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宇辰 | 传播研究的“物质性”取径：对若干核心议题的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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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5期

传播研究的“物质性”取径：

对若干核心议题的澄清

戴宇辰

戴宇辰，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传播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媒介社会学，物质性理论。

摘要：作为人文研究中的一个关键认识论变革，“物质性转向”陆续出现在近几年传播学的讨论之中。在业已确立的研究中，“物质性的理论来源为何”“物质性视角导向的传播研究自身的‘边界’是什么”以及“什么是物质性”等核心议题尚未得到有效澄清。物质性路向的传播研究大致有技术理论取向、政治经济学取向和社会理论取向三条不同的理论路径，物质性这一概念表达的是一种“影响-中心式”的分析模式，着重考察（媒介）物的限制和激发作用。关注“物质性”也并不意味着抛弃“话语性”，社会行动者对于物的多元阐释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关键词：物质性；话语性；传播研究；社会行动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欧陆媒介社会学理论史研究”（19YJC860005）；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与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晨光计划”项目（19CG3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华东师范大学青年预研究项目（2021ECNU- YYJ041）。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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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14000字

近几年来，“物质性”（materiality）作为人文研究中的一个关键概念陆续出现在诸多人文学科的讨论之中，这也带来了诸如“物转向”（thingly turn）、“物质性转向”（materiality turn）、“新唯物主义转向”（turn of new materialism）等学科认识论范式的革新。人文社科研究相对自然科学而言的一个显著差别就在于对人类行动的持续关注——较之于“社会/人”而言，“自然/物”往往在分析中被降格为从属地位。物质性转向的出现暗含着人文研究中焦点的转移：将人如何“驱使”物的理论预设悬置，转而去考察物是如何能动地“利用”人的。正如佩妮·哈维（Penny Harvey）等学者的判断，物质性转向意味着“将我们关注的焦点从社会需求转向了实践、被物所中介的关系及非人类的能动性”。对于传播研究来说也不例外，传播的文本与物质的二分早已有之：早期以美国经验研究为代表的传统往往遵循线性的“原因-效果”分析模式，媒介的“文本”——而非“形式”——所带来的社会效应被置于传播研究的核心位置。这种重文本、轻物质的学科想象在近年来的反思中诟病颇多。

目前国内学界中，已有部分学者关注到传播领域中的诸种物质性议题。业已确立的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在“物质性转向”这一宏观理论背景下对传播理论的思想来源、发展脉络以及理论构建的甄别；另一类则是在“物质性视角”的观照下，对本土的具体经验材料展开分析。类似案例包括但不限于物质性的肉身如何接入互联网络，数字媒介的物质性实践如何重塑社会生活，作为“具身传播”的沉浸式阅读的价值及实现路径，只能生物识别技术在身份识别与复制中的应用与隐私保护，数字文化遗产对城市文明的传承，电子垃圾的社会生命历程，等等。但是在纷杂研究出现的背后，围绕物质性这一概念的几个核心议题却仍然没有得到澄清：

（1）物质性的理论来源成为始终困扰着研究者们的一个核心难点。不同学者列出了诸如“物质文化分析”（material culture analysis）、“媒介考古学”（media archaeology）、“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 ANT）、“基础设施研究”（infrastructure studies）、“媒介学”（mediology）等等学术资源。这些思想之间既包含了相似的关注点，也存在着相当大的理论分歧。

（2）物质性视角导向的传播研究自身的“边界”是什么亦构成了一个尚有争议的问题。从目前的经验研究现状来看，大多数研究者采取了相对“松散”的界定，即将以“去文本/去实体/非符号化”的（媒介）物为主题的研究均理解为传播的物质性研究。换句话说，物质性视野的独特性就在于它的研究对象与关注文本的经典媒介研究相反——是“非文本的”（媒介）物。

