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审查间接缔造了华语电影黄金时代，同样命运会光顾这个国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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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以下，我们将读到一篇发人深省的观察。也许你对文章论述的对象——巴西电影并不感到熟悉。但请相信，文章中所谈到的问题，对该国电影历史与未来的洞悉，将会大力触动华语读者的神经，甚至引发一些共鸣。

这篇文章首刊于2019年法国《电影手册》九月号，彼时小克莱伯·门多萨入围戛纳的电影《巴克劳》正在法国影院上映。影片脑洞大开地架空了一处巴西村庄，并用令人瞠目结舌的暴力情节影射当下的政治现实，自五月起就成为颇受关注的影片。

事实上，《巴克劳》并不是今年唯一一部引起注意的巴西电影。这片遥远的南美土地近年来不断向世界电影节输出佳作，在柏林、鹿特丹、戛纳、洛迦诺纷纷摘取荣誉。去年鹿特丹与今年哥德堡电影节都不约而同将巴西作为聚焦国家，今年年末，巴西影展也在北京、上海等地举行。全面而深入地展示该国在创作上的动态。在一片看似繁荣的景象中，《电影手册》的编辑颇具洞见地捕捉到了一丝不安，这份不安之感始于2018年10月雅伊尔·博索纳罗当选总统，巴西落入极右势力控制之后，一系列文化政策得以实施，让全国的创作者陷入持久的讨论中。在此文中，作者不仅梳理了近年来巴西电影不同的创作流派及其在世界电影舞台上呈现出的多元样貌，列举出林林总总的片单，可供对该国电影感兴趣的读者按图索骥。更为珍贵的是，作者并不止步于呈现表面的欣欣向荣，而是通过访谈与聊天的方式，倾听巴西电影工作者的困惑与不满。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在《电影手册》九月号的前言中，主编犀利地将巴西电影之发展趋势与7月Dominique Boutonnat空降成为国家电影委员会（CNC）的动态并置，颇具讽刺之意地提请读者注意电影文化发展与政治经济变动之间的微妙互动。无论是南美、欧洲，还是亚洲，充斥着资本的娱乐工业终究难逃究竟政治经济变动的“阴影”，后者将以何种方式影响艺术的创作？也许，处在转折期的巴西电影会给我们提供一个思考的样例。（柳莺）

【延伸阅读】

译者

于思琪

编辑

馒头 

近年来，巴西电影成为各大电影节上一支无法忽视的力量。今年的柏林电影节上共有九部巴西影片亮相，今年的戛纳更是将两座奖杯颁给了巴西电影：小克莱伯·门多萨（Kleber Mendonça Filho）与儒利亚诺·多赫内利斯（Juliano Dornelles）导演的《巴克劳》（Bacurau，2019）获评审团奖；卡里姆·埃诺兹（Karim Ainouz）的《隐形的女人》（A vida invisível de Eurídice Gusmão，2019）获“一种关注”大奖。

然而，这一切荣誉都取得自2018年10月份雅伊尔·博索纳罗当选总统、巴西落入极右势力控制之后。我们不禁要问，是否一个国家情势恶化之际，该国电影反而会取得发展呢？我们在巴黎与巴西批评家伊纳西奥·阿拉约（巴西最大日报《圣保罗页报》撰稿人）就此进行了一番讨论，他对上述论断做出了简单的修正：“或许真有那种情况发生，但是当一个国家陷入危机，它的电影业更有可能会随之陷入困境。”那么，自从60年代辉煌的新电影运动以来劲头从未如此强劲的巴西电影究竟走势几何？

隐形的女人(2019)

博索纳罗上台电影行业遭冲击

自雅伊尔·博索纳罗1月份上台以来，电影就被视为国家公敌，博索纳罗认为，最坏是能够对电影加以管控，最好则是将其彻底消灭。这位新上任的总统在7月18日的一场讲话中宣布，政府将停止拨款资助那些“色情的电影”，他要求巴西电影人一起“捍卫家庭价值观”、“歌颂巴西民族英雄”。

他上台后的具体举措之一是将巴西国家电影中心（Ancine）从里约热内卢迁至首都巴西利亚，这绝不只是象征性的变动：博索纳罗希望就此将一直以来都具备相对自主权的国家电影中心置于政府管辖之下。他曾提及或将变国家电影中心为某部委的直属单位（当然不会是文化部，毕竟博索纳罗“登基”之后就忙不迭地想要除去这个部门）。他补充说道：“必须在这个机构里建立审查过滤机制，如果做不到，要么就把它卖给私人，要么干脆关门。”总统先生还宣布对最高电影委员会（负责制定电影行业公共政策的组织）做出调整，将半数以上的决策者从过去的影视行业从业人员变成政府代表。

