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如何产生影响西方世界的重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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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城
穿过维也纳弥额尔广场的鹅卵石，帝国、华尔兹舞曲和络腮胡子的旧世界，怒目而视着精神分析、无调性音乐和剃光胡子的新时代。一隅是通往哈布斯堡家族所在地霍夫堡宫宏伟的新巴洛克式入口；另一隅是卢斯馆，全是笔直的线条和光滑的立面，最早的国际风格建筑之一。由阿道夫·卢斯（Adolf Loos）设计的这个现代主义的产物（outcrop）完工于1911年，和它面对的穹顶状宫殿大门在建成时间上相差还不到20年。但这座建筑体现了一种大异其趣的美学，一种截然相反的世界观，一些人怀疑，一个在短时间内接连产生这种对立的社会能否存在下去。据说，弗朗茨·约瑟夫皇帝（Franz Joseph）一直把窗帘拉着，这样他就看不到广场对面的新世界了。
卢斯馆
怀疑者是对的。帝国的维也纳社会无法生存。但是从19世纪80年代后期到20世纪20年代，维也纳历史上创造力旺盛的时期所带来的思想和艺术却经久不衰——从卢斯的现代主义建筑到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的象征主义油画，从舍伯格（Schoenberg）的无调性音乐到马勒（Mahler）的狂飙突进运动，再到维特根斯坦的哲学。那些逃离纳粹主义的维也纳人在冷战期间继续维持着西方，并恢复了经验主义和自由民主的传统。
这场骚动是19世纪末从柏林到伦敦席卷欧洲的一代人革命的一部分。但维也纳的逆反程度更劲、范围更广。这引发了更极端的反应。希特勒于1908年从奥地利乡下来到维也纳，并在那里发展了他的种族和权力理论。因此，维也纳是现代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摇篮：从1916年维也纳本身开始内部崩溃直到今天，这些潮流塑造了许多西方的思想和政治。这是维也纳的世纪。
1914年以前的维也纳与大多数欧洲国家的首都不同，并赋予维也纳学派以独特知识气息的是，它是一座皇城，而不是一个国家的首都。维也纳是奥匈帝国的中心，人口约5300万，西起因斯布鲁克，东至黑海。1867年之后，帝国一分为二：一边是马扎尔人主宰的匈牙利，由布达佩斯统治；另一边是多样化的、多民族、多语言的另一半半，由维也纳统治。出于对其多民族特性的尊重，这一半不叫奥地利，而经常被称为西斯利塔尼亚，以多瑙河的一条支流命名。
19世纪下半叶，弗朗茨·约瑟夫的臣民大量涌入城市：意大利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斯洛文尼亚人、摩拉维亚人、德国人，尤其是捷克人。到1910年，维也纳拥有200万人口，是世界第六大城市。在这个快速工业化的帝国中，许多财富来自犹太人和被同化的犹太家庭，如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s家族和以弗所（Ephrussi）家族，这些财富改变了城市的面貌景观（landscape）。他们的巨大宫殿装点了城中最优雅的林荫道——环城大道。到1914年，犹太人约占西斯利塔尼亚人口的5%。他们不享有作为民族（nationality）或语言群体的权利，但作为个人享有充分的公民权。正如当时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卡尔·朔尔斯克（Carl Schorske）所写的那样，他们“成为多民族国家的超民族（supranational）人民，实际上是填补了早期贵族地位的人。”他们的命运与自由主义、世界主义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联、共同沉浮。”
维也纳是一个阶级和民族、信仰和世界观的混合体。奥地利历史学家史蒂芬·贝勒（Steven Beller）建议，现如今在维也纳的咖啡馆里点一份维也纳式米朗琪咖啡（Wiener melange），把热牛奶搅入你的苦咖啡中，帝国的维也纳文化就出现了，消溶差异从而产出了新鲜的东西。维也纳的文化精英们鼓励思想碰撞（intellectual collisions）以便产出新的文化。正如作家斯特凡·茨威格（Stefan Zweig）有点令人讨厌（off-puttingly）的说法，“空气中弥漫着精子。”
