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刊》丨谈晟广：受天明命——宋代青绿绘画中的道教景观之《瑞鹤图》
受天明命：宋代青绿绘画中的道教景观之《瑞鹤图》
“Auspicious Cranes (Ruihe tu)”：Daoist Sceneries in Blue-and-Green Landscape Paintings of the Song Dynasty
谈晟广（Tan Shengguang）
按：历史的书写，总是依赖于文字；然而，一个悖论却是——我们对于历史真相的了解，却又受限于那些用以描述的文字。图像，作为非文献的历史证据，呈现的却不一定是文本已经固定的历史，而是可能讲述文本的叙述所不能呈现的历史，或许更接近真实的历史。本专栏将通过对一系列中国古代艺术名品的重新解读，钩沉隐藏在其背后鲜为人知的历史片段和往事，从而确立艺术史作为历史研究之独特价值的新维度。
图6 宋徽宗《瑞鹤图》，辽宁省博物馆藏
根据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卷后蔡京的题跋：“政和三年闰四月八日赐。希孟年十八岁，昔在画学为生徒，召入禁中文书库，数以画献，未甚工。上知其性可教，遂诲谕之，亲授其法。不逾半岁，乃以此图进。上嘉之，因以赐臣京，谓天下士在作之而已。”（图1）可知此画是在宋徽宗的亲自指导下，由王希孟绘制而成，并最终赐给了蔡京。不过，这幅现在叫作《千里江山图》的画作，画名是后人所定的，它最初到底叫什么，我们并不清楚，但通过本栏前文的考订，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此乃一幅道教宏大主题的画作。
图1 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卷后蔡京题跋
果如蔡京在《千里江山图》题记中所说，徽宗亲自指导王希孟创作了此画，那就说明，这幅画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徽宗本人的意志，特别是——道教观念。众所周知，徽宗被后人贴上了两个标签，其一是“道教皇帝”，其二是“艺术皇帝”。关于徽宗与道教，详见下文；关于徽宗与绘画，他曾说：“朕万几余暇，别无他好，惟好画耳。”（宋邓椿《画继》）徽宗之画艺，山水、花鸟、人物等诸多题材兼擅，虽无可靠青绿山水画迹传世，但从文字记载上看，都是与道教相关的意象，如邓椿《画继》载：“（徽宗画）《奇峰散绮图》，意匠天成，工夺造化。妙外之趣，咫尺千里。其晴峦叠秀，则阆风群玉也；明霞纾彩，则天汉银潢也；飞观倚空，则仙人楼居也。至于祥光瑞气，浮动于缥缈之间，使览之者欲跨汗漫，登蓬瀛，飘飘焉，峣峣焉，若投六合而隘九州也。”汤垕《画鉴》记：“徽宗自画《梦游化城图》，人物如半小指，累数十人，城郭、宫室、麾幢、鼓乐、仙嫔、真宰、霄汉、云霞、禽畜、龙马，凡天地间所有物，色色齐备，为工甚至，令人起神游八极之感，不复知有人间世，奇物也。”元顾瑛《题宋徽庙画设色<仙山楼阁图>》曰：“宣和天子昔神游，凤驾行空过玉楼。此去有人言赤马，归来无处逐青牛。分明艮岳通玄圃，想像方壶接十洲。莫把仙山作图画，琼花琪树不胜秋。”徽宗《宣和宫词》里也充满了仙道青绿山水的意象，如：“翠石岧峣竟巧形，无双唯是碧云幈。坤舆秀气全融结，尤比三峰色更青”；“千步回廊远接连，叠山盈壁状天然。重新绘画非尘口，不是高真即列仙”；“花枝连属胜丹青，叠嶂层峰立翠幈。汲引飞泉来玉甃，璇题因缮迸珠亭”；“玉宇深岩洞户扄，小山松柏四时青。绕栏下瞰溪流碧，恰似仙都一画屏”，等等。