这股硝烟无疑坐实了电影业界自从大选开始以来的焦虑不安。巴西电影人、巴西驻柏林电影节代表爱德华多·巴伦特（Eduardo Valente）如是评论道：“政府制造了一种恐慌气氛，比如它威胁说将不再资助拍摄与独裁有关的电影。政府否认自己是独裁政权，对他们而言，那些手段只是他们为了维持社会秩序、保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而采取的必要军事干预。政府的最终目的是控制电影业，它或许不会真的完全切断资金支持，但是他们会任命亲政府的人员担任决策要职，或许他们会直接调整财政分配标准，使得——比如小克莱伯·门多萨拍摄的电影——无法获得资助。这么一来，电影业或将损失惨重，因为这一政策可能会让电影人加强自我审查，一些人今后可能会避免触及某些题材，还有些人可能干脆会离开巴西，更有甚者，不再从事电影工作。”

巴克劳  (2019)

巴西电影是否能挺过这一系列严酷的打击，只有未来能给我们答案。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巴西电影自2001年国家电影中心成立与2003年卢拉·达·席尔瓦上台以来开始的黄金发展期被博索纳罗粗暴地打断了。

事实上，劳工党（巴西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由卢拉·达·席尔瓦于1980年创立——译注）的文化政策（以文化部长吉尔伯托·吉尔的政策为首）和国家电影中心的发展是巴西电影取得进步的两大主要原因：彼时，国家电影中心每年能收到8亿雷亚尔的财政拨款（约合今天的2亿欧元），这才使得连续十年来平均每年仅生产150部长片的巴西电影工业逐渐走上稳步发展的轨道。这笔款项主要来自电视台和移动电话公司缴纳的税金。除此之外，那时候国家还鼓励大型国有企业如巴西国家石油公司（Petrobras，巴西最大企业）和巴西联邦储蓄银行与巴西银行等机构投资文化产业——卢拉政府一直将文化产业发展置于国家发展的首要位置。

发展中的“地方电影”

巴西是一个联邦制共和国，借助各州财政支持与国家电影中心的联合资助，巴西电影成功实现去中心化，这是这一时期巴西电影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至少在2000年前，甚至即便追溯至电影极度政治化的新电影运动时期，巴西电影工业都基本局限于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因为只有这两个地方同时具备生产条件和资金条件。变革的先声出现于20世纪的最后十年，在位于巴西东北部的伯南布哥州的累西腓，丰富多彩的音乐剧表演逐渐流行，紧接着便催生了小规模的短视频产业，这为许多电影人提供了理想的训练场。

加布里埃尔·马斯卡罗 Gabriel Mascaro

这一代影人中最有才华的代表人物加布里埃尔·马斯卡罗[Gabriel Mascaro，曾执导3部长片：《八月来风》（Ventos de Agosto，2014）、《霓虹牛》（Boi Neon，2015）和《超神》（Divino Amor，2019）]回忆道：“是累西腓音乐剧培养了我，它太棒了，是它使我明白，我们有能力在坚固的传统堡垒之外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既有力量又真诚的文化。那个时期很不安分，十分动荡，但又充满了创造力。自2000年开始，伯南布哥州对电影业的投资开始收到成效，从魅力四射的小克莱伯·门多萨的作品中便可见一斑。最令我开心的事是我终于能够拍摄那些脆弱的、危险的电影了，这种影片往往横跨不同的学科和艺术形式，比如音乐和当代艺术。我的首部长片《八月来风》就属于这一类型，那段拍摄经历令我激情澎湃，它让我相信我能够成为一个电影人。”

加布里埃尔·马斯卡罗的新片《超神》显示出了累西腓电影的独特性和震撼性特质。影片于七月上映后，其反响对一部作者电影来说已经称得上成功。故事发生在2027年，那时的巴西完全掌握在教会手中，为了维护统治，教会使用尖端科技进行基因研究。科技与保守思想的联姻自然使人想到今日巴西的情况以及刚刚结束的大选。大选中，WhatsApp等社交软件对极右势力获胜起到了助推作用。教会的扩张也是蒂亚戈·梅洛（Tiago Melo）的《纳扎雷的狂欢》（Azougue Nazaré，2018）的中心议题，影片的故事就发生在累西腓城郊，在动感十足的场景调度、碎片化的剪辑与电子质感的音效之中，承自巴西东北部奴隶制历史的民间音乐马拉卡图与一系列疑似撒旦教犯下的仪式感俨然的谋杀被并置在了一起。

