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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焦 x 郑大圣：电影永远有另外一种可能
郑大圣，出生于艺术世家。外祖父是戏剧家黄佐临，母亲是导演黄蜀芹。他在上海出生，因为属猴，所以叫大圣。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芝加哥艺术学院，活跃在国内戏剧、戏曲、电视和电影舞台上，《古玩》《王勃之死》《天津闲人》皆是其代表作。
2016-8-14 于良渚文化艺术中心
感谢杭州平行影展策展人苏七七老师支持
郑大圣：读过，口口相传的。之前看到朋友分享，就点进去看了。真的是“深”焦啊。
创作：历史是我表达现实的方式
深焦妹子们在和郑大圣老师聊天 (*^__^*)
每拍完一部，打量它，特别像打量自己现阶段的一个画像。影片一投映出来，某些问题就显得特别的昭彰，就觉得：哎呀，现在是这样的情状和程度啊。于是会刺激我在拍下一部的时候解决它，或者实验一个新的方法。
这个过程是很绝望的，永远是眼高手低——手怎么也追不上鉴赏力，鉴赏力的进步大大快于自己能够实现的刻度。
深焦：所以，假如让您现在来拍2000年的《王勃之死》，您会用完全不同的手法和角度去表达？ 郑大圣：我都不一定会拍那个了，真的不一定拍。不一样，至少。昨天我还和七七说，我自己看着都觉得挺新鲜的。
有些部分，自己都哑然失笑，怎么是这样子啊！？还有一半的时间觉得很意外：这是我拍的么？！好多细节都忘了，每次混录完，我都不回头看的，好久了，不会去记的。
《王勃之死》很粗糙，有些地方甚至很low，但那个劲儿，那种不管不顾的劲儿也就那时候有。后来的片子想得更周到更隐晦，就不是那个劲儿了。
历史就是迷彩服。如果《天津闲人》拍成现代题材，就是自寻死路。片子和小说原著比，改写量很大，改装了很多眼下的社会新闻，穿上民国衣服，就能演。
现实的故事，却不能碰触，或者摸到了，但只能蹭一下，不能往里扎，不痛不痒的，那何必呢。所谓历史题材，就是一身穿越现实路障的迷彩服。而且，变成历史的景象和样貌，对我来说更自由、更容易想象。因为我喜欢历史，更容易感同身受。
一个电影不放映，是没有生命的。一个片子只有被看到，有反馈，有讲谈，这个片子才是活了一次，它的生命被激活了。要不然，就还是个薛定谔的猫。但许多有意思的片子，只有这样的影展、这样的策展人，才能有机会被呈现和遇到。要不然上哪看去？！ 深焦：第一场《天津闲人》放映过后，有观众问您关于票房的问题，您怎么看？ 郑大圣：任何一个片子，导演、制片人、演员，所有的工作人员，共同的心愿都是能遇到它合适的观众。
对于商业电影而言，合适的观众当然是尽可能多的人群数量。但进影院、上院线并不应该只等于追求大票房。现在中国的情况是太特别了。我们只有商业院线，而且这些商业院线彼此无差异。你在这家院线能看到的和在别家没有什么不同。大家哄抬哄抢，大家分钱。
中国特色下的很多概念并不是这个产业原本该有的生态。我不妄图我的片子能进入商业排映，但是我希望能够有比如说“平行影像周”，以及以前参加过的“后窗放映”，“上海艺术影院联盟”，“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这样的。我希望在这样的地方，“另一种电影”能和更合适它们的观众约会。就像“平行”这个主旨，如果我们能在主流商业院线之外，还有独立策展、艺术院线，并行而不悖，谁也不反对谁，只是各安其分，各自适当，多好。
你想，一个湿地，里头动物植物各种各样的，品类繁盛，它才是一个湿地，一个好的生态。并行而不悖，这才是好的一个电影生态。全世界电影文明程度高的城市、国家，都是这样的。
深焦：您觉得现在的中国产业有这样多元的趋势在发展么？ 郑大圣：最近三年，挺好的势头。我有参与独立策划的展映，感觉它开始了。
我希望能达到的是什么情形呢？首先是，看电影的，评电影的，拍电影的，策划电影的，放映电影的，各方面的人们能互相支持，能挺住，不要被灭掉。
此前有过好多波次，都想建立艺术院线，但都很难存续。原因其实是整个商业环境还不够好。没有商业电影的时候，艺术电影不能单独成立的。人们都不进电影院了，还搞什么艺术院线？搞不起来的。现在看电影回到日常生活里来了，人们看电影越来越多，还是生物学原理，伴生关系，独立影展开始活跃起来了。
