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的邮箱就可以看出。我以前是把邮箱印在版面上的，后来就不敢公开了。我们单位的局域网邮箱，几天不清理就会被挤爆，用“堆积如山”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经常是，等着见报的稿找不到，人家却是早就发给我了，其实是湮没在大量的投稿中，我必须“爬”无数层“楼”才能发现。

慢慢就没有多少自由来稿了。作者们也知道，僧多粥少。我们本地光是诗歌作者就有两百多人，这还是常规部队，还有许多网上诗人不在编的。他们自己也明白，一年能在报纸发表一次就不错了。

真正执着的，还是那些几十年如一日坚持用笔写字的诗人。他们似乎在保持一种仪式感，或者，有人说他们坚定地认为自己是可以在历史上留名的，那么就一定得留下手迹。一个老友，诗歌发烧友，“老干体”，不折不扣的打油。自从漂亮女儿被领导包养又抛弃后，他便到处告状。后来，领导因为经济问题被判了无期徒刑，他就开始每个月给我寄打油诗，字迹潦草，都是五言绝句那种，后来干脆三句半，都是应景，或者叫应急。坚持十几年了，水平实在达不到发表的要求，但是，我知道这就是他的全部寄托。我不知道他换的新电话号码，托人带话给他：你又不是不认识我，为什么老写信呢？我请你吃饭。但他还是没有直接找我。后来有人告诉我，他和他女儿都“神经”了。

真的有那种以文学养命的老人家，八九十岁了，在报纸上发表一首诗，马上奔走相告，翻来覆去把报纸读上几年。有的老人的孩子跟我说，老爷子发表一首诗，就能够又活一年。

我早已经想不起来我上一次用邮票是什么时候了。可是，现在仍然有人通过邮局寄稿，而且还是挂号。其中一位，不断变化花样，可能是怕我记不住他：先是平信，我十分吃惊，居然收得到；后来，他显然知道平信容易丢失，就寄挂号，寄快递。再后来，我开始不断收到邮局的催收条——这又是邮局的奇葩之处，你直接把邮件放到单位传达室不就得了？不行，要收上门费——我一问，是寄给副刊部的；副刊部就我一人，只有我去了。去一次还不行，人家邮局搬家了，于是再去。排队，就几个人还是排队，关键是，一个服务员在那里慢条斯理，可能是慢工出细活。两个钟头下来，终于拿到信。打开信封，直接血压高：还是那个老哥，还是五言绝句，还是应景。

应景也可以；很多应景诗人会不断改变造句用词，而他十几年没变过。元旦、春节、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六一儿童节、七一建党纪念日、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当然还有毛主席生日、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近年来还有平安夜、感恩节、复活节、万圣节、母亲节、父亲节、情人节、光棍节……按照这些节，就写开了诗。其实我也跟他沟通了不少次，虽然我也不懂“老干体”，但起码知道怎么用词。

类似他这样的，至少十几人，纠缠我半辈子了。有脾气不好的，还经常去领导那里告我，甚至导致一个到文联混级别的领导在大会上点名批评我。

也不能怪他们，他们还真是称得上热爱文学。有的诗人只是因为干的行当和诗歌有关，就写诗了，属于干一行爱一行。我认识一个老哥，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杂志做诗歌编辑，从此拿诗歌不得了，每天都要写一首，靠版面交换，到处发表诗歌，也不大不小得了某些奖。以前奖品都是什么镜框、搪瓷茶缸之类，后来老哥会混人脉，当上杂志主编了，人家给的奖品含金量暴涨，除了游山逛水，土特产都懒得往家拿，直接现金……直到把杂志玩儿完，他老人家退休。退休有一阵也抑郁，不能写诗了，因为写了不能像以前那样找到发表的地方。不能发表，对于他而言也意味着写诗的终结。但是，这一天不写诗，他都想不出一个起床的理由。好在他以前帮助过的一个作者当公仆了，返聘他当一个杂志的执行主编。朋友们都说，街上一有事，老哥就写诗。这是他的生物钟，到点就闹，控制不住——体制内坐下的病，和“新冠”肺炎一样目前没有特效药——过节闹，过劫也闹，不闹不足以平民愤。他以前是著名的“节日诗人”，现在还可以叫著名的“灾难诗人”。

幸好像老哥这样没有什么才气的，虽然放眼望去，成千上万，互相雷同，相互撞车，但怎么闹也只是稿费多少润笔多少的问题。

但有的，喜欢炫技，显示才华，就不是老哥那样的简单追尾撞车，直接就是重大车祸，闹出事情了。

庚子春天，武汉爆发重大疫情。一些应景诗人以为有机可乘有利可图，也爆发性地创作了一大批诗歌。他们可能是想急切地炫才，也可能是为了痛刷存在感，泥沙俱下地把自己的作品涂抹在网络上，可以想象其中的平庸。于是，有的诗者为了突出重围，拿出了让湖北人武汉人非常痛恨的所谓诗歌。

其中两首，估计是可以按照他们愿望遗臭几年了。

《光明日报》已有评论了：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肆虐、全民群防群控顽强抗疫的节骨眼上，一些诸如《“感谢”你，冠状病毒君》的微信公号文章，却为了吸引关注，用非常不恰当的方式耍起了小聪明。“我要感谢你，冠状君，因为你让我看到了一种甘露叫——众志成城！我要感谢你，冠状君，因为你让我看到了一种甘露叫——勇往直前！我要感谢你，冠状君，因为你让我看到了一种甘露叫——视死如归！”作者的“标题党”效果，不但没能引起读者任何的好感，反倒让广大网民感到愤怒。

