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卫峰｜诗人为什么要出诗集
诗人为什么要出诗集
赵卫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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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对诗歌写作的效力众所周知，阶段性的结集展示则似一个台阶，所谓“出版”。如今出版之意多已溢出“正规”与“合法”，但成书的这道“程序”纵然好事多磨仍然要走。纵横观之，即便诗与诗人已广泛置于网络环境，出版仍是个让当代中国诗歌百感交集的痒，也让“将一个人或多个人的诗编辑整理而成的书”这关于“诗集”的一般定义变得一言难尽。
诗书的三要素是文字及其复制、传播、包括反馈在内的种种社会活动。出诗集，为传播，往高点说，是将以语文为工具的个体的思想、语言与情感综合物推进时空介入社会。这社会先是相对的圈层、然后再可能地延伸与扩展出界。
当代中国诗人诗集的出版，其有效性大多在于“复制”环节。这是个令人不得不渐渐默认的“不计后果”的事实。关键是印，印出来！再让它逐步送到应该的目的地，那些手、眼和心里！显然，“社会”如果是传播的目的地，这诗歌的“社会”的面积似乎又因不可知而远大，又永远因大而空而又相对狭窄终于不可预知。
后来的图书市场之活跃伴随的恰是诗史哲类书籍的冷清，即使是所谓的工具书也不再是所谓经史子集而是商务、社交、事业速成、一次性娱乐与戏说之类为主，周国平说“一个时代的阅读水准取决于出版水准”，或许还可再说：一个时代的出版状态也反映了阅读（精神文化）水准。即便现在已非诗书的黄金时代，但在种种可能的媒介上，诗歌写作与活动、诗书出版的讯息此伏彼起，即说从总量看它还不赖？这或许反映了社会对“诗歌”（文化的象征之一）的其实的空想，一种莫须有的社会心理上的文化崇拜习惯。
似乎当代中国诗人自主出版的诗集一般印数大多是1000册，这常是开印的一般要求，否则估计不少诗集的印数会保持于几百几十册即可。据说美洲地区诗集一般也以200册或500册属常见，北岛曾有文说，在同样有着源远诗歌传统、现在诗歌同样不景气的法国，诗集首版印数平均亦只有500至1000本。在此当然算不上比较，从人口，诗歌文体的历史地位与现时境遇看，可比性并不大。
起初我们对诗集印数之低的不解，就像对一本甚至是号称中华名刊的纯文学刊物发行量才一两千册情况的纳闷一样，国人多，人均看就似惊心。现在大家不以为然了，正如写作不是大家的事，谁也不可能将诗集如语录般人手一册，它不是以前的的一纸肉票或现在更精美的购物卡。何况，严格说什么样的文集诗集能人皆有之读之受之呢？
如此，诗集的产生首先是最终也是诗人的事情。它始于圈子也终归于圈子。圈子是个中性词，黄河不会占道长江，珠江的水也不可能流到塔里木河去，圈子如此必要，诗集，则像是一个人的精神圈子，如此，便可以进一步交流与传播，以一环套一环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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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各地的统计年鉴、各级文研部门常做诗书出版资讯的搜理归档，后来似乎不兴了。后来要准确得知一个省区的诗集情况就较难。原因大概也是结果，后来的出版多为个人行为，诗集印刷数量有限，传播渠道渐与市场无关，甚至它的大部分基本上与图书馆、书店无关。诗集的流通带有边缘、圈子与隐晦意味，而这时借助新闻渠道发布诗书消息的行为，更多就成了一种安慰，其功效一般多是界内的“告知”。
