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森 | 罪魁祸首还是必经之路？——工业文明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作用

罪魁祸首还是必经之路？

——工业文明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作用

陈永森

陈永森

     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博士点带头人，现为《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长期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研究。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70余篇，独著和合著8本，多项成果获教育部和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和省部级课题。

摘 要: 生态文明建设不是要替代或超越工业文明，而是要实现文明发展的生态化。工业文明所创造的物质基础以及伴随着工业文明发展的科学技术、城市化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对生态环境不仅仅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看不到工业文明的进步性，简单地排斥工业文明是不明智的，对正在崛起的中华民族来说甚至是危险的。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现代化是民族复兴的基本路径，在继续推进工业文明进程中建设生态文明是理性的选择。

关键词：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8年度重大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18ZDA003）;2020年度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研究”（FJ2020MJDZ019）。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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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11600字

      农业文明是田园牧歌，工业文明则使人类家园千疮百孔，这成了一些人的刻板成见。有人甚至把工业文明看成“黑色文明”，认为只有以生态文明代替工业文明，文明才可以延续,地球上的生灵才得以拯救。历史和现实果真如此吗？工业文明已经走到尽头了吗？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的新阶段还是一种社会形态？工业文明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作用是什么？诸如此类问题学术界还争论不休。厘清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深化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而且对我国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都有意义。

一
生态文明的历史定位

      关于生态文明的历史定位，国内外学者有三种观点。

      一是把生态文明看作是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文明(以下简称“退守论”)。一些学者极力抨击工业文明，把今天的生态环境问题都归咎于工业化，崇尚农业文明，认为要扭转环境恶化的趋势，应该更多地保留或恢复农业文明的特征。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小约翰•B.柯布(John B. Cobb)就认为生态文明最根本的是使自然环境能够为人民提供可持续的安全保障，而这种安全最显著的维度就是食物，因此，生态文明是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为了降低货物运输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减少资源损耗和环境污染，他主张在农庄与城市之间建立自给自足的共同体，在城乡之间的交通尽量不用燃油车，而用牲畜作为交通工具。

      二是把生态文明看作是超越工业文明的社会形态(以下简称“超越论”)。这种观点有激进与温和之分。激进论者把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对立起来，把人类面临的全球气候变化、能源短缺、生物多样性减少、污染等资源和环境问题都归结为工业化的后果。持这种观点的，国内有申曙光、余谋昌、卢风等等，国外有罗伊•莫里森(Roy Morrison)等等。余谋昌认为，工业文明已经过时了，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新形态。申曙光认为，工业文明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正从兴盛走向衰亡，生态文明将逐渐取代工业文明，成为未来社会的主要文明形态。卢风认为：“实现工业文明所有维度的联动改变就不是对工业文明进行修补，而是对工业文明的超越。”卢风还从物质环境、政治和经济制度、文化价值三个维度说明了这种超越。温和论者虽然主张生态文明是高于工业文明的文明形态，但对工业文明的否定留有余地，或多或少肯定工业文明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温和论者大致有三种主张：第一种主张是把生态文明分为两个阶段并认为初级阶段生态文明是在工业文明基础上使用更文明的方式对待自然。第二种主张认为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可以融合发展。此种观点基于中国工业化进程的不均衡和产业结构的包容性和复杂性以及工业化与工业文明不同步的状况，认为当今中国不应将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割裂开来，而要积极推动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融合发展，充分吸收利用全球工业文明的物质财富、技术手段和组织制度，全面升级改造经济社会发展的理念和组织形式，从而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实现对“黑色”工业文明的否定，不断超越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第三种主张认为生态文明阶段不会废止目前的工业文明，只是生态文明发展模式占主导地位，工业文明发展模式退居次要地位。

      三是把生态文明看作是工业文明发展的一个阶段(以下简称“升级论”)。持这种观点的有陶火生、汪信砚等学者。陶火生认为：“从整体性的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方位来说，当前人类仍然处于工业文明的文明形态之中，生态文明不过是工业文明发展的新阶段和新形态。”汪信砚提出，“所谓生态文明，实即生态化的文明，也可以说是使现有的工业文明生态化。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目标，并不是要创造一种超越工业文明的新型的文明形态，而是要为工业文明的发展植入一种生态维度，使工业文明由以往的‘黑色文明’发展为‘绿色文明’”。持这种观点的学者都认为，工业文明本身是发展的，随着工业文明和科学的发展，人类有能力在不改变社会形态的基础上，使文明的发展走向生态化。