抒情有很多种，但是没有一种是拿灾难拿国难抒情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认为的中国当代文学的黄金十年，当时到处是文学“口炮”，我就喜欢和人进行抬杠式辩论。记得一次是讨论鲁迅与林语堂的境界高低，我提出一个观点，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有旁观心态，即身在现场，心不在现场。我认为鲁迅是个现场主义者，他的文学是积极参与现场的，他的文字是激情的；文学之于鲁迅的分量，就是大量的参与性的杂文。

再看林语堂，他在抗日烽火紧张之时，却还是一种纯粹文人的心态，每天就想着怎么做个文章以不叫自己闲过也，也许为了稿费，也许闲着也是闲着。比如他有一篇《胡桃云片》，便是“凭窗闲眺，想觅一个随感的题目”而憋出来的。他自己招认：“今天我对于展开在窗际的‘一·二八’战争的炮火的痕迹，不能兴起‘抗日救国’的愤慨，而独仰望天际的秋云，甜蜜地联想到松江的胡桃云片。”也就是说，家国兴亡，对于他这种文人来说，远不如自身的环境、感觉更有益于文章的灵感，所以，当人家在“愤慨”时，他却在“甜蜜”，与现实保持必要的距离。

不同的是，林语堂并不像某些文人那样要面子，“嘴上说抗日救国”，心里在为生计着急。他看来不紧不慢，“但虚伪还不如惭愧些吧”，便极其耐心地描写胡桃云片的款式、花色，细致于弘一法师的游闲之笔了。这算不算现在流行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起码，林语堂没有走到“冠状君”的地步，没有幸灾乐祸。他至少没有强迫自己去当应景作家。

2020年2月2日，“读一首好诗”公号推出陈衍强的诗歌《仰望天空》。这则写于2020年1月22日的诗共八行，如是写道：“为防止武汉的疫情蔓延/我在云南彝良/不仅以驻村扶贫的理由/阻止了一个地上的湖北佬/来我家过年的想法/还像伊朗担心无人机一样/随时仰望天空/看是否有九头鸟飞过”。

这可比“冠状君”走得更远，直接开涮武汉人、湖北人。作者据说是云南什么作协什么杂志的负责人，可能是这种背景彻底惹恼了所有有正义感的文化人，遭到口诛笔伐在所难免，网络上是铺天盖地的批评，连云南省原作协副主席都恼火了，写文章讨伐：“ 陈衍强冒犯的不仅仅是湖北人、武汉人，而是中国的十四亿人！……像陈衍强这样不但不出手支持、声援，而是极尽损人利己之能事，借灾难为文谋取名利的，千古亦无几人！他已失去了作为人的基本人性，离禽兽已不太远！”

其实，如果在平时，文人之间的调侃也是无所谓的，口水诗也比那些“老干体”更方便应景，只是陈衍强选择的时间不对头。虽然湖北，尤其是武汉就是口水诗的重灾区，平常那里的诗人们也是到什么大街上、地铁里、围墙旁贴他们的口水诗，还经常搞像群众运动一样的口水诗歌朗诵会，互闻口臭，但是这个节点你不给点正能量，还借机会炒作自己，无论如何不能原谅。

当然，他的目的果然达到了。好名坏名都是名，口水诗人、应景诗人的想法基本一致。

近些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所在的纸媒副刊版面逐渐缩减，甚至一周都保证不了一个。其实其他地区报纸副刊也基本上一样，还能出版的，也是不正常状态——有领导爱好文学的，会不定期出版副刊，可能主要为了满足领导的文学爱好。

我编了三十多年文学副刊，帮助的地区作者好几百人。副刊结束了，但是这些作者的文学理想并没有破灭。为了继续他们的文学梦想，我开始放下自己的写作，到处找平台，因为他们中间的确还是有不少水平不低的作者，只是因为没有平台，而缺乏展示、交流的机会。我的一些老师、老友或多或少都在帮助这些体制外的作者。

当然，也有个别占有平台的翻脸比翻书还快。他们可能认为我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有一个诗歌月刊的主编，也是个应景诗人，以前主要在深圳一带活动，给当地文学掮客卖刊号，一直低三下四地周旋于老板、街道办主任之间。后来，有关部门对纯文学扶持力度加大，他马上摇身一变，从到处叫老师拜码头，变成鼻孔朝天。最近我试着给他推荐一位基层作者的作品，他几乎秒杀地给了我一个格式化回复，居高临下地告诉我：“你要多读经典，改变陈旧诗风。你这首诗要压缩，要重写，许多无效的词语表达要删去。”我知道，他根本没有打开我发的文件——我提交的是一组诗歌，他以为是一首诗，而且，估计他把我也当成和他一样写诗的了。我学习他当年低眉顺眼的口气问：“您能否具体指导一下，哪些属于无效词语？”他的回答是：“参！再参！”然后给我发了一份列有上百本书的书单，上面除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些资料性书目，大部分是他朋友的诗歌集。他暗示我去买来学习。

我告诉他，我不是诗人，发去的也不是我的作品；年纪大了，老花眼，你要求我读的书除了四十年前在大学读过的，其他的我都读不了啦，你留着自己卡拉OK吧。

我很好奇，上网查了一下他的动态。原来他好像爬到什么作协领导的位置了，搜索结果的大部分条目，是他和什么徽商在一起的活动。我问了一些了解他过去的作协、文联的朋友，他们都表示吃惊：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啊。

他们省的诗人告诉我，他只能靠自己编辑的刊物和别人交换发稿，是典型的应景诗人。

2020.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