超神 (2019)

还有两个州也极大地受益于这一去中心化的政策：一个是巴西东北部以福塔雷萨为首都的塞阿腊州，另一个是巴西东南部的米纳斯吉拉斯州。三位来自福塔雷萨的电影人——卡里姆·埃诺兹（Karim Ainouz）、马赛罗·戈麦斯（Marcelo Gomes）和塞尔吉奥·马沙多（Sérgio Machado）——在家乡创办了一个创作工坊，专门培养新人电影人，每期时长八个月，至今已经举办了七年。

卡里姆·埃诺兹向我们讲述了项目的缘起，“那时候，我们发觉我们的家乡出现了一股全新的电影热，年轻的电影人都跃跃欲试。他们有些急躁，活力和激情驱使着他们一头扎进其中拍起电影来，但是他们的作品往往打磨不足。多亏了塞阿腊州政府的资金支持，我们才能够成立这个创作工坊，目前这里已经孕育了多个长片拍摄计划。”古托·帕伦特（Guto Parente）是工作坊培养出的最有前途的电影人之一，他与佩德罗·迪奥根尼（Pedro Diógenes）联合执导的长片新作《地狱酒吧》（Inferninho，2018）是一则极度风格化的具有戏剧感的寓言，让人联想起法斯宾德的《雾港水手》（Querelle，1982）。

帕伦特与迪奥根尼已合作多年，他们同是艺术社群“Alumbramento”的成员，这一社群已发展成为一家制作公司，并已完成数部可圈可点的短片作品。（“Alumbramento”电影社群成立于2006年，它致力于集结福塔雷萨的电影创作者，拍摄“能够改变世界的电影”。“alumbramento”一词意为“崇高、超群”，取自巴西现代主义诗人Manuel Bandeira的同名诗作。——译者注）

地狱酒吧 (2018)

米纳斯吉拉斯州最有趣的电影来自孔塔任市靠近贝洛奥里藏特（米纳斯吉拉斯州首府——译者注）的区域，出自孔塔任市的孩子——安德烈·诺瓦伊斯·奥利维拉（André Novais Oliveira）之手。他与加布里埃尔·马尔丹（Gabriel Martins）、毛里乌姆·马尔丹（Maurílio Martins）和蒂亚戈·马塞多·科雷亚（Thiago Macêdo Correia）共同创建了制作公司Filmes de Plástico，目前已制作了一系列短片。所有短片均在家乡拍摄，并已在戛纳、洛迦诺和鹿特丹等各大国际电影节巡展。

他的新片《季节》（Temporada，2018）描绘了一个被调任到其他城市后努力寻找自己位置的公共医疗中心职工。影片虽由一系列日常生活中貌似无关痛痒的小事串联而成，但却揭示出片中人物的深层人性。加布里埃尔与毛里乌姆·马尔丹的新片《世界之心》（In the heart of the world，2019）也在孔塔任市拍摄，并聘用了《季节》中的几位演员和技术人员。从某种程度而言，《世界之心》可以说是《季节》的延续，它巧妙地展示了工作对于私人生活的影响：片中，恶劣的经济环境迫使主人公走向犯罪，于是一部都市社会剧变成了一部颇有力量的悲情惊险片。

季节  (2018)

少数群体终于登上银幕

在巴西“地方电影”得到发展的同时，讲述不同种族、社会地位和性别认同的那些过去在巴西电影历史中鲜少出现的少数群体的影片也逐渐增多。去年的鹿特丹电影节策划了以“眼中的灵魂”（巴西先锋电影人Zózimo Bulbul于1973年拍摄的影片的英文片名）为题的“巴西黑人电影专题”放映活动，放映影片包括安德烈·诺瓦伊斯·奥利维拉和加布里埃尔·马尔丹的作品。[日后还应当向大众推介少有人知的安德里亚·桑帕约（Adélia Sampaio），她是一名制片人、剧作家和导演，一位黑人女性，同时也是女同性恋。其创作活动主要集中于1970年至1980年。]

