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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琦幸:反思左翼思潮中的激进主义,王元化从革命者升华为思想家丨燕京访谈

张弘 燕京书评 2021-01-23

采写 | 张弘
全文共 12671 字,阅读大约需要 13 分钟

王元化经历了一个左翼青年在革命道路上的种种坎坷,也见证了极左思潮带给国人的各种罕见的灾难。他以独立思考总结了五四以来影响了国人和自己的四种思维模式、反思影响中国七十多年的卢梭国家理论以及激进主义。



2020年,是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诞辰100周年。作为王元化先生的弟子,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中国研究中心教授吴琦幸,以一部40多万字的《王元化传》作为特殊的纪念。


吴琦幸1986年成为王元化先生的弟子,直到王元化先生2008年去世,两人一直保持着密切交往。2007年王元化先生住到瑞金医院之后,吴琦幸从美国飞回,在病床前和王元化先生谈话一个多月。王元化先生去世后,吴琦幸将这次谈话和以前上课期间的谈话综合起来,出版了《王元化晚年谈话录》(2012年)和《王元化谈话录》(2015年)。为了撰写《王元化传》,吴琦幸两次请教了著名海外华人学者林毓生,并且专程到王元化先生老家湖北江陵及武汉寻访。


作为“五四之子”,王元化从青少年时期就投身左翼革命,其后经历了“理想国”的破灭及其带来的磨难和坎坷。在历次运动中,他勇于坚持自我,不随波逐流,拒绝成为帮凶,为此受到审查,甚至罹患心因性精神疾病。在学术上,他在1979年以《文心雕龙创作论》蜚声学界;在思想上,他反思了激进主义,在1998年考察了卢梭《社会契约论》中的国家思想,在海内外引发巨大反响。从上世纪90年代到去世,王元化先生不仅是上海文化界的思想领袖,而且影响波及全国乃至海外。


就《王元化传》涉及的相关问题,《燕京书评》采访了吴琦幸,以此纪念这位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化学者。


王元化 ——1920年生于湖北武昌,祖籍江陵。三十年代开始写作。曾任中共上海地下文委委员、代书记,主编《奔流》文艺丛刊。抗战胜利后,曾任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讲师,50年代初曾任震旦大学、复旦大学兼职教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上海文委文学处处长,1955年受“胡风案”牵连,至1981年平反昭雪后,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杭州大学名誉教授,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名誉会长。2008年5月9日病逝于上海。



「性情:王元化诚实得近于天真」


燕京书评:基督教有原罪意识,注重忏悔。晚年的王元化显示出很强的反思能力,这使他在上世纪80年代与海外学者林毓生、余英时等人发生学术争论之后,很快能够以追求真理的心态平复下来冷静思考,这让他远远超过了大多数有同样经历的同龄人,成为上世纪9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领军性人物。那么,出生在基督教家庭、早年受洗的经历,和王元化先生晚年的反思有着怎样的关系?


吴琦幸:这两者并没有直接的关系。1938年他加入中共地下党之后,放弃了他原先的信仰。应该说,基督教的精神和文化给了王元化在人格精神和思想上的某些资源,在无形中对他的一生起了某种作用。基督教中的一些经典教义如人人平等、人非圣贤、爱的教育以及《圣经》的有关故事,对于王元化来说,无论是为人处世或者是研究学术,都难以完全摆脱它的潜移默化。


作为一个在基督教家庭出生的人,当然在某些方面是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的。王元化到了晚年,并不讳言自己出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他记得“三姨母去世时,四姨母在她门口写了一个大大的‘爱’字,元化和所有的表姐弟们,一个个进去和她告别。三姨母对元化很好,这个大大的‘爱’字,连同三姨母温和的神情,一直留在他的记忆里。后来他回忆三姨母以及童年家庭基督教影响时,说过这样一番话:三姨母正是一个很能体现基督教仁爱的人。其中最重要的影响恐怕是“人不可能成为神”(《王元化传》)。这就是“爱”的教育。


