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的衰落促进了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吗？| 外文编译
让每一个人自由地理解政治
让世界各地的学人成果互联互通
让政治学人的核心关切得到传播
让闪烁的政治学人共享这片充满思考和情怀的天空
政治学人始终在路上
编者按
Editor's Notes
民粹主义是如何起源的，或者说哪些社会因素导致了民粹主义的产生？这两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研究者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许可以从民粹主义支持者的身份上得到答案。本文从中产阶级的就业轨迹和社会阶层变动入手，尝试证明原本居于强势地位的社会阶层人群在社会地位相对衰落后造成的感知落差，推动了右翼民粹主义保守派的崛起。这一结果也许可以阐释为什么福利国家政策不再如往日有效，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间派选民数量大幅缩水，而选民更倾向于将票投给有着明显左—右翼特征的政党，最终导致了政治极化现象的产生。
来源信息
Source Information
本文来自《比较政治研究》（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CPS）第53卷（2020年）第10-11期，上图为当期封面，点击图片可查看当期摘要编译
期刊简介
《比较政治研究》（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CPS）是一个比较政治学者和学生交流思想的国际顶刊之一。期刊刊载的文章包括了全球学者关于比较方法论、理论和研究的创新工作。该刊力图向读者展现全球范围内比较政治研究的全景式画面：从第三世界的民主到中东的文武关系，从东欧的选举制度和政党政治到拉丁美洲的经济表现，从比较北美和西欧的政治庇护到亚洲国家的民族冲突。《比较政治研究》被认为是政治科学中比较政治子领域最为重要的期刊之一。该刊在《科睿唯安2021年期刊引用报告》（Clarivate JCR2021）中JIF=3.955，在187种政治科学类（Political Science-SSCI）期刊中排名第33（Q1）。
引文格式（APA）
Kurer, T. (2020). The declining middle: Occupational change, social status, and the populist right.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53(10-11), 1798-1835.
作者及译者
Author & Translator
本文作者Thomas Kurer，苏黎世大学（University of Zurich）政治科学系助理教授，研究兴趣为职业变化的政治含义和后工业社会的社会等级制度的转变。
本文译者王智灏，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兴趣为近现代中国国家建构与转型。
文章概览
Article Overview
摘要
本文调查了职业变化在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带来的政治后果，并揭示了右翼民粹主义的经济和文化根源。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就业结构转型的不利因素主要集中在下层中产阶级的半熟练工人身上。我认为，个人就业轨迹和社会等级的相对变化是更好地理解最近政治动荡的关键。不是政治强势群体的贫困化，而是对该群体社会地位相对衰落的感知，推动了对保守派，特别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来自三个后工业化民主国家的个人层面的面板数据和原始调查数据证明了这种关系。对这一发现的一种可能解释是，传统福利政策可能无法有效应对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
关键词
欧洲政治；政治经济学；定量方法
精选译文
Featured Translations
引言
近年来，技术成为推动职业变化的最重要因素。自动化和计算机化的快速发展使许多技能和能力变得逐渐多余。然而，不利影响是不均衡分布的，技术创新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不同的职业。教育和收入分布处于中下水平的常规工人特别容易受到工作场所自动化的影响。面对前所未有的脆弱性，这个在政治上有影响力的团体该如何应对？