图2 宋 王诜《渔村小雪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3a 王诜《渔村小雪图》与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山石结构和勾皴技法的比较
图3b 王诜《渔村小雪图》与王希孟《千里江山图》水口比较
蔡京季子蔡絛在《铁围山丛谈》中记：“国朝诸王多嗜富贵，独祐陵（即徽宗）在藩时玩好不凡，所事者惟笔研丹青图史射御而已……初与王晋卿诜、宗室赵大年令穰往来，二人皆喜作文词，妙图画……”王诜和赵大年是徽宗为藩王时的好友，皆善作画。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渔村小雪图》是可信的王诜画作，其卷首有徽宗题签（图2），如果将《千里江山图》细节图去色之后比较可知，在山石的结构、勾皴技法和水口描绘上都很近似，只是一个是墨笔，一个是设色（图3a、图3b）。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雪江归棹图》，据蔡京卷后题跋，是徽宗本人绘于大观四年（1110）三月一日，也就是比《千里江山图》的创作完成时间约早3年。如果截取《千里江山图》中的一段画面，在图式的空间结构、比例关系上和《雪江归棹图》有着惊人的一致（图4a-图4c）。《雪江归棹图》虽然是墨本，表现的是“生息荣枯”的隆冬雪后之景，然根据卷后蔡京的题跋“皇帝陛下以丹青妙笔，备四时之景色，究万物之情态，于四图之内盖神智与造化等也”，说明此画是四时景色之图中的一幅，已经亡佚的春景、夏景和秋景之图，或为设色。如果将《雪江归棹图》施以青绿颜色的话，可谓另一个版本的《千里江山图》。
图4a 宋徽宗《雪江归棹图》与截取了一段的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图式比较
图4b 宋徽宗《雪江归棹图》局部与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局部比较
可以认为：宋徽宗对王希孟“亲授其法”，《千里江山图》从立意到构图、起稿、设色等步骤，当完全体现了徽宗本人的意志，因此他才会对此作满意，并将之赐给蔡京，以作为对王希孟的嘉赏。那么，为何徽宗以此画赐蔡京视作是对王希孟的嘉赏，并说“天下士在作之而已”呢？
事实上，在徽宗于政和三年闰四月八日将《千里江山图》赐给蔡京之前的四月，宫中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福宁殿东建造玉清和阳宫。福宁殿是皇帝的寝宫，是所谓“上庭诞圣之地”，乃宫中核心，地位极其重要。《宋史》本纪第二十一：“政和三年四月乙巳，以福宁殿东建玉清和阳宫。”《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十：“夏四月，玉清和阳宫成，即福宁殿诞圣之地作宫，至是成，奉安道像，上诣宫行礼。”《宋史全文》卷十四：“夏四月壬午朔，诣玉清和阳宫行奉安礼，太师蔡京为礼仪使。皇帝行体，有祥云回旋，观者莫不称庆。”《宋会要辑稿》礼五一“玉清和阳宫奉安圣像”记录了玉清和阳宫的全布局：“徽宗政和三年四月二十四日，以福宁殿东今上诞圣之地作玉清和阳宫，凡为正殿三，挟殿六。前曰玉虚，以奉三清、玉皇、圣祖、北极天皇、元天太圣后、后土等九位；东挟曰三光，以奉十一曜；西挟曰宰御，以奉南北斗。中曰泰畤，以奉太一；东挟曰灵一，以奉天蓬、天猷、翊圣、真武；西挟曰正一，以奉正一静应真君；后曰景命万年，以奉皇帝本命；东挟曰峻极，以奉五岳；西挟曰三洞琼文，以奉《道藏》。四年，宫成，总屋一百四十二区。诏以四月一日奉安神像于逐殿，命太师蔡京充礼仪使，保静军节庆观察留后杨戬充都大主管官。”（《永乐大典残卷》现存《宋书要•奉安圣像》亦有详细记载）这段记载说明，这项对于徽宗而言异常重要的圣像奉安活动，是由太师蔡京充任礼仪使来完成的。“玉清和阳宫奉安圣像”还详细记录了整个圣像奉安活动的全过程（文繁不录），总的说来，其隆重的程度，绝对不亚于皇帝所行的郊祀（祭天）礼仪。
