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晔，黎樟浩，塔 娜 | 作为“催化剂”的社交媒体——灾难事件中心理距离对焦虑感知的预测作用

2022年第3期

作为“催化剂”的社交媒体

灾难事件中心理距离对焦虑感知的预测作用

吴 晔，黎樟浩，塔 娜吴晔

北京师范大学计算传播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物理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计算传播学。

黎樟浩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计算传播学。

塔娜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工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计算传播学、新闻大数据。

摘  要

 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重塑了现代社会的时空观，颠覆了个人信息环境。人们通过社交媒体感知并参与到那些发生在远方的无法亲历的突发灾难事件中。在灾难事件中，社交媒体的使用可能影响心理距离与焦虑感知之间的关系。通过全国抽样的问卷调查，本研究发现公众与灾难事件中心的心理距离越近，其焦虑感知程度越高，即出现“涟漪效应”；同时，在心理距离与焦虑感知之间，社交媒体使用起到部分正向中介作用。社交媒体可理解为一种“催化剂”，渗透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方方面面，并与政治、社会、文化各个系统相互勾连且彼此影响。

关键词

灾难事件；心理距离；焦虑感知；涟漪效应；社交媒体使用

正文约8000字

一、引言

 随着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兴起，尼葛洛庞蒂（Nicholas Negroponte）所预言的“数字化生存”已迅速从预言照进现实。社交媒体重塑了时空观，对社会结构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社交媒体中，人们可以突破物理空间的限制，感知并参与到那些发生在远方的无法亲历的突发事件中，如自然灾害、社会运动、军事战争、全球流行病等。社交媒体中的信息模态不仅体现为文字描述，还包含大量的图片、视频乃至现场直播。这让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追问变得更具现实意义：这些“超饱和”的信息会让“我们变得麻木不仁”吗？抑或在突发灾难事件中，公众更多地接触媒体信息，可能引发更多的负面心理影响，如焦虑、抑郁？

 这一问题不仅引起了传播学者的思考，也引发了心理学家的关注。心理学家基于心理距离展开了系列研究，并提出“涟漪效应”（Ripple Effect）与“心理台风眼效应”（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 Effect，下文简称“心理台风眼”）以理解人们在灾难情境中的心理健康情况、决策行为等。它们分别描述了两种相反的情况，即前者认为心理距离近的人们更容易产生负面心理；后者认为心理距离远的人们更容易产生负面心理，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对抗关系。

 2021年“7·20河南暴雨”在短短十几天内引发的洪涝和次生灾害共计造成河南省1453.16万人受灾，302人遇难，50人失踪。这场灾难给各级政府和人民带来了极强的焦虑、恐惧和心理创伤。社交媒体既可能为人们提供社会支持以缓解焦虑情绪，也可能因多模态的信息环境使得焦虑情绪在群体互动间被不断放大。本研究试图追问，在社交媒体影响下的灾难情境中，究竟会出现“涟漪效应”还是“心理台风眼”？人们的社交媒体使用将如何影响心理距离与焦虑感知之间的关系？

二、文献综述及研究问题

 （一）灾难事件中的心理距离：“涟漪效应”或“心理台风眼”

 “涟漪效应”和“心理台风眼”都指向心理距离（Psychological Distance）这一概念。它描述的是人们对某些物体、事件或行为的感知距离，体现在四个方面：空间（Space）、时间（Time）、社会（Social）和假设距离（Hypotheticality）。根据个体的直接经验和主观判断，当某一问题越能影响到人们的物理空间环境、时间认知框架、社会人际交往或对灾难发生概率的感知时，其心理距离就越接近，反之则越远。