本文探讨了近期政治动荡背后的经济基础，并考察了后工业化劳动力市场中常规工作份额下降的选举后果。研究者们指出，那些被经济现代化“抛在后面”的人是广泛的政治不满和不断上升的反体制言论的根源。但我们仍然不清楚技术引发的就业结构转型如何影响政治态度。虽然一些人认为易受自动化影响的工人将要求社会保障，但其他研究投票选择的人强调反现任或右翼民粹主义反建制效应。然而，潜在的机制并不明显，这就是为什么其他难以揭示物质利益和政治反应之间明确联系的研究会强调非经济动机的重要性。因此，当代研究有争议地讨论了右翼民粹主义、特朗普、英国脱欧的文化和经济根源，以及更普遍的大众观点变化模式。
面对快速的技术进步，面对日益黯淡的劳动力市场前景，本文研究了常规工人的政治反应，从而为这场论辩做出贡献。常规工作在蓝领和白领阶层非常普遍，在发达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仍占劳动力的25%-30%。长期以来，这一直是一种非常受尊重的劳动，它保证了体面的生活水平和向上流动的前景。但由于常规工人对自动化的特殊敏感性，新技术的到来从根本上破坏了这种积极的前景。
重要的是，对自动化的敏感性并不一定意味着大范围的技术失业。最近的研究表明，日常工作总量的大幅下降，并未与个人层面的替代率同步进行。技术变革是一个非常渐进的过程，许多常规工人在直到（提前）退休时都在设法保住他们的工作。总体下降主要是由较高的退出率和较低的进入率驱动的。从表面上看，人们可能会误认为常规工人的经济状况相对稳定。然而，在日益不利的经济环境中，当社会的其他部分正在赶上或落后时，稳定(或停滞)是极其有限的。
因此，在一个日益自动化的工作世界中，常规工人的情况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案例，以理顺一种政治后果，这种政治后果产生于对经济逆境的恐惧（而非对逆境的经历）。与依赖于绝对经济困难快照指标的现有研究相比，本文聚焦于不同的就业轨迹和经济福祉的相对变化。虽然常规工人都面临着类似的来自自动化的初始威胁，但具体的职业轨迹是多样的，并且在物质影响方面有很大不同。笔者认为，不同的就业轨迹形塑了经济和非经济的政治需求的相对重要性。虽然在日益脆弱的职业环境中“生存”激发了人们对维持地位的担忧并增加了怀旧的、社会保守性主张的吸引力，失业的实际经历则促使人们做出经济反应。
为此，笔者利用来自德国、瑞士和英国的个人层面面板数据来分析不同就业轨迹对常规工人政治行为的影响。该分析采用了一种专门用于调查动态过程（如重复职业转换）的实证策略，即所谓的边际结构模型，来估计三种不同的常规工作路径的影响。结果表明，推动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获得支持的是对社会相对衰落的看法和对个人在社会等级中地位的担忧，而不是失业或严重的物质困难。
本文所提出的理论论点和实证结果对民粹主义的经济根源进行了新的解读。通过对经济弱势进行关系性的理解，本文调和了既有研究中的矛盾之处。将焦点扩展到物质困难的一般指标以外，表明了像劳动力市场变化这样根本性的经济过程很可能导致非经济的或不纯粹是经济的政治反应。
本文提供的对右翼民粹主义投票背后的结构性驱动因素的解释，也可能帮助政府更游刃有余地应对当代政治动荡。也就是说，当社会保守主义者怨恨的核心是社会地位的相对衰落而非物质困难时，传统的福利政策可能无法满足从中突显而出的工人，这种福利政策也无法对抗右翼民粹主义的上升。
理论假设
1.常规工人的职业轨迹
本文的理论框架遵循劳动经济学中有影响力的研究，它建立在一个简化的模型经济与三个任务组基础上。由于例行性是易受自动化影响的决定性特征，本文主要关注的是职业内容而非技能水平。焦点是常规工作者们。所谓的“常规”并非琐碎或平凡的任务。所执行的常规任务可能要求相对较高，可能需要大量培训，但一旦必要的规则和程序内化，常规工作的特点就是具有一定的重复性，而这种重复性则遵循给定惯例。这种重复性特征使得这些任务“可编码”，因此容易自动化。工厂和手工艺品中的许多蓝领工作都属于这一类别，但也是行政管理中基本白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办公室职员或客户服务人员。
在常规就业存在的同时，还有两种根本不同的非常规性群体。非常规性认知(NRC)工作的特点是非重复性的、抽象性，以及通过分析及互动来解决问题的任务类型，这类任务有较高认知要求，通常需要接受高等教育。管理类工作和复杂的专业性工作均属此类，例如商业经理、高等教育教师、土木工程师，但也包括有些创意产业的工人。相比之下，非常规性手工(NRM)工作位于技能分布的另一端，其特点是相对简单但难以自动化的任务，通常是因为它们需要个人互动或手眼协调。这些工作大多与低技能的服务工作有关，如出租车驾驶、食品准备、清洁或销售。