在各种民族和语言的嘈杂声中——就像在当时的其他地方一样，性别角色正在被重新定义——维也纳人的思维被一种寻找普遍交流形式的冲动所驱使。它的目的是发现人们在社会习俗表象背后的共同点，用建筑师奥托·瓦格纳（Otto Wagner）的话来说，“向现代人展示他的真实面孔”。20世纪一些最重要的知识学派就是从这里诞生的，随之也产生了一些有影响力的、往往非常古怪的人物。这其中就包括为了揭示无意识的共同原型而在维也纳提出了精神分析学说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逻辑哲学手稿》（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至今仍是维也纳哲学最著名的文本。由莫里茨•施里克（Moritz Schlick）和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两人均来自德国）主导的维也纳学术圈（Vienna Circle）的开创性逻辑实证主义可能可能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以其和科学的强烈亲缘关系，为现代分析哲学奠定了基础。
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圈子里最有成就的是奥托•尼拉特（Otto Neurath）。在他的哲学之上，他彻底改变了知识的传播，用新的方式把复杂的信息转换成简单的图形：让知识变得容易理解就是让它变得大众民主化。今天使用的所有数据可视化格式都可以追溯到这些“图画文字”（Isotypes，如下一页的示例）。
这个维也纳学术圈还涉足了一些新的领域，比如，有名的，性。在弗洛伊德之前，有理查德·克拉夫特-艾宾（Richard Krafft-Ebbing），他在来维也纳之前在格拉茨学习，并在1886年出版了《性精神病态》（Psychopathia Sexualis），这是第一次尝试用某种严谨的方法论来研究性。他利用法庭案例来分析同性恋和双性恋（尽管经常用拉丁语）。他的作品普及了施虐狂（sadism）和受虐狂（masochism）这两个词。[masochism一词源于利奥波德·范·萨克-马索克（Leopold von Sacher-Masoch）的姓氏。萨克-马索克是《穿裘皮的维纳斯》（Venus in Furs，小说讲述了年轻贵族塞弗林理想中的爱情是两个极端：与一位高贵单纯的女子相伴偕老；或者被他所爱的女人虐待，背叛。可是他所深爱的美丽女人旺达却不能保证对他一生的忠诚，于是塞弗林便请求她成为另外一种理想的类型。他立下合约，自愿成为旺达的奴隶，完全服从她的意志。他们来到佛罗伦萨，在那里，塞弗林变成了旺达的仆人格列高，并忍受了她所施予各种羞辱与折磨--肉体与精神上的，而塞弗林也在自己所受到的虐待当中不断确认和升华着自己对于旺达的爱情。该书自出版以来，在西方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成为各种文学、心理学研究和实践的经典范本。）的作者，虽然是皇帝的臣民，但不是维也纳人。]
利奥波德·范·萨克-马索克（Leopold von Sacher-Masoch）雕像
皇帝本人也为打开通往现代情感的道路贡献了部分力量。弗朗兹·约瑟夫的品味可能极端保守，但他的职责是对自己帝国的所有人民负责，他努力保证1867年《自由宪法》所载明的行动自由、宗教自由、出版自由和平等权利的自由。因此，欧洲最顽固的旧君主经常赞助当时一些最前卫的艺术项目，例如1897年的维也纳分离派 (Vienna Secession，又译新艺术派)，以加强可能使整个帝国团结起来的艺术和建筑通用语言。分离派艺术家被邀请设计帝国的邮票和货币。皇帝也许对着卢斯馆拉上窗帘，但还是让这座建筑建造了起来。
德奥合并之后
紧张和冲突对其首都的文化生活如此有益，但对整个帝国却没有那么有益。在民族主义，特别是泛日耳曼主义势力崛起的冲击下，这个世界性国家（cosmopolitan state）开始崩溃。各民族涌入维也纳，激起了日耳曼工人阶级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捷克移民尤其愿意在更恶劣的条件下以更低的工资工作。与此同时，捷克、塞尔维亚和其他民族主义者越来越强烈地鼓吹独立。
犹太人，作为多民族国家的超民族人民，很容易成为帝国每一个民族主义敌人的攻击目标。维也纳成功的实业家的儿子格奥尔格·舍内勒（Georg Schoenerer）是第一个将反犹主义转变为政治计划的人。他谴责了敲打“日耳曼农民和工匠窗户窄小的房子”的“吸血鬼”。1900年之后，维也纳的失业、物价上涨和住房短缺加剧了许多日耳曼人的愤怒，导致了对其他民族的频繁骚乱和暴力袭击。卡尔•鲁格（Karl Lueger）将舍内勒的反犹主义转化为一场政治运动，竞选市长时打出的口号就是“维也纳是日耳曼的，且必须永远是日耳曼的”。他对维也纳多民族性格的明确拒绝，使他与皇帝本人发生了直接冲突。1895年，鲁格在市议会赢得多数选票，当选为维也纳市长，但在两年之久的时间里，由于他的反犹主义，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拒绝任命他。最终在1897年，皇帝屈服于民众的压力，吕格对这座城市的支配一直延续到1910年。
