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同学是郭沫若儿子,是诗人
北京101中学高二班毕业照（1961年7月1日）
后一排左起第六人为郭世英
后二排左起第四人为周伯昆
他是郭沫若的孩子
高中同学郭世英
周伯昆
↓
燕祥先生：您好！
收到您的电子邮件和附件后，我一直在想，或许我也应该写点什么。我和郭世英、孙经武、张鹤慈还有叶蓉青是高中的同班同学，可以回忆起一些琐事，总还是有些留有深刻印象的记忆。这样我先主要说说郭世英。
1958年，我上高中。只知道班里高干子女很多，但我并不把这当一件什么新鲜事。我想，再多还能多过我初中班上的？我开始不知道郭世英是郭沫若的儿子，也没有人对我提起过。他和大家一起上课，劳动，一起锻炼，并不特殊。开学大约两个月，学校要搞“劳卫制”的达标活动，其中一个项目是射击，每个同学都必须射击达标。学校的小口径步枪不够用，正犯愁，郭世英说他家里有小口径步枪。于是他回家取来，在学校的打靶场为同学辅导。他亲自为同学压子弹，然后趴在地上为大家纠正姿势，校准星，不厌其烦。因为往枪里压子弹很费力，又要不断地为同学一发又一发地压，到后来他的手都肿了，一动就痛。于是他把子弹放进枪膛，用脚推枪栓压子弹，坚持为大家服务，同学都很感动，也佩服他的毅力。这个活动持续了一段时间，他一直没有回家。有一天我经过学校传达室，看到有郭世英的来信，就顺手给他捎上。我一看信封，是于立群寄的，我这才知道原来这位郭姓同学是郭老的儿子。
有文章说郭世英中学就多才多艺，记忆惊人。说他默读两遍《古文观止》，整本书基本就可以背诵下来，这种说法未免有些离谱。我并不认为他有什么超人之处，至少在智力竞赛时，并不比我们班上称之为神童的吴建时和马联成强。（我们曾经搞过类似于现在电视中李咏那样的智力竞猜，但难度更大。常常是吴、马两位同学最快得到正确答案，所以我们称他们为神童。）1958年他上高中，也就十六七岁。说他兴趣广泛，独立思考能力强，对于一个智力体力正处于发育旺期的青少年来说，还是比较恰当的。
他个头较高，比较健壮。喜欢踢足球、滑冰。冬天，当圆明园的湖面上结了厚冰，我常看到他穿着速滑冰鞋在冰面上飞驰时矫健的身影。有时，拐弯的刹那冰刀会刨出一大片冰屑，抛起来很高，他会欢快地大叫几声。我们同班的孙经武和张晓明等也是速滑高手。如果他们在一起出现在冰场上，免不了就会有一番追逐或冲撞。有时湖面上刮起大风，郭世英和孙经武他们会敞开大衣，当成风帆，让风吹着他们在冰面上滑翔。那时圆明园的天特别蓝，湖水结成的冰透明得看得到湖底。小鱼小虾被冰冻在里面，一动也不动，像是水晶中的标本，栩栩如生。而在冰面上穿梭着的郭世英和孙经武他们却是那样的潇洒、自由和欢快。
足球是我们学校引以自豪的运动项目。一零一中的足球队在当时北京的中学里是数一数二的。郭世英就是校队的队员。他和我们班上另外一位同学赵学富一个是前锋，一个是中锋。我记得足球队中还有高轩（初中同班，高中同级不同班，高岗之子），低一年级的秦铁（博古的儿子），他是门将。足球队常常和外校的球队比赛。每次比赛我们班的同学都要去加油，因此没少看到郭世英和他的队友们卖尽全力的表演。他奔跑迅速，在学校的田径运动会上，他参加过难度很大的110米跨栏比赛，而且为我们班拿到了这个项目的冠军。
他喜欢戏剧，在学校一次纪念鲁迅的文艺晚会上，他在“过客”中扮演那位过客。舞台上，高高的个子，拄着一根竹杖，颧骨有些突出，眼光阴沉。他的声音缓慢而又深沉，他在灯光下投曳出一道很长的影子，至今我还留有印象。1960年中秋节班里联欢，他和刘煜奋同学表演了一段滑稽芭蕾舞《天鹅湖》。他当王子，砰的突然像跨高栏那样从教室外一步跨进教室，差一点把当天鹅的刘煜奋撞个跟头。逗得全班同学大笑不止。