在2013年出版的《王元化谈话录》中,我就曾经写道:“王先生从青年时代从事地下工作,每天要冒着生命危险,后来在胡风案中被冤枉而打成反革命分子被长期隔离审查,历经精神和肉体折磨。这个时候是不是基督教的一种精神力量给了他活下去的勇气?基督教中耶稣的受难,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精神力量,也应该给了王先生以勇气和毅力。”有一次,我问了他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你生活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那应该受到宗教很大影响的了,后来又参加了党,这是不是信仰的一种根本的转变?”王元化回答说:“可以这么说。但基督教给我的影响是很大的。至少给了我们的好处是人应该谦虚,人不可以和神一样。所以,我年轻时没对什么人有崇拜,对鲁迅是有一些崇拜,但没有到偶像的地步……”在谈到自己独立不倚的个性时,他说,“这大概就是跟基督教的影响有点关系,因为在神的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


吴琦幸与王元化,摄于吴琦幸博士论文答辩会后。


燕京书评:在王元化先生的性格中,似乎有“抗上”的一面。《王元化传》显示,当他当遇到顾准、孙冶方这样宽容的领导时如鱼得水,一旦遇到唐守愚这样的领导,对他多方刁难和整肃,就非常难受。但是,“文革”中唐守愚被隔离审查,调查者说唐守愚被捕两次、是叛徒时,王元化又证明他没有叛变。晚年以后,王元化先生反思了自己楚人的性格,但即便他到晚年也很有个性,乃至许纪霖教授说,如果王先生对你发脾气,那就说明他已经不把你当外人了,是值得可喜可贺的。你如何看待王元化先生的这一面?


吴琦幸:这恐怕不能用“抗上”这个词来归纳他的性格。人的性格是多侧面的,“抗上”只是一种行为,而不能归结于性格。当然,人会有各种有别于其他人的特点,我们也把这称之为个性。确实,从王元化一生的经历以及我跟他相处的二十多年师生关系中,他是一位很有个性的老师。我想,他的性格大概可以用“求真”、“求诚”、“求实”来概括。首先,他的性格中有一种追求真实、说真话的特点。他的第一本论文集《向着真实》出版之后,此后就一直用“真实”来作为他的文艺理论核心和做人的基本原则。在胡风问题上,他是一个罕见的不承认胡风是反革命的被审查者,甚至周扬等上层人物答应他只要承认胡风是反革命就可以免于戴上“胡风集团分子”的帽,他也不愿意。因为他觉得做人就要讲真话,他心中的良知使他无法说出违背自己认识的假话。这种真,一直保持到他离开这个人世。如果我们读读从他二十岁刚出头,担任储能中学老师的时候给他的学生的信,可以看到他诚实一面,甚至我可以说王元化诚实得近于天真。这也是他后来参加革命后一直到从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一职上下来,他的这种诚实,为何受到同事、下级以及领导的赞扬和赏识。这种个性,也使他根本不知道在官场上怎么做官,因为他对这些官场规则不懂。


不过,我们应该庆幸,王元化在官场上没有多久就离开,去做他的学问。就像李子云说的,少了一个官员,而多了一位思想家。我还要加上一句,官员易得,思想家难找。至于他的“实”的一面,我们可以从他做学问的态度、方法来看。王先生是从事文艺理论的,从《文心雕龙》到黑格尔,其中涉及到中外哲学、古代文献、古代文论等各个方面。在研究中,一旦他要形成一种观点,都要实实在在地阅读了经典,从马克思到黑格尔,做了几十万字的笔记,才会下笔著述。他既重视理论,也不疏于考据,他的研究方法很有点清朝乾嘉学派的朴学风格,非常踏实。他常常对我们说,“我读的书没有你们多,我只会精读,也就是读深读透。”我觉得,正是因为王先生这种做学问的扎实精神,从而使他在这个基础上思考问题,就往往会有精辟的见解,道前人所未道。