从本质上说，这就是自由主义维也纳终结的开始。战后，君主制结束，这座城市出现了一段短暂的进步社会民主主义繁荣时期——“红色维也纳”时代。但无论何时，在新成立的、被肢解后的奥地利共和国，较为保守的省份都逐渐加强了对国家的控制。1933年，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Engelbert Dolfuss）以奥地利法西斯主义的名义夺取了权力。1938年德奥合并后，奥地利法西斯主义让位于纳粹法西斯主义。希特勒从上奥地利州的林茨搬到了维也纳，他被舍内勒尤其是鲁格迷住了。他如饥似渴地接受了他的英雄对于犹太人和“种族”混合的所有抱怨；他把维也纳人称为“令人讨厌的一群人”。因此，自由主义的维也纳产生了它的截然对立面：激进的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势力逐渐控制了新奥地利，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许多人开始逃往国外。弗洛伊德是1938年最后一批流亡人士之一。
大多数流亡者流向了英国和美国，在那里他们常常受到感激的接纳。对当时的西方而言，维也纳思维最有价值的方面是将最新的“科学”方法应用于那些以前留给业余理论界的或完全被忽视的领域。这改变了生活的许多方面。
维也纳人往往比智识
竞争对手更有说服力
以儿童心理学先驱夏洛特·比勒（Charlotte Buehler）的研究为例。她出生于柏林，父母是犹太人，但在1922年和丈夫卡尔一起移居维也纳。在维也纳大学，比勒夫妇经过艰苦的直接观察，研究出了颇具影响力的反应测试技术：通过逐步完成更复杂的任务，来校准儿童的发展。实际上，这些测试仍在使用。6个月大时，婴儿应该能够区分奶瓶和橡皮娃娃。在18个月大的时候，他或她应该对“不”的命令做出回应。
维也纳的知识分子常常跃跃欲试于将某一门学科中获得的知识转移到另一门学科上，而对禁锢现代学术和研究的思想镣铐漠不关心。在美国，几位在维也纳受训的弗洛伊德信徒利用精神分析工具革新了商业。 《欲望战略》的作者欧内斯特·迪希特（Ernest Dichter）通过有目的地利用消费者的潜意识欲望进行的营销改变了公司的命运。
另一个例子是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现代美国社会学的创始人。他出生在犹太家庭，在维也纳学习数学，拿到了爱因斯坦引力理论的博士学位，之后将其在数据和定量方法方面的专业知识运用到了所谓的观点或市场研究中——找出人们对于包括电视节目到总统候选人的任何事情的真实感受。1931年，他在维也纳对电台听众进行了第一次科学调查，并与人合写了一篇关于失业对社会和心理破坏性影响的革命性研究报告。他的调查团队进行了一项现在被称为“实地调查”（field research）的工作，细致地记录了对马里恩塔尔镇下岗工厂工人面对面采访的结果。
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
1933年，拉扎斯菲尔德移居美国，随后建立了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研究局。他的团队是第一个使用（与他曾经的学生迪希特共同开发的）焦点小组(Focus group)和统计分析来探究选民和消费者偏好的奥秘，或者新兴大众媒体的影响。因此，拉扎斯菲尔德和其他维也纲人帮助复兴了垂死的、古老的探究模式，用最新的维也纳技术重新装备了它们，从而常常拯救了整个西方知识传统同，使之免于衰落或灭绝。
山上的朝圣者
这一点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最为真实。二战后，由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约瑟夫·熊彼特等人组成的“奥地利学派”，对西方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复兴产生了强烈影响。【约瑟夫·熊彼特虽然在有些主题对奥地利学派产生了启发，但严格讲并不属于这个学派——译者注。】这三位都是维也纳哈布斯堡王朝晚期的典型产物。他们出生在帝国的不同地区：冯·米塞斯的父母是加利西亚（现位于乌克兰）犹太人；熊彼特的父母是讲德语的天主教徒，住在摩拉维亚（现在是捷克共和国的一部分）；哈耶克是维也纳本地人。然而，他们都在同样的自由主义智识学科中接受了教育。