再看蔡京在《千里江山图》卷后的题跋中所说的那番话，正是因为道教宏大主题的《千里江山图》是在徽宗本人的亲自指导下创作出来的，王希孟完成后进献皇帝，所谓“上嘉之，因以赐臣京”——不但表示了徽宗对王希孟的嘉奖，也是对刚刚完成玉清和阳宫奉安圣像重任的蔡京的嘉奖，这也是徽宗说“天下士在作之而已”的真正用意。为何选在（闰）四月初八日赏赐？这是随机的还是特意安排的日子？事实上这其中可能也隐含着与道教存在的紧密关联。早期道教经典中，有一种说法，即甲申、乙亥、壬辰、癸巳岁的九月一日、七月一日、四月八日，“当有道士着七色法衣，手持九曲策杖，或在灵坛之所，或在人间告乞，或咏经诗，或作狂歌”，此乃南岳真人，“太上常使其时下在人间，察视学者之心”（《云笈七签》卷八）。政和三年（癸巳）闰四月八日，恰恰是南岳真人下凡的日子，徽宗将《千里江山图》赐给蔡京，“谓天下士在作之而已”，蔡作为徽宗道教治国中最为重要的辅臣，其目的或正是出于上天遣使“察视学者之心”的隐喻。
玉清和阳宫的建造，对于道教治国的宋徽宗，可谓具有标志性的意义，政和七年（1117），玉清和阳宫改名为玉清神霄宫——这是徽宗精心打造的政教合一的圣宫。蔡絛《史补•道家者流》记载了徽宗兴建玉清和阳宫的缘起：“政和初，上有疾，逾百日稍康。后一夕，梦有人召。上方其梦中，谓若昔在藩邸时，如赴哲庙宣召者。及至，乃一宫观尔，即有道士二人为傧相焉。道至一坛上，谕上曰：‘汝以宿命，当兴吾教。’上再拜，受命而还，一傧相者复导上而去。及寤，作记良悉。尝遣使示鲁公，鲁公时犹责居于杭也。始大修宫观于禁中，即旧奉天神所在玉清和阳宫玉虚殿，羽人以岁时入内讲斋醮事，亲制《步虚乐章调》，其音声焉，而道家遂谓上为赤明和阳天帝。”（《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二十七）就是说，政和初年的时候，徽宗做了一个梦，梦中得神谕当兴道教，于是派人告诉了当时被贬于杭州的蔡京（鲁国公），然后便在蔡京的主持下开始了玉清和阳宫的建造。
蔡絛的记载，只是部分揭示了事情的经过，而徽宗在登基伊始，便笼罩在道教神话之下。元符三年（1100）正月，宋哲宗薨逝，太后向氏立哲宗之弟端王赵佶为帝。据宋卿编《虚静坤和先生徐神翁语录》和宋陆游《家世旧闻》等文献记载，宋哲宗生前曾遣人密问嗣，道士徐神翁说：“吉人君子。”等到赵佶继承了帝位之后，众人始悟，“吉人”者，正是赵佶的“佶”字。徽宗登基后不久，即表现出了对于道教的浓厚兴趣，时时营造各种道教神话。蔡京之弟蔡卞在《茅山元符万宁宫记》中说：“臣伏睹皇帝自践祚以来，苑囿之观无所增饰，外物之玩无足以累其心者，而深观化原，探索道妙，澹然无为以御群有。”召茅山道士刘混康至京师（《茅山志》卷二六）；崇宁以后，又四次召正一天师道第三十代天师张继先，赐号虚静先生，视秩中散大夫（《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十八）；政和三年九月，召道士王老志至京师，常着羽衣导帝车驾游幸，赐号洞微先生，四年正月加号观妙明真洞微先生（《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五十二）。徽宗崇道，由来已久，和这些道士们也直接相关。