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红义 | 以“人-物”关系为中心：新闻研究的物质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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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5期

以“人-物”关系为中心：

新闻研究的物质敏感性

白红义

白红义，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为新闻社会学、数字新闻学。

摘要：伴随着传播研究的“物质性转向”，最近几年的新闻研究开始体现出一种“物质敏感性”，学者们敏锐地注意到物质性对于理解数字新闻业的理论潜力并将其应用于经验研究中。这种敏感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新闻业视为一种社会-物质实践，探讨物质性在新闻业中的不同体现，着重从当下和历史两个维度对工具、机器、硬件、软件等物质条件进行了讨论；二是逐渐形成了一套社会-技术理论以分析物质性，一方面援引新的理论进入新闻研究领域，另一方面也促使一些旧的理论予以调适以适应对社会-物质实践的分析。倡导新闻研究的物质敏感性并不意味着对各种物质条件的决定论式的强调，而是要把“人-物”关系置于新闻物质性研究的中心。

关键词：物质性；物质敏感性；新闻研究；“人-物”关系；数字新闻业

基金项目：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资助项目“数字时代的中国新闻创新研究”(18PJC090)；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上海新媒体实验中心项目“平台重构：新闻生产的创新案例研究”(SXH3353049)。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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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13000字

一

将物质性带入新闻研究

      以新闻和新闻业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新闻研究是过去20多年传播研究中发展最快的子领域之一，马特·卡尔森(Matt Carlson)等人将这一领域界定为“一个信息性的公共文本的领域，它涉及到与之有关的新闻、公众、组织、专业和制度，生产这些文本的物质材料和技术，以及塑造其流通和消费的个体和多元力量”。这一定义鲜明地表现出当前数字时代新闻业的新特征，体现出更强的技术形塑的影响。随着数字技术在新闻生产、分发、消费等各个环节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新闻研究也越来越强调对技术问题的重视，正在发生着社会技术转向(sociotechnical turn)。转向表明新闻学术研究正处在一个转型过程中，有学者指出，如果说传统的新闻研究以“词”(words)为核心，那么当下的新闻研究则应该在“词与物”的动态交织中理解新闻和新闻业，因此要加强对物(things)的研究，包括工具、机器、硬件、软件和其他类型的技术。

      对新闻生产物质条件的重视是新闻研究迈向数字时代的突出特征之一，物质性成为描述这一特点的关键学术概念。此前，传播学者们在整合传播研究和科学技术研究(STS)的过程中更早地论述了物质性，而由于对技术问题的漠视，传统新闻研究长期忽视了新闻业中的物质性问题，直到帕勃罗·博奇科夫斯基(Pablo Boczkowski)在2004年出版的《数字化新闻》一书中率先引入STS中“技术的社会建构”理论来分析美国报纸采纳互联网的过程。该书将物质性及其展现过程视为核心主题，以STS为主要路径，“为了解新闻生产中技术、物质性和社会实践之间的互动铺平了道路”。在之后对阿根廷新闻网站的研究中，博奇科夫斯基着眼的是物质性与模仿的关系。正是经由硬件、软件、连接性设备等技术才形成了中介化的监测，模仿则是挪用这种技术能力所产生的“非意图性后果”，物质性就像一种基础设施，串联起了新的和旧的、硬件和软件、工具和技能。

      在将物质性带入新闻研究的过程中，2015年《新闻学》(Journalism)杂志开设的物质性专题构成了一个热点时刻，不仅在理论上论证了引入物质性视角的必要性，而且通过实证研究展示了物质性研究的潜力。博奇科夫斯基以一位先行者的身份指出，新闻研究的物质转向(material turn)“有可能为新闻和新闻生产的研究带来方法论上的更新”，比如记者和新闻编辑室分别作为新闻工作的主体和地点的地位即在物质性视角下遭到了挑战。吉娜·内夫(Gina Neff)同样强调了物质性的优势：“学者们可以利用这些新兴的物质性理论来描述记者如何工作、新闻业如何在新闻编辑室中被塑造、新闻业如何变化以及最终对新闻行业产品的影响。物质性理论可以帮助学者们解释这种转型对新闻行业、记者的工作和实践的影响。”

