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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会变成一个独裁国家吗?| 燕京书评

曾梦龙 燕京书评 2020-10-27
作者丨曾梦龙
全文共 5525  字,阅读大约需要 10 分钟

2016年11月10日,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两天后,玛莎·葛森(Masha Gessen)在《纽约书评》上发表文章《独裁:幸存规则》(Autocracy: Rules for Survival),认为将特朗普视为一般政客是愚蠢的,预测他会将美国变为独裁国家。文章中,葛森还根据自身经验提供给美国公众如何在独裁统治下生存,保存理智和尊严的建议,比如“不要被小的正常迹象所迷惑”、“制度救不了你”、“不要妥协”、“要愤怒”等。
 
当时,这篇文章得到广泛传播,但也引来一些怀疑之声,觉得美国的未来不会像葛森所预言的那么糟糕,美国的民主制度具有韧性,特朗普的权力会遭到各方制衡。但是,3年多过去,特朗普的言行使得美国变为独裁国家的担忧声音越来越大,比如资深编辑、小布什总统演讲稿撰写人大卫·弗洛姆(David Frum)曾写下一篇《如何建立独裁统治》(How to Build an Autocracy)的《大西洋月刊》封面文章,畅想特朗普如何将美国带往独裁之路。
 
更让人加深这种忧虑的是,如今民主遭遇全球危机,独裁政府对内镇压和向外扩张的趋势愈加明显。据非营利组织自由之家的统计,全球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水平连续12年下降,每年在这两项指标上有所下降的国家要比有所提高的国家多很多。过去10年,6个民主国家中就有1个离开阵营。目前,世界大国中勉强有过半的民主国家,而像美国的特朗普、俄罗斯的普京、匈牙利的奥尔班、巴西的博索纳罗、委内瑞拉的马杜罗、印度的莫迪、土耳其的埃尔多安等政治强人被许多人批评正在侵蚀本国民主根基。
 
今年6月,2020年美国大选前夕,葛森出版新书《在独裁下幸存》(Surviving Autocracy),回顾特朗普执政以来的特点和美国社会的变化,揭示特朗普如何比大多数人认为的更接近实现独裁统治。葛森认为,特朗普与任何一位前任总统都有质的不同,他无视并摧毁问责制度,反对监督和异议,要求忠诚和奉承,拒绝盟友,讨好独裁者。
 
在接受《卫报》采访时,回看旧文预言,葛森觉得很遗憾,文章依然具有说服力,没有要改的地方。但是,过去3年多发生的很多事情也让她感到震惊。
 
 
 
从第一天起,特朗普就正在变成独裁者
 
今年53岁的葛森是名美籍俄裔记者,常为《纽约客》《纽约书评》等刊物撰稿。她1967年出生于莫斯科,1981年随家人来到美国。1991年苏联解体后,她回到莫斯科,报道俄罗斯剧变,写过许多批评俄罗斯政府的文章和书籍,如《隐藏真面目的人》(The Man Without a Face)。同时,她也是俄罗斯争取LGBT权利的社会活动家。
 
不过,在俄罗斯从事近20年工作后,因为俄罗斯当局2013年威胁要把孩子从同性恋父母身边带走,葛森和家人移民到了美国,继续书写俄罗斯的相关文章和书籍。其中,她的《未来即历史:极权主义如何再造俄罗斯》(The Future Is History: How Totalitarianism Reclaimed Russia)荣获2017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
 
因为人生的多元经历和对极权主义的切身了解,相比英语世界很多评论者,葛森有着许多洞见,也产生广泛影响。在《在独裁下幸存》中,葛森觉得,从第一天起,特朗普就正在变成独裁者。
 
比如特朗普在竞选时说“让美国再次伟大”常提的三大口号——“抽干沼泽”、“把她关起来”、“筑那堵墙”,葛森认为这些口号听起来像是号召人们与腐败作斗争,但实际上是在向现行美国政府体制宣战。而且,特朗普的竞选活动靠的是对移民、妇女、残疾人、有色人种、穆斯林的蔑视。
 