《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七记录“孙觌供到蔡京事迹”曰：“道教之兴，自左街道箓徐知常供元符皇后符水有验，被宠遇，遂荐范致虚作正言。致虚以为绍述先帝法度，非相蔡京不可。后有王老志，徽庙尝梦被召，如在藩邸时见老君坐殿上，仪卫如王者，谕上曰：‘汝以宿命，当兴吾教。’上受命而出。梦觉，记其事。是年十一月冬祀，老志亦从之。上在太庙小次中，老志曰：‘陛下昔梦尚记之乎？时臣在帝旁也。’黎明，车辂出南薰门，天神降于空中，议者谓老志所为也。道教之盛，则自此始。”
“孙觌供到蔡京事迹”中记载的道士王老志在冬祀日营造的天神降临事，发生在玉清和阳宫建造、徽宗将《千里江山图》赐给蔡京的半年多之后。当年十一月癸未，徽宗在南郊行郊祀（祭天）大礼，玉辂出南薰门，徽宗突然问：“玉津园东若有楼台重复，是何处也？”蔡攸（蔡京长子）奏：“见云间楼殿台阁，隐隐数重，既而审视，皆去地数十丈。”徽宗又问：“见人物否？”攸奏：“有道流童子持幡节盖，相继而出云间，衣服眉目，历历可识。”此一事件，徽宗因天神降，作“天真降临示现记”（宋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十八）。而早在十月二十一日，徽宗就曾下诏：“冬祀大礼，以道士百人执威仪前引，分列两序，立于坛下乐架左右，以玉虚殿道官以下及习学法事道士充。仍执御前降付道录院掌管威仪，今后准此。”也就是说，整个“冬祀大礼”，诸多道士在其中起到了主导作用。政和三年十一月五日，恭上神宗、哲宗徽号于太庙，翌日，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太师蔡京奏：“天神降格，实为大庆，乞付史馆。”徽宗出手诏，播告天下，群臣诣东上阁门拜表称贺，御制《天真示现记》，寻以天神降日为天应节，即其地建迎真宫（《宋史•志第五十七礼七吉礼七》）。
如此看来，政和初至三年期间发生的徽宗夜梦神人、建造玉清和阳宫、蔡京受命奉安圣像、徽宗指导王希孟完成《千里江山图》、画赐蔡京、天真降临示现等一系列事件，均可视为徽宗逐步实施道教治国政策的具体环节，而这些环节中的一个被忽视的重点，却正是——政和二年上元节端门瑞鹤翔集事件和《瑞鹤图》的绘制。
图5a、图5b 宋徽宗时期制作的卤簿钟，辽宁省博物馆藏（董宝厚供图）
现藏辽宁省博物馆徽宗时期制作的卤簿钟，可能是北宋灭亡前都城东京（开封）被破后金人将之掳掠到了北方。该钟身环布有上下五层纹饰（图5a），最下层起第一层为水图，水中有龙出没；第二层为山图，由三段画面一致的山水画面连接、组合而成，此二层画面或象征山川（五岳、四渎之类）（图5b）；最上面两层是卤簿仪仗图，所谓“卤簿”，即“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簿”（蔡邕《独断》）；正中间一层，表现的是北宋宫城正南的端门（宣德门，傅熹年《宋赵佶<瑞鹤图>和它所表现出的北宋汴梁宫城正门宣德门》），城门上方，祥云密布（图5c），钟身上两层的卤簿仪仗队伍画面仍在宣德门两侧有所表现，三层画面，仿佛是徽宗出宣德门至南郊行郊祀之礼浩大场景的再现。
图5c 宋徽宗时期制作的卤簿钟，辽宁省博物馆藏（董宝厚供图）