      此后不同维度的新闻物质性研究逐渐取代了技术这一稍显笼统的术语，朱丽叶·德迈耶(Juliette De Maeyer)称之为新闻研究中的物质敏感性(material sensibility)，她强调“不仅需要平等地关注所有的物质，而且还需要识别其中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比如形式和持久性、特定情况的参与者、在特定设置中的不同作用等”。在本文看来，相对于“转向”所期待的学术路径的根本性变化，敏感性更切合当前新闻研究对物质性的关注现状，即学界开始敏锐地注意到物质性的潜力，具有了对物质性的敏感，但如何在经验研究中有所体现还在持续探索中。

      本文沿用德迈耶提出的新闻研究中要体现物质敏感性这一说法，试图从两个维度展现新闻研究在这一领域的进展：

其一，将新闻业视为一种社会-物质实践(socio-material practice)，探讨物质性在新闻业中的不同体现。这部分将借鉴新闻业客体研究中的三种分类（硬客体、软客体、意外客体），从当下和历史两个维度呈现新闻研究对工具、机器、硬件、软件等物质条件的讨论。

其二，技术视角不仅激发了新的理论进入新闻研究领域，也促使一些旧的理论作出相应调适以适应对社会-物质实践的分析，这些理论共同构成了探讨物质性的社会-技术理论(socio-technical theories)。这部分将着重讨论科学技术研究、社会理论、元新闻话语三种理论路径。经由对社会-物质实践和社会-技术理论的讨论，本文进一步探讨将“人-物”关系(human- material relationships)置于新闻物质性研究中心的可能性。

二

作为社会-物质实践的新闻业

      当前新闻生产的各个环节都要依赖技术工具的广泛应用，数字化环境中的新闻业已经深深地与技术交织在一起，成为一种社会-物质实践，突出表现在各种新客体(new objects)的涌现。对新闻物质性研究来说，客体无疑是一个可以具体操作的抓手，“构成了应对发散的新闻业的正确视角”，借此“了解这个日益迷恋技术的世界得以形成的社会、物质和文化背景”。透过对客体的了解和发掘，研究者可以找到一种讨论物质性的具体方法，并逐渐形成了当前对新闻业技术客体讨论的两种取向。

      第一种是对当下的新技术客体的研究。新闻业客体的研究在早期主要指对数字新闻生产、分发和接受过程中的物质条件的研究，包括所需的工具、机器、硬件、软件和其他类型的技术，比如内容管理软件、博客和超链接、新闻客户端、数据、算法、聊天软件、移动技术、虚拟现实技术、数字新闻地图、数字档案等等。随着技术迭代，新闻业将不断出现新的技术客体，对它们的研究是一个打开黑箱的过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物质工具究竟是如何在新闻工作中发挥作用的。其实，不只是那些在新闻工作中实际运用到的硬件、软件、机器、设备等，新闻媒介本身也被视为一种物质客体，一些受众之所以还愿意阅读报纸，就是因为留恋手执报纸时的触感及报纸散发的墨香。正是由于物质形态的不同，新闻消费者使用纸质报纸和在线报纸时体现出不同的方式，具有完全不同的体验。

      这类研究占据着当前新闻物质性的主体，丰富了我们对新闻生产的物质条件的理解，但一些学者也敏锐地指出了研究中的不足。克里斯·安德森(C.W. Anderson)指出，“新闻学研究者很有可能在忽视不同技术的根源或谱系的情况下将分析的目光从一个新的设备和软件系统迅速转移到下一个”“许多新闻学研究者倾向于分析‘下一个重要的技术’或‘当前的新闻危机’，对技术先例或更宏大的社会结构则不甚关注；而正是这些‘中长期’维度上的技术或结构因素，对新闻业的演进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德迈耶等人也对此现象有类似的看法，她们发现新闻学界对技术的研究表现出两个趋势：一是以当下为中心，试图在技术变化发生的同时了解正在发生的技术变化，而很少从历史中寻找线索；二是通常以技术创新为框架，重点关注新技术是否被采用。布莱恩·克里奇(Brian Creech)也曾指出，多数研究致力于探究当下的发展趋势，却忽略了新闻业一直以来就在吸纳各种新技术的历史。上述批评意见都指向了既有研究具有的“当下”偏向，即着眼于对互联网进入新闻业以后出现的各种技术客体的研究，而对现代新闻业发展过程中的物质条件有所忽略。