基于任务特征进行研究的方法为常规工人的潜在职业转轨提供了简约的框架。虽然他们都面临着来自技术创新的初始威胁，但他们避免就业机会收缩的能力各不相同。三个概念上不同的任务组以及失业的额外可能性产生了以下四种职业轨迹：升级(R→NRC)，幸存(R→R)，降级(R→NRM)和退出(R→失业)。
（点击图片查看大图）
表1列出了本文分析的三个国家的描述性信息，以证实常规工人是劳动力中间的一个相当大的群体。常规工作(R)约占劳动力的25%-30%。男性工人的比例略高。与非常规性手工工作(NRM)相比，常规工作的特点是教育要求和工资中值更高。同时，非程序性认知(NRC)工作与更高的工作质量有关，因为它在这两个指标上都明显优于常规工作。最后一栏主要反映移民对特定群体的作用，这些数字证实了常规工人并没有面临来自移民的最高水平竞争，而低技能的非常规职业中移民带来的竞争更为普遍。
（点击图片查看大图）
为支持常规性和自动化敏感性差异水平的基本假设，图1提供了关于任务组内和跨任务组的更直接但不随时间变化的自动化指标分布的信息。面板（A）显示了日常任务强度。面板（B）显示了一种衡量被机器人或智能软件替换的主观风险的方法。面板（C）显示了一个更具前瞻性的计算机化敏感性指标，该指标更加关注人工智能的影响。所有九个方框图说明了按职业划分的未加权平均值的分布。正如所料，日常工作中的工人面临着最大的自动化风险。在各项指标中，暴露的中位数明显高于两个非常规组。这一结果在RTI方面尤其明显，RTI是一个广泛使用的与我的概念框架接近的技术创新暴露指标。同样的模式也反映在主观风险认知和前瞻性指标上，尽管此时任务组之间的差异不那么明显，而任务组内部差异更大。小组（C）表明，未来的技术创新可能会超出常规工作的范围，并将越来越多地影响到服务部门的低技能非常规工作。
综上所述，表1和图1证明了理论方法是正确的，即在收入和教育分配中间，常规工人是一个相当大的风险群体。简约的理论框架包含了多种不同的职业轨迹，基于简化模型经济的分类（包括三个任务组），也隐藏了现有的组内差异，文章的理论和实证部分都会把这一情况纳入考量。
2. 职业转变的政治影响
对自动化的敏感性导致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失败观念。第一种与狭义的经济劣势有关，也就是说，由于对日常工作的需求减少，不利的工作变动会带来收入缩减或失业。第二种失败与社会等级制度的更广泛变化有关。即人们希望被他人重视，社会地位被认为是个人行为背后的强大动机，一个人从工作中获得的心理收益会随工作的质量及受尊重程度而变化。技术变革改变了就业结构，从而改变了不同种类工作的相对重要性和价值。在自动化时代，随着对常规工作需求的减少以及媒体对其即将消失的、耸人听闻的报道，人们对常规工作的欣赏减少了。在后工业风险社会中，传统的家庭安排、终身就业和有保障的退休不再是理所当然，这使很多工作者产生了心理不适。
这两种失败产生的效应及政策需求是不同的。经历物质困难的选民变得依赖国家支持，因此对慷慨的福利国家有强烈兴趣，骐骥以此缓冲经济上的衰退并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主要遭受地位焦虑的选民更有可能寻求那些承诺维持或重新确立他们在社会等级中地位的提议。
但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要求很难被同一个政党同时满足，无论左翼政党还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都需要权衡经济安全感与地位安全感所指向的不同需求并确定优先顺序。本文认为职业轨迹则是理解这两种需求相对重要性的关键。
从经济角度而言，常规工作中的幸存者不是社会中最差的阶级，但其较多地经历了社会地位的相对下降。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获得了这部分人的支持，其所提供的政策首先不是经济支持而主要是缓和社会地位下降的焦虑感，通过鼓吹怀旧的价值观、恢复旧有秩序，提供了一种工人在社会中起支撑作用的理想图景。保守党虽然没有鼓吹恢复传统秩序，但由于也维护既有价值观，所以也较能吸引常规工人。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a：退出者支持社会保守党的概率低于幸存者。
假设1b：退出者比幸存者支持左翼党派的概率更高。
假设1c：退出者政治弃权的概率高于幸存者。