端门作为北宋宫城的正门，有着特殊的意义。卤簿钟上表现的端门和祥云等画面，正是徽宗在《瑞鹤图》中所着力描绘的——空青色的端门上空，18只仙鹤盘旋飞舞，两只仙鹤相向而立于鸱吻之上。（图6）卷后徽宗自题：“政和壬辰上元之次夕，忽有祥云拂郁，低映端门，众皆仰而视之。倏有群鹤飞鸣于空中，仍有二鹤对止于鸱尾之端，颇甚闲适，余皆翱翔，如应奏节。往来都民无不稽首瞻望，叹异久之。经时不散，迤逦归飞西北隅散，感兹祥瑞，故作诗以纪其实：清晓觚稜拂彩霓，仙禽告瑞忽来仪。飘飘元是三山侣，两两还呈千岁姿。似拟碧鸾楼宝阁，岂同赤雁集天池。徘徊嘹唳当丹阙，故使憧憧庶俗知。御制御画并书。”根据徽宗本人的描述，政和二年（壬辰）的上元节次日，端门上空突然有祥云拂郁，群鹤翔集，经时不散，往来的民众目睹此盛事，无不称奇，于是徽宗便将这件祥瑞降临之事描绘下来，并作诗以纪之。
瑞鹤降临端门和徽宗绘《瑞鹤图》并作诗纪之，正是徽宗精心策划的与道教相关的系列事件之一。
丹顶鹤，简称鹤，是道教中最重要的祥瑞象征之一，因常常被人们将之与仙道联系在一起，故俗称仙鹤。鹤是宋代帝王眼中不折不扣的祥瑞，在徽宗的臣僚张商英所编的《金箓斋三洞赞咏仪》中，收录了太宗、真宗和徽宗撰写的步虚词、散花词等计160首，其中就包含3位皇帝分别所作的《白鹤词》各10首。徽宗《白鹤词》10首曰：
玉宇沉沉瑞雾开，香风未断鹤徘徊。奇姿会与青田别，定是仙人次第来。
丹顶鹤是季节性迁徙鸟类，《瑞鹤图》中所画瑞鹤翔集的时间，却仍是冬寒料峭的正月里，说明这些鹤可能是人工饲养的，选择了一个吉时释放出来，以制造出祥瑞的假象。徽宗曾不止一次描绘仙鹤，据邓椿《画继》记：“政和初，徽宗写仙禽之形凡而是，题曰《筠庄纵鹤图》，或戏上林，或饮太液，翔凤跃龙之形，惊露舞风之态，引吭唳天，以极其思，刷羽清泉，以致其洁，并立而不争，独行而不倚，闲暇之格，清迥之姿，寓于缣素之上，各极其妙，而莫有同者焉。”《宋史•艺文志》中记录了徽宗的系列著作，除《宣和殿记》《嵩山崇福记》《太清楼特宴记》《宴延福宫承平殿记》《明堂记》和《艮岳记》各一卷之外，还有《筠庄纵鹤宣和阁记》一卷。另据《宋会要辑稿•礼五二》记，政和四年八月十五日，“幸筠庄”。又据宋张知甫《张氏可书》记：“宣和末，都城起建园囿，有撷芳园、檀乐馆、鹿寨、山庄、锦庄、筠庄，穷极奢侈，为一时之壮观。”说明筠庄可能正是徽宗命人养鹤的地方。大观元年四月一日，宣德郎充淮南江浙荆湖制置发运司勾当公事鲍慎辞撰赞颂徽宗“维元符之建，实绍先志”“清静无为，深达道妙”“固宜仙圣眷怀，蒙福无极，瑞鹤翔集，以示民信”“庆云醴泉，紫芝瑶草，盖多有之，然可闻而不可见，可见而不可致，惟是瑞鹤之应，上薄九霄，万目所瞻，不得而掩”“景命之符，莫此验白”（《上进茅山元符观颂状》，《茅山志》卷二六）。由此可知，政和二年上元节的瑞鹤事件，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刻意为之，其根本目的，正是鲍慎辞所说的“瑞鹤翔集，以示民信”。
那么，徽宗为何要在政和壬辰上元节期间制造瑞鹤降临端门事件，“以示民信”呢？下文分三点解析之。
其一，政和二年壬辰是徽宗登基改元的第12个年头，神霄派道法书《高上神霄玉清真王紫书大法》云：“三日为一算，一年为一寿，十二年为一纪。”又：“岁星为阳，右行于天，在天有十二次；太岁为阴，左行于地，在地有十二辰，故十二岁一周，大为一纪。”（宋鲍云龙撰《天原发微》卷十）古人云：“蓄力一纪，可以远矣。”（《国语•晋语四》）自徽宗登基后前11年，徽宗的政绩被吹嘘为“崇宁之政，视古无前，有不吾信，酌民之言”（《茅山元符观颂碑》），甚至有“治功巍巍，旷代未有”（《上进茅山元符观颂状》）之说。在这种舆论造势的背景之下，到了第12年的政和二年，被众臣推架到高处的徽宗就试图制定新的国家发展宏图。
其二，政和二年壬辰难道仅仅是“蓄力一纪，可以远矣”的意义？显然不是。
