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发生7起暴力伤医事件！“最严立法”呼之欲出
当前，全国疫情防控形势趋稳向好，这背后，是广大医务人员的日夜奋战。正是因为他们的坚守，防止更多群众被感染，挽救了更多患者的生命。但却有人却做出了伤医行为，这实在可恶至极！
因等待时间长
湖北2名新冠康复者殴打医生
3月30日，网传一则关于湖北汉川市人民医院医师被患者殴打的文件，引发社会关注。
网传“事件经过”文件称，2名新冠肺炎康复者于3月27日到医院复查CT时，因等候时间过长，冲进扫描室抓伤技师黄某。
图源：红星新闻
汉川市人民医院宣传科工作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上述文件系CT室上报给院方的事件经过。至于文件中提到黄腾出现发热症状以及被隔离情况，该工作人员称，经检查该医生身体没有问题，未被感染。“目前在家休息，没有上班。因为本身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加上身心受到伤害，目前他本人不愿意接受采访。”
警方通报
已对2人作出行政拘留10日处罚
3月30日，汉川警方发布通报称，经法医鉴定受伤医师为轻微伤。目前，警方已对2名打人者李某某、陈某某分别行政拘留10日。
图源：平安汉川 微博
疫情期间
已发生至少7起暴力伤医事件
据人民日报健康时报不完全统计，从疫情爆发（以湖北省卫健委12月31日发布疫情通报为分界线）到现在，全国各地已经至少发生了7起暴力伤医事件。
图源：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
针对医疗暴力
目前为止最强有力的规定
事实上，针对医疗暴力，近年来国家已相继出台多个法规。
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颁布，首次将“破坏医疗秩序行为”纳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2016年，原国家卫生计生委等9部门联合开展为期一年的严厉打击涉如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2018年，《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施行，要求公安部等有关部门依法严厉打击涉医违法犯罪，并倡导更多途径解决医疗纠纷。2020年3月26日，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召开， 提出建立六项安全防范制度措施对高风险就诊人员防范性陪诊，赋予医务人员避险保护和医院有条件暂停诊疗权利等。
但在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主任邓利强看来，本次规定草案的意义很不一样。“目前为止，我没有见到比规定草案，更强有力的地方法规。这份规定草案，表明了北京对治理医疗暴力事件的决心。”
邓利强解释到，规定草案未来由人大通过后，成为地方性管理规定，与之前的措施、意见、通知等文件，法律效力完全不同的。“当这份文件公布后，医院肯定要按照规定去做。”
从措辞上，规定草案中多次使用“应当”一词。例如，医院应当建立安全检查制度等。“规定为‘应当’的，通常没有选择余地，只能按照规范要求履行。”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聂学提到，和“应当”对应的是“可以”一词，“可以”是权利性规范，选择性执行，可以照做也可以不做。
邓利强认为，北京的决心还体现在规定草案中对七大类侵犯医务人员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扰乱医院安全秩序的具体行为，明确处罚措施。其中包括“恐吓、威胁、谩骂医务人员”，之前对于语言威胁医务人员这一行为，法律法规中并没有明确惩罚措施。
医院设立安检措施
有多大用？
在伤后50天，苏醒的陶勇发出呼吁，他希望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伤医事件，到他这里可以画上句号。他恳请各位媒体能持续发声，直至安检措施在医院的落地。
对于陶勇来说，梦想照进了现实。规定草案提出，医院应当建立安全检查制度，严防禁止携带物品进入医院。进入医院的人员应当主动接受并配合安全检查，不接受的，医院有权拒绝进入。“安检可以防范持刀伤害等恶性事件，属于事前防范。”聂学说。和陶勇一样，孙宏涛早在五年前就撰文呼吁医院设立安检。在他看来，安检系统的作用在于，在凶手行凶念头初起之时，形成震慑，打消其冲动念头，防患于未然。
然而，“刀不杀人，是人杀人”，有着30多年公立医院管理经验的王伟（化名）曾向健康界表示，尽管安检能阻拦一些刀具的进入，但若有人与医护人员发生冲突，情急之下，医院中任何一样物品都有可能成为凶器。“医院的安检设施，可能只是个摆设。”
从社会角度来讲，在医院设立安检似乎人为地将医生和患者放在了对立面。“在医院设立安检，保护的是医务人员，但防备的不仅是暴力伤医、杀医者，而是所有的患者及家属。”贺滨担忧的是，这一措施会让患者及家属感到不舒服，当不舒服感不断积累，爆发矛盾后，受伤的还是医务人员。“医院安检，在保护医护群体层面上，毫无意义。”
患者已被“惯坏”
想要更好的医疗服务
在最新英国医疗服务体系员工年度调查中，从2018年开始，14.5%的员工说他们经历过来自患者、患者家属或公众的身体暴力。
2019年11月，韩国医学协会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1455名受访者在过去三年中，15%遭受人身攻击，10.4%遭受身体伤害。
2018年中国医师协会的发布《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显示：在中国，有66%的医师曾亲身经历过医患冲突事件，超三成医生有被患者暴力对待的经历。
从这些数字上看，中国医疗暴力事件发生概率似乎远高于其他国家。
从纵向看，从医50多年的胡大一认为，一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初期，医患关系是非常和谐的。“在此期间，我是没有见过打医生、杀医生事件的，骂医生的事情也极少发生。医生的工资是固定的，而同时，医生也是有社会尊严的。”接受采访时，胡大一提到变化似乎出现在近30年。
在贺滨看来，这一变化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行政垄断。“中国医患矛盾，是公立医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化垄断的结果，跟经过几十年改造的市场环境不兼容，所以导致公众对公立医院的社会评价普遍下降。”
贺滨提到，被市场经济惯坏的患者，想要更好的医疗服务体验。而在胡大一的描述中，整个医疗体制，只有技术，没有服务。
医疗暴力事件频发的同时，严打“医闹”等压制性措施也越来越多，但胡大一并没有看到事情被平息，反而越演越烈。“这是医疗体制异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管经过多久，最终是要解决的，也是医疗卫生改革从顶层设计上需要解决的。”
中国医疗暴力事件受害者的名单还在不断加长，尽管是在疫情期间，仍有医疗暴力事件发生，医患关系似乎未有缓解迹象。
医疗暴力事件，首先是暴力，其次是发生在医疗界。就像我们很痛心看到杨文医生被杀害的事情，但这不是一般医患纠纷，是一起严重的刑事犯罪，不幸发生在了医院。暴力事件可能无法避免，但是医疗暴力事件的减少，还有赖于一个充满包容与互相理解的医疗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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