在分析失业者和幸存者以外，还存在地位上升者和地位下降者，但二者的情况更为复杂，且其行为受到出身阶级和目的阶级的影响，因此政治效应更不明确。因此，本文这部分理论先验性较弱，出于完整性的考虑，提出假设如下：
假设 2a: 升级者支持社会保守派政党的概率低于幸存者。
假设 2b: 升级者支持市场自由派政党的概率比幸存者高。
假设3a：降级者支持社会保守党的概率低于幸存者。
假设3b：降级者支持左派的概率高于幸存者。
假设3c：降级者的政治弃权概率高于幸存者。
（点击图片查看大图）
表2总结了本文的总体理论框架以及特定职业轨迹所对应的政治效应。
方法与数据搜集
（点击图片查看大图）
本文收集的个人面板数据包括受访者在相当长的时间段内详细职业信息的欧洲家庭小组调查，合并了所有可用的波次，并协调了不同时期和不同数据集的关键指标的编码。形成了涵盖德国、瑞士、英国的大型微观数据集，时间跨度从1980年代末到2015。这三个案例在制度背景和政党制度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差异化，从而可以在各种情况下进行假设测试，并增强结果外部有效性的可信度。
数据分析与讨论
本文运用边际结构模型（MSM）。第一步是关于实验组模型。个人接受一种或另一种干预的可能性概率是未知的，例如经历职业地位的升级或降级，必须根据经验进行估计。每个时间点的干预分配都是根据理论推导的干预分配决定因素以及观察到的过去（包括受访者的既有经验）进行建模的。其次，对于样本中的每个被调查者，本文为每个时间点t创建一个加权变量，该变量等于计算出的t点条件概率的逆乘。用t点接受干预的逆向个人概率对观察值进行重新加权，就会产生一个动态选择被消除的伪人群，即干预分配不受混杂因素的影响。最后，运行结果模型。为估计MSM的因果参数，对政党选择（二分法）这一因变量进行一系列加权线性回归，这些变量是捕捉常规工作以外的职业转换的多值处理变量。重要的是，这个模型避免了对时间变化的协变量进行调节。
在步骤一之中，关于职业转轨决定性因素的专家知识是问题的关键，劳动经济学和经济社会学的丰富著作在这方面提供了明确指导。分类机制的五个最重要决定因素似乎是地区、教育、性别、年龄和工会成员，这构成了实验模型的核心。1）对当地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强调了职业变化的强大空间成分，这两个因素分别由全球化和技术进步驱动。2）常规工作之外的分类机制取决于能力和技能，特别是具有显著认知资源的常规工作者面临职业升级的现实机会。3）女性似乎比男性更有可能离开日益减少的常规工作，但往往最终从事报酬较低的非常规工作。4）年轻的常规工人爬上了职业阶梯，而壮年和老年工人仍从事常规职业。5）工会有可能在职业转换和就业保护方面发挥作用。工会成员可能不那么容易失业，并可能更稳定地扎根于他们目前的工作，从而降低了职业转轨的概率。此外，MSM利用纵向数据结构，并将个人的整个实验历程纳入考量。本文依赖于滞后一个周期的处理变量和每个受试者的累积处理史（处理年数）的组合。年份模型被用于调整周期影响。然后，多项式模型根据协变量和处理历史对多变量处理Di,t进行回归，为每个受试者生成单独的动态权重。如果实验模型满足一致性、可交换性、积极性和无指定错误四个假设，MSM会适当调整处理选择和测量结果。
假设修正与结论
1.职业转轨模式
（点击图片查看大图）
图 3 描述了不同国家的职业变化模式，揭示了一个显著的共性特征:常规工作的减少。长期以来，瑞士的特点是工作高度集中在高技能和专业化的非常规认知职业中，这一趋势在过去十年中加强。在观察期开始时，日常工作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重要性继续下降。相比之下，德国可用的时间跨度更长，上世纪 80 年代常规工作居于主导地位但也随时间推移而显著消亡。与此同时，瑞士和德国显示出强劲而持久的职业升级趋势，即对分析和（或）互动有高要求的职业份额不断增加。英国的就业结构中，常规工作的减少和高技能工作的适度增加伴随着低端技能工作的持续增长。这些模式反映了早期的研究结论，即英国中间阶层的空洞化与低技能服务业工作的持续增长密不可分，致使就业结构的两极分化更加明显。
（点击图片查看大图）
表3显示了任务组之间的转换率，证实了就业结构的长期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组成效应的影响，不一定意味着个人层面也会进行类似的转换（为简化结果，文章报告了每个小组调查中每个受访者的第一次和最后一次观察之间的职业转换）。尽管常规工作总体减少，但个人层面上的幸存者并不少，一开始受访时从事常规工作的人中，约有65%-75%的人在最后一次回答调查时仍从事常规工作。但是，其他两个任务组更加稳定，尤其是非常规认知职业的稳定率很高（大于85%）。因此长期的结构性压力，使得常规工作者将向非常规认知工作转轨作为一个可能的退出途径。三个国家的升级总体上比降级更普遍。