我们班上高干出身的同学很少提及父母，郭世英也一样，在我的记忆里他在我面前只提过一两次。一次他告诉我说：“周总理没有孩子，又特别爱孩子。小时候在重庆，他常来我家里，一见到我就把我抱起，逗我玩。有一天我父亲拿出一幅古诗帖和周总理一起欣赏。我坐在周总理大腿上，我爸爸说这幅作品的特点是每个字都有一个鸟的偏旁，他们两人就开始猜字……”再有一次，我们班包括他在内的大部分男生心血来潮，都剃成了光头。郭世英告诉我，他回家后，他爸爸居然没有认出站在他面前的光头是他的儿子。
还有一次是1960年10月的一天，我们在食堂正吃晚饭，听食堂广播新闻说，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被右翼分子杀害。郭世英听到，哎哟大叫一声，惊得同学都掉头看他。他匆匆把饭吃完，就往外跑，我也跟他出去。他跑到传达室，借用电话，慌乱地拨号。我听他用从没有在学校说过的四川话向对方叙说刚刚听到的新闻内容，显然对方是郭沫若。打完电话后，他对站在一旁的我说：“我父亲和浅沼是好朋友，听到浅沼遇害的消息，我怕父亲伤心，打个电话安慰一下。还好，他早知道了，正在写怀念他的诗。”
至于对他父亲的作品，我似乎从未听他做过什么评论。只有一次，我觉得他流露出一些情绪。高二时，在我们的语文课本里，收录了郭沫若的一首写得像标语一样的诗。我们的语文老师叫王锡兰，是一位老学究似的人物。因为年轻的时候听过鲁迅的课，我们也就为能听王老师授课而感到很自豪。王老师很显然不喜欢这首政治口号一样的诗。他知道郭沫若的儿子在课堂上，在讲解这首诗的时候，又不能表示对这位文豪的大不敬。只好胡乱夸了几句，讲课大失水准。完全没有他讲解“眼前有景道不得，崔灏题诗在上头”那种陶醉的样子。下课我从郭世英座位旁走过，听他悄悄对同学说：”选什么不好，非选这首诗，让王老师煎熬了45分钟。”
郭世英不像张鹤慈，张鹤慈有点清高，和许多同学都不太交往。不论你是高干子女还是市井小民出身，也不论你学习成绩是好是坏。不论男生还是女生，也不论高个儿还是矮个儿，郭世英和同学都可以很好相处，而且都可以找到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当你和他讨论一个问题时，他会很认真地倾听你的意见，从不打断你的讲话。记得1960年冬，一次劳动课（学校每周都安排劳动课），我和他两人一组，到圆明园废墟打羊饲料。因为天寒，拉拉秧和草全都枯黄了。我们每人割了一大捆草，用绳子绑好，往学校里拖。他突然大发感慨：“看着这些枯黄的草，羊能有食欲吗？得想个法子，怎么能让它们吃下去。咱们用水把草泡软了怎么样？”我说：“不行，好像羊吃湿草会拉稀。”他说：“听说国外有一种保鲜剂，稍微在草上喷一点，草就会变绿变嫩。”我说：“我们到哪儿搞保鲜剂去？要不这样，我们给羊戴上绿眼镜不就得了。”“干什么？！”刚说完他就恍然大悟，放下拖草的绳子，一屁股坐在草堆上指着我放声大笑，这时他纯真得和孩子一样。几个钟头的劳动就这样有说有笑地过去了，真的不感到累。