 早期研究发现，心理距离与风险感知存在显著关系。1988年，卡斯帕森(Roger Kasperson)等学者基于风险感知、风险传播等一系列研究，提出了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Framework）理论。该理论指出，风险信息经过信息源、信息渠道、社会站、个人站、机构群体和个人行为五个维度进行循环反馈；公众通过以上环节对风险信息的感知可能会产生层层减弱的涟漪效应。所谓“涟漪效应”，是指风险事件所导致的公众风险感知、恐慌、焦虑等心理反应，如同石头掷入水中以激起涟漪一样，即在中心水域的风险感知水平最高，波动最大，随着风险事件的影响一圈一圈向外扩散，外围水域的波动程度随着与中心点距离的增加而降低。风险事件本身的危害程度、方式和性质以及公众获取、感知和解释信息的方式都会影响涟漪的深度和广度。简言之，涟漪效应描述的是心理距离与风险感知呈现的负相关关系。在针对新冠病毒、埃博拉病毒等公共卫生事件的研究中，研究者都发现了涟漪效应的存在，即处于疫情严重地区的公众其心理距离比其他地区的更低，其风险感知和焦虑感知更高，认为病毒更危险，也更有意愿购买疫苗。研究发现，通过不同的策略能够拉近公众与灾难事件的心理距离。如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过程中，偏向叙事框架的沟通方式能够有效降低公众的心理距离，从而使得更多公众加入到相关议题的讨论中，提高其参与实际行动的意愿。

 随着研究的深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在关于“5·12汶川地震”的大规模调查中发现了与涟漪效应相悖的现象，即与灾区居民相比，非灾区居民的心理健康问题反而更严重，并据此提出了“心理台风眼”。“台风眼”这一概念源于气象学。从台风外围到台风中心，风速逐步增加，但到了台风中心直径数十公里的区域后，风力反而迅速减小。该区域内空气几乎不旋转，被称为“台风眼”。与之类似，“心理台风眼”描述的是，与灾难事件的心理距离越接近的民众，其风险感知反而更低。事实上，在此之前也有不少实证研究发现了这一与常识相悖的现象，如居住在核电站附近居民的风险感知程度反而比其他地区的居民更低；2003年国内SARS高峰期间，越接近高风险时段或高风险地点的人们，其心理状态越平静。当前，学界对于“心理台风眼”主要有四点理论解释：（1）基于认知失调理论，重灾区居民因难以改变身处重灾区这一客观事实，所以通过主动降低风险感知以缓解认知失调矛盾；（2）长期暴露在高风险地区的居民对该环境产生适应和习惯化，从而改变了感知判断，这也称为简单暴露效应；（3）相较于其他地区居民，重灾区居民具有更直接的灾难事件体验，这种经验能够矫正由于信息模糊带来的心理恐慌；（4）风险灾难事件经过传播后会产生放大效应，然而处于重灾区的民众因自身直接经验，能够对这些被夸大的信息加以自动矫正。

 以往研究表明，风险感知与焦虑感知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焦虑是一种深刻的、综合的心理现象，与其他负面情绪有着密切关系，如抑郁、恐慌等。在灾难事件中，公众的焦虑情绪可以激发公众的积极行动以应对突发情况，但也可能引发抑郁症等不良后果。在灾难事件中，如何安抚焦虑的公众一直是政府、媒体和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如针对“5·12汶川地震”展开灾后抑郁、焦虑情况的长期跟踪调查。综上所述，在社交媒体影响下的灾难情境中，心理距离与焦虑感知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确定，这将可能影响突发灾难后心理健康工作的开展。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RQ1：在突发灾难事件中，究竟是出现 “涟漪效应”，还是出现“心理台风眼”？换言之，是心理距离越近的人们会出现越严重的焦虑感知，还是心理距离越远的人们会出现越严重的焦虑感知？

 （二）灾难事件中的社交媒体使用

 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基于以下假设，即除非人们将观察到的风险事件传播给其他人，否则在很大程度上，风险事件的影响是非常局部的。社交媒体用户基于自我效能感、利他主义、同理心、社会参与等多方面因素，积极使用社交媒体，参与风险事件的传播。在灾难情境下，社交媒体在风险信息的社会传播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影响着人们的情绪、决策等方面。人们需要来自媒体的信息，通过减少不确定性以保护自身安全。作为一种有效媒介，社交媒体使官方机构发布的信息能够迅速接触到广泛的人群，提供社会支持。