      第二种是对新闻业历史中曾出现过的技术客体的研究。早前的新闻史研究已经注意到了电报、邮政等技术对新闻业发展的影响，近年来的研究在物质性的指引下更为积极主动地发掘新闻业演变过程中的物质因素。如苏珊·基思(Susan Keith)研究了20世纪美国报纸编辑部内五种不知名的编辑工具、弗洛伦斯·勒卡姆(Florence Le Cam)通过关于新闻编辑部的摄影作品来透视工作场所的转型、克里奇把35毫米照相机在新闻编辑室中的应用与新闻业对真相的追求及认识论进行了勾连、威尔·马里(Will Mari)分析了电话和广播车两种破坏性技术(disruptive technologies)的采纳等。与之类似，前互联网时代的电脑也是一种重要的破坏性技术。马里详细描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20世纪90年代美国新闻编辑室在一系列新闻采集、新闻编辑和新闻制作活动中早已展开但发展不平衡的计算机化过程。德迈耶等人则对在互联网兴起之前，电脑进入加拿大新闻编辑部的历史进行了深入讨论，表明新闻业与技术的动态交织早于互联网时代便开始了。还有研究者更注重那些乍看与新闻生产距离较远的技术和物品，例如马里最近的一项研究以新闻编辑室中的空调系统为主要研究对象，把它视为现代化新闻编辑部的重要标志。这些新近研究体现出更强的物质敏感性，不仅过去出现过的技术需要发掘，而且在研究新兴技术时同样需要历史的视野，如德迈耶等人即以博客和超链接为例，倡导对此类客体的社会史研究。

      以上两种取向的研究已经将不少硬件、工具、软件等物质制品纳入研究视野，丰富了我们对新闻业物质性面向的理解，“客体导向的研究为新闻研究提供了一种研究新闻业动荡历史的具体方法，它同时抓住了新闻媒体过去和现在的形式及其改变的条件”。瑞秋·莫兰(Rachel Moran)和妮基·厄舍(Nikki Usher)把新闻业客体分成硬客体(hard objects)、软客体(soft objects)和意外客体(unexpected objects)三种类型，对于我们理解物质性有很强的启发意义。硬客体和软客体的分类直接来源于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借鉴电脑中硬件和软件的说法对物进行的软硬区分。厄舍从客体角度研究新闻信任(news trust)时，明确区分了硬客体和软客体两种类型，前者以新闻建筑为代表，后者则体现为新闻的原材料和数字新闻产品。所谓硬客体指的是有形的物质性，诸如印刷机、打字机、电脑、新闻建筑等。它们对新闻生产有重要意义，近期一项对印度尼西亚广播公司的研究就指出了实体的新闻空间等物质客体仍然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新闻生产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下研究所讨论的各种数字客体大多可归入软客体的行列，涵括了为新闻生产提供协助的各种前端和后端产品，如内容管理系统、数据库、新闻APP、网站、聊天机器人、算法等。

      不过，软硬客体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在新闻制作、传播和消费过程中，软硬物体的相互作用将不同类型的劳动、组织需要和基础设施配置结合在一起”。比如，斯蒂恩·斯滕森(Steen Steensen)研究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在实习期间如何形成专业知识时就注意到了两种类型的物质性，一种是新闻编辑室的结构和布局，另一种是编辑室中的软件应用，分别对应着硬软两种客体。而莎朗·林格尔(Sharon Ringel)所研究的新闻档案(news archives)本身就是一种兼具硬软两种特质的客体。她研究了《纽约时报》的三种数字档案实践，发现这些数字化的新闻档案不仅是一种存储历史的设施，也在当下的新闻生产中发挥着把关作用，甚至还是文化记忆的代理人。

      新闻业的档案工作影响着什么被记忆、什么被遗忘，具有特殊的情感意味，因而又成为莫兰和厄舍所说的“意外客体”。“这些客体通常不被认为是生产或消费新闻的直接经验的一部分，但却具有情感层面，为一系列可能的情感创造了前提条件”。如记者证、票根、照片、旧的竞选标志、体育纪念品、关闭的新闻网站以及带有报纸Logo的马克杯等等。这一提法大大扩展了新闻研究的对象，将很多不在常规研究视野内的客体纳入分析范畴。马里研究的职场诗歌(workplace poetry)可以归入这类客体。二战和冷战初期的美国记者不仅生产新闻，还撰写了大量描写编辑室生活的诗歌，记者们借此联系在一起并形成群体认同以应对困难的处境，成为美国新闻业专业化的重要部分。意外客体更强调它与新闻业的情感连接，因此硬客体或软客体都有可能成为一种意外客体，它们的主要作用是情感性的，而不是功能性的。