葛森称,对政府及其工作的蔑视,是当前世界上一批领导人所共有的修辞套路。他们靠着选民对精英阶层毁掉其生活的怨恨为基础竞选,上任后,继续利用这种怨恨。现有政府机构和工作人员成为他们的敌人。作为总统,特朗普诋毁情报机构,怒斥司法部门,并对自己政府中的官员发出羞辱性推文。
 
关于内阁,特朗普选择那些曾反对所任命机构的人,比如他为环保局挑选的是曾14次起诉过环保局的斯科特·普鲁伊特(Scott Pruitt);健康和公共服务方面提名的是想废除《平价医疗法案》和医疗补助的汤姆·普莱斯(Tom Price);司法部长是反对民权法、曾被拒绝担任法官的杰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能源部长是曾宣称要废除能源部的里克·佩里(Rick Perry);教育部长贝琪·德沃斯(Betsy DeVos)是公共教育的一贯敌人。
 
特朗普的内阁人选则在确认听证会上撒谎。曾获普利策新闻奖的调查新闻机构ProPublica整理过一份特朗普五位提名人对参议院的说谎清单,包括普鲁特、德沃斯、普莱斯、塞申斯和财政部人选史蒂夫・姆努钦(Steven Mnuchin)
 
“向国会撒谎是刑事犯罪。在其他历史时期,这也是一种耻辱。为什么一些国家最高职位的提名者会撒谎,即使撒谎方式很容易被发现和记录下来?为什么不呢?他们大声、坚持、不停撒谎,不只是模仿他们赞助人的行为,也表明他们和特朗普一样蔑视政府”,葛森写道。
 
葛森认为,蔑视政府的近亲是对卓越的蔑视,这也是当代一些独裁领导人所共有的特征,带有明显反智倾向。特朗普每周只听一次情报简报,而不是像以往总统那样几乎每天都听。他解释称:“我是个聪明人。在接下来8年里,我不需要每天都被用同样的话告诉我同样事情。”他说,如果世界上发生什么变化,情报主管可以找到并通知他。特朗普也许是第一位似乎完全不为办公室责任重担所动的美国总统:他对自己的前任,或者对这份工作不屑一顾,它的要求让他很烦。
 
所以在她看来,特朗普没有丝毫责任感,只有最纯粹的权力和金钱。
 
玛莎·葛森,来自:Flickr
 
「民主红线和黑帮国家」
 
曾获普利策批评奖的书评人卡洛斯·洛萨达(Carlos Lozada)在《华盛顿邮报》称,有一些记者写的关于特朗普的书,试图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有一些知识分子出版的特朗普书籍,试图告诉我们这意味着什么;还有一些历史学家撰写的特朗普著作,他们把史无前例和仅仅不寻常区分开来,试图告诉我们,我们以前见过这种情况;另外还有一些关于特朗普的书,由论战者打造,他们对这个时代做出判断后,试图告诉我们该怎么做。
 
洛萨达认为,葛森的《在独裁下幸存》结合上述所有方法的一些元素,呼应关于特朗普其他书中的分析和论点。这些分析和论点更深入探讨特定领域,但没有重复,而是提炼。结果就是它几乎成为反特朗普书籍的柏拉图式理想,像是在实验室里制造出来一样,证实每一个怀疑,激起每一个恐惧,回答那些拼命寻求“从特朗普主义中复苏”的读者的每一个问题。
 
在众多分析中,葛森引用匈牙利学者、政客巴林特·马扎尔(Bálint Magyar)的分析框架值得注意。巴扎尔提出过“黑帮国家”、建立独裁主义模式的三阶段(独裁尝试,独裁突破、独裁合并)等说法,著有《后共产主义黑帮国家:匈牙利的实例》(Post-Communist Mafia State: The Case of Hungary)
 
葛森认为,美国目前处于第一阶段独裁尝试。同时,美国不可能恢复到特朗普之前的正常状态。抵制独裁主义得重塑民主,需要一种新的道德理想政治,关注语言塑造政治现实和可能性的力量。
 