2000年之前，巴西电影极少涉及同性恋题材。那时候，我们能在电影中看到的LGBT角色多出现在表现狂欢节（伪装和淫靡的代名词）的影片或70年代红极一时的“Pornôchanchada”性剥削喜剧（巴西60年代性喜剧的一支，其名称中的“pornô ”意为“色情”，“chanchada”意为“喜剧”。——译者注）中，其中的同性恋角色形象或是被刻意歪曲，或是十分漫画化。

卡里姆·埃诺兹的首部长片《妖姬莎塔》（ Madame Satã，2002）的主人公是一个变装皇后——一个狂欢节风格的神秘人物，导演对我们说：“因为巴西电影很少直接表现LGBT人群或酷儿主题，所以我在这方面所受的电影教育都来自国外。90年代，我前往纽约并开始与托德·海因斯合作（卡里姆·埃诺兹曾在《毒药》的拍摄制作中身兼多职），我在那时候才发现这一领域的影片数量繁多，并且各具特色。”

妖姬莎塔 (2002)

电影中表现性少数群体，这在巴西还是件新鲜事。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的柏林电影节将两座泰迪熊奖杯（所有单元的最佳LGBT影片均算在内）都颁给了巴西电影：获奖剧情片为菲利普·马泽蒙巴彻尔（Filipe Matzembacher）和马西奥·海奥隆（Márcio Reolon）的《涂样人生》（Hard Paint，2018），获奖纪录片为克劳蒂亚·普里西拉（Claudia Priscilla）与奇科·戈伊夫曼（Kiko Goifman）的《红木皇后》（Bixa Travesty，2018），两部影片都于几个月前在法国上映。

今年又有两部巴西酷儿电影亮相柏林电影节，分别是阿曼多·普拉萨（Armando Praça）执导的优美情节剧《葛丽泰》（Greta，2019）和古斯塔夫·比纳格雷（Gustave Vinagre）与罗德里格·卡内罗（Rodrigue Carneiro）合作拍摄的令人惊讶的实验电影《诺瓦利斯的蓝色花朵》（La fleur bleu de Novalis，2019，该片也入选了“真实电影”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的竞赛单元）。这部纪录片激进、大胆，甚至有些挑衅，比纳格雷与卡内罗将镜头对准了马塞洛·迪奥里奥——一名艾滋病毒阳性的同性恋者，随着影片的进行，银幕上他的生活逐步变成了一场华丽的演出。

诺瓦利斯的蓝玫瑰 (2018)

《诺瓦利斯的蓝色花朵》可以说是受到了乔治·巴塔耶的启发，影片在镜头前的忏悔和主人公被虚构化的真实生活场景之间切换，这是一次对身体本身和对性超越既有规则之维度的思考。这两名导演共同成立了Carneiro Verde Filmes电影制作公司，他们在已有电影工业体系之外另辟蹊径，以低得惊人的预算制作影片（《诺瓦利斯的蓝色花朵》的拍摄成本低于1000欧元），并且这丝毫没有妨碍该片获得国际性声誉。

说到影片的激进性和“色情”化特征，影片在柏林电影节放映期间，巴西媒体发现片中出现了反博索纳罗的宣传册，这将古斯塔夫·比纳格雷置于了不利的境地：“我当然很开心我们的电影能起到反对现行政府的作用，但是影片的潜在影响力可能会为此所累，人们都说这是一部‘色情电影’……我并不反对色情片，它构成了我们生活其中的现实的重要部分。但是我们的电影也是艺术的、诗意的，我希望它同时也能够是政治的。我不希望‘色情片’的标签会影响以后这部影片的放映……”

诺瓦利斯的蓝玫瑰 (2018)

巴西政府大肆宣扬道德秩序与家庭、父权价值观促使女性电影的政治维度得到扩展。虽然由女性执导的影片在巴西生产影片总数的占比仍低于10%，但其数量在近几年间大幅增加。

六月份，刚刚落幕的“电影之眼”库里奇巴国际电影节（Olhar de cinema，巴西最出色的电影节之一）将大部分奖项都颁给了女性导演：玛莉亚·布勒（Maíra Bühler）的《燃烧吧》（Let it burn, 2019）获最佳影片奖，这部纪录片记述了居住在圣保罗市一座楼房里的瘾君子们的生活（该片也在“真实电影”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上斩获奖项）；评审团奖授予了卡米拉·弗里塔斯（Camila Freitas）执导的记述巴西无地者运动的《无地之人》（Chão，2019）；克里斯·利拉（Cris Lyra）则凭借《海堤》（Quebramar，2019）夺得最佳短片奖，片中一群女同性恋者在欢笑中向海岸逃离。