三

新闻研究中的社会-技术理论

      数字技术的嵌入使得新闻业日益成为一种社会-物质实践，对其进行的理论阐释需要能够有效地处理物质性问题。斯滕森等人统计了数字新闻研究领域的重要刊物《数字新闻学》(Digital Journalism)上最常见的理论视角组合，依次是社会学/技术、政治科学/技术、技术/社会学、政治科学/社会学、工商管理/技术、工商管理/社会学、技术/政治科学。其中绝大多数学科都开始引入技术方面的理论，表明“社会-技术理论”正成为研究数字新闻业的重要视角。

      社会-技术理论体系明显体现出两种形成路径：一种是直接引入处理技术问题的理论资源。当下最为流行的做法是从科学技术研究中引进概念和理论，以至于表现出一种STS转向的趋势，其中，行动者网络理论成为讨论新闻业物质性问题的主导性理论工具。另一种则是引进和发展一些此前并不以处理技术问题著称的理论，使其介入到对技术问题的讨论中，其中尤以社会-文化路径方面的理论最为突出。以上两种来源的理论共同构成了本文所说的“社会-技术理论”。本文无意全景式地展现这些理论，而选择其中的科学技术研究、社会理论和元新闻话语三种代表性理论入手，展示它们各自处理物质性问题的特点。称之为代表性理论，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在新闻研究中对技术或物质等问题的讨论中得到较多的应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它们各自体现出不同的特点。

（一）科学技术研究

      科学技术研究是在研究工程、技术、科学等问题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研究领域，也是新闻传播学科讨论技术现象时最先援引的理论资源。借助STS领域的理论和概念研究新闻的成果大量出现，其中行动者网络理论成为最为突出的STS理论，它把非人行动者提高到与人类行动者同等重要的地位，“提供了考察数字新闻工作的物质性的敏感性，并适应了技术在社会研究中的整合”。STS领域的理论资源在一定时期内仍将是新闻学界探讨物质性的重要理论工具，不过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研究者使用了深耕、嫁接和发掘三种策略来深化STS相关理论对新闻业的解释力。

01

继续深耕行动者网络理论本身，以发挥其优势，克服其不足

      在过往研究中，行动者网络虽然表现出一定的重构新闻理论的潜力，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陷。有学者称其为媒介研究中“新描述主义”(new descriptivism)的代表性理论，意指其描述有余、阐释不足。因此，一些学者或是在方法上进行探索，比如德迈耶提出把“追溯”(trace)作为一种可操作性路径，借用对各种物质踪迹(material traces)的分析来研究新闻生产的物质性；或是对理论本身进行再阐释，如从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等行动者网络的创立者那里寻找理论线索。

02

将行动者网络与其他理论嫁接使用，以增强理论的阐释力

      行动者网络与其他理论之间，有时构成了一种相互补充和竞争的关系，比如借用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实践共同体(communities of practice)理论对在线新闻编辑室的创新过程做出不同维度的解释，展现新闻室内不同行动者的复杂面向；有时构成了一种全新的分析框架，比如在创新扩散和行动者网络的基础上提出“创新扩散作为行动者网络”的理论框架，试图揭示新闻创新过程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有时则融合两种理论的优势，如德迈耶及其合作者致力于把行动者网络和元新闻话语(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进行结合，试图从话语的层面解释数字新闻业中的物质性踪迹。

03

试图在行动者网络理论之外发掘STS的其他理论，以突破ANT的局限

      ANT只是STS中的一个代表性理论，二者不能画上等号。一些学者引入了STS中的其他理论概念，比如用技术戏剧(technological drama)分析自动化新闻、用边界工作(boundary work)分析推文如何成为合法的新闻业的制品、借用边界客体(boundary objects)和交易区域(trading zones)来分析记者与程序员的合作项目以及代码托管平台GitHub对新闻业的影响。

