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阶级一定是民主化的阻碍吗？未必！ | 学人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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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Michael Albertus，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斯坦福大学政治学博士毕业。研究兴趣为制度与再分配，制度稳定与转型，威权政治，庇护政治和国内冲突。已出版专著Autocracy and Redistribution: The Politics of Land Reform (201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一、本期编译

原文简介

文章题目：《Landownersand Democracy: The Social Origins of Democracy Reconsidered》（地主阶级一定是民主化的阻碍吗？未必！）

文章作者：Albertus Michael

文章来源：《World Politics 》

发表日期：2017.04

译者简介

政治学人编译局

二、编译内容

地主被认为是社会转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力量，不过，就民主化而言，它的作用往往被认为是负面的，是保守的代名词。作者在这篇文章里对这个问题运用跨国大样本回归分析进行了检验。首先，他回顾了有关这一问题的主要研究脉络：

1、巴林顿·摩尔的创见。摩尔认为领主与农奴（Labor-repressive landowners）构成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是民主化的天然反抗力量。只有农业的商品化才能促使国家走向民主道路。

2、Rueschemeyer等人进一步拓展了摩尔的说法，认为即便地主与耕农不构成强制性的人身依附关系，只要他们仍然在现行体制下能够获取从事农业生产的廉价劳动力，依然会成为民主的抑制因素。

3、AR和Boix持有类似的观点，认为强势的大地主集团是民主道路上的一个障碍。

可见，在对民主化的早期研究中，有关地主的作用似乎已成定论，但新近发生的情况似乎又没那么简单，地主的角色似乎更为复杂。在这一思考的前提下，作者提出，有必要重新思考“劳动力依赖型地主（Labor-dependent landowner）”与民主化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有三个理由：

1、全球市场一体化，资本流动性增强，土地要素的特殊性降低，地主不再担心民主制度可能剥夺自己的财产。

2、土地改革。左翼威权政权的土改对地主的生存状况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3、对财产权构成的国内威胁。与土改的逻辑类似，内战、动乱等因素也会加剧地主的担忧。

基于这些观察，作者认为，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由于国际形势和社会经济条件的转化，地主很有可能成为支持民主化的力量。为了验证这个观点，他设计了较为精细的跨国样本回归分析。首先，他在因变量上选择了“Democracy-Dictatorship Dataset”（民主-威权二分法）和“Polity”（打分法）两个数据库，对政体类型进行衡量；另外一组因变量则选择了一些关于民主制度的指标，包括选举权、议会权力和选举公正度（具体可在引用中查阅）。在关键的自变量方面，作者选择的是“劳动力依赖型地主”，其测量方式是某国从事农业生产的家户，且不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占比。此外，主要的控制变量有人均GDP，GDP增长率，石油收入占比，此前转向威权的次数，全球民主制度占比，以及民族分化程度。

回归分析的结果（参加文章第254页）中主要有以下发现值得注意：

1、当因变量为民主转型时，地主的作用是负面的，但不显著。

2、如果假定地主在所有时期发挥的作用相同，回归的结果也没有一致性的表征。

3、劳动依赖性农业与国家的Polity分数呈显著负相关。

4、但如果控制了时间段，发现在1974年后，地主与民主化呈现正相关的关系。

5、如果考察1974年以来的民主崩溃，没有发现在数据关系上显著的自变量。

这其中最重要的突破在于，作者较为精准地定位到了1974年这个时间点，发现地主在此之后开始成为民主化的有利因素。这与作者在回归分析之前提出的三点猜想是吻合的。那么，到底是不是这三条导致全球范围内的地主开始支持民主呢？文章进一步进行了因果机制的验证。具体的做法是加入交互项，一是资本开放程度；二是邻国土地改革；三是国内冲突指数。他发现，后两者具有较强的解释力：首先，邻国的土改可能存在“溢出效应”，导致本国的地主担忧类似的政策施行，因此转而支持民主化；其次，在发生内战的情况下，地主同样倾向于支持民主转型，而不从事任何破坏性的活动。为了说明这两条机制的有效性，他还引入了巴西和阿根廷两国的定性分析，发现强大的地主组织的确对民主化的促进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除了外部约束条件以外，地主在促成民主化的同时还要确保自己的利益不会受到损害。他们采取的行动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新上台的民主政府选择沿用威权时期的宪法，这使得地主能够使的民主制下的制度设计朝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

2、民主政府的选举制度给予乡村很大的“权重”，导致地主能够在新的制度设计下拥有足够的选票基础和自治权。

3、新的制度能够有效保障土地所有权。

最后，作者对三点因素进行操作化，分别作为因变量进行OLS回归，地主的作用均显著，验证了这三条观点。在作者看来，地主最重要的诉求莫过于保障自己的土地权益，而从历史发展上来看，的确有很多威权政体为了获取地主的支持，能够给予地主的土地有效的产权保护；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其他的一些威权政体并非依靠地主的支持而生存，在这种情况下，政权对地主构成的威胁就显得十分巨大，导致他们倾向于支持民主化的进程。也就是说，地主作为社会阶层并不一定和某种制度形式“捆绑”，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有利于自身的策略性选择。

总的来说，本文的研究设计十分值得学习。粗略统计，作者总共使用了10种以上数据库对自己提出的假设进行交叉验证，使用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混合分析法（定量为主）。不过，基于这一点也存在问题，那就是当概念在不同的方法体系中“穿梭”时，研究的效度会不会因此受到影响？举例来说，作者在利用定性分析说明“邻国土改”和“内战威胁”这两点机制时，给出的事实却是巴西和阿根廷拥有强大的地主组织，这就已经偏离了前一部分定量分析证明的重心，事实上，这两点并没有很令人信服的历史叙述加以完善。因此，在操作如此庞杂的“跨国”分析项目时，如何能够让不同取向的方法相互补充，而不是自说自话，就对研究者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责任编辑：林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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