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之前是否还在上海召开过预备性会议？

中共一大会址

一｜1921年3月会议是否存在

　　1921年3月上旬左右，张太雷到达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所在地苏俄伊尔库茨克，3月23日被任命为中国支部书记。此后，他开始组建远东书记处中国科，并受命准备一份中国共产党向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以后他与舒米亚茨基合作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向共产国际三大的报告，就是现在看到的中文本《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1921年6月10日）（以下简称“《报告》”，收入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张太雷文集》）。

张太雷

　　张太雷《报告》论述了中国共产党1921年3月会议：

　　为了说明我们的目标、原则和策略，为了把无政府主义分子从组织中清除出去，我们认为有必要在1921年3月召开各组织代表会议。我们以这次会议的名义发表了我们的目标和原则宣言，在这次会议上制定了临时纲领。这个纲领确定了我们组织的结构和工作计划，表明了我们对社会主义青年团、同业公会和行会、文化教育团体和军队的态度，以及共产党对工会的态度。

　　这里明确说在1921年3月召开了各组织代表会议，即在1921年7月中共一大以前，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已一起开过一次会议。瞿秋白在《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1929年12月—1930年6月）中，甚至认为1921年3月的代表会议，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大会”。

共产国际任命张太雷为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 （俄文版）

　　究竟有没有“1921年3月会议”？

　　苏联学者舍维廖夫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远东问题》1980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一九二一年三月，在筹备党代表大会过程中，举行了一次预备会议，制定了临时纲领和目标与原则宣言（至今尚未找到这些文件）。”而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中认为，“1921年3月会议”是不存在的，张太雷“提交给共产国际大会的报告，当然包括他对‘三月会议’的记述，都是为了让人认为共产主义者的组织工作正在发展而杜撰出来的，也未尝不可”。

二｜共产国际档案资料的证明

　　随着档案资料的陆续公布，“1921年3月会议”的举行，已得到了肯定。《舒米亚茨基致科别茨基的信摘录》（1921年1月21日，鄂木斯克）中谈到：“关于中国工作情况，我再补充一点，中国定于3月下旬举行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大会，我将派遣专人前去指导。”舒米亚茨基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书记，负责远东地区各项工作，也负责中国革命的各方面工作，所以他在1921年1月的信中提到，中国“1921年3月会议”，“我将派遣专人前去指导。”舒米亚茨基在《共产国际在远东》（《远东人民》创刊号，1921年5月）中写到：

　　最近，中国的中央召开了共产主义各组织的协商会议，这次会议将中国的共产主义工作的任务做了这样的规定：“我们的任务乃是组织和集中群众斗争的力量，使其打击更为有力、强大。这一切都将通过宣传工作，组织工人、农民、士兵、职员、学生，成立具有统一中心的强有力的产业工会，以及创建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惟一政党即共产党，才能实现。”

　　此文5月发表，约写于1921年4月，文中说的“最近”，应该就是指3月，即1921年3月“中国的中央”召开了共产主义各组织的协商会议。这里引用了会议的“规定”，说明会议不仅召开了，还形成了或通过了“规定”。会议的“规定”应该不是只有这几句话，这里引用的显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可以发现这个会议的“规定”与现在可以看到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中的内容是相同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是1920年11月制定的，大概是供讨论用的，到了1921年3月的会议上被讨论、通过，并公开发表了，所以舒米亚茨基引用1921年3月会议“规定”中的内容，大概就是《中国共产党宣言》中规定了的内容。

图片来源：《中共首次亮相国际政治舞台（档案资料集）》

　　又《［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主席团与中国支部及杨好德同志联席会会议记录第1号》（1921年7月20日）谈到：“迄今为止这些组织中还未能实行民主集中制，足见此项工作的艰难程度……在中国开过的那次会议上，总算讨论了这个问题并通过了以下决议。（见《上海会议决议》）”“在中国开过的那次会议”，这件档案注：“指1921年3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建党筹备会议。”“《上海会议决议》”，这件档案注：“未见此文件。”这说明，1921年3月中国共产党组织在上海召开了会议，并通过了《决议》。而这个《上海会议决议》，当时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是存在的，是可以看到的，所以会有“见《上海会议决议》”一句。遗憾的是《上海会议决议》现在是不是还保存着不清楚。舍维廖夫1980年说“至今尚未找到这些文件”，大概此后也很难找到了。

三｜应该是“一大”的预备性会议

　　佩尔西茨在《中国共产党形成史料》（《亚非人民杂志》1971年第4期）一文中谈到：

　　三月会议是根据苏俄远东共产党人和共产国际的建议并在他们的帮助下召开的。早在1920年10月14日，东方事务全权代表冈察洛夫和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处长布尔特曼就曾打电报给共产国际，说“东方民族处打算召开”一些远东国家革命团体和共产主义团体的“一系列预备性代表会议”。原预计代表会议都在1921年1月份开完（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17，目录号65，归档编号9，第367张）。因此，中国这次代表会议是作为预备性会议，即为代表大会作准备的会议，作为大会筹备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事先计划的。但可能未能如期举行……12月24日，东方民族处坚决要求“不迟于三月初”召开代表会议。看来会议是按期举行了。

　　这表明中国共产党“1921年3月会议”，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建立以前，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已有计划，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建立以后继续进行此计划并完成了计划。而且，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开代表大会确实需要开一个预备或筹备会议，《报告》中说的“在这次会议上制定了临时纲领”，这或许就是准备提供给代表大会讨论的文件。

　　尽管“1921年3月会议”更多更具体的资料还没有发现，但以上这些资料已可以证实这次会议是存在的。

1921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成员合影

　　1921年3月，张太雷已在俄国，不在中国，他怎么会知道1921年3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代表会议呢？这是有的学者否定1921年3月会议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这是毫不奇怪的，张太雷已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负责中国方面的工作，自然要了解、掌握中国的动态。同时，他与舒米亚茨基合作起草《报告》，舒米亚茨基自然会向他提供各种资料、信息，包括文件。舒米亚茨基知道的中国方面的事、看到的中国方面的资料，自然张太雷也会知道、也会看到。所以《报告》记述“1921年3月会议”，笔者认为是完全有资料来源的，是可信的。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党史信息报》

编辑制作/丁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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