作家哈里·昆祖鲁(Hari Kunzru)在《纽约书评》发表的《民主红线》(Democracy’s Red Line)一文中如此概括葛森的分析,特朗普如果没有家族,那什么都不是。在白宫,总统对个人忠诚度的要求超越服务和爱国主义观念。特朗普家族将自己的利益与国家利益相提并论,似乎将总统职位视为一种可货币化的资产,或者至少是一种力量倍增器,一种从现有投资组合中获取最大利润的方式。总统的成年子女似乎是大忙人,他们飞往世界各地,促进特朗普组织的利益。但是,这是一个因非法挪用资金而被禁止经营自己慈善基金会的家族,试图利用公职谋取私利。
 
昆祖鲁称,公共和私人角色的全盘模糊,对专业知识的排斥,以及对被任命者确认程序等监督规范的中止,都为葛森认定的美国政治根本性转变——受众转变——扫清障碍。
 
“在代议制民主下,政治家的主要受众是他们的选民。在独裁制度下,政治家的主要听众是独裁者本人,因为他是分配权力和影响力的赞助人。”葛森写道。
 
而且,过去3年多的事实表明,美国完全有可能变成独裁国家,专制企图建立在美国政府的结构和规范之上,权力集中在行政部门,金钱和政治媾和。如果一个总统在本可避免数万甚至数十万美国人死亡和整个经济崩溃的情况下,还能像之前接受《纽约邮报》采访时那样声称“疫情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是,我是对的”,那么人们有理由怀疑他是否愿意在其他方面服从对现实的共识。
 
如今由于新冠疫情、黑命攸关运动和可能的经济危机,人们担心特朗普将会有借口启动“纳粹桂冠法学家”卡尔·施密特所说的“例外状态”,运用紧急情况改变公认秩序。这种改变不仅是20世纪极权主义的产物,在美国也曾频繁发生过,比如林肯暂停过人身保护令、1918年的《煽动法》以及二战期间对日裔美国人的拘禁。
 
葛森认为,“美国国会大厦纵火案”发生在2001年9月11日,它开启“永远的战争”,这是一个美国人已经生活将近20年的例外状态。这种例外状态主张白人男子对所有其他人的权力。所以,将特朗普视为某种前所未有的、与此前强大的民主规范的决裂并不公道,某种程度上,特朗普的出现不是历史的例外,而是逻辑的结果。
 
作为记者,葛森强调公共话语的腐败和语言的滥用,包括媒体对美国权力的问责能力迅速恶化。当然,真正追责需要立法和司法机构愿意并能够对新闻机构揭露信息采取行动,但媒体的确现存不少问题,比如把政治当作赛马的倾向、无处不在的观点。
 
在接受英国《观察家》采访时,葛森提到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对她的影响,并认为阿伦特的思想对解决今天美国的问题也有不少启示。人们不应该退守私人空间,应该多参与公共生活,勇敢表达自己的愤怒和抗议。
 
当然,这可能也意味着某种代价和挑战。葛森在书中引用哈维尔在1975年致捷克时任领导人胡萨克公开信中的话:“每一个仍然试图抵抗的人,例如拒绝采取将掩饰的原则作为拯救的钥匙,怀疑以自我异化的代价购得自我满足——这样一个人出现在他的冷漠无情的邻居面前像一个古怪的人,一个大傻瓜,一个堂吉诃德,最终不可避免地受到某种厌恶的对待,像每一个行为方式不同于其他的人一样,更有甚者,他威胁性地在他们面前举起批评的镜子。”
 
  
「对葛森的批评和其他对美国民主危机的说法」
 
虽然葛森被很多人认为具有洞见和胆识,但也出现了一些对新书的批评声音。
 
《纽约时报》一篇书评认为葛森有些叙述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作者认为尽管特朗普正以惊人速度继续侵犯关键机构的独立性,但是新冠疫情削弱了特朗普的政治地位,而葛森觉得这最终会加强特朗普的权力。
 