图为钱锺书先生,王元化先生早年曾用笔名批评他的长篇小说《围城》。


燕京书评:1947年下半年,避祸来到北平的王元化写了一篇《论香粉铺之类》,发表于《横眉小辑》第一辑,1948年2月25日出版,此文对钱锺书在《文艺复兴》上连载的《围城》做出了犀利批评,而后来《围城》的初版和定版也删去了一些王元化批评过的文字。《王元化传》173页显示,钱锺书晚年给汪荣祖的信中说“王君昔尝化名××作文痛诋拙作,后来则刻意接纳……弟亦与之委蛇。要之,均俗学陋儒,不足当通雅之目。”而王元化先生1992年9月15日的日记表明,自己当年的批评是对的。钱锺书先生1998年12月19日去世后,王元化先生接受采访时对他评价很高,但后来某刊将钱锺书与王国维、陈寅恪并列为三位本世纪的一代学人,王元化表示不同意。钱锺书先生给汪荣祖的信显示,他这时似乎很鄙夷王元化,而你在书中写到,两人“在1980年代的交往却是很友好的”(174页)。那么,应该怎么看待他们的关系?


吴琦幸:王元化常常说,钱锺书先生是我的前辈,他读的书非常多,博闻强记,学问很好。王先生对钱先生非常尊重。至于年轻时代,也就是王元化先生在地下党工作时期,需要按照组织上的原则和指示来工作。抗战胜利之后,在原来的沦陷区,有过一个短暂和平享乐的时期,那些饱尝了颠沛流离的达官贵人和知识阶层,骤然回到大城市如上海、北平、南京等地,似乎到了一个新的世界,开始进入追求享乐、醉生梦死的氛围,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类似的描写歌舞升平的作品。王先生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批评,这是作为左翼知识分子、党的地下工作者应该做的。当然火力有点猛,有的时候把应该团结的对象也当做靶子攻击。这一点在王元化先生的晚年也有反思。你可以注意到在我的书的最后一章,讲到王元化先生说,激进的思想“它深入人的思想,化为人的血肉;是观点、是立场、也是思维方式。一旦碰到和它相异的东西,人们自然就会血脉贲张,为它申辩、为它呼喊。”他在生命的最后几日,还在反思自己的年轻时代。


我这里举一个例子,由于晚年他的视力不佳,但又离不开每天读书的习惯,报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很多复旦大学的学生们得知,义务来到他的病房,为他读书,书目中就有年轻时代他最喜欢的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次是他人生最后一次阅读这部小说,后来他在《新民晚报》上发表文章说:“过去我爱读的是这部书的第四卷《反抗》和第五卷《节场》,我对克利斯朵夫不顾一切想要去涤除艺术界多年积存的油垢,向那批用艺术以外的手段去骗取金钱、地位和名誉的文士进行挑战,那时我是多么倾倒于克利斯朵夫啊!我觉得他说的每句话、做的每件事,都成了批评的正义和艺术的真理。可是,这次重读我发现,他的批评并不总是对的,有时他做过头了,把值得肯定的作品和值得尊敬的前辈也一概践踏在脚下,我想罗曼·罗兰只是把这种反潮流、反传统的极端态度,当作青年艺术家在精神发展历程中的一个时段。虽然罗兰是含着同情的理解去写这样一段精神历史,但并不意味着他要我们都去学他。”这其中,是不是也包含了他自己的年轻时代呢?


著名作家、文艺理论家胡风。王元化并非胡风圈子的人,但他宁愿自己受难也不愿违心说胡风是反革命。



「风骨:被审查罹患心因性精神病也不说假话」


燕京书评:在“胡风案”中,因为张春桥对王元化百般折磨,导致王元化罹患心因性精神病。在1955年到1957年两年多时间的隔离审查中,因为周扬发话,只要王元化承认胡风是反革命,就可以出去马上恢复工作。但是,王元化坚持胡风不是反革命,结果被从重处罚,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我想,支撑王元化先生的应该是最基本的信念,而不仅仅只是他倔强的性格,你怎么看?


吴琦幸:是的。这是王元化先生真正的与众不同的地方。也是他“向着真实”和在生活中的人格的体现。要讲真话,也要做诚实的人。在我写的《王元化晚年谈话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中,记录了他谈当年的胡风以及胡风周围的人,他们并不是将王元化看作核心人物,对于王元化坚持自己的独立主张和遵守党内原则不出某些人(胡风集团中人)的书,就认为他是不敢斗争,因此胡风在写给路翎的信中说要“揭穿他”。这是对王元化的误解。从另一方面也说明,胡风并不把他当作核心人物。即便如此,王元化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坚持从事实出发以及最起码的做人原则,不会落井下石。也就是说,他虽认为胡风是有问题的,但要说胡风是反革命,他始终无法接受。就是由于他说实话、讲真话,却被落得隔离折磨多年。这种坚持讲真话、不畏残酷斗争,甚至敢为阶下囚的精神,在当今是很罕见的了。