 然而，当无法获取权威信息时，人群中会滋生恐惧和怀疑情绪，人们可能利用谣言、臆断和不科学的信息来填补信息空白，进而引发焦虑感知。一项综述研究表明，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的灾难报道都与负面心理相关。与电视、印刷媒体相比，在社交媒体中接触灾难报道的人们更可能出现负面心理症状。这可能与社交媒体中的多模态信息相关。针对新冠疫情的研究发现，焦虑情绪在诸多人口统计学变量上未发现显著差异，但媒体信息暴露时长、负面信息暴露等则会增加焦虑情绪产生的可能性。过度的社交媒体使用可能会在群体间放大风险感知，进而引发严重的焦虑感知。

 在以往研究中，研究者发现风险感知和应对能力在“心理距离—焦虑感知”模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其中，风险感知促发更严重的焦虑感知；应对能力则可有效抑制焦虑感知的发生。然而，上述中介变量忽略了灾难事件中信息层面以及人际互动层面的影响。在灾难事件中，公众通过对灾难与自身距离的评估，采用不同的社交媒体使用策略，即心理距离与社交媒体的使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一项针对“天津港大爆炸”的研究发现，公众的心理距离与在社交媒体中的参与度存在负相关的关系。换言之，心理距离越接近灾区中心的人们，更可能积极使用社交媒体。在传统媒体时代，基于媒介使用的“信息搜索”行为在风险感知与公众反应之间起中介作用。如今，人们主要依靠社交媒体渠道获得关于危机或灾难事件的第一手信息和即时信息，他们不仅利用社交媒体来搜索、阅读、转发新闻，还可以浏览那些来自受灾地区的用户发布的状态，这些使用行为都影响了焦虑感知。

 “7·20河南暴雨”中，政府、媒体机构和公众等多元主体在社交媒体中进行实时互动。微博、微信朋友圈等社交媒体渠道成为受困者的“救命稻草”，如他们在“河南暴雨互助”微博话题下积极发布求救信息，寻求社会支持。然而，公众基于特定话题形成讨论社群也可能使得焦虑情绪被进一步放大，甚至可能出现情绪极化的后果。与此同时，社交媒体能够使公众的线上参与行为更加投入，也使得由灾难事件引发的情感和记忆对公众产生更持久的影响。虽然基于“刺激—反应”的生物学视角来解释媒介效果的框架常被诟病，但学者发现，在灾难、战争等情境之下，这种理论框架仍然适用。

 社交媒体较强的交互性也让人们在使用的过程中产生共同体验感，因而可能反过来影响人们对灾难事件的心理距离感知。然而，基于个人的生命经验和社会关系，人们对灾难事件存在一个初始的心理距离，无论是否使用社交媒体，人们都可能因亲友在亲历灾难、曾经经历过相似灾难、事发地点与自己所处位置接近等情况，影响其评估自身与灾难事件之间的距离。本研究以心理距离作为自变量，将社交媒体使用作为中介变量纳入“心理距离—焦虑感知”的模型中，提出以下假设和研究问题：

 H1：心理距离与社交媒体使用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

 H2：社交媒体使用与焦虑感知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RQ2：社交媒体使用如何影响心理距离与焦虑感知之间的关系？ 

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问卷星平台，通过样本服务功能对全国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回收时间为2021年8月9日，共回收461份问卷。通过剔除干扰项（如“填到这一行时请您选择非常不同意”）、异常情况（如回答时长达260,686秒）、必答题未作答等异常问卷，共有429份有效问卷，回收有效率为93.06%。关于问卷的样本特征情况见表1。

（二）变量测量

1.心理距离。基于现有的相关研究，本研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问卷设计。以往研究中，并非需要对心理距离的四个方面都进行测量，研究者可依据具体情况而定。本研究以社会距离和假设距离来评估心理距离。为避免被试持中立态度，该部分问卷采用四分李克特量表的形式，即选项共分4级，分值越高，表示被试与灾难的心理距离越远，反之则表示被试与灾难的心理距离越近。