2.就业轨迹与投票意向
（点击图片查看大图）
表4至表6将不同的职业轨迹与个人政治反应联系起来，报告了从事常规工作的幸存者中支持最上面一行所示政党的基线概率，根据上述理论推理，这些幸存者代表参考类别。接下来的三行显示了三种不同处理的效果，即升级、降级或退出。笔者为每一方单独进行了线性加权回归。
第一行的基线概率证实了我们的预期，即右翼民粹主义政党（RPP）在动员常规工作的幸存者方面是成功的。尽管常规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属于左派的传统核心选区，但事实证明，RPP是这些选票的有力竞争者。在一个有影响力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存在下，左派的传统保留地变成了一个 "有争议的据点"。传统的主流保守党在这一选区中的动员工作不太成功。市场自由主义政党是常规工人更不可能的选择。
从常规工作退出（失业）对投票意向有何影响？在所有三个国家中，从常规工作过渡到失业会导致对最保守政党的支持率剧烈而一致的下降。瑞士和英国的结果提供了一致的证据，即主要是在常规工作中 "幸存 "助长了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而实质上的经济困难，即过渡到失业，立即大大减少了这种支持。一旦失去工作且无法找到另一份工作，前常规工人投票给瑞士人民党或英国独立党的概率就会大幅下降。如果没有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人们对保守党的支持也呈现出类似态势。退出者的投票行为支持了本文的主要主张:正是对社会地位降低的恐惧而不是对经济困难的实际体验，推动了人们支持那些寻求“时光倒流”和促进社会保守价值观的政党。
退出者的结果比较稳定，并朝着两个方向发展：第一，支持那些维护强大社会安全网的左翼政党。对德国的进一步分析表明，这种影响对于极左派政党来说尤其明显，他们在捍卫慷慨的福利国家方面的立场尤其激烈。第二，对政治失望加剧导致弃权率上升。由于事业，前常规工人的弃权率在英国、瑞士和德国分别近似上升了6.1%、8.2%和15%。
正如预期的那样，升级者和降级者的结果不太一致，提供的证据好坏参半。瑞士的升级人士越来越多地支持社会民主党，这可能是因为瑞士社会民主党的阶级基础发生了强烈变化，其选区越来越多地由高技能和相对富裕的公民主导。相比之下，德国和英国的升级者反而越来越多地支持支持亲市场自由主义政党。在英国，他们投票给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在德国，他们主要投票给自由民主党。
降级者的结果普遍较弱。除了对瑞士亲市场自由党和英国保守派的支持率较低外，没有系统的模式来区分那些常规工作“幸存者”和那些被迫降级为低技能非日常工作者的投票行为。尽管经历了职业降级，但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仍与常规工人有相同的政治偏好。这种不起作用具有实质性意义：尽管常规工作人员在选举中的比重在稳步下降，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享有持续甚至不断增加的成功。降级者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常规工作者选民所占比例的下降——这些人被转移到低技能的服务性工作岗位上，但仍然支持相同的政党。
总的来说，社会保守派政党在常规工作的 "幸存者 "中找到了支持，这些人有着光明的过去和相当暗淡的前景，但却在日益缩减的劳动力市场上保住了饭碗。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处于危险中的常规工人在实际上失去工作后，会越来越多地投票给支持福利的政党或完全放弃投票权。绝对的经济困难并不是支持社会保守主义或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动力。
相关阅读：
编辑：焦 磊
一审：李璐雅
二审：郭见田
声明：
编译属国际化部译者志愿提供，如有不妥欢迎指正；如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建议，欢迎到后台留言。本文仅为资源共享、学习参考之目的，并不代表本平台赞同其观点或对其真实性负责，本平台不承担文章侵权行为的连带责任。如需转载本文，请后台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