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一周热点-第7期
“政治学一周热点”选取新近政治学类论文，并对其主要观点进行梳理和总结，每周发布一期。传播优质学术、展现学科动态、凸显学人观点，敬请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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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丨用中国事实定义中国政治
作者信息：徐勇，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名誉院长
文章出处：《河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
主要观点：“知识生产中的先占原则，使得西方学界在政治学研究领域获得了某些定义权。对中国政治进行了定义，这些定义甚至被当成“唯一原则”长期发生着支配性影响。专制主义、威权主义与全能主义是西方对中国政治的主要定义。这些“主义”的共同特点是只强调政权组织与社会民众的纵向关系，基本结论是缺乏经济社会活力。而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灿烂的农业文明与改革开放创造的“中国奇迹”远远超越了被定义的中国政治的认知。因此，从中国事实出发，需要重新定义中国政治中的某些固化认识。基于“横向竞争与纵向整合”的分析框架可以看出，传统中国家户制推动着经济社会的自由发展，使社会的横向竞争力增强，极大释放了社会活力；而国家制度机制的纵向整合力推动着国家的扩展。改革开放极大释放了社会活力，社会的横向竞争力增强，在新时代也需要加强国家的纵向整合。重新定义中国政治，需要从中国事实出发，强化批判意识，改变思维定式，通过建立新的分析框架，推进自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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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盈艳 黎熙元丨浮动控制与分层嵌入
作者信息：徐盈艳，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黎熙元， 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
原文出处：《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2期
文章摘要：当前对政社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分类控制、制度约束与社会组织的依附及嵌入式发展等方面，强调政府对社会组织单一向度的影响、宏观政府制度约束下社会组织的不同发展形态。对于不同时期多层级地方政府内部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及关系运作还欠缺深入的分析，从而导致单一化和静态化的结论。本文基于G市近十年政策文本和社会组织访谈资料，提出政府即便是针对同一类社会组织，也会依据政策目标和风险控制，通过不同时期控制权所包含的不同要素在层级政府之间的分配，实现对它们的浮动控制，而专业社会组织也具备反诉的能力和空间，它们会针对政府控制权分配的不同层级进行分层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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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雅婷 柴国荣丨政府承诺的中介效应
作者信息：姜雅婷，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柴国荣，兰州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原文出处：《公共行政评论》2018年第1期
文章摘要：安全生产目标考核被视为遏制生产安全事故频发高发态势的有效手段之一。基于中国30个省(区)2001—2012年的面板数据，论文试图剖析 安全生产目标考核制度治理效果产生的中介作用机制，从地方政府承诺主题和承诺水平两个层面入手，通过对各省(区)各年度《政府工作报告》的编码分析，着重考察政府承诺在“目标考核治理效果”中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目标考核能够显著改善安全生产治理效果，政府对安全生产治理的注意力配置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而承诺水平的中介作用并不成立。研究表明，尽管压力型体制下的严厉问责催生了地方政府对于特定领域工作的回应和承诺，但政府承诺能否转化为实打实的治理行为仍然有待进一步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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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力锐丨论政府信任失灵的传导效应
作者信息：刘力锐，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
原文出处：《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1期
文章摘要：政府信任的下降在政府与公众互动过程中形成，是公众对政府行为的否定性反应。单一政府的失信行为会产生政府信任失灵的传导效应，降低其他政府的可信预期。政府信任失灵传导效应是经由失信原型沉淀、集体记忆强化、信任路径锁定基本机制形成的。政府信任失灵的传导效应是由政府信任的时间逻辑、空间逻辑和关系逻辑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政府信任失灵的传导效应具有很强的链条性特征，这本质上反映了政府信任的公共性和整体性。卷入信任链的政府主体既受到整条信任链声誉的制约，又反过来影响了整条信任链的质量。维护政府信任是所有政府的共同责任，推进政府信任现代化必须遵循信任链规律，选择制度化的治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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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天祥 应优优丨甄别性吸纳
作者信息：陈天祥，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应优优，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原文出处：《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文章摘要：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逐渐放弃了限制社会组织发展的单一策略，寻求与社会组织合作。通过对国家的多种政策文件的解读和政府管理实践的考察，发现国家对社会组织既加强合作又强化监管的双重策略，并提出“甄别性吸纳”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在这种关系模式下，国家以合法性偏好、功能偏好和能力偏好对社会组织进行甄别，将适宜的社会组织吸纳进合作筐，对它们赋权增能的同时加强控制，以达到放心合作的目的。国家试图通过精致的制度设计来塑造自己理想中的社会，因此，“甄别性吸纳”将是我国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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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型颖 王衡丨政治信任、社会网络与抗争倾向
作者信息：陈型颖，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衡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原文出处：《社会》2018年第1期
文章摘要：本文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2010～2014年），构建了以抗争倾向为因变量的多层次混合效应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对53个国家和地区的7万余份样本的分析表明，影响个体抗争倾向的因素同时存在于微观与宏观两个层次。在微观层次，相较于政治信任，个体的社会网络对抗争倾向的影响程度更高，说明相较于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集体行为理论，组织社会学视角下的资源动员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在宏观层次，相较于威权政体，民主政体下的个体更倾向于诉诸抗争行为。具体而言，威权政体下，强社会网络、低政治信任的个体抗争倾向最高；民主政体下，强社会网络、高政治信任的个体抗争倾向最高。这说明微观层次的因素对抗争倾向的影响受到政体类型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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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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