（3）究竟什么是“物质性”？当研究者们从事各种主题的物质性研究之时，什么才是他们所言的“物质性”呢？——仅仅是那些符号、文本、语义表征的对立面吗？

有鉴于此，本文尝试系统性地澄清上述争议。具体而言，首先，尝试区分物质性路向的传播研究的三条理论路径；其次，从对“物”这一概念的不同解释入手，辨析物质性概念的基本理论定位，进而阐释关注物质性的传播研究的具体路径，其中将（媒介）物的限制和激发作用置于分析的关键点；最后，对物质性导向的传播研究做出总结与回顾。在本文看来，关注“物质性”并不意味着抛弃“话语性”，社会行动者对于物的多元阐释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一

物质性的理论来源：三条路径

理解物质性的第一步在于界定物质性转向兴起的“发生学”，亦即梳理出它的不同理论来源。就思想史维度而言，仅仅粗略来看，传播的物质性研究可以追溯到诸如媒介理论、媒介考古学、技术哲学、媒介学、科学技术研究（STS）、文化社会学、软件研究等众多领域。多元源流成为概括物质性概念来源的一个关键词。诚如章戈浩与张磊的判断，“媒介的物质性研究，更像是一个‘标签式’的学术兴趣，它聚合了各种思潮，却‘不做保证’”。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在理论源流上对物质性做出精确辨析？过往的研究大多把不同的“研究领域/研究主题”（research field/research topic）作为理论来源的主要区分标准。例如，“媒介考古学”和“文化社会学”这两类不同的研究主题都会在概念层面触及物质性，但从方法论层面上看，媒介考古学与文化社会学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论关照”（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前者聚焦于技术理论而后者更偏向于社会理论。所以，以不同研究主题为划分标准诚然有助于界定物质性的诸种理论来源，却也容易将不同理论定位的研究混为一谈，导致了目前物质性理论来源“繁多”的现状。据此，笔者尝试以“理论取向”（theoretical orientation）为区分的出发点，将现有的物质性研究划分为三条不同路径：

（1）技术理论取向（technology theory-orientation）；

（2）政治经济学取向（political economy-orientation）；

（3）社会理论取向（social theory-orientation）。

（一）技术理论取向

就技术理论取向的研究而言，媒介多被视为一种超越社会语境、具有自身发展规律的“独立力量”（an independent force）。因而媒介的物质性也体现在每一种特定的媒介物以其自身系统性逻辑“宰制”人类活动的过程。具体而言，此类路径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不同子类：其一是较为“激进”的“媒介理论”（medium theory）研究，从早期的英尼斯、麦克卢汉、梅罗维茨等人，到晚近以基特勒、齐林斯基（Siegfried Zielimki）、尤西·帕里卡（Jussi Parikka）为代表的“媒介考古学”（media archaeology）研究。尽管各方观点存在差异，但相对而言，上述学者遵循的是抛弃“人”而只谈“物”的研究思路，从英尼斯的“传播的偏向”、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等断言中亦可看出，在媒介理论脉络中，媒介物而非使用者、媒介的技术形式而非符号内容才是他们分析的重点。或者如晚近代表基特勒所言，上述学者共同遵循的一个前提在于“媒介决定了我们的现状”。其二是伴随着数码技术普及而兴起的“软件研究”（software studies），主要以列夫·曼诺维奇（Lev Manovich）、马修·富勒（Matthew Fuller）等学者为代表。囿于时代背景，媒介理论学者多关注依赖于模拟技术的大众传播媒介，而软件研究则尝试关注数字技术下包括摄影、视频、流媒体、图像处理软件等新兴数字媒介。借用曼诺维奇的话来说，他们尝试破解的是“新媒体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即“检索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的工作原理，以及在计算机上创造文化对象所涉及的操作，从而揭示这一实践过程中全新的文化逻辑（cultural logic）”。因此，数字媒介的物质性就体现在，它包含诸如数值化、模块化、自动化、多变性、跨码性等运作特征——这些均深刻地塑造了使用者特定的文化体验。其三是最早源自文学研究领域的“媒介形式分析”，尤以凯瑟琳·海尔斯（N. Katharine Hayles）、戴维·博尔特（David J. Bolter）等人为代表。不同于前述两个研究领域聚焦于“媒介物-人”这样一组关系，媒介形式分析研究的焦点在于剖析“媒介-文本”之间的相互构成关系。海尔斯提出“媒介特性分析”（media-specific analysis）的方法以考察某类特定媒介形式如何影响文学文本的意义生成机制，在她看来，“所有的文本都是被实体化的，而将它们得以实体化的媒介特性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相较于前述学者“激进地”彻底抛弃人而只谈论物而言，关注文本的媒介形式分析学者则相对“温和”，认为媒介的物质性体现在“文本所依据的媒介材料以及它的意指策略之间的交互关系”。