总体而言，上述三种策略都还在STS这一领域内打转，但处理物质性问题的理论不止于此。相对于媒介和传播研究领域内物质性的“高度理论异质性”，新闻物质性研究陷入了高度同质的境地。因此，一些学者开始重视从其他探讨相关技术问题的研究领域寻找理论工具，如在对自动化新闻的研究中就试图将软件研究的理论引入其中。

（二）社会理论

      随着新闻学界对物质性问题的重视，研究者们不仅大量援引STS理论和概念，还开始对非STS理论进行重新发掘。他们从经典社会理论中寻找工具，探索其处理物质性问题的可能性，以丰富社会-技术理论的工具箱。而那些关系取向的社会学理论更有机会被挪用来分析新闻业中人与人、人与技术、技术与技术等不同的关系。

      场域理论是过去20年新闻研究中运用最为广泛的社会理论之一，它的特点在于描摹场域中的权力关系，尤其是从历史和比较的维度讨论场域的形成、运作等问题；学者们也将其引入对技术问题的讨论中，开拓了场域理论的应用空间。一些研究讨论了技术对新闻场域内原有从业者惯习的改变，比如新的摄影技术DSLR相机改变了惯于使用摄像机的记者的职业惯习；有学者以自动化新闻为例着重讨论技术场域的兴起及其对新闻场域的影响；还有学者借用场域理论对新闻组织和新闻工作者技术运用的差异进行解释，比如分析美国和法国的两家媒体对受众分析技术的不同理解以及美法两国记者社交媒体使用的差异。这些研究讨论的是新闻业内出现的诸多新客体，但回应的还是场域理论的核心问题，即新的技术工具、物质条件等数字客体的出现正如何影响着新闻场域内资本、惯习的变化。

      与之相比，还有一些社会学理论也被相关学者引入进来，但尚未大量应用于经验现象的研究，其理论潜力还需进一步挖掘。赛斯·刘易斯(Lewis)和罗德里戈·扎米思(Rodrigo Zamith)从霍华德·贝克尔(Howard Becker)的艺术界研究中引入“世界”(worlds)理论来理解技术导向的新闻业，他们把沉浸式新闻、数据新闻、自动化新闻各自视为一个“界”。此外，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的社会系统理论也被学者引入新闻研究领域来思考新闻业的边界问题，比如借鉴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中的分化理论讨论新闻业中的“去边界”现象，即边界的模糊及其背后的传播环境的转变。一些学者尝试把新制度主义中的概念引入进来，比如借用新制度主义理论中的关键节点(critical junctures)概念，从四个关键节点展现数据新闻的制作对内部组织结构的影响。在新近发表的一项研究中，扎米思等人借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和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适应性结构化理论，把受众分析技术重新概念化为一种在媒体组织内工作的个人所经历的技术。

      除了场域理论，大多数社会理论还处在引介的阶段，有待应用于实际的经验研究以检验其理论阐释的能力。需要注意的是，新闻学界在应用这些社会学理论时表现出两个特点：一种是将理论进行碎片式地应用，即选取理论体系中的某几个概念予以突出，破坏了理论的系统性，其中尤以场域理论的应用最为突出；另一种是将理论进行断裂式的引进，即较少关注该理论在其原来领域内的发展状况，只是在新闻研究内循环，边界工作理论即为这一现象的典型。上述两种方式都只会让新闻研究陷入自循环的境地，而无法与其他社会科学形成真正的双向交流。

（三）元新闻话语

      新闻研究的文化路径在很长时期内主要关注新闻业内的越轨现象，随着来自新闻业外的威胁和挑战日益突出和频繁，这一路径的研究开始转向对数字客体所代表的技术问题进行元新闻话语层面的阐释和建构。元新闻话语是对新闻文本、生产实践及接收条件的公共表达，不同行动者公开地参与到建立定义、设定边界以及判定新闻业合法性的过程，它形成的前提在于将新闻业理解为一种可变的、语境的和关系的文化实践。