2.社交媒体使用。在国内，微博和微信是重要的社交媒体。除了使用时长之外，更重要的是社交媒体的使用功能，如评论、转发等，这些更有可能影响用户在日常社交生活中的情感联系。本研究根据已有研究进行问卷设计，以测量被试的社交媒体使用行为。

3.焦虑感知。本研究基于已有的标准量表，对焦虑感知进行测量。该量表通过简单的自我报告的方式，能识别被试是否有可能存在广泛性焦虑症，常用于临床实践和科学研究场景中，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参见表2）。

四、研究结果

 首先，使用SPSS 26.0对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双变量皮尔森相关检验。结果发现，心理距离、社交媒体使用和焦虑感知之间均呈现显著的相关关系（p<0.01）。心理距离与焦虑感知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回答RQ1，即出现“涟漪效应”，而不支持“心理台风眼”）；心理距离与社交媒体使用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验证并支持H1）；社交媒体使用与焦虑感知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验证并支持H2）。具体如表3所示。

 其次，本研究为了回答RQ2，以心理距离作为自变量，焦虑感知作为因变量，社交媒体使用作为中介变量，性别、年龄、教育背景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参见表4）。在模型1中，R2为0.005，且各控制变量的p值均大于0.05，即控制变量对焦虑感知不存在显著影响。将心理距离作为自变量加入到模型2中，R2提高到0.209。结果显示，心理距离负向预测焦虑感知（B=-0.539，p<0.001）。在模型3中加入社交媒体使用作为中介变量后，心理距离对焦虑感知预测的方向和显著性没有改变（B =-0.471，p<0.001），且社交媒体使用正向预测焦虑感知（B=0.136，p<0.001）。模型3中的R2为0.229，相较于模型2提高了0.02，且在统计学意义上显著。模型4以心理距离作为自变量，社交媒体使用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心理距离负向预测社交媒体使用（B=-0.498，p<0.001）。

 最后，本研究通过26.0版本SPSS，以及插件Process 3.4.1，采用其提供的Bootstrap方法进一步验证中介模型的稳健性，其中模型数设置为4，设定样本量为5000。研究发现，在置信区间为95%的水平上得到了十分相近的结果。具体结果见图1和表4。

 综上所述，数据分析结果回应了本研究提出的两个研究问题与两个研究假设。在突发灾难事件中，心理距离越近的人们会更频繁地使用社交媒体，他们在社交媒体中更积极地消费新闻内容，评论并转发相关信息，并与其他人就灾情展开讨论，进而容易出现更为严重的焦虑感知，即“涟漪效应”。与此同时，人们的社交媒体使用正向部分中介了心理距离与焦虑感知之间的主效应。

五、结论与讨论

 在突发灾难事件中，社交媒体成为受困者的主要求助渠道，也为公众提供社会支持。然而，社交媒体也可能是一把“双刃剑”。社交媒体中谣言频发，多模态的信息也可能使得焦虑情绪在群体间不断放大。人们通过点赞、评论、转发等各种形式在社交媒体中积极参与到传播过程中。在社交媒体环境中，心理距离与焦虑感知之间的关系需要进行更多的检验。本研究借助心理学和传播学的相关概念，构建了心理距离、社交媒体使用与焦虑感知之间的中介模型，并基于全国抽样的问卷调查数据对模型进行检验。本研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证实了社交媒体使用对心理距离与焦虑感知之间的作用机制，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心理距离与焦虑感知之间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即出现“涟漪效应”。第二，心理距离负向预测社交媒体使用，而社交媒体使用正向预测焦虑感知，并验证了社交媒体使用在心理距离与焦虑感知之间起到了正向的部分中介效应。

 （一）验证了“心理距离—社交媒体使用—焦虑感知”三者的关系

 本研究将社交媒体使用纳入到“心理距离—焦虑感知”模型并验证三者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为心理距离的作用机制提供了更充分的理论解释，同时也为考察社交媒体的社会功能打开了更广阔的视角。研究发现，信息“超饱和”的社交媒体并没有让人们变得麻木不仁，反而进一步引发焦虑感知。具体而言，与灾难事件的心理距离越近的人们更可能通过使用社交媒体参与传播过程，如浏览、评论、转发相关的新闻信息。本研究验证了“涟漪效应”的出现，并在风险的社会放大这一框架下将其作用效果从风险感知延伸到焦虑感知。与此同时，本研究提出将社交媒体理解为一种“催化剂”，社交媒体使用促使了“涟漪效应”的出现。