一个时代的好与不好往往同步。一本印制数量不多的诗集不再成为众目睽睽之物，或许也表明它的传达会更准确和有效？这大约也是一种时间、精力以及出版经济的综合节能。同时，诗集的相对自由的面世（包括自行印制），表明诗者的选择更自主？或许是的，阅读或文化消费趋于多样、实用、多向选择的同时，出版诗书亦是相关人士的消费及爱好者的自由。
如何“出版”似乎也是一种“自由”，却也一言难尽。诗人兼编辑的沉河曾回答某报说，近年来中国每年出版20万种新书，正规出版的个人诗集几乎以个位数计，在网络上关于诗歌出版现状的调查得出，其中27％的人是通过买书号自费出版，还有54％的人是没有书号自印，真正由出版社正规出版的只有18％（这其中当然包括了有各种出版基金或经费支持的部分）。
在一个随时随地以财论成功论英雄、以体貌论人材的时空里，大众阅读兴趣对诗及纯文学有相当疏离渐成正常，在这音画时尚与市民性报刊为主导的时期，钱非万能没钱却是万万不能，如此，对于书这种特殊的商品，关于诗集面世的过程里，又难免滋长市场经济过程中暂不能根治的假冒伪劣之果。
这同样是一言难尽的事。也正如生活的过程，有时是被骗有时却是身不由己明知故犯。现行出版体制的要求下，为了让一首首诗立正集合，穿上体面的制服，所谓版权意识可以降至为零。可是，即便自费出版、免费赠送，经济基础的差异导致诗集的分娩难易程度不等，它时不时要把一代诗人逼上假山。
打假是个人心所向却实施困难的事。出版业面前，相关的人们相对“弱势”和被动的，在制假者面前，出版社又多噤声。“茅台”可以一掷数千万主动打假，人力物力精力的限制让出版社对此萎然，只好视而不见保持沉默。宽宽地想，假冒伪劣的书，看来并不比得“三鹿双汇苏丹红”那么伤身害命罢？
还说劣书——这真不好测量。文学及诗作的劣与否有时似与“出版”关系不大，只要手续正常、有经济能力、不犯法、文责自负等等即可。如此附带的一个现象是，有经济实力者可三天两头印制诗集，不耐烦了，还可在开本形态、纸张质量等方面猛下功夫，显得高富帅白嫩美，或来个中外文对照沾点洋气，当年胡适先生就是这么“尝试”的。后来，以粗制为特征之一的“中国民办诗歌报刊”也渐走上了表面的讲究之道，是啊，爱美之心刊也有之，如今幼儿园的朋友也知道，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整容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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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非大马刀而是似袖箭，似弹丸般的贴身合心的暗器，是心思般大小的灵珑之物，诗作等身是不实之事。诗集的出版与否和数量，亦非一个诗人质量的主要标准，以诗集出版数量作为一个省区的诗歌创作应该也不科学。而这也是种矛盾认识，换位看，经济状况与文化艺术状态一般是正比关系，一个天天都有诗集出产的省与一个数年产生不了几个诗集的省比较，在某种层面上看也能说明一些差异。它还涉及地区经济文化水平基础上的动态的“观念”。
诗文集能以多论“成功”吗？显然的是，一个不算高龄的诗人如果出版了10本书，定算高产。可是就像因经济或职业因素、因性格与因玩得转的油舌可以使一些诗人及评论员频频在不同等级的活动出席亮相而很知名，诗歌的高产与诗人是否高人却又无关，不过确实可以催生诗歌名人，当一张张美化后的诗歌的脸在网络与传播空间里转来转去，这时，诗集似已可按下不表。这时，我们几已忽略了这些诗歌的脸，无非是体制因素决定的暂时性的与诗创作本身无关的——编辑人的、媒介人、文化商人的、交际花的……脸而已了。文化经济时代，传播造“英雄”。
诗评者陈超曾自介说他共发表了七十余首诗，这应非他数十年的诗生涯结果，本是诗中高人的他能自我检阅。更多的诗人当然不是诗评者或不一定能自我检阅。那么，出诗集，传播与交流，也是自我的一种向外寻求检阅的需要与诉求。虽然这过程中当事人如你我，通常需要的是正面的悦耳的东西。