燕京书评:《王元化传》写到了他1962年向熊十力先生问学的经历。我感觉,两人有一点十分相似:早年都参加革命,但后来都不愿做官从政,而是都选择以学术研究安身立命。具体到王元化先生身上,体现为他对官职的不适应,不喜欢行政事务,更不喜欢整人。例如,朱维铮先生曾说,王元化做上海市宣传部长的三年里,没有整知识分子,这就是一种功德。在官本位当道的情况下,王元化先生为什么不愿做官?


吴琦幸:从本质上说,王元化是一位学者、书生,做官也是一种艺术,需要懂官场的规则,王元化一点都不懂这种规则。三十年代,他在地下党工作期间,他就喜欢给领导提意见,对于一些上面的指示、理论,不论是权威还是权力的意思,他总是要自己思索,有了自己的想法后,还都要说出来。你引用他当市委宣传部长期间,没有整人,这也印证了王元化为人诚实、耿直、正直的一面,这种个性一直保持到晚年。由此可见,他更适应在学术、思想圈子中研究学问。我想,这大概也是他最早的伯乐郭绍虞先生特别看重他的原因。


王元化与吴琦幸,2005年摄于清园。


燕京书评:许纪霖教授在最近的纪念文章《王元化的思想底色及理性观的转变》中认为,王元化的思想底色是人道主义,在思想上从唯理主义走向了经验主义。王元化对韩非利用人性之恶借助君主的绝对专制控制社会的理论深恶痛绝,很有感慨地说:“过去我只对韩非的法、术、势深觉反感,一旦我弄清楚了性恶论的实质,我不禁对这种惨刻理论感到毛骨悚然。它给天下苍生带来多少苦难!我始终怀着人是神圣的信念。我相信罗曼·罗兰说的心的光明。”但是,王元化先生对于王权专制主义的批判不多,为什么?


吴琦幸:王元化先生对于王权专制的批判不是不多,而是不少。你举的韩非的例子,恰恰说明了这一点。王元化非常深刻地对王权专制的残酷,而以韩非的性恶论为其统治理论的一个方面。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是,王元化在“文革”尚没有结束的时候写这篇文章。在那个禁声蹑足的时代,他敢为天下先,揭露韩非子所构造的阴森森的社会,就是封建王权下的社会。他的深刻,不仅在于揭露了“权术家”韩非的为虎作伥,根本问题是披露了帝王权术在制造朝廷恐怖的同时,还腐蚀民族性中的性格走向。韩非子的这种阴术,使整个国家上下专门以阴险权术、陷人于牢狱之中的恐怖氛围中锻造民族性。而帝王权术就是靠这种方式来繁衍全民性的“阴暗心理”,全民社会成为虽是太平盛世,骨子里是“一个阴森森的社会”。当然,这篇文章在当时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发表的。所以,他的好友李子云等读到这篇传阅的文章,都吓了一大跳。同样,我们今天谈这个问题,也一定要将时代背景放到当时的社会来看。


《王元化传》,吴琦幸著,上海教育出版社2020年11月版


燕京书评: 读完《王元化传》,并参看了一些研究者和后辈的追忆文章之后,我感觉他早年从事文艺理论研究,后来研究《文心雕龙》,之后反思五四,他在学术和思想领域不断探索,不仅仅只是智力上的自我辩难,而是融入了自己的生命体验。因此,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他似乎有一种殉道者的勇气——既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同时也勇于自我反省,自我否定。你怎样看?