 在媒介技术快速变革的当下，社交媒体作为媒体变革的一种重要形态，不仅改变了风险的社会表征，也影响着风险的社会放大过程。社交媒体中议题更容易模糊，谣言更加频发，风险体验更为逼真。与此同时，在社交媒体中，爆料曝光、议题设置、话语修辞、污名化等放大路径的出现都可能增强“涟漪效应”的发生概率和影响程度。在关于“7·20河南暴雨”的报道中，新闻特稿叙事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特点，增强了叙事感染力。而视频、直播等表达形式可以在短时间内借助丰富的元素对人们形成情绪感染与情感共振。社交媒体不仅能在内容层面促进焦虑感知，也能在社会结构层面发挥作用。作为中介变量，社交媒体并没有直接改变两者的主效应关系，而是促进了这一过程的发生，其在心理距离和焦虑感知之间所起的作用，与催化剂十分相似。催化剂本是一个化学概念，又被称为触媒，在化学反应里能改变（加快或减慢）其他物质的化学反应速率。生物酶就是一种典型的催化剂。如果没有酶的催化，于性命攸关的最基本的食物消化、氧的呼吸等生命活动都难以进行。社交媒体正如生物酶，以“催化剂”的方式渗透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方方面面。社交媒体与政治、社会、文化各个系统不仅相互勾连且彼此影响，使得社会整体呈现出媒介化的特征。在传统的“刺激—反应”模式之上，媒介化指向媒介效果向宏观社会效应的延展。这一视角能够帮助人们理解媒介所造成的复杂社会后果。

 本研究从微观层面揭示了社交媒体在心理距离和焦虑感知之间发挥的中介作用。在媒介化社会中，焦虑感知经社交媒体催化，可能进一步演化、上升为社会心态。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灾难情境下的社会心态成为重要议题。如果焦虑感知无法得到及时纾解，或将引发进一步集体行动，影响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以往研究发现，在突发灾难事件中，社交媒体的使用频率与公民公共参与意愿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其中微信的影响最为明显。

（二）对官方媒体和社交媒体平台的风险传播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官方主流媒体应对突发灾难时应及时发布真实可靠的新闻消息，以降低由不确定性产生的焦虑感知，并获得公众对主流媒体的信任。目前，政府在公共传播的价值表达方面仍存在不足，需要调整新闻发布过程中行政逻辑与专业逻辑之间的关系，鼓励公众参与并及时积极回应公众关切。针对新冠疫情的研究发现，权威媒体对预防行为的促进效果显著强于社交媒体。

 在“7·20河南暴雨”中，社交媒体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受困者第一时间发布求助信息的渠道，促进了社会救援行动的开展，成为政府、媒体与公众沟通的重要桥梁。社交媒体能够快速聚集舆论意见，增强公众话语权，提供情感支持。然而在灾难情境中，过度的社交媒体使用也会产生严重的焦虑感知。社交媒体平台应肩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如及时、精准传播官方权威信息，以便有序维系社会系统的运行，及时监测处理恶意夸大灾难情况等不实信息。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中的推荐算法可能造成信息茧房，使得焦虑感知在同质化的信息环境中被放大。为避免让公众陷入信息过载的环境中，社交媒体平台应给来源可信的信息赋予更高的推送权重，让来源可信度高的新闻优先呈现。

 除此之外，公众在灾难事件中使用社交媒体应以解决问题、提供情感支持、达成社会共识为目的，避免焦虑等负面情绪的进一步传播。在灾难情境下，情绪敏感人群应减少社交媒体的使用，以免造成严重的情绪困扰。综上，政府、媒体、公众在应对突发灾难事件时，应合理、妥善运用社交媒体，以便更好地发挥其社会功能，降低其负面影响。

（责任编辑：林春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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