近年来，巴西电影呈现出另外一个特征，贝亚特里兹·塞格纳[Beatriz Seigner，执导《寂静》（Los Silencios，2018）]就此如是分析道：“对于巴西女性——尤其是隶属少数群体与贫困阶层的女性而言，在卢拉政府实现了种种变革之后，博索纳罗的成功当选无疑标志着社会的退步。在过去数十年的去殖民地化进程中，穷人、黑人、土著和无地农民纷纷获得进入大学学习的机会，他们开始能够四处旅行，并且渐渐获得各种权利。巴西的经济精英将这一变化视作威胁，不惜一切代价地维护自己的特权。博索纳罗上台可以视作为这个自私自利且由男性主宰的富人阶层的报复。在巴西，人们习惯性地认为需要受到教育的是全体人民，尤其是穷人。可在我看来，情况正好相反。必须先去教育那些所谓的精英，先让他们变成文明人。”

在这一背景下，卡里姆·埃诺兹的历史片《隐形的女人》（片中时间跨度从1950年直至今日）可以说是将矛头直指博索纳罗治下的巴西。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位独断专行的父亲因反对两个女儿追求自由与解放而摧毁了她们的生活的故事。

隐形的女人 (2019)

对话？抗争？还是决裂？

如巴西大多数其他电影节一样，“电影之眼”电影节所获的资金支持遭到严重削减。而在其他电影节中，里约热内卢国际电影节首当其冲，其未来已经不止于“堪忧”那么乐观了。这一情况是巴西国家石油公司与巴西联邦储蓄银行等国营企业停止资助文化产业的结果。

“政府引导大型国营企业将资金投入到其他领域，文化产业已经不再是今日之巴西的优先发展对象，”爱德华多·巴伦特如是解释道。“他以发展经济为借口引导资本是虚，将文化与教育视为威胁则是实。这不仅是因为文教发展将会促使与当局宣扬的刻板价值所不同的观念得以表达，更因为政府害怕一旦人们开始学习和思考，他们就将要求得到权利，并希望在社会中获得一席之地。对于政客而言，这将撼动他们眼中的巴西社会的根基，直接危及社会稳定。”

寂静 (2018)

面对一个毫不掩饰其对于电影的恶意与其剥夺电影之自由的意图的政权，我们应该采用何种策略？是对话、斗争还是决裂？被我们问及这个问题的电影人们仍犹豫不决，他们担心未来巴西电影将分化成两个水火不容的部分：一边是以政权为中心的、去政治色彩并由政府慷慨注资的“官方电影”；另一边则是激进的、政治色彩浓郁并且由电影人自费制作的“地方性电影”。

虽然本人坚决支持“地方性电影”和与政府“斗争”，古斯塔夫·比纳格雷针对这种二元分化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我和罗德里格·卡内罗合作了许多年，我们探索出了一种新的集资方式，或许可以供其他电影人参考。但是别忘了，我们自己也属于特权阶层：我们是来自上层中产阶级的白人，我们确实能够承担这些风险。但是近十年来，那些来自普通家庭、不得不靠制作电影挣钱养家的电影人并没有能力自己出资去拍摄那种收益寥寥的电影。他们之中不乏才华横溢者，他们是当代巴西电影的宝贵财富。但上述结果的危险就在于这些人可能会被迫弃影转行。”

卡里姆·埃诺兹与古斯塔夫·比纳格雷的观点基本一致，他补充道：“我们电影人就和LGBT群体的成员一样，我们清醒地意识到我们自己的权益是靠经年累月的斗争得来的。选择分裂就意味着放弃这些成果，这正中了政府的下怀，他们就想看到那种局面。所以我们必须战斗，必须抗争，我愿意相信巴西的公民社会已经足够强大，能够支持我们的国家承受住种种打击，重新站立起来。”

文中对话整理自2019年3月至6月的戛纳、巴黎、库里奇巴和里约热内卢。衷心感谢Raphaël Ceriez与里约热内卢法语联盟。

备注：想要了解当代巴西电影制作的概况，可登陆jangada-vod.com，该网站提供了许多影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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