诗集的命运有时也如诗人。2012年11月，常在大陆走的诗人洛夫在接受深圳特区报采访时曾自豪说：“国外诗人的生存状况比我们国内的更惨。他们出版一本诗集，最多就印2000册”，他要么确是“畅销诗人”要么是闲钱过多要么是很可能真不了解现下大陆的诗歌出版情况吧。席慕容有6部诗集，从她年龄与写作生涯看并不多，但每本都像成功的孩子。汪国真至今只有4部诗集，却创造中国市场经济时代诗界发行量之最，并几乎连续20年被盗版至少16种，据载估计流通出2千万册，正式出版研究他的文论专集亦逾16种，有关文章那就难计其数了。在策略得当、媒介推动、作者身份及其所处特殊时代环境等的综合影响力助推下，海子诗集几经再版已先后流通出30万册，这大约算是当代中国诗人难得的特例。
在此又提汪国真们，绝非要指责：原来当代诗歌这么浓厚的“席味汪香海子风”，是发行与普及面大的原因啊。在此重提他们，也并非重提“市场”这让文人心理总是很葡萄的话题，汪氏适合走抒情广场大家唱的路子，也是他自己的事情。
想说的是“曲高和寡”之理是绝对的存在。一直以来，诗与诗集的受者数量是个很尴尬的事，其冷遇亦不断成为反方批评现当代诗歌不成绩的强力证据——后来，关于读者与市场的话题，在界内外都逐渐淡化下来。双方都觉得原来这话题真的不可也不好深究，因为彼此的潜意识或标准多是以媒介亮相度、人均拥有数、更是以某种层面上的普及率与统计来比较的。在群手皆捧扫盲识字课本齐声颂读的从前，谁又会认为一个全民都文化的时代来临了？如果全民皆关注，大家都把诗歌当成柴米油盐那般随时算计，真是不堪设想。诗歌，其实只是多种兼有思想性知识性娱乐性“学科”之一而已，不必因为它曾经的风光而念念不忘。
1855年，36岁的惠特曼出版《草叶集》，这是他一生中唯一出版的并且是自费诗集，初印仅1000册且一本也未卖出，全部外赠并且有人收到后转手就丢弃了。《草叶集》后来成为世界诗史上非常重要的诗歌经典。曲高，和寡，是的，但写作者后来一般也不会随意说，说了似乎会伤大众感情。但这通往远方路上的必然的坡度肯定存在。虽然我们一直都在提倡雅俗共赏、大俗即大雅，这界限的消失，客观而言还是属于很长期很理想化的可能性，这是诗歌及一些相似的文艺体裁本身的内在要求。如果有一种诗一本诗集畅销了，真的真的是件很可爱又可怕可悲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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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内在要求”，恐怕有的出书人也该自我批评一下。太多诗集的出版动机确实与诗歌关系不大，比如是因加入文学组织需要诗集为佐、比如不过是为出书而出书的虚荣心理，等等。这也使得诗集的出版量与诗歌的质量相互不沾边且有时挺别扭。
经济基础推进上层建筑，诗集情况也潜在地体现出作者身份。在公费或基金资助形式之外，从今出版体制与印制行情看，你能自费出版10本诗集，就像你能不断地神出鬼没于神州大地的诗歌活动，这意味着你从经济上至少属“中产”阶层。虽然诗歌的质量仍然不一定能因此体现。从某种角度看，这10本诗集如果有相当的印刷量及普及度，其社会效益亦是可观的，有时，一个平常的写作者由此也就成了著名诗人（不否认当事人的精神消费癖好也相对能得到满足）。而同时，一个有成绩的诗人想结集传播但囊中欠丰满，就不得不望出版兴叹。
“经济基础”也直接体现于诗集形象，如有在设计、装饰、纸张等方面相当考究和豪华者，让书“看上去很美”。赏心悦目的好事，无可厚非，要不怎么有了设计职业呢。只是，诗集，后来在一些时候、一些人那里，在越来越成了一种高档消费品的同时，难免又会成为与诗只有表面关系的附庸风雅的饰物，有时看去亦发扬出昔日的一些爆发户气味。