南宋谢守灏编《混元圣纪》是现存最全面系统的老子神话传记著作，其中，卷一记述从上古时代至徽宗政和二年的老君应世年谱，卷七至卷九，记述老君于秦汉到北宋徽宗间化身显灵、历代崇道事迹，其卷九有曰：“到壬辰之年三月六日，金阙圣君来下，光降于兆人矣。”由于《混元圣纪》卷九所记老子神话是徽宗年间事，很显然，这个“壬辰之年”圣人降临的说法，反映的就是徽宗时期的道教观念，它源自茅山道教的启示经典《上清徒圣道君列纪》：“到壬辰之年三月六日，圣君来下，光临于兆民矣。当是时也，圣君发自青城西山，出陇南云北，察龙烛之外，西旋九流之关，东之扶林晨落，南视朱山云中，乘三素飞舆，从虎辇万龙，天光总照，神鉴三辰。”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就是徽宗与茅山道士刘混康关系甚密。早在哲宗生前，即召茅山道士刘混康至京师，赐号洞元通妙大师，住持上清储祥宫，后求还茅山，为其在茅山建造新观，时值改元元符（1098），就赐其新观曰元符观，不过，直到元符三年（1100）哲宗崩逝，也未建成。徽宗即位之时，茅山有祥瑞，兵部侍郎黄裳上奏：“南郊大驾诸旗名物，除用典故制号外，余因时事取名。伏见近者玺授元符，茅山之上日有重轮，太上老君眉间发红光，武夷君庙有仙鹤，臣请制为旗号，曰宝符，曰重轮，曰祥光，曰瑞鹤。”徽宗从之（《宋史•志第一百一仪卫六》）。徽宗在即位后第二年（即崇宁元年，1102），即召茅山道士刘混康来朝，尊礼之甚，“降诰以为葆真观妙冲和先生，而度其弟子为道士者十余人，其上皆锡紫衣、师名以宠之”。鲍慎辞撰《茅山元符观颂碑》记：“今皇帝（徽宗）既亲万机，遵复先志，治人事神，诚意感格，而尊德乐道，犹恐不及，复遣使迎先生于京师，待遇之礼，悉用元符故事有加焉。”崇宁五年秋，茅山元符万宁宫成，蔡卞奉诏为之记。刘混康告归茅山，赐号葆真观妙先生，诏刻“九老仙都君”玉印，及白玉念珠、烧香简、红罗、龙扇诸物，又亲御毫楮，为书《度人》《清静》《六甲神符》三经以宠赉之，皆惊世骇目，不可名之宝。新宫告成，徽宗亲题其记之额，刻碑以赐（《茅山元符万宁宫记》）。
徽宗在为《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符图》亲自撰写的序文中，也明确提到了“壬辰之年”：“我昔总真玉境，开化妙庭，拥瑞霞之九映，飞凤盖于三华，陆耀景之龙台，盻运会于元扃。考校历数，称庆太平。仰祈上帝，降世度人。后至壬辰、庚子之年，炁应九阳，邪法消荡，正道方行，开悟群黎，授度无穷……我每居于碧琳之房，宴接于玉晨之范，啸咏高虚，研扩微诠，备明要于神府，览至理于澄鉴，故得披释元义，齐玄妙输；辩深旨于本章，析宛丽于灵音；阐无量之枢辖，精详究于杳冥。”（《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符图》）序文中，徽宗所谓“壬辰、庚子之年”，是对《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符图》卷中一段话的具体描述：“此去六九运亨，壬辰合度，庚子政化，自然敷露，其诸秘妙，符应皆定，莫可测矣。”据《高上神霄宗师受经式》记载，政和年间，徽宗曾御制《金箓中科仪》，为国修斋设醮、祈禳福佑，还撰有《大洞招真通微妙章》《步虚玉清乐》《上清乐》《太清乐》《散花乐》《白鹤引右招真通微妙章》《受天明命歌》《金阙始青步虚歌章》《高真道德步虚歌章》《尤道太微步虚歌章》等乐与歌章，又撰《夏祭地祇降格出现记》《高上神霄真王长生大帝降生记》《上清玉书真符照验诸记》《冬祀天真降临示现品记》等神霄纪圣秘箓，述长生大君同青华帝君，前后飞神临降禁掖，昭示灵化之事。《高上神霄宗师受经式》云：“神霄内府所存三洞四辅，有自古以传者，或多见于世间，有历劫未传禁秘宝经一千二百卷，分为六等一十二品，列为上中下三卷，藏于东西华堂。自太平启运，壬辰、庚子之后，渐当降显。”原来，徽宗将壬辰之年视作圣人降临之年，而这位圣人——就是自认“受天明命”的徽宗本人。