吴琦幸:是的。但我不觉得是一种智力上的自我辩难,而是他在坎坷的道路上的一种前行。不久前,出版社希望我用一句话来概括王元化的治学道路。这是一个难题——一个人的治学道路由各方面的因素和学术经历组成,用一句话来概括是很难的。想了很久,如果从王元化的治学方法上来概括,那么可以这样说:王元化是以生命证悟独立精神的思想者。这里面有两层含义:


作为思想家的王元化,他经历了他自己常常说过的三次反思。王元化的这三次反思,并不是一个学者来客观地描述思想界、理论界的创新或递进发展,而是首先要把自己的生命融入到反思中。用王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把自己的思想、经历作为反思的对象。自己与自己交战,在反思的过程中,所有曾经被奉为不可动摇的真理和权威思想都要经受检验,包括他自己的思想,甚至更重要的是他本人。在传记中,我对这点下力颇大。


王元化在1940年代的第一次反思,对教条主义进行思考。从1938年加入中共地下党之后,他经历了一个左翼青年所走过的革命道路上的种种坎坷,也见证了“左”的或教条主义带给国人的各种罕见的灾难。在王元化的语汇中,教条主义就是当时“左”的理论,其中有外来的,也有本土的。第二次反思发生在1955年的隔离审查期间,王元化被打成“胡风反革命分子”后失去自由的年代。在一场精神危机之后大量阅读经典作家的理论著作,看出了以前自己视之为不可动摇的经典理论中的破绽,在思想上有了飞跃。第三次反思则是一场动乱之后的90年代。他总结了五四以来影响了国人和自己的四种思维模式、影响了中国七十多年的卢梭国家理论以及对激进主义的来源和其流变进行反思。这一切都是他在独立思考下作出的。


用生命来证悟独立精神的意义还在于,王元化把切身的经验和生活经历放进反思中。与其他很多思想者、理论家通过学院的培养、在导师的影响下建立理论体系的方法不同,王元化没有单一的师承,虽然他说自己的四位影响很大的老师——汪公严、韦卓明、任善培、熊十力,另外还应该加上郭绍虞、周班侯,但我们知道这些老师并没有有系统地教王元化:汪公严指导他读《文心雕龙》等,韦卓明通信指导读黑格尔,任善培指导读古文和作文章,熊十力指导佛学。郭绍虞为王元化审读《文心雕龙柬释》的单篇论文并推荐发表,周班侯指导他读莎士比亚等英文著作。所以,他是自学成才,转益多师。他有别于在学院和书斋中培养的学者。他常常说自己读的书并不多,甚至没有你们(指他的学生)多,但我只会精读,完全理解了再用到实际的理论中。


王元化先生个性鲜明。



「争鸣:李泽厚实际上并不懂王元化」


燕京书评:李泽厚先生1986年在《走向未来》杂志创刊号发表《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其后王元化先生不同意,并且在1988年《新启蒙》第1期撰写了《为五四精神一辩》,《人民日报》《新华文摘》转载后影响很大,引发了广泛争论,包括林毓生先生撰文商榷。李泽厚先生“救亡压倒启蒙”的说法,有很多人都不同意,那么,王元化先生后来对此有何看法?


吴琦幸:《为五四精神一辩》(后由《人民日报》编辑建议,改为《传统与反传统——为五四精神一辩》),是王元化在九十年代反思之前所写,其中有些偏激、片面的观点,尤其是对于林毓生先生。后来他的观点改变了,也就是五四的精神要肯定,但对于五四的全面的、彻底的反传统、打倒传统是要予以剔除的,因为这是一种偏激情绪和激进思潮的反映。王元化先生在2007年版的《王元化集》中收录了此文,郑重地加上了这一行字:“本文对五四和陈独秀的评价有片面性,未就其反传统主流作出切合实际的论述,和作者后来的看法有较大出入。请参阅作者论杜亚泉及现代思想史二文。”他所说的片面性体现在哪里呢?用王元化自己的话来说,他认为在五四问题上,有一条必须坚守的底线,那就是五四思想必须全盘继承。


1993年,王元化受朋友支托,为《杜亚泉文选》写一篇序,为了了解五四时期杜亚泉与陈独秀等人的关于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论辩,他翻阅了大量的五四时期这场论战的资料,发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过去自己对五四的认识是基于长期所吸取的大量既定观念,这些既定观念已经成为不可动摇的信念,深深地扎根在王元化的头脑中。而过去读的那些资料汇编,理论的诠释以及史的著述,几乎都是在这些既定观念的导引下编写而成的。也就是说,凡是被认定是改革、进步、革命的资料都可以收录,而被判定为落后、保守、反动的一方则多被刊落,即便少量收录,也要加以主观上的取舍和判定。这样就缺少全面性地考察这场运动的性质以及对杜亚泉认识的客观性。经过反思之后,王元化认为,对于五四的精神当然要继承,但五四中的一些缺陷,也就过去往往不提到的如功利主义、激进情绪、庸俗进化观和意图伦理等是不应该继承的。这同样可以看到王元化向着真实、勇于承认曾经有过思想上的片面。试问当今学术思想界,有几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 