（二）政治经济学取向

与技术理论路径不同的是，政治经济学路径的学者们从一开始就将媒介与其所依赖的社会结构相关联。更准确地说，媒介被理解为是一种嵌入政治经济结构中的“基础设施”（an ‘infrastructure’ in political-economic structure）。也正因为此，对媒介物质性的分析是与更为纵深的政治-经济力量捆绑在一起的。在最新的一篇文章中，该路向的代表人物默多克（Graham Murdock）对物质性给出了三个不同维度的定义，即传播系统依赖的物质资源、支撑日常传播活动的装备与设施、建构和维系这些基础设施的劳动。我们可以以此区分出三类不同的理论资源：首先是关注传播系统依赖的物质资源的早期“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主要以默多克、丹·席勒（Dan Schiller）、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等人为代表。他们以马克思提出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为基本的理论出发点，将传播系统视为整个社会经济、文化与政治资源再生产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次是晚近兴起的以丽莎·帕克斯（Lisa Parks）、妮可·斯塔罗塞尔斯基（Nicole Starosieski）、约翰·斯特恩（John Stern）等人为代表的“基础设施研究”（infrastructure studies）。与经典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对传播系统的“生产-流通-接受”整个环节进行关注不同，基础设施研究的学者们更倾向于考察微观层面的某类具体基础设施是如何运作的。在他们看来，基础设施是一种“情境化的技术系统”（situated technical system），媒介的物质性体现在该技术系统运作过程中所依赖的一系列物质资源、资本力量、控制技术、人类劳动等等。最后是对维护这些技术设施的劳动的考察，尤以在数字时代兴起的“数字劳动”（digital labour）研究为代表。近些年来，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转型，众多体力形式的、可见的身体劳动转变为以编程、数码设计等计算机技术为代表的脑力劳动，这也引发了关于对“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ur）的讨论。这种对劳动“体力/脑力”“物质/非物质”的二分法遭到了数字劳动研究者的反对，在其代表人物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看来，信息劳动仍然是物质性的，因而传播的物质性研究意味着对维系数字技术生产的各种劳动的再讨论。此外，除去上述甄别的三个主要分支领域之外，诸如默多克、理查德·迈克斯韦尔（Richard Maxwell）等学者近年来还将媒介技术与环境变迁、生态污染相关联，强调“媒介物质性的环境效应”，这亦构成了政治经济学取向下的一个较新的研究领域。