      随着技术成为新闻业日常运作的背景性设置，新闻业界也涌现出大量“关于新闻业的技术话语”，围绕技术问题展开话语层面的阐释、建构、争夺等过程，不仅试图解释技术是如何运作的，还重视剖析它反映出的意义。马修·鲍尔斯(Matthew Powers)较早地透过“技术专门工作”的话语来解释技术变革对新闻工作者的意义，认为新闻工作者对新闻工作与技术关系的理解会影响他们对技术形式的态度，其中蕴含着正面的期许，希望技术可以服务新闻实践；也包含对技术威胁的忧虑，如将技术视为现有新闻模式的威胁；同时还有对新技术的工作形式对新闻业进行广泛革新能力的认可。卡尔森借用了技术人类家布莱恩·普法芬伯格(Bryan Pfaffenberger)提出的“技术戏剧”概念，分析新闻工作者与技术专家围绕自动化新闻在新闻业中的所处地位进行争论的过程。技术戏剧描述的是不同的社会行动者围绕技术展开的竞争性宣称、陈述与反陈述的话语，这一概念拓宽了技术与新闻权威之间的关系。克里奇和香农·鲁尼(Shannon Rooney)应用元新闻话语理论对《新共和》(New Republic)的死亡这一负面案例进行了分析发现，作为传统新闻机构的《新共和》与来自硅谷的收购者在管理风格之间的文化冲突表明，互联网公司的商业模式挑战了新闻业对更广泛的美国民主实践具有的隐性价值。元新闻话语侧重于分析新闻工作的意义，在这些案例研究中，技术成为话语阐释的新对象，经由对技术问题的讨论，研究者们试图回答技术变革对新闻工作带来各种冲击背后的文化意涵。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把元新闻话语视为一个敏感性概念(sensitizing concept)，它不仅激发了研究者在分析对象上的扩展，法庭文书、流行文化、会议讨论、媒体宣言、奖项评审等都有可能成为元新闻话语的一种类型；而且在分析工具上，也汇集了阐释共同体、边界工作、话语制度主义、范式修复、集体记忆、新闻权威等不同的理论资源。如果说社会学理论大体代表了新闻社会学在数字时代的进展，依然侧重于对各种形式的新闻工作的解释，如新闻生产中涉及的个人或群体之间的工作常规、互动和关系，以及新闻生产中的组织、机构、结构、职业规范和价值观等等；那么，元新闻话语可谓已经成为其中文化路径的一个代表性理论，也是新闻权威的构成成分之一，记者与技术的关系同样可以体现出新闻权威的确立、巩固、争夺等面向。技术客体以闯入者的身份进入新闻业，对新闻业的边界、权威、合法性构成了挑战，那些由技术问题引发的关键事件(critical incidents)将成为元新闻话语集中展示的时刻，可以用来分析新闻行动者对物质性的认知、理解和阐释。

四

以“人-物”关系为中心

      新闻学者们用“物质性”取代了过去常使用的“技术”一词，这不是一个词汇的简单交替，而是代表着在新闻研究中对技术问题理解的深化。对物质性的关注促进了新闻研究在两方面的变化：一是发现了更多不被传统新闻研究重视的工具、硬件、软件等与新闻有关的物质性条件，如报纸的数字档案、图书馆、空调等；二是引进了更多其他学科的视角、理论、概念来处理新闻业的物质性问题，如教育研究、摄影研究、软件研究、平台研究、档案研究、博物馆研究等，进一步体现了新闻研究的“多学科性”。物质性概念的价值并不只是一个新词汇的简单流行，而是在“研究的客体”(objects of study)和“探究的过程”(process of inquiry)两方面都促进了新闻研究的发展。

      在此前的研究中，鉴于技术问题在新闻业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有学者进一步将其抽象化为人类与机器的关系，据此将新闻业类型化为四种：人类中心的新闻业(human-centric journalism)、技术支持的新闻业(technology-supported journalism)、技术促进的新闻业(technology-infused journalism)和技术导向的新闻业(technology-oriented journalism)，它们代表着新闻业对技术的不同依赖程度，从基本不体现技术要素的状态进入到当下的数字技术已成为基础设施的阶段。此后，刘易斯等人进一步提出了人-机传播(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的研究范式。不过，此处的机器基本局限于人工智能领域内的社交机器人、聊天机器人等技术，大体属于软客体。因此，单纯地讨论新闻业中的人-机关系尚不能准确把握技术对新闻业带来的各种直接与间接的影响，机器充其量只是技术或物质性的一种体现。