      对生态文明历史定位争论的症结在于对如下问题的不同断定。

      一是对生态问题的严重程度看法不同。“退守论”和“超越论”认为，当前的生态危机已经十分严重，全球气候变暖不可逆，地下水层将被耗尽，生物多样急剧减少，工业文明已经难以为继，如果不改弦易辙，人类文明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终结；而“升级论”认为，生态问题的严重性还未达到这样的程度，只要改变工业文明的形态就可能使全球生态好转。

      二是对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关系认识不同。“退守论”和“超越论”认为工业文明是人类中心的、控制自然的、消费主义的和不可持续的，而生态文明则是非人类中心的、顺应自然的、节俭主义的和可持续的，只有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人类文明才得以延续。其中“退守论”认为，工业文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在于其对自然超强的征服力、掠夺力，因此要减少工业化的大规模生产、现代交通的长远运输，要反对城市的扩张和经济的全球化，使生产、消费和交往回到农业文明时代的特征；而“超越论”总体上是向前看的，希望通过绿色技术、有机农业、低碳消费等方式达致新文明；“升级论”认为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并非完全对立的，二者是可以融合的。

      三是对增长或发展的看法不同。“退守论”从拯救人类的迫切性出发，认为追求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不断增加消费的现代生活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有些“退守论”者甚至认为可持续发展理论也是值得怀疑的，因此要去工业化、去增长乃至去发展；“超越论”认为工业文明是“黑色文明”，工业文明的发展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人类要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选择生态文明。“升级论”者则认为，不能剥夺发展中国家改善国民生活的权利，按照可持续发展模式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可能的。

      四是对科技发展的前景看法不同。“退守论”和“超越论”认为，除非改变文明形态，否则科技无法改变生态恶化趋势。其中“退守论”对能耗少、排放低、容纳更多人就业的技术情有独钟，如柯布就批判美国大规模的机械化农业。“超越论”尽管对现代科技技术的发展抱有信心，但更强调人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升级论”者则认为技术变革尤其是正在兴起的生态技术“完全可以使工业文明由‘黑色文明’转为‘绿色文明’”。

      不可否认，“退守论”和“超越论”对工业文明负面作用的批判和对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区别的强调，对当代生态建设不无启示价值，但其在理论与实践上至少存在如下问题。

      一是在逻辑上难以成立。把生态文明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并列不符合基本的逻辑和语法。在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排序中，前三种文明的划分标准是生产力，而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划分标准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否和谐。并列的四种文明有两个划分标准显然是违反形式逻辑的，容易造成思维混乱。

      二是忽视了农业文明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青山绿水、鸡犬相闻、袅袅炊烟固然是农业文明的景观，但部分地区生态衰落导致的文明衰落也是农业文明时代常有的现象。据史料记载，现在植被稀少的黄土高原、渭河流域、太行山脉也曾森林密布、山清水秀，地宜耕种，水草便畜。这些地区的生态退化固然有自然因素的作用，但过度垦荒、滥砍滥伐的人为因素也不可忽视。例如，帝王为显示皇威、满足奢侈生活乃至不朽的梦想，大修宫殿、城池、陵墓，耗费了大量的林木，从而加剧了西北地区某些区域的生态退化。云贵高原上的喀斯特岩溶岩山区严重的石漠化也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共同造成的。清朝雍正推行大规模“改土归流”后，大规模外来移民的涌进、高产农作物的传入、开发管理的无序以及经营模式不能与当地环境相互适应, 最终导致了石漠化灾变的扩大。农业文明时代的生态退化往往是不可逆的。因为，农业文明时代往往缺乏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同时，对自然认识的表面性和落后的技术也无法实施有效的自然保护，更谈不上科学治理。100多年前，恩格斯就发出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其实，恩格斯所举的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的例子并非工业文明时代而是农业文明时代。靠天吃饭、依赖自然而生存的先民可能有朴素的天人合一理念，但生计的艰辛使朴素的观念难以达致事实上的人与自然的和谐。“退守论”对农业文明田园牧歌的描绘并非历史的真实，把生态文明看作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是缘木求鱼。