像FIRST青年电影展，前面也是坚持了好几年，近两年越来越好，越来越成气候。这个进程是随着商业电影的大环境砰砰砰往上走，开始好转的。
我期待艺术院线，艺术电影放映，像“平行”这样的独立策展，所有的点、线、面、网络越来越勾连，渐渐就能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系统，它会找到自己的商业模式。
一个成本不高的、独立制作的片子，在这样的一个系统里，一个运行周期下来，也会有票房。它应该有一个不同于商业排映的放映周期，不一定是一、两个月，可能是两年、三年，全世界的艺术电影放映都是这样的。这样的一个周期下来，也能够得到一定的票房回馈，系统的良性循环就闭合了，这样我们也会更准确的知道一个低成本的创作到底应该要把预算控制在多少，会有收益，可以最终把成本兜回来。
现在都还是蒙的，多低的成本算低？多高的成本算高？不知道的，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如果这个网能够建立，能够自我造血，我相信那时候会有更多更好的创作发生、存活。
郑大圣：没法假设。我拍过最昂贵的一次，片长就八分钟，不超过一千万就行。
2010年给世博会中国馆拍国家形象片，八分钟，小于等于一千万，就不算我超支，我都没嫌够（笑）。也是精打细算才做下来的。那是个450人左右的团队，前后期加起来，还是得省着用，因为特种银幕、特种工艺，我们得从没有先例的技术试验开始，搞最基础的研发。
我想所有那些视效大片，那些超大制作、超大票房片子的导演和制片人也不会觉得钱够用的。但反过来说，多少算少呢？也都不嫌少的。
因为电影永远可以有另外一个拍法。就这点钱？那就这点钱呗，为什么非得是常规的设计呢？如果这点钱办不到正常的拍法，那就想个别样的拍法。表达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多少都不叫少，再多也不嫌多。
我看电影不管别的，只看这个片子本身是不是吸引我，不然怎么享受看电影的朴素乐趣呢。 深焦：最近看的国产片是哪一部？ 郑大圣：《大鱼海棠》，我挺喜欢的。它的努力和用心。大家愿意支持本土动画。我觉得它很难得的是，有生死观在里面，而且深情的相信它自己的意境。
大家吐槽一些口碑较差的商业片，其实我觉得应该严肃认真地看这些片子，因为它不光是电影的事。再过五十年，一百年，真正代表某个时间段的电影——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讲——一定不是像“平行影像周”放映的这些电影，而是那个时间段内票房最高的电影。有那么多人自动、自愿的买票去看一个电影，那就不光是那部电影的事儿，而是喜欢这个电影的人群心里的事儿了。
这是最有代表性的民意调查。在某个时间段里，中国的人群在想什么？他们是怎样的一个思想感情状态？大票房的电影才是时代的标本和体征。你看，什么时代就会选什么样的面孔做它大的明星，是时代自然选择了它的形象代言。认真看待这些面孔和体征，认真看这么大数据的电影，是可以颇有深意的。不是烂不烂那么简单。 深焦：我们关注到您之前在芝加哥艺术学院学习过实验电影，不知道那段经历给您的创作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郑大圣：有很大很大的帮助。最简单来说就是，实验电影让我从此开启了一个新的思维方式：电影永远有另外一种可能，实验电影永远在做这个：新的，又一种，另一种，还一种…… 深焦：您下一部作品有怎样的计划？ 郑大圣：正在做后期，就要进混录了。新片子叫《村戏》，村庄唱大戏。是1982年北方农村的故事，联产承包责任制刚开始，每家每户要分地了，一整个村庄就被搅动了。一段升斗小民的悲欢故事。是个黑白片，用当地方言，没有专业演员，是请当地一个民营戏班子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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