（三）社会理论取向

不难发现，媒介理论取向与政治经济学取向两条路径的关注点往往在“物”不在“人”：它们的着眼点在于作为一种独立力量的媒介本身，或者媒介所嵌入的社会结构——行动者对于媒介物的理解与阐释则处于相对缺失的地位。社会理论取向的研究则与前述两种路径形成了本质性的差别。它着眼于“人与媒介物的互动”，谈论媒介的时候也不抛弃人，既考察媒介对人的社会互动的形塑，也关注人对媒介的阐释性实践。媒介被理解为是一种具有相对稳定“内在性质”的技术形式（a technological form with ‘intrinsic characters’）。这一路径下不同领域的研究繁多，我们可以列举三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资源：其一是“文化社会学”（cultural sociology）脉络，主要包括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罗杰·西尔弗斯通（Roger Silverstone）、尼克·库尔德利（Nick Couldry）等学者。在此条脉络中，媒介的“社会影响”而非“受众效果”、媒介的物质性形式所激发的各种“社会实践”被置于分析的核心地位。其二是“STS-ANT”脉络，以威贝·比克（Wiebe E. Bijker）、特雷弗·平奇（Trevor Pinch）、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为代表，主要关注某项特定的“技术物”是如何在具体的“社会情境”（social context）进行生产、推广以及使用的。在STS看来，技术是相关群体“社会建构”的产物，技术的物质性则体现在它是如何与社会性使用、冲突与协调过程交织在一起的——特定行动者的阐释对技术物质性的确立起到了关键作用。其三是“组织传播”（organization communication）领域，以保罗·莱昂纳迪（Paul Leonardi）、弗朗西斯·科亨（Francois Cooren）、旺达·欧里克瓦斯基（Wanda Orlikowski）为代表。相对于前述两种研究的宏阔视野，他们更关注某类微观社会空间（例如“组织”“机构”）中，技术是如何介入到行动者社会互动之中的。物的“能动性”（agency）如何与人的“意图性”（intentionality）相交汇是这批学者们的研究重点。值得注意的是，组织传播领域对物质性的讨论由来已久，甚至形成了颇具影响力的“蒙特利尔学派”（The Montréal School），这一点国内传播研究界关注者尚少。

二

物质性的核心概念:object、matter、

materiality、 thing的内在差异

借由上述对不同路径取向的物质性研究的澄清，我们可以大致得出：

（1）物质性研究的理论来源纷繁复杂，技术理论、政治经济学、社会理论等各种相异的理论路径都有所触及。所谓传播研究的“物质性转向”并非一个具有清晰理论定位、边界划分的学术场域，更像是相近学术旨趣的松散集合；

（2）这同时导致了各种理论对媒介物质性的定义大相径庭，诸如独立力量、基础设施、技术形式等相异定位也使得学者们所谓采纳“物质性视角”的研究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概括来说，这些讨论时常是“此物非彼物”的状态。究竟什么才是“物质性”？在笔者看来，一个解决思路在于回归该概念生成的原始语境：中文对于“物/物质/物质性”这几个概念的区别比较模糊，而在英文语境中，“object”“matter”“materiality”“thing”等都可以翻译为物或物质性——以上四个术语事实上有着比较大的内在差异。

就“object”而言，它对应的是“主体-客体”（subject-object）的分析模式。换言之，用“object”来解读物质性，遵循的是“主体-中心式”（subject-centric）的理解路径，即将“物质性”理解为“人”的对立面，传播的物质性研究在这儿蜕变为对某类具体“研究对象”的指称。亦即在过往的传播研究中，我们只关注围绕“人”而形成的各种符号效应、语义表征（例如“效果研究”）；现在转而关注“物”，任何对于“非人”的研究对象（例如城市中的建筑、作为一种技术载体的手机、轨道交通设施等等）均可被视为物质性研究的子类。这样理解的缺陷在于，它无法解决在具体的社会分析中物的“不同层级”问题。例如某个具体的工作场所是一个“物”吗？——如果是，那么场所里的电脑、桌椅、办公室又该怎么理解，这些“物”与作为整体的建筑是何种关系？同样，手机是一个确定的“物”吗？——如果是，那么手机中的各种APP，手机的制作材料（芯片、屏幕、外壳），乃至手机里储存的各种信息（文本、视频、图片）又当如何理解？所以，将物质性仅仅理解为人的对立面非但没有澄清该路向的独特性，反而在经验中使得研究对象的界定困难重重。