冯·米塞斯和他的学生之一哈耶克比大多数人更早地认识到，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欧洲的自由主义时代正被左右两派的集体主义和极权主义所淹没。他们随后一生致力于扭转这一潮流。哈耶克像维也纳最好的知识分子一样，将经济学的技术专长与广泛的探究相结合；除了经济学，他还发表了法律、社会学等等方面的著作。他最大的贡献是恢复了自由市场学派的知识严谨性（intellectual rigour），详细阐述了“价格机制”，以表明公有制计划的经济学在理论上是行不通的，更不用说是在实践中了。
但是哈耶克不仅仅是一个干巴巴的理论家（dry theorist）。他也是一位为自由事业不懈努力的学术圈召集人。1931年移居到英国后，他是第一个号召拿起批判的武器实施自由主义反击的作者，《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于1944年出版。这是对“所有政党的社会主义者”的挑衅，暗示着二战结束时的所有英国政党，包括温斯顿•丘吉尔的保守党，都通过倡导福利国家而滑向了集体主义。
为了组织这次反击，他于1947年成立了朝圣山协会（Mont Pelerin Society）。第一次会议是在瑞士的一座山上召开的（仅仅是因为创始成员无法就一个更合适的替代方案达成一致）。朝圣山协会是哈耶克自己的自由主义学术圈子。它融合了流放中的维也纳自由主义者，包括刚刚出版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卡尔·波普尔，以及来自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被敌人团团围困的的同道中人，其中最著名的是米尔顿·弗里德曼。在接下来几十年里，朝圣山协会在世界各地催生了大量的智库，致力于传播奥地利学派的思想。政治家经常参加他们的会议。经济学家的“芝加哥学派”也主要由朝圣山协会成员组成。经过几十年的静悄悄的运动，哈耶克思想在70年代中期被包括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和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在内的后几代政治家所再次采纳。
20世纪80年代赢得的关于自由市场和民主的共识在几十年里保持不变——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维也纳人在思想知识上的贡献。这也为他们为何在西方如此有影响力提供了线索。维也纳的学术圈子将个人的生活经验——而不是对手所青睐的阶级、种族和民族主义的抽象概念——置于其学术事业的核心。因此，比勒或拉扎斯菲尔德的实证研究倾向于像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所说的那样，用“人性的弯曲之木”来研究，而不是像马克思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和所有的系统化主义者那样试图将其这根木头“掰直”。在听了（一向是个系统化论者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讲座后，出生于维也纳的现代管理理论创始人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清楚地看到了二者之间的区别：“我突然意识到，凯恩斯和教室里所有杰出的经济学学生对商品的行为感兴趣，虽然我对人的行为感兴趣。”
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
单是这个原因，维也纳人往往比他们的竞争对手更有说服力。此外，个体承受的压力也与1947年后冷战中疲惫不堪的西方应对苏联的紧急情况相一致。在西方许多年轻人都投身于更流行的左派事业的时候，维也纳移民对于强化自由民主的知识和文化诉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很快被他们盎格鲁-撒克逊的崇拜者提拔到大学岗位和其他有影响力的地位上。维也纳人可以用更有说服力的语言表达来捍卫自由，因为他们对极权主义敌人有直接的亲身体验。
然而，维也纳人所信奉的自由是有代价的；自我表达只能通过知识上的严谨和自律来实现。即使在当时，这对许多维也纳的年轻人来说，痛苦也大到难以忍受，他们中的几个人因为达不到自我要求的高标准而自杀了——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三个兄弟都自杀了。今天，如果今年的选举有什么指导意义的话，政客和煽动者似乎满足于把自己包裹在自由的语言中，而放弃了任何知识严谨或自律的义务。
也许，维也纳世纪已经结束。它的遗产正在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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