      江淑琳曾指出，与新闻生产相关的物质性大致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指有形、具体的物体，如桌椅这种具体之物；第二种也指物的本身，但不像桌椅拥有具体的形体，如电脑软件；第三种不特别指称有形或无形的物体，而是强调物与人之间的关系，物质性是物体透过与人的活动而产生其特性，光是物体本身，若没有经过使用者去使用它，就没有物质性可言。”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江淑琳所说的第三种物质性，抛弃了早期以有形的、可见或可触摸的形态出现的建筑、设备、工具等，其所谓的物质性是相对于人类行动者所说的，要经由与人的关系来理解物。在一定意义上，意外客体的说法也含有类似的观点，它强调了客体所附着的人类情感。物质敏感性绝非对技术这一单一元素的强调，这一点在行动者网络理论中已经有所反映，它反对任何形式的决定论，认为应在“人-物”的互动关系中考察物质性的形成与实践。

      本文认为，新闻研究的物质敏感性要将“人-物”关系置于研究的中心，在此前提下，还有诸多关键问题需要厘清：它是否成了不可替代的学术概念、其缺失是否会影响我们对技术问题的理解？还是说，它只是一个学术词汇的修辞游戏，难有实际意义？这些疑问有待更多扎实的经验研究予以证实或证伪。

      首先，什么是新闻业中的物质性。目前来看，新闻学者只是单纯地引入了物质性概念，对其还缺乏足够准确的界定。硬客体、软客体和意外客体的分类提供了一种尝试，但也有可能让客体变得漫无边际，在这些不同的客体中，物质性究竟如何体现？

      其次，物质性反映了何种社会关系。技术的介入让新闻业中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人-人、人-技术、技术-技术等形成了不同的关系主体，合作、竞争、对抗、冲突等各种关系混杂在一起，围绕物质性形成了哪些关系？

      最后，如何去研究物质性。目前的研究主要把物质性当作一种透镜(lens)，类似媒介特定性分析那样相对独到的研究方法还较少应用在新闻研究中，不过已有历史学者尝试用媒介考古的方法研究死树成为报纸的工业化过程，一些学者在探索文本-物质路径作为一种分析物质性的方法。由于新闻物质性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现有文献还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些问题，更不要说形成何种共识。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将关系到学界如何衡量新闻物质性的学术价值。

五

结语

      本文对新闻研究的物质敏感性进行了简要讨论，主要文献来自过去几年学界围绕物质性展开的理论和经验性论文，也援引了一些没有直接使用物质性这个概念，但可以划入新闻物质性研究脉络的文献。本文主要从社会-物质实践和社会-技术理论两个维度大致展现了当前研究的基本特征：社会-物质实践构成了讨论物质性问题的现实基础，社会-技术理论则为物质性研究提供了趁手的理论武器。前者是后者的分析对象，激发了相关理论的发掘、引进、调适等；而在理论的烛照下，很多新鲜的或被忽视的物质性实践得以为人所知。可以说，新闻物质性的实践与理论之间正处于相互形塑的过程中。

      总体而言，新闻物质性研究还没有形成足够的文献积累，与传播学中的物质性研究相比还显得有些薄弱。本文的爬梳只能呈现一个阶段性的研究进展，它的优势与不足都处在探索的过程中。在描摹它的现状之外，更重要的是，物质性研究将会为中国的数字新闻研究带来哪些启发？近两年来，媒介物质性研究已经成为国内传播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在相关学者的组织和推动下产出了不少研究成果，如从物质性的角度对外卖送餐员及其电动车、互联网基础设施、手帐、手机、跨境代购、电子媒介垃圾等展开了颇有意义的研究。然而，在繁荣景象的背后，“国内媒介物质性研究目前仍处在起步阶段，距离‘物质性’所能打开的新边界还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存在研究议题不够开阔、研究方法较为传统等不足之处。

      虽然如此，媒介物质性研究至少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而专注于新闻物质性的研究成果尚未见到。这种滞后并不全然是坏事，新闻物质性研究可以广泛吸收既有研究的经验和教训，从而透过物质性这一视角更好地揭示中国新闻业迈向数字时代的动态过程，这也许蕴含着更大的发展空间。

（责任编辑：林春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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