      三是未能充分认识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和工业文明自身逐渐生态化的可能性。工业文明经历了工业1.0到工业4.0四个阶段。工业1.0是机械制造的时代；工业2.0是电气化时代；工业3.0是信息化时代；工业4.0则是智能化时代。从工业1.0到工业4.0，生产率大为提高，人的体力和脑力不断得到解放，人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寿命不断延长，世界各地的人形成更紧密的联系。虽然工业化也伴随着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但这不足以完全否定工业文明的进步作用，因为工业文明也主要通过科学技术发展不断改变自己的形态，逐步往生态化方向发展。以交通为例，从传统火车到动车、高速列车，从单纯的地面交通到地上和地下并举的城市立体交通，从传统的汽车到新能源汽车，能源效率越来越高了，大气污染越来越轻了，空间的使用更加优化了。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工业文明看成“黑色文明”，当工业文明走向4.0乃至5.0时代时，对生态环境的负面作用将会进一步减少。没有纯粹的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建立在特定生产力基础上的。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工业文明也在不断升级换代，披上绿色新装，工业文明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也将通过工业文明的升级实现自我拯救。显然，柯布等人“对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发展的积极作用缺乏足够的洞察力及对科技发展的前景缺乏想象力”。

      “升级论”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对生态文明理念形成的历史过程认识不够准确。“升级论”为了证明工业文明是不可超越的，提出生态文明是在工业文明基础上并且是在完善和优化工业文明的过程中产生的，这种观点不够准确。确实，成熟的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的产物，但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文明要素或方面，并非完全是工业文明时代的产物。如果说文明是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同时又保护自然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乃至制度成果的总和，那么生态文明就像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一样，在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就存在。古代的生态文明观可谓初始或朴素的，可称为前科学的生态文明。中国的天人合一理念、都江堰水利工程，就是这种生态文明的朴素理念或实践成果。近代启蒙以及工业化过程，征服、控制自然观念开始流行。人类反思早期工业文明的后果，不断加深对自然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得益于生态学、系统科学以及其他科学的发展。有了科学的发展才有科学化、理论化、系统化的生态文明理念。二是对文明发展未来的估计过于保守。汪信砚主张生态文明并不是一种独立的文明形态是对的，但他认为人类文明只有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两种独立的形态，未免过于武断。从长远上看，人类文明不会停留在工业文明阶段，未来文明可能发展到智能文明甚至其他更高级的文明。三是对生态文明的独立性和对未来文明的规范作用缺乏足够的认识。“升级论”把生态文明只看作是工业文明的“依附性文明”有失偏颇。从观念层面上看，生态文明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不仅对工业文明从不可续性到可持续性的转向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同时不断发展的生态文明对未来的文明形态也具有规范和引领作用。

二

工业文明积极作用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表现

      尽管“升级论”在理论上不尽完善，但总体上更加接近现实，也更符合中国国情。我国尚处在工业化的中后期，我们现在还不是奢谈替代工业文明的时候。我们不仅要充分认识“高生产、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工业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也要充分认识到工业文明积极成果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作用。“升级论”重在论证工业文明的不可超越，对工业文明在建设生态文明中所起的作用着墨不多，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以阐释。

      工业文明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作用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工业文明的发展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

      “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在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状态下，人们就可能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就不可能关注长远和整体利益。今天，我国能够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防控污染、进行生态修复、修建各种大型的生态工程以及进行美丽乡村和生态城市建设，就在于我们已经有了较雄厚的经济实力。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生态补偿、生态扶贫、土地轮休、江河休渔，没有一定的财富积累，都是办不到的。习近平说：“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已进入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攻坚期，也到了有条件有能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期。”这个条件就包含工业文明创造的物质条件。