如果从“matter”来看物质性如何？与“object”单纯地将物理解为人的对立面不同的是，“matter”更强调对物之为物本身的“属性”界定，因而此类理解遵循的是“属性-中心式”（feature-centric）的模式，亦即将物质性理解为某物的特定属性，包括“质料属性”，例如手机的材质、组装材料、装配技术；以及“功能属性”，例如手机可以通讯、浏览互联网、使用GPS定位等等。“属性-中心式”的分析似乎有助于为物质性研究提供一个基本框架——按照各种属性来考察某类媒介物，但却忽略了“技术”（technology）与“使用中的技术”（technology-in-use）的本质差别。举例而言，手机的确是“一系列属性的集合”，但是在每一个特定的“情境”（context）中，手机的使用却千差万别：对于与儿女分隔两地的老年人来说，手机就是一个简单的通讯工具；对于逃学在外的儿童来说，手机可能成为联结游戏网络的平台；对于地铁上通勤的上班族来说，手机又成了参与线上会议必不可少的设备；而对于身在陌生城市的旅行者来说，手机可能成为他的导航地图，甚至是目的地选择的参考坐标。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手机总是“使用中的手机”（phone-in-use），在上述每一个使用情境中的属性（“物质性”）都不尽相同。因此，单纯用“属性集合”来定位物质性只停留于抽象地谈论媒介物，而将媒介与其所在的使用情境相分离。正如法拉吉和阿扎德（Faraj & Azad）所言，“属性-中心式”将关注点仅仅置于“技术是什么”（what a technology is），而不是“技术使人们做了什么”（what a technology allows people to do），也就无法解决“技术与使用中的技术之间的矛盾”。

那么，何谓“materiality”呢？简单来说，某物具有物质性意味着它可以在“特定情境”（specific context）中产生“影响”（consequence），它遵循的是“影响-中心式” （consequence-centric）分析路径。还是以手机为例，当我们在日常活动中为如何选择聚会餐厅而犹豫不决之时，手机上的某类网络点评类APP可以根据距离、算法、排名规则、预算等要素系统性地生成一个推荐餐厅列表，从而帮助用户确定最终的消费场所。在使用者的“行动意图”（计划聚餐）导向“实践”（根据手机推荐选择餐厅）的过程中，手机自身的“物质性在场”形塑了该社会行动发生的过程（用户通过算法规则的推荐选择了最终场所）。换言之，在上述案例中，手机的物质性体现在它在该“社会情境”（如何选择聚会餐厅）中的使用能够“形塑”（shape）活动发生的结果，能够对其施加“影响”——很容易想象，假若没有手机，我们可能按照过往的经验、餐馆的方位等等来选择聚餐，大概率会与依据算法形成的选择结果不同。这一差异的根源就在于手机的物质性“在场”。同样，在日常生活中，手机的物质性亦可以体现在诸如导航软件为我们“规划”旅游线路、交友软件帮我们“定制”好友等个案中。在上述“特定情境”中，手机或APP的“介入”显著地改变了活动发生的结果。也正因为此，当我们以“影响-中心式”模式来理解物质性之时，我们事实上将“物质性”置于（属人的）“社会行动”的对立面：“某物具有物质性意味着它可以对（社会行动）产生影响。”

与“主体-中心式”和“属性-中心式”相比，“影响-中心式” 的理解路径真正将对技术的分析带入社会实践之中。某项技术物诚然在经验意义上是“非人的”（“主体-中心式”），也的确可能包含多种“功能和性质”（“属性-中心式”），但并不是它的任何性质对每个行动者都有同等意义——也就是说，它并不能在任何情境中都产生同等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影响-中心式”可以将视角置于某类技术物对实践的“触动”之上，它的物质性恰恰体现在它是如何在该情境中产生特定的影响的。正如萨奇曼（Suchman）研究所表明的那样，任何物件、工具、技术物只有在被征召到社会实践中才会镌刻意义、产生影响，这恰恰构成了物质性分析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我们也可以在这儿对最后一个术语给出定义：“thing”意味着在具体经验中，物质性产生影响的三个“类别”（categories）：包括社会行动所面对的“对象”，社会行动所发生的“场所”，以及社会行动所依赖的“身体”——它们共同建构了社会行动的结果。四个术语之间的内在关联见表1：

