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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焦 × 佐杜洛夫斯基：我想告诉每个将死之人生活的意义
佐杜洛夫斯基：你觉得中国观众会喜欢这部电影吗？好像有中国的公司想买，但他们只肯出很少的钱，不过我无所谓，我和他们说，“赶紧把我的电影卖到中国去吧！”至于电影海报，是我的妻子Pascale Montandon设计的，她是一位视觉艺术家，我们在一起合作各种项目，《诗无尽头》的服装设计也是她亲手操刀的。
佐杜洛夫斯基：如果你翻开《诗无尽头》媒体手册，你会看到有整整六页印着密密麻麻的人名，这些都是我们众筹活动的参与者，超过7000人！在我拍《现实之舞》时，我很幸运地从米歇尔·赛杜（注：法国著名制片人，女演员蕾雅·赛杜的祖父）那里拿到了两百万欧元，基本上是我上部影片预算的一半。有了他的大胆投资之后，另一半资金也就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地找到了。到了《诗无尽头》，我想和他继续合作，但米歇尔失踪了！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当时我们手里只有一百万，我就和我的助手说，“不要怕，我们先拍起来。一旦没钱了，我们就停拍，但我会想办法把故事说圆。有多少钱，我们就拍多长的电影。”于是我们就动工了，与此同时，我们也开始了网上的众筹项目。我变成了到处向人伸手的乞丐（自豪脸）！没想到，从此之后钱就源源不断地过来了，我们剧组甚至一度非常有钱，这部电影也渐渐变成了“大制作”。我得到了来自智利一些专业团体的支持，我的舞团朋友免费“借给”我1000名舞者。电影中有一个场景是一场在体育馆中举行的马戏表演，当时来了4万人，把整个体育馆填得满满当当的，而这些人一分钱都没有问我要！
佐杜洛夫斯基：我在twitter上超过一百万的粉丝，facebook上粉丝超过两百万，不过我不怎么打理。相反我每天至少发15条twitter，已经坚持了六年了。而且从来不发那种没有营养的内容，比如自拍和食物……没有人关心我今天吃了什么，消化了没有。我的twitter都是原创，我自己的哲学感悟、生活的意义、语言的功用等等。我的好多朋友都觉得我疯了，他们觉得twitter上都是一群傻蛋。我也不这么认为，发twitter对创造力也是有很高要求的。
佐杜洛夫斯基：我每周三都会在自己的家中搞一个小型讨论会，有时会有超过三百个人来参加。有一天，来了一个男人，他说，“我的妻子生了重病，马上要死了。她想要找一个人来为她祈祷，她指名要你去。”我当时很震惊，为什么是我？思前想后我还是去医院看望了这位女人，她问我，“生活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对她说，“听着，生活没有意义。”“啊，我要的就是这句话。”她突然就释然了。这并不是一个谎言，生活本身没有意义，除非你用力生活。那么，怎样才能用力生活呢？我的回答是，“做你自己”。中国哲学和我们的很不一样，你们有老庄，你们相信来世的生活。对了，我的儿子甚至想把给他的儿子取名为“老”，“老子”的“老”。对我来说，老子的哲学是朴实且普世的，它没有地域和国籍的界限，因而相当迷人。
佐杜洛夫斯基：这个世界随着科技的进步迅速发生着变化，人们的心智也在发生着相应的改变。你们可能觉得我是一个对未来相当乐观的人，但其实我和其他人一样，知道这个世界有多么的糟糕，宗教变成了生意，政治变成了游戏，环境污染，贫富不均。这些问题，我并没有视而不见。不过，我自己的想法也发生了变化。在拍摄《鼹鼠》的时候，我的确杀了动物。在当时的我看来，杀动物是宗教般的神圣祭献，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动物本身所承受的苦难。有人指责我，《鼹鼠》是一部好电影，但你为什么要杀动物呢？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也觉得当时自己的做法很自大，很人类中心主义。
佐杜洛夫斯基：我并没有“返回”家庭和记忆，而是将这两者抛掷到了未来。在未来世界中，家庭的概念将会慢慢让位于“人性”。这也和我在电影中的几个细节设定有关，比如在这两部自传体作品中，亚历桑德罗是家中的儿子，但他的父母都是直呼其名，从不管他叫“儿子”。我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表现个体间的平等，家庭内部等级将会在未来逐渐消亡。在《诗无尽头》中，我的两个儿子出演了主要角色，大儿子饰演父亲，小儿子饰演年轻时候的我。这种代际的故意滚混乱，也体现了我这方面的意愿：我们需要寻找一种新的教育下一代的方式。
佐杜洛夫斯基：说到皮娜·鲍什，我和她有着良好的交往，我本人也非常欣赏她的作品，她创作的最后一部舞蹈就是以智利民谣和风俗为灵感的作品（注：即皮娜·鲍什2009年的作品“...Como el musguito en la piedra, ay si, si, si...”）。她是本世纪最伟大的的艺术家之一。Iris咖啡是40、50年代圣地亚哥的文艺青年的聚集地，它只在凌晨开放，一直营业到早上六点。每天，这里都坐满了昏昏欲睡的诗人和其他艺术家，酒保们走路也很慢。这也是为什么在电影里，你看到的Iris咖啡里，所有的顾客都在睡觉。我用一种夸张的方式重现了当时的真实环境。事实上，这是我们在咖啡馆原址不远处搭的景。为了拍这部电影，我几乎走访了所有我儿时活动过的场所，如果能找到原来的建筑或是地点，我会尽量在那些真实的地方取景。
佐杜洛夫斯基：有，尼古拉斯·温丁·弗雷恩。我下周还要和他在巴黎见面。我认为他是一位破具才华的年轻导演。但他有一个致命问题，他太被市场牵着鼻子走了。《亡命驾驶》之后，人们对他的期待渐长，他也开始艰难地适应这个以金钱为导向的电影工业，在自己的每一部片子里都植入大量复杂的视觉元素，又动用许多明星演员。这是很危险的。我非常好奇，他究竟会坚持自己的风格，还是彻底被市场的诉求所淹没。好莱坞将会毁灭一切有才华的人，这点不容置疑。
佐杜洛夫斯基：我有两个计划，先拍哪个取决于我能拉到多少投资。如果有六百万，我会拍一部名为《鼹鼠之子》(Les Fils d’El Topo)的电影，它可以看成是1970年《鼹鼠》的延续，与前作共享很多元素，但事实上却是一部完全不同的电影。如果只有三百万，我就会继续拍我的自传三部曲，也许会讲述我到了巴黎之后的生活。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向工业妥协，我会坚持拍有关人性、有关情感的电影。如果我有三十万，我就去画画。如果我有五千元，我就写书。如我走只有一百元，那就写诗吧。所有的这些艺术形式都很棒，我都能从中找到自我表达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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