（二）现代科学技术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手段

      一种文明形态归根结底是生产力尤其是生产工具决定的。正如马克思所言：“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科学技术推动工业化进程，工业化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空间。承认工业文明对生态文明的积极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肯定现代科学技术对生态文明的正向作用。首先，科学方法的运用和科学新发现使人类能够认识自然的规律。其次，机器设备大大提高了治理和修复自然生态的效率。水土流失的治理、石漠化和沙漠化的改造，靠传统的简单劳动根本无法完成，现代技术装备和设施以及现代工程为大规模的生态治理提供了强大支持。美国为了治理西部茫茫沙漠，在大峡谷西部兴建水利工程，如著名的“胡佛水坝”；用飞机播种；给愿意移居西部沙漠地区的人提供基本的生存条件和机械设备，如汽车乃至飞机；在沙漠下铺设水管。无论是水利工程，还是提供给移民的汽车乃至飞机以及生产和生活的电力，都离不开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中国的沙漠化、石漠化以及水土流失治理也大量使用了现代机械。生态现代主义者坚信“现代技术不再是人类将自然世界客体化和工具化的帮凶，而是转变为人类保护和拯救自然生态的助手”，这虽然过于乐观了一些，但多少反映了现代科技在保护和治理生态环境中积极作用的一面。再次，对新能源的探索和使用使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在能源问题上，对科学技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悲观论者常常以杰文斯悖论作为依据。杰文斯悖论告诉我们：技术进步可以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但结果是增加而不是减少这种资源的需求。杰文斯悖论虽然有一定道理，但不能成为否定技术发展对资源和能源节约作用的理由。随着清洁能源、新能源的普遍使用，煤、石油的消耗在达到一定峰值后就可能减少。科学技术对新能源的探索将使工业文明得以继续，并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可燃冰的发现和利用可能大大延长不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期限；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更使减少不可再生能源消耗量成为可能；数字化、智能化、节能和环保技术的新发展都在缓解能源危机并助力生态文明建设。

（三）市场经济体制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一条有效的路径

      市场经济是工业文明时代的伟大发明。但不可否认，市场经济也有负面作用。资本的利益最大化，使一些企业把自然资源(如空气、水)当作免费的午餐，把自然空间(如大地、天空、大海)当作免费的垃圾场；发达国家把高污染和高耗能产业乃至垃圾转移到不发达、发展中国家。显然，市场经济的负外部性曾经给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破坏，但我们必须看到，市场经济本身也是发展的。随着政府宏观调控的加强、环境保护法规的完善、资源环境产权的明晰、资源环境价值的确立，市场机制也有助于引导企业、个人和社会参与生态环境保护。排污权交易、碳汇交易等形式无疑对环境保护有积极作用。

（四）城市的资源集聚与共享有助于减少自然负担

      城市在农业文明时代就存在，但城市化则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城市的拓展固然会破坏自然环境、蚕食农业土地，但城市化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农业文明时代造成的生态难题，缓解工业文明对生态环境的冲击。把城市化简单看作反生态实践的观点是片面的和狭隘的。一是未能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待城市化问题。城市化也确实造成交通拥挤、空气污染、温室效应等城市生态环境问题，但如果我们反过来想想，把同样人口放在比较分散的农村，同时让他们过上城市的便利生活，那不是需要更多的资源和能源吗？人口密度高、资源聚集的大城市往往有助于资源共享，使人均所耗费的资源和能源低于小城市和农村。因此，“高楼大厦可以提高生产率，也可以降低环境成本”。“城市增大，看似该城市的总污染增加，但由于人均污染减少，对于全国来说总污染反而减少了。”二是未能看到更多人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对解放农村广袤土地的作用。更多人口聚集在城市减轻了农村人口对自然环境的压力。如今中国的农村，生态环境得到很大改善，除了美丽乡村建设的成效外，也与农村人口大量迁徙到城市有关。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也给城市带来更干净的水源、更好的空气(城市周围的农村往往是城市的后花园)。

三在推进工业文明的进程中建设生态文明    

      工业化是工业文明的标志，但工业化不能完全等同于工业文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工业化水平和工业文明得到了快速提升。但中国的工业化水平仍处于中后期，同时工业化与工业文明的建设也不同步。总体上看，中国的工业文明落后于工业化进程。因此，中国还要不断提高工业化水平，继续推进工业文明的建设，并以工业文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一）坚定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工业文明进程

