨眉山和云南的鸡足山，分别是普贤菩萨和迦叶的道场，下一步就是五台山了，文殊菩萨的道场，再下一步去普陀山，观音菩萨的道场。九华山对藏传佛教的人吸引力好像没那么大。这几个地方背后，还隐藏着一些更深刻的背景。去峨眉山必定意味着同时去省会成都，去五台山一定同时去首都北京，去普陀山一定去最大的经济都会上海。对普通喇嘛来说，去完这些地方，大概人生就没什么太大遗憾了。大家想想，去到这几个大城市对普通藏族人的心理冲击，与印度、尼泊尔对他们产生的吸引力，孰轻孰重？这是不言自明的。那么其实现在对西南边疆的政策，它就没有考虑到这个历史以来的二元性的存在。对这个二元性究竟应该如何去处理，它其实是没有正确的去面对。

我一直在设想一些，关于边疆的第三条进路的问题，在承认这个二元性的基础上，可以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在确立政治统一的基础上，内地和边疆地区之间应该建立一种中介的关系。我们如果通过一个中介的方式，一个过渡的方式来处理，它既可以避免彻底一体化带来的反弹，也可以排除分离主义的隐忧。在我的康定的研究里头，比如说像锅庄制度，土司制度，很多历史上的机制，它们其实上都是在处理这个问题。我最近一年都在讨论阿来，他写的长篇小说其实很少，总共只有三四本。但是我意外的发现，在阿来的思考里。虽然他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但他自己在书里书涉及到了这点。也是关于内地和边疆，包括跟西藏关系的时候，它其实应该有一个中介的关系，有一个缓冲地带的存在。第二，从纵向来说，也就是整个大一统国家和地方的关系来看，可以有一个对立涵盖（the encompassing of the contrary）的理解框架。从理论上我很喜欢结构主义，但是，这个结构主义又不是列维-斯特劳斯意义上的结构主义，我比较喜欢路易杜蒙，就是那个《阶序人》，它讨论的是印度的卡斯特体系，提出了一种对立涵盖的概念。我经常思考，我们在讨论国家跟边疆关系的时候，其实都隐含了这么一个判断：当我们说中国的时候，实际上包括了中国跟边疆，后面的这个中国其实是China proper。China Proper加上边疆就等于一个更大的中国。这个框架在任何地方都是层层复制的。包括在四川，也就是在历史上，我们谈四川的时候，实际上是四川加上川边，这后一个四川指的是四川腹地。当我们说康定的时候，指的是康定加上关外，这后一个康定往往指的是康定城（也就是历史上的打箭炉）。我觉得路易·杜蒙的框架对我理解边疆，理解边疆族群和主体族群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是有它特别的意义。我的内心一直在追随这第三条进路的两个面向在讨论。那么我希望在这个整体的框架上，我们人类学者能够去思考这样的一些问题，也能回应一些民族社会学、政治学、包括美国人的新清史的一些讨论，也许我们能够走出一些路子来。让它不一样，哪怕会被不断的争论。但至少我们提到一种新的可能。

最后，我想说作为一个人类学者，我们会一起面对一些学科的公共话题。我最近也写过一些报纸杂志的书评，比如一篇关于阎云翔的书评，后来我的一些朋友们就批评我说，我的思考很“人类学不正确”（当然这个词不是他们的原话）。我就在想什么叫做人类学不正确？比如说中医，赖老师刚才引言里说我们要直面科学主义的挑战，我完全同意。可是我觉得在当下我们中国的人类学者群体里面，如果我本身是一个“中医黑”，肯定是人类学不正确。但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把中医看成是一个文化现象，一个理论体系，一个社会事实，当成理解中国的一个对象的话，我觉得很好；可是如果我们这些人类学者，本身都变成了“中医粉”且不允许“中医黑”存在的话，我觉得并不好。阎云翔曾经说的道德滑坡的事，他其实一直在批判这个事情，然后很多人说你这个批判太牵强了，阎云翔现在也部分改变了他的想法。我觉得不管你用多么文化多元的视角来讨论这个问题，道德滑坡其实是一直存在的。我们如果勇敢地面对这个时代的话，就不要太坚持什么人类学正确。我觉得学者要有真诚的、理性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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