燕京书评:1994年6月的《二十一世纪》杂志发表李泽厚致编者的信,说1990年代大陆学术界的时尚是“思想家淡出,学术家凸显”,意思是1980年代热衷文化思想讨论的学者们,到1990年代热衷搞国学了,大陆理论界当时有人将王元化划归国学派。后来,李泽厚还批评王元化“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是正确的废话。而林毓生先生认为,李泽厚实际上并不懂王元化。那么,你认为他的“误解”或“不懂”主要在哪里?


吴琦幸: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我想从根本上来解释这个问题。从表面上看,李泽厚的“正确的废话”一说似乎有道理,因为这两句话是同义反复。但是,如果要真正了解中国的历史,尤其是建国之后的学术思想界的脉络,就能够懂得王元化的真义。


首先,王元化的这两句话是针对有人说九十年代以后的学术,是“思想淡出,学术突出”。这里的一个背景是进入90年代之后,有人害怕了,不敢在思想方面做前沿的、尖锐的研究,于是钻进了故纸堆,并针对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发表一些考据训诂和史料整理的文章,认为回避了当代的思想研究。这种将学术与思想对立起来的论调,正是1949年之后所常见的。我们见识了学术界的一个长期的悖论,要么只承认为学术而学术,用学术来回避现实,要么是用思想来作为工具、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历史上有所谓的“影射史学”、“阳谋”、“思想斗争”、“唯物唯心两条路线”等非此即彼的提法。学术和思想成为可以任人打扮的姑娘,失却了这两者的本应该有的精髓。


因此,王元化晚年反复提到陈寅恪的两句话: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认为其重要性不亚于德先生、赛先生。联系到王元化提出的这两句话“有学术的思想,有思想的学术”,我们就很好理解了:真正的学术和思想互为一体,既不该简单标榜为学术而学术,更不应该反对学术要有思想的关怀。从这点的认同上,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王元化先生认同自由主义。这是他对中国从五十年代之后到八十年代甚至此后的浮躁学风的拨正纠偏,这种影响一直到现在,有利于中国学术思想自身的尊严与发展。当然,我要补充一句,据我的观察,在海外的学者似乎很少需要去强调这两句话,因为这本来是一个常识问题,但在中国这个特殊语境下非得强调这两个方面。


《论王元化》,胡晓明、沈喜阳主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2020年11月版。


燕京书评:就《王元化传》来看,八九十年代王元化先生与林毓生、余英时先生“不打不成交”,对他的思想转向,深挖“左倾”思想的根源有着巨大的作用。但我又想到,国内和林毓生、余英时先生有交往的学者还有其他人,但并非每个人都做出了和王元化先生一样的学术贡献。在你看来,王元化先生的独特性在哪里?


吴琦幸:王元化是用生命(包含了他难以替代的革命经历)去解释、体认、证悟独立精神的思想者。王元化生前反对人们用“南王北钱”或“南王北李”来概括学术或思想界的现象,因为他独特的用生命来证悟独立精神的风格和特点是这些简单的概括无法涵盖的。从学术思想上来说,他既独立于权力和权威,又独立于公众舆论,是一个真正的反思的知识分子。


王元化和吴琦幸师生交谈。



「思想:把自己的生命融入到三次反思」


燕京书评:我感觉,王元化先生的三次反思在思想上似乎是一种递进关系,你怎么看?