政和六年（1116）夏四月，左街录徐知常将道士林灵素引荐给徽宗。在林灵素的建议下，徽宗始曰神霄玉清王，上帝之长子，主南方，号长生大帝君。“既下降于世，乃以其弟主东方青华帝君，领神霄之治。天有九霄，而神霄为最高，其治曰府，故青华帝君亦曰判府天尊。”林灵素本人，乃其府仙卿，曰褚慧，佐帝君之治；一时大臣要人，皆仙府卿吏，如蔡京，曰左九仙伯；其他诸人，率有名位，如其宠妃刘氏，曰九华玉真安妃。政和七年（1117），徽宗正式改玉清和阳宫为玉清神霄宫，册自己为“教主道君皇帝”，并明确指出对佛教（“浮屠之教”）盛行的不满：“朕每澄神，默朝上帝，亲受宸命，订正讹俗。朕乃昊天上帝元子，为大霄帝君。睹中华被浮屠之教，盛行焚指、炼臂、舍身，以求正觉，朕甚悯焉，遂哀恳上帝，愿为人主，令天下归于正道。帝允所请，令弟清华帝君权朕大霄之府。朕夙夜惊惧，尚虑我教所订未周。卿等表章，册朕为教主道君皇帝。只可教门章疏用，不可令天下混用。”于是，《高上神霄宗师受经式》曰：“逮其炎宋兴隆，太平炁至，时际吉会，神霄真王当降世间，以为人主。遂举其弟青华帝君，代领神府之任，真王受天明命，绍承丕祚，统御九有，协和万邦，显彰道化，阐神元风。政和壬辰之后，青华时来密会禁掖，神明齐契，天人相通，所以告于期运者焉。于是，真王飞神达变，洞合紫清，乃以神霄琼室所秘《灵宝真经》六十卷。”由此可知，多年来徽宗一直倾力打造的受天明命、降临世间以为人主的神霄真王，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而此一切的新开端，正是发生在“蓄力一纪，可以远矣”的“政和壬辰之后”，《瑞鹤图》所记录的政和壬辰上元之次夕在宫城端门发生的瑞鹤翔集事件，正是“以示民信”的一个宣示。
其三，徽宗又为何选在上元节期间制造瑞鹤事件呢？
早期道教经典《三元玉京玄都大献经》云：“一切众生生死命籍、善恶簿录，谱皆系在三元九府。天地水三官考校功过，毫分无失。所言三元者，正月十五日为上元，即天官检勾；七月十五日为中元，地官检勾；十月十五日为下元，即水官检勾。”《诸神圣诞日玉匣记等集目录》之“圣诞令节日期”说：正月十五日，上元天官圣诞；七月十五日，中元地官圣诞；十月十五日，下元水官圣诞。检勾，意为稽查、考核，上元节作为道教三元日（正月十五上元，七月十五中元，十月十五下元）之一，正是天官稽查考核的日子。徽宗在宣和元年（1119）颁布《神霄玉清万寿宫诏》，命令京师神霄玉清万寿宫刻诏于碑，以碑本赐天下，摹勒立石，以垂无穷，还特别强调了“三元八节”：“盖尝稽参道家之说，独观希夷之妙。钦惟长生大帝君、青华大帝君，体道之妙，立乎万物之上。统御神霄，监观万国无疆之休。虽眇躬是荷，而下民之命，实明神所司。乃诏天下，建神霄玉清万寿宫，以严奉祀。自京师始，以致崇极，以示训化，累年于兹，诚忱感格，高厚博临。属者，三元八节，按冲科、启净供，风马云车，来顾来飨。震电交举，神光烛天，群仙翼翼，浮空而来者，或掷宝剑，或洒玉篇，骇听夺目，追参化元。卿士大夫，侍卫之臣，悉见悉闻，叹未之有，咸有纪述，著之简编。呜呼！朕之所以隆振道教，帝君之所以眷命孚佑者，自帝皇以还，数千年绝道之后，乃复见于今日，可谓盛矣！岂天之将兴斯文以遗朕，而吾民之幸，适见正于今日耶？布告天下，其谕朕意，毋忽。”
这一切，揭示了《瑞鹤图》背后隐藏的玄机，似乎又增进了我们对王希孟《千里江山图》的理解——这的确是一张道教宏大主题的画作。
注：本文注释因篇幅所限，发表时予以删减，拟结集出版时附录。
《画刊》丨谈晟广：宋代青绿山水画中的道教景观之《千里江山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