      工业文明的基础是工业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而工业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路径。那种把生态文明当作工业文明之后的社会形态并试图最终取代工业文明的观点在理论上不成立，在实践上行不通。我国现在和将来一段时间要走的还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为洗刷近代列强给中国人带来的屈辱，富强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共同理想，工业化是富强之路。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清末新政，尽管目的和性质多有不同，但富国强兵，走工业化道路，则是共同的。由于内忧外患，我国近代工业化的进程屡遭挫折。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在很多工业领域甚至是空白。因此，中国共产党把实现工业化作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四个现代化的任务。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把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作为新时期的主要任务。现代化的内容非常丰富，但从生产力上看，基本的要求和核心是工业化。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党和政府在越来越关注生态环境问题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工业化。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但同时也提出：“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性任务。信息化是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的新要求，并同时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为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工业化基本实现，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农业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效显著，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基本形成”的任务。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明确要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现代化首先表现为技术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为此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提出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提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要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工业化或新型工业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的目标，是民族复兴的基本标志。

      当然，工业化并不完全等于工业文明。工业文明除了机器生产、大规模采掘和利用天然化学物质、物质财富积累加快等特征外，还包括科学技术作用的加大、普遍采用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方式、城市化和非农业人口比例大幅度增长、经济逐步全球化、国家治理法治化等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和工业文明都有长足的发展，但工业文明滞后于工业化进程。这主要表现为：对劳动技能的社会认可不够，技术工人被看作简单的“工匠”而未能得到应有的尊重，职业院校未能得到社会普遍认可；无论企业还是学校，创新的氛围还不够浓厚；企业家普遍缺少专注的、扎实的实业精神；社会经济中还存在着二元结构，农民工大军就业不稳定、社会保障还不完善；工业文明应有的契约和信用精神还有一定差距；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等等。

      今天的世界还是处在工业文明时代，驱动经济发展的仍然是各种机器，只是机器更加自动了，更加智能了，更加数字化了，更加节能了。我们还不能想象超越机器的文明，谈替代工业文明还为时尚早。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讨论 “后工业”“后现代”已经成为时髦话题，但从根本上看，这个时代还处于工业文明时代。鉴于经济从实到虚带来的困境，欧美国家重新重视以制造业为基石的实体经济，把复兴和发展实体经济作为国家经济领域的重点工作。美国大力推进“再工业化”战略；德国全力推动“工业4.0”战略，欧盟部署“欧洲工业复兴”战略，英国全面规划“工业2050”战略。欧美一些国家正把我国看成竞争对手的时代，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拥有全产业链的国家，绝不可自废武功，而应该紧跟乃至赶超世界工业化升级换代的步伐。

      当前，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变局。“随着资本积累和科技实力增强，中国的制造业逐步向产业链中高端迈进，部分关键技术与发达经济体形成了竞争关系，导致发达国家与中国之间的遏制与反遏制的进一步升级。”中国要在面对美国的打压、要在第三次乃至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立于不败之地，应该全力以赴推动工业化或现代化进程，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尽快弥补工业3.0的不足并积极推动工业4.0建设。集成电路是国家的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产业，是国之重器。“目前中国芯片技术整体产业面临着被‘卡脖子’的状况，关键因素在于中国在芯片技术领域没有核心技术和自主研发能力，没有主导芯片从材料、设计到生产制备的全套技术中的任何一个环节。”轻易否定工业文明，而不是积极推进工业文明建设，不是努力把制造大国变制造强国，我们将会处于被动地位。当然，强调工业化、现代化不是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次要地位，而是提醒不应把生态文明建设与工业文明建设对立起来，而应倡导融合和相互促进。

(二)发挥工业文明对生态文明的促进作用

      作为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重要手段，世界工业化的进程还未结束。早期工业化进程曾经极大破坏了自然环境，但不断发展的工业文明可以不断融入更多的生态文明要素并推进生态文明发展。当代中国，通过工业文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至少应该注意如下问题。

1.合理地利用工业化的生产手段

      传统的工业化以大规模机器生产为主要特征，不仅在工业领域实行机器大生产，也在农业领域实现了规模化经营。如上所述，大规模机器生产可以克服农业文明时代的某些生态环境问题，但总体上加剧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传统工业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作用的原因是复杂的，有工业化水平问题，如早期的蒸汽机所排出的废气对空气的污染；有工业产品不合理使用问题，如过量使用化肥和农药会造成土壤板结、水污染和生物多样性减少并最终危害人的健康；有使用不慎和负面结果缺乏有效预防问题，如核能发电可以极大节省煤石油等不可再生能源使用，也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但一旦泄露将给环境和人的生命健康造成无可估量的危害。为此，建设生态文明，不是拒绝现代工业文明成果，而是要合理利用；不是拒斥现代技术，而是使科学技术生态化，“使科学技术在提高劳动效率的同时关注资源的节约、可持续、再利用等方面”。