《经济学人》则认为葛森低估了她所担心的一些机构的稳健性。例如,最高法院最近发布一系列激怒总统的裁决;尽管共和党参议员们保住他的职位,但偶尔有些参议员也会让他失望。葛森忽略了渴望反击发生的程度。特朗普带领共和党走向本土主义,但也导致3年的选举失败,其中包括众议院的失败。如果民主党在11月赢得总统和国会两院,可能会引发一系列道德立法。
 
更为重要的是,尽管锐利十足,但葛森在解释特朗普现象和全球民主危机时说服力仍显不够。这一方面,政治学界的大量研究或许可以给我们不少启发。
 
比如民主领域重要学者、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在2019年出版的《恶风》(Ill Winds)中称,美国民主质量稳步下降。在早期逆流中,军事政变是搞垮民主的主要方式。今天则不然。如今的民主通常消亡于“千刀万剐”。一个又一个国家的民选领导人一步步破坏民主的深层组织——法院、商界、媒体、民间社会、大学,以及公务员、情报机构和警察等敏感国家机构的独立性。民主的结构和规范一个接一个地被掏空,直到剩下一具空壳。
 
长期研究全球新兴的极权主义形式的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史蒂文·列维茨基(Steven Levitsky)和丹尼尔·齐布拉特(Daniel Ziblatt)在合著的《民主国家如何死亡》(How Democracies Die)称,特朗普当选总统是美国史上头一遭,他没有公职经验,看不出对宪法权利的尊重,显然具有极权倾向。
 
他们认为,美国民主规范的弱化根源在党派两极化延伸超越了政策差异,成为关于种族与文化的存在冲突。美国达成种族平等的努力,在社会变得日益分歧的时候,助长了隐晦的反动,也加强了两极化。如果研究历史上的崩溃有什么明确教训,那就是极端两极化可能害死民主。所以,有充分理由该警惕。
 
美籍波兰裔纽约大学政治系荣休讲席教授亚当·舍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则在2019年出版的《民主危机》(Crises of Democracy)中称,民主危机本质上是一场社会的存在性危机,反映了社会矛盾的尖锐。这里最重要的因素是经济增长的停滞和不平等的持续积累。而且,随着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盛行,美国底层民众生活更加艰难。
 
纽约大学政治系博士生王也在《民主全球滑坡:危机从何而来,将向何去》中评论道:“这正是哈佛经济系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阐述过的‘不可能三角’:全球化、主权国家和民主不可兼得,每个国家只能任选其二,因为如果你又要主权,又要全球化,那肯定有极化。国家主权不可动摇,意味着跨国再分配(比如由中国政府补贴美国工人)难以实施。那么随着全球化而来的利益分配不均,必然导向国内偏好的极化、民粹主义的兴起和民主的滑坡。罗德里克一针见血地指出,全球化带来的冲击跟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不同:后者每次伤害的是不同群体,从而社会整体尚有时间将创伤慢慢抚平,而前者的成本却总是由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蓝领工人承担。如果人们要为每天的晚饭发愁,我们又怎么能期待他们去保卫民主?”
 
所以,按照罗德里克的说法,如今人们可以试着减少一点全球化,向布雷顿森林体系回归,也可以多让渡一点主权,建立权限更广泛的国际协作机构。
 
王也觉得,对于民主本身的延续,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公民社会要努力增强自身的力量。面对利维坦对民主制度的侵蚀,公民只有组织起来,建立更多的社团和社会联系,更频繁地在投票站和街头参与政治,才能有足够的资本与之抗衡。公民抗命不是对制度的反叛,而恰恰是在这动荡时世之中,将偏离均衡的游戏规则推回正轨所必不可少的手段。民主的历史,正是一部在抗争推动下,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在政治决策中获得话语权的历史。现如今,在民主面临危机之时,变革的希望也只能于其中找寻。
 
从这个意义上说,葛森的担忧并不是杞人忧天,一些解决方案也不无道理。“为了一个人的灵魂和思想,我认为抗议和表达愤怒绝对必要”,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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