借由上述澄清，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物质性（1）不是经验意义上“人”的对立面，不是指代各种以“物”为对象的研究；（2）不是一系列属性的集合，不是构成物自身的质料属性、功能属性的总和；（3）是某物在特定情境中对（人类）行动的触动，是对其社会实践结果所产生的影响；（4）包含对象、场所与身体三个经验意义上的类别。

三

物质性的具体研究路径：

物的限制和示能

所以，传播的“物质性”取径又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超越“表征主义模式”来理解传播活动——不把传播单纯地理解为人际间的信息传递和发送，而是将传播定义为一种“社会行动”，一种“互动的实践形式”（a practice of interaction），那么传播活动所面对的对象、发生的场所以及所依赖的身体的“物质性”——“thing”的三种类别——将会对其造成“影响”，制约各种传播行为的展开，形塑传播活动发生的结果。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需要：（1）建立“非媒介中心”视角；（2）考察（媒介）物的限制和示能。

（一）“非媒介中心”视角

以美国“大众传播学”为主导的传播研究模式最早源自社会心理学的分析模型，着重考察媒介在传播活动过程中对认知、态度以及行为等一系列可测量指标的影响。这种过于简单的线性逻辑包含着隐秘的技术决定论色彩，即将媒介视为自变量，考察其如何影响乃至改变使用者的社会心理。正如胡翼青所言，早期的大众传播学只是一种“伪装的大众心理学”，（社会性的）传播研究被隐秘地等同于（技术主导的）媒介研究。在此种视角的影响下，“物质性”在大众传播研究中长期处于缺席状态：“非物质的”讯息、符码以及文本能够激起可测量的态度与行为的变化，成了传播研究/媒介研究的焦点；而所谓“物质性的”技术形式则完全成了该“效果”实现所借助的载体，并未获得相对独立的研究关注。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上述研究范式遵循的是一种“情境分离”的考察模式，“媒介”与“媒介使用的社会情境”被显著地分割开来——正如经典“5w”模式中所确立的五个研究领域。而“物质性”这一概念提醒我们，恰恰是某种媒介物的“在场”有能力对当前的社会情境施加影响，从而改变传播活动发生的结果。正是在这儿，以“非物质”为主导的“媒介-效果”研究（media-effect studies）应当显著地区分于以“物质性”为核心的“传播-影响”研究（communication-consequence studies）：如果说前者推崇“媒介为中心的”（media-centric）分析路径，着重关注某类媒介文本所携带的符号性效应，及其对特定受众社会心理的影响；那么后者则采纳了“非媒介中心的”（non-media-centric）、以人类传播行动为核心的考察模式。与“媒介-效果”研究不同的是，“传播-影响”研究关注“人们通过媒介做了什么”，以及“这些与媒介相关的事带来怎样的社会影响”，而非其他——换言之，研究者的切入点并非媒介本身，而是“媒介相关的实践”（media-related practices）。

近些年来，推崇物质主义的、非媒介中心视角的研究陆续出现在部分学者的讨论之中。总的说来，非媒介中心的传播研究“承认实践的优先性，聚焦于‘情境中的行动者’（actant-in-its-environment）”，这也构成了建构物质性导向的传播研究的第一个环节。也就是说，物质性取径意味着考察在传播中“处于人、社会、活动和精神交会点上的媒介，对人类实践活动的触发、组织、交合和转化”。

（二）（媒介）物的限制和示能

媒介是如何“触发、组织、交合和转化”传播活动，并对其产生影响的呢？从“功能性的”（functional）视角来看，这体现在特定技术物对社会行动的“限制”（constraint）；从“关系性的”（relational）视角来看，则体现在某类技术物对社会行动的“示能”（affordance）。