2. 利用现代科技提高生态文明建设的水平

      对于科学技术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我们应该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因为科学技术进步能否最终解决生态问题不仅靠科学技术发展本身还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还靠人对技术的合理使用，靠制度的规约。如果人类能够积极主动地把科学研究、产品的研发以及消费行为与生态环境保护结合起来，新的科学革命和工业化的升级就能与生态文明建设同频共振、同向而行。第三次工业革命乃至第四次工业革命无疑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科技助力。我们可以通过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逐步消除传统工业化的弊端。我们可以通过科技创新，利用新材料、新能源、新工艺，实现从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的传统产业到低能耗、低污染、效益高的新型产业的更新换代，从灰色发展到绿色发展，从粗放型发展到集约型发展，从高速发展到高质量发展。我们可以利用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构建一个及时、高效和完整的生态环境监管系统。如全国首个省级生态环境大数据平台——福建省“生态云”平台改变以往信息化系统各自独立的数据孤岛的建设方式，基于福建环境监测网和政务云，构建了一个全省统一的生态环境大数据平台。“生态云”平台整合汇聚了来自福建省环保系统及部分相关厅局的业务数据，以及物联网、互联网等数据，并在数据汇聚的基础上，通过大数据管理平台进行处理分析，初步构建了环境监测、环境监管和公众服务三大信息化体系，为实现环境决策科学化、监管精准化、服务高效化提供了有力支撑。

3.发挥市场机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市场经济是工业文明的组成部分，我们应该适当利用这一机制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比如：我们可以通过碳汇交易使守在绿水青山中的农民有收益；“为不同的生态环境要素找到委托品，并设计出相应的盈利模式”。当然，市场机制在如何应对挑战方面是非常具有弹性的。一方面，市场可以激励人们有效利用资源，促进创新，扩展未来能源选择和提高生态环境保护的自觉；另一方面，市场机制也不总是促进环境保护，这就需要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进行引导。“看不见的手”引导生态资源的优化配置，“看得见的手”确保“整体一盘棋”，系统而协调地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明确、多主体联动。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需要多维发力，其中建立碳交易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节能减排的作用，也是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4. 推动城市化向绿色转型

      城市化有促进生态环境保护作用的一面，但这种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改善不是必然关系。首先，要看城市设计和治理理念是否是生态的。比如在高密度的日本东京、新加坡和中国的香港，通过建设发达的轨道交通系统和完善的一体化交通枢纽，大大方便了市民的工作和生活也节省了能源和土地资源。其次，要看工业化的发达程度。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发展水平，城市化对环境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一项对全球135个国家关于城市化与大气污染排放的研究表明：城市化与 PM2.5浓度有着显著的关系，但其影响程度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群体之间有所不同。第一，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相比，欠发达国家的PM2.5浓度与城市化和交通相关排放有更加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第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城市化、运输相关排放和工业化都对PM2.5浓度的增加有显著的影响。第三，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制造业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减少似乎降低了发达国家的全国平均PM2.5浓度。在发达国家，环境管理政策的改善以及节能减排技术在工业部门的广泛应用，致使人口向城镇集中具有改善环境质量的作用。为此，控制城市密度，合理安排城市空间和交通布局，加强城市的污染控制，加快城市转型，对于城市化还方兴未艾的中国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总之，工业文明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基础，尽管工业文明造成了生态环境问题，但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工业文明。只有不断生态化的工业文明，才会有生态文明。我国还处在工业文明中后期，还处在追赶和建设现代化阶段，到本世纪中期我们才能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奢谈以生态文明取代工业文明既不现实也对中国发展不利。民族复兴需要生态文明，也需要工业文明。中国近代的落后挨打，最关键的是我们还处在农业文明时代而列强已经进入工业文明的时代。要使我国在西方某些国家试图搞“脱钩”抑或反全球化趋势中立于不败之地，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还要不懈地推进工业文明建设，以新型的工业化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以生态文明理念推进工业文明的绿色发展。

（责任编辑：林日杖）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是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创刊于1956年，是福建省最早创办的高校学报之一。目前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文社科引文索引来源期刊（CSSCI）”“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全国高校社科名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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