吴琦幸:王元化的这三次反思,并不是一个学者来客观地描述思想界、理论界的创新或递进发展,而是每一次都把自己的生命融入到反思中,对于自己过去那样信服的理论进行剔骨挖肉的深刻反省;每次都有新的认识,而以第三次反思的成果最大。用王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把自己的思想、经历作为反思的对象,自己与自己交战。在反思的过程中,所有曾经被奉为不可动摇的真理和权威思想都要经受检验,包括他自己,甚至更重要的是他本人。


他的第一次反思发生在他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坦承自己并没有读过多少理论著作,只是照搬了苏联的一些理论,后来在读名著的启发下,很快识别了自己身上的那种“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在文艺思想上则主张回到马恩的原初理论上去。


而第二次反思发生在1955年受到“胡风案”牵连而被隔离审查时期,那对王元化来说是一场大震荡。他说:“这是一场灵魂的拷问。过去长期被我信奉为美好的神圣的东西,转瞬之间轰毁,变得空荡荡了。我感到恐惧,整个心灵为之震颤不已。我好想被抛弃在茫茫的荒野,惶惶无主。”而在此后的隔离审查中,他开始有计划地去读书,从《毛选》中的《实践论》《矛盾论》到《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以及马恩的哲学著作,尤其是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黑格尔《小逻辑》、《莎士比亚戏剧集》等,使他的思想有了一个大解放,对于过去那些灌输在头脑中的既定观念,在不得不遵守体制所规定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路向的时代,虽然也产生某些质疑,但却没有力量去揭示它们的错误。而在这次的读书中,也就是在他的精神危机的时候反而顾忌皆去,解决了这些思想问题。


第三次反思跨越了整个九十年代,也就是上述说的从给《杜亚泉文选》写序的开始。


燕京书评:林毓生先生在给王元化先生的信中说,“我觉得你一生中三次反思里的第二次(即1956年的那次)最为关键,因为它粉碎了束缚你思考的正统教条之锁链,让你的头脑得到了解放。”(《王元化及其朋友》48页)你如何看待林毓生先生的看法?


吴琦幸:确实,第二次的反思最为关键,他的精神得到了解放,也就是王元化从哲学的层面看出了正统教条的破绽,他的独立思考获得了成果,这才鼓舞他今后把任何权威要放在真理的天平上衡量,而不再崇拜某种权威。


第三次的反思成果最为丰硕和重要,这次反思是在一场事件之后的90年代。他总结了五四以来影响了国人和自己的四种思维模式、影响了中国七十多年的卢梭国家理论以及对激进主义的来源和其流变进行反思。这一切都是他在独立思考下作出的。从这一点上说,我们就能够理解王先生对这次反思说的:“对于过去那些灌输在头脑中的既定观念,在不得不遵守体制所规定的政治立场和思想的路向的时代,虽然也产生某些质疑,但我没有力量去揭示它们的错误,如今我在自己精神危机的时刻顾忌皆去,解决了这些思想问题,真使我感到是一场大的解放。我万万没有想到在我丧失身体自由的环境中,却享受到了思想自由的大欢乐”。


《王元化及其朋友》,蓝云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2020年5月版。


燕京书评:《王元化传》显示,王元化先生晚年回归重视中国传统,甚至觉得三纲五常都可以转化。但是,历代统治者正是以此实施专制统治。此外,王元化先生似乎对西方的政治学、宪政理论缺乏深入研究。另外,在民主法治之下、健全的个人主义和儒家的共同体本位思想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冲突,而本书的叙述显示,王元化先生因为年事已高,来不及对此进行研究了。他对传统价值的现代性转化会不会矫枉过正?


吴琦幸:我相信,如果能够假之以时日,王先生有更多的时间来研究这个问题,相信会有更详细的论述。现在关于传统的论述只是一种感觉,这也是他用生命体验来证悟独立精神的一个例子,不是像第三次反思那样有系统、有理论。


他的有关思考,始于1994年11月的杭州中国文化国际学术会议上。在会上,杜维明认为,现代化的发展,对于传统文化中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及以此观念调节的人际关系五伦是可以继承的,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则须批判,因为三纲是人格的不平等。五四之后,学界普遍认为“三纲”是最没有说服力的了,是阻碍自由平等的障碍。而且“三纲”与“五伦”是有冲突的,“五伦”是双轨: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仁臣忠,夫妇有别,朋友有信,双方都有需要遵守的义务;而“三纲”则是单轨,权威主义、家长制和男性中心主义甚至专制独裁都由此而生。杜维明认为应该抛弃“三纲”,突出“五伦”。假如维持“三纲”,不把“三纲”经过“五伦”的彻底转化,儒家传统就变成“吃人的礼教”。