就“限制”而言，由于任何媒介技术都是社会化的产物，它本身是经由各种社会进程而得以确立的，那么它的物质形式（material form）以及社会功能（social function）必然存在着过往进程中各“利益相关者”的目标、价值观、利益、知识、实践技能等等。正如普法芬伯格（Pfaffenberger）所言：“一旦（技术的）形态被确立后，社会选择的余地缩减了。一项被应用的技术……是人们未来使用方式的强制规划。”“技术框架”（technological framework）成了描述这一“强制规划”过程的关键术语——它描述的是该技术物品所携带的“互动的语法”（grammar of interactions），亦即围绕某项特定的技术物所产生的互动规则，包括关于它的理论信息、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实践技能、使用工序、文化价值、物质/社会实体网络等等。因而媒介物质性产生影响的第一个层面，就体现为每一种技术形式都有着自己特定的技术框架。

举例而言，在对外卖送餐员的经验考察中，孙萍发现，平台中介的算法强制规划了送餐员的行进路线和送餐时间。由于系统往往是以GPS确立的点对点的“直线距离”为参考标准，而送餐发生时外卖员往往需要面对交通信号灯、绕道、拐弯、过天桥等一系列系统未预想的实际问题，这就导致了诸如“超速行驶”“闯红灯”“拆除电瓶车限速器”“提升电瓶容量”等一系列实际行动的发生。与之类似的是，胡杨涓、叶韦明在对网约车司机的研究中发现，数字技术对司机的劳动时间配置、移动空间安排和社会关系协调均做出了特定的限制，从而形塑了劳动者实际劳动过程的样态。在上述两个案例中，媒介既定的“技术特质”——算法及其背后的各种“利益相关者”（例如资本）——对参与者的社会行动做出了一定程度的限定，从某种程度上“迫使”外卖员、网约车司机（部分）转变日常的社会行动来符合技术的需求。换言之，使用者“在与技术的互动中被（部分）对象化（objectified）了，成为了被技术转变的特定主体”。因而，技术框架就是行动者在“软性/社会性”的活动过程中遭遇到的技术“硬性/结构性”的维度——技术以其物质性的在场“限制”了某类特定社会行动的发生。

与“限制”相对的“示能”则体现在媒介物对特定社会行动的“激发”之中。在原初的理论语境中，吉布森（James J. Gibson）将物的“性质”与“示能”进行区分，认为性质体现在隶属于某个物件的既定特质，例如材质、功能、颜色、质地等等；示能则表示出该物件在遭遇不同行动者后所“释放”出的特定能力。例如对于人类来说，一棵树的“示能”在于提供阴凉之所；而对于某些动物来说，这棵树的“示能”则在于提供食物（动物可以食用树叶等等）。也就是说，示能并非该物件的“功能性”属性，而是特定行动者在不同场景中对其识别之后所释放出的“关系性”能力。因而吉布森强调，“因为物可以提供出各种示能，所以一个特定物件可以产生多重影响”。将物质性的第二个层面定位于示能，表达的就是某类媒介技术可以促使、激发特定的社会行动，并对其产生影响。

例如，在对数码摄影的个案研究中，拉尔森（Larson）发现数字技术作为一种特定的“技术物”的引入使得拍摄者拥有了“即兴的、实验性的拍摄”“共同创作、决定拍摄方式”“通过照片的分享进行社交”等新型行动方式。同样，莫尔兹和帕里斯（Molz & Paris）在检索背包客的旅行实践时指出，数字技术使得“虚拟驻留”“跟随”“共游”“断联”等新型旅行手段出现，从而创造出了特定的移动和中介化的传播方式。在以上两个案例中，数字媒介的物质性体现在它对特定社会行动的激发之中——例如数字摄影引入以后，传统胶片摄影中谨慎的选景和技术性的拍摄行动逐渐被“随拍随删”的实验性拍摄所取代。也就是说，数字媒介的物质性体现在它激发了一种围绕技术形成的特定行动方式，并对既定社会实践（“拍摄”“旅行”）的结果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影响”。