不过诗人群体的“仇富”心理似乎并不强，在此他们似乎很中国化地倾向于善其身，多自怨自嘲，或感慨境遇之艰，并不会花太多时间去关注同类中的有钱人，倒是有钱或自以为感觉不错的诗人喜欢时不时暗示一下自己的经济力量，所谓文学及诗歌中的“小资情绪”，当然，这种小资情绪往往又是通过诗歌写作之外的生存生活情况如车房旅游等的直接展示来完成的，它同样与诗歌本身似乎关连不大。
西南某商报曾有文章说在连续四年的中国作家富豪榜名单里，从来没有一位纯粹的诗人上榜；诗人与财富似乎已经成为完全的绝缘体。这撰写者的标准或看法也真不靠谱，挺傻挺天真，什么是“纯粹”？不过这童言般的疑问倒是可以牵扯出些旧话题来：诗写是为发财、能不能致富？诗歌该不该和如何进入市场，诗人们真成了富豪他们将写什么、为什么写、还会不会写？
中国少有专职诗人，但一些诗人可以专门经营或兼及诗书出版，这也促进诗集的成批量滋生。而一部份——肯定有这么一部份诗人的可贵之处是业余状态并不影响其专业品质与公益倾向。除了众所周知的阎志、潘洗尘等之外，北京有一位叫世中人的诗人自办诗书档案馆，多年来免费为诗人印制内部交流的诗书。假以时日，世中人的作为以及眼下渐兴的“自主出版”方式，当为中国诗歌史之新传奇。
诗集的生产动机与倾向不一，有以交流诗歌为主的，有既想传播又梦想诗集能成为商品的，也有将出书当成一种精神消费的。一个人频频抛出诗集，可能是无益无害，但也属那种自我感觉超好的病态？因为，即使不管质量吧我们也不得不怀疑其诗的数量了，它来自什么样的流水线？其时，是“诗集”重要，还是诗集里的“诗”重要？
当代传播时空正促使“诗集”变化或说分化：诗歌（精神）与收容诗歌的诗集（物质）之间正明显矛盾而距离。计划时代的计划出书与现时代的相对自由的出书相较，后者更能催促独立与创造精神，但后者所处的市场环境，却又使当代诗书身不由己地趋向某种大同感，自由创造所应有有陌生、创意和前瞻——时常被现时的物质环境（也相当于大众化或通俗文化环境）限制或牵引了，这也使太多的个人诗书的存在，至多是“出现”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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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诗集的现象枝叶纷呈，其中的种种荒诞与传奇、各类新闻佐料等等举不胜举。虽然现今经济社会及出版体制相对有所变化，但就诗集面世数量同比仍不可观，文学及诗歌在当代茁壮的传播环境中仍是“边缘”，而我们宁愿相信，诗集现象的生发过程里，诸多伴生的本能的不洁的成份会逐渐转化，难免的自恋、虚荣和炫耀之光会被自然剔除。
我们更愿相信，诗人出集，是自我的认识与发现，是价值观的具体呈现，是个体与世界的联系与期望。诗人出集，散章成书，也意味着业余的写作进入专业的系统的整理与集中，这类似理念与梦想的自我审核。亦可说，诗人出集，是诗人个体的自由选择，是与诗有关的人生的个人性参照，还是个体的情感证物、精神礼物、时光信物共同构成的一个信仰。
这个时代，太需要一种有意思有趣的信仰了！
我们其实随时随地都需一种与风车作战的个体精神习俗。即使在时光中它更多无奈与慨叹，但我们必须倾向于它并学习它的坚持与顽强。那么，诗人为什么要出诗集？在此言谈，只因答案不只一个。
它，算是近百年来中国新诗研究长途中明摆着却多被忽略不计的、与诗、与诗人、与很多事情相关的实在的问题。虽然，“借芦苇的摆动我们才认识风；但风还是比芦苇更重要”（纪德），对于“诗”，“诗集”不是最重要的却又不应该绕过的，因为，成丛的芦苇早在眼前。
（本文原作于2011年；微信带来的变化暂未涉及）
题图：诗人戴潍娜及其诗书｜底图：机器人小冰诗集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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