但王元化在发言中认为,三纲中也有值得继承的资源,不可全部抛弃。他引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所称“三纲六纪之说”,阐述五常与三纲的关系,认为对此不能轻易否定。不过他没有做更详细的论证。在会后的日记中,王元化说杜维明似乎对此不太熟悉。1995年1月7日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所在温哥华召开文化讨论会,王元化在赴会前,特意摘录了有关三纲五常的文献资料,在会议期间与杜维明讨论到深夜,详细阐述自己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后杜维明在与一个学者对话以及与袁伟时两次对话中,都引用了王元化关于三纲五常不能全部抛弃,而需要开发和吸收的观点。换言之,王元化认为中国传统的道德思想、社会和谐思想、修身文化、选官制度及文化以及家庭价值等不能抛弃,这些资源存在于三纲五常之中,需要后人整理发掘。


在《九十年代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王元化摘录的一些没有发表的资料和观点,认为“三纲虽以君为臣纲,但《白虎通义》中亦以纣王为例,标明臣在一定情况下亦可胜君。”王元化也很赞赏传统中的有关“家”的文化价值,而三纲中就有两纲说的是家庭。他在笔记中特别摘录了不少《白虎通义》中有关家的表述:“敬诸父兄,六纪道行,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妇者,服也,以礼屈服也。”王元化引《仪礼·昏礼》传“夫妇判和也”进行解释说:“夫妇各是半个人,合起来才是整个人。”说明他很赞赏这种带有明显谶纬学的今文学派的解释。事实上,这种解释与文字的本义相去甚远,并不可靠。


实际上,他的这种想法并没有脱离体验的常识和经验。他在2006年与胡晓明谈话中说到“我赞同传统文化中有关家庭价值的一些肯定的表述,比如父慈子孝、长幼有序等。我这样的认识并不全是从书上看来的,也不全是从古代人那里学来的,更多的,是我从自己的亲人,父母、姐妹、妻子那里,长期以来,切近地感受到了家庭生活的温暖与亲人之间的爱。”他对于西方的家庭观念、个人独立所导致的亲情疏淡也有很深的认识。读到这些资料,我们可以了解到王元化出于具体生活中的经验,对于中国传统中的家庭伦理之道的偏爱。由此,他坚信:“一个在家庭生活中浸润过温情的人,可以相信在社会上也是比较讲礼讲道德的人,而且不会对人类社会有太多的仇恨。”


燕京书评:王元化先生提出要警惕“启蒙的意识形态化”,我感觉,这主要是指卢梭等人为代表的大陆启蒙运动,并非以休谟、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吧?


吴琦幸:是的,这句话是指卢梭等人为代表的大陆启蒙运动中思想,他尤其强调了意识形态化。所谓的意识形态,就是一种封闭的自我隔离的信念和思想体系,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个词原是帕来品,中文翻译并非译自西文,而从日文辗转引进。林毓生先生认为,这个译名并不足以说明此词之内涵,为此他自创音译意译相结合的一个词“意谛牢结”来指代,惜中文世界没有流行。长期以来,中文世界泛用“意识形态”这个词,似为正确的“思想、立场、态度”之等同义,其原意反而变得松散与模糊。虽然它的解释各家说法不一,但从分析范畴来看,还是非常有用的。即“意识形态是对人、社会、及与人和社会有关的宇宙的认知与道德信念的通盘形态。”接下来,比较重要并且被误解的是“它对与它有关的各种事物都有高度而明显的‘系统性’意见(此处‘系统性’意见并不蕴涵‘正确性’);它往往要把系统中的其它成分整合于一个或几个显著的价值(如平等、解救、种族纯粹性等)之下。就这样,它往往是一个封闭系统,对外界不同意见采排斥态度。从内部来看,它一方面拒绝自我革新,另一方面,要求追随者绝对服从,并使追随者觉得绝对服从是具有道德情操的表现。意识形态的形成与传播则要靠‘奇理斯玛’(CHARISMATIC)型的人物的出现与领导。”


受访人意见不代表燕京书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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