我们可以对上述澄清做出一个基本总结：物质性导向的传播研究（1）意味着在既定的“社会情境”中，（媒介）物如何以其自有的“技术特质”对传播实践做出改变并对其实践结果造成“影响”；（2）强调“媒介研究”与“传播研究”的分离，体现了一种“非媒介中心的”、关注“传播-影响”的研究路径；（3）在经验案例中着重考察某类媒介物对社会行动的“限制”与“示能”。

四

从传播的话语性到物质性

自 “物质性转向”这一宏观理论背景出现以来，对传播研究“话语性”与“物质性”之间的论争就不断出现，正如派克和威利（Packer & Wiley）所言：一方面，我们的研究持续关注传播的话语性维度，充斥着“符号与象征，信息与意义……逻格斯的修辞策略，情感表达”，在此种视域下，传播被理解为一种携带意义、传递符号、产生反馈的中立通道；另一方面，传播活动所依据的“基础设施、空间、技术、身体逐渐成为焦点”，而传播活动本身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物质性进程（a material process），无论它是物理意义上的，还是机械性或者数字性的”。而在早期传播学奠基者有意地重文本/轻物质的理论预设下，推崇物质主义取向的传播研究路径长期处于被忽视阶段：诚如吉莱斯皮（Gillespie）等学者的观察，我们过往的研究“集中关注于文本、生产文本的产业、消费文本的受众；而这些技术设备与基础设施网络却持续被忽略”。在这个意义上，物质性这一视角的引入有助于扭转当前学界过度强调“文本中心主义”的分析模式，从而真正将媒介技术、基础设施等物质性载体对传播活动的影响纳入研究者们的考察范围。

与前述“技术理论取向”“政治经济学取向”的研究路径相比，本文更倾向于采纳“社会理论取向”的视角来定位传播的物质性研究。无论是技术理论取向，还是政治经济学取向，“人”总是或多或少地处于一种缺位状态：前者摒弃人而只谈论作为“独立力量”的媒介物本身，后者则将人放置在更宏观的“政治经济结构”之下。正如基特勒有意把研究焦点放在技术以及技术带来的文化变迁中，作为社会行动主体的“人”在实质意义上被抛弃了。因而，上述取向的研究事实上并非是以（属人的）传播活动为主体的“传播研究”——至多是以媒介为主体的“媒介研究”，彼得斯（Peters）的批评恰如其分，基特勒感兴趣的是“没有人这个元素参与的媒介研究”——这是背离社会学的媒介理论。这也解释了为何笔者尝试以“社会行动”为出发点，将物质性定位于媒介物对社会行动结果的“影响”，从而讨论物对行动的“限制”与“示能”。只要我们关注的焦点仍是“传播研究”，那么其物质性取径就仍然建基于由媒介所激发、建构的各种社会行动过程的讨论之中。因而，它的首要学科联系应当是社会学，而非文学、技术哲学、经济学、艺术学等等。

此外，强调传播的物质性并非意味着抛弃话语性。物质性路径提示我们，作为社会行动主体的人的“能动性”（agency）并非是完全内在化的产物，而总是与传播活动中遭遇的物关联在一起：各种媒介技术同样具备一定意义上的“能动性”——正是因为它的“物质性在场”限制/激发了某类特定的社会行动的展开。正如普特南（Putnam）论断的，“传播并非等同于社会性的、符号性或者话语性的活动；相反，传播是物的能动性和人的能动性的交汇过程，以及这一混合领域所展现和揭示出的现实”。也正因为此，人的能动性总是一种“反思性的”（reflexive）产物，是它与行动中所面对的“对象”“场所”与“身体”的协商过程中产生的。因此，在传播研究中强调“物”并不意味着抛弃“人”，以人为中心的“阐释学原则”（hermeneutic principle）——行动者对于媒介文本的阐释性实践，以及对于媒介技术的消费性实践——仍然是物质性路径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责任编辑：林春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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