再有一次，我们班一位女同学生病了，好几天没来上课。星期六我们回家，班主任责成郭世英和我顺便去看看这位同学。我们先骑车到郭世英在西城大院胡同五号的家，这是我唯一一次到他家。他带我到他的卧室，让我坐，就出去了。再回来时，手里拿了个报纸包着的一包东西，对我说：“一点糖和饼干，咱们别空手。”这可真是稀罕物，那年头街上什么吃的都见不到，吃的东西比什么都珍贵。我这才明白，我们先到他家的用意。他对同学的真诚是发自内心的。凡是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的人，无不对那个年代留有刻骨铭心的记忆。我们在学校，虽然吃不饱，但还能一天三餐。北京有家的同学，星期六回家多多少少还能补充点油水。班里有位同学叫李秀文，因为和家里的关系不好，有家回不去，精神低落，身体虚弱。郭世英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星期日晚上从家里回到学校，常给李秀文带点吃的来。有一次给李秀文带了一块卤的黄羊肉，看着李秀文接过去狼吞虎咽的样子，郭世英沉默着一句话也没说，从他的表情看，他一定在思考。
不知道您读过杨健写的长篇纪实报告“文’化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没有？书中写道：“郭世英也善长写诗，但极少传世。”从叶蓉青那里，我也知道他确实能写诗，但那是他高中毕业以后的事。在高中时代，我没有看到他写过什么诗。如果写过的话，顶多也只是写了些像打油诗一样的东西。在那个全民都是“诗人”的时代，谁都会“打油”的。高一时，正是大跃进大炼钢铁的疯狂时代，相应的文化现象就是《赛诗会》。我们班也举办过《赛诗会》。郭世英在会上吟诗一首“两支冰棍化水，一行鸭上青天……”（后两句我忘了。最近吴建时来信说后两句和龙有关，大概是：霎时巨龙腾起，全球东风一片。吴还回忆道，当时张鹤慈对他说，不愧是郭沫若的儿子，诗的风格都像。）这首诗被我们评为那次“赛诗会”的最佳作品。
还有一次，1961年三八节，班里决定到颐和园为女同学过节。大家都希望活动搞得新颖些，要玩一次“按图索骥”，让郭世英、蔡恒胜还有我提前几小时去做准备。我们三人到颐和园后山的松林里，开始布置路标。郭世英说，咱们也搞点文的，每个暗藏的路标全得用诗表示。于是我们三人就根据地形的特点，开始挖空心思地凑诗。时间很紧张，必须在同学到来之前把两组几十首“诗标”写出，藏好。也怪了，那天的诗我们是越写越快，越写越顺利，后来简直到了出口成章的地步。三人你一句我一句，真的赶在大伙来之前完成了，当然郭世英写得最多最快。严格讲那些都不是什么诗，充其量只是一些顺口溜罢了。但那次的活动还真的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学们按我们的“诗标”指示，最终找到了藏宝地，“宝藏”是班主任老师送给每位女同学一本“党章讲座”的小册子。时间过去了40多年，有一首我至今还有印象：“快步冲，前有松，松旁有石卧如钟。叩石三声青鸟叫，自有锦囊石缝中。”
郭世英上高中时，还不是团员。不过很快，他在高一的下半学期就入团了。现在年轻人入团，好像不当回事儿，我们那个时代可不一样。在我的眼里，团员都是思想进步，靠近组织，听话守规矩的同学。入团，是一件很光荣，让人羡慕的事。要想入团，从思想到行动都要达到标准才有可能。他高二的时候，成为了我们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可见他在团员中也是表率。那一年团员开始戴团徽，团支书郭世英在颁发团徽时，表情极其庄重严肃。他双手捧着团徽，向走到他面前来领取团徽的每个团员说：“请你宣誓，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团的荣誉！”全体同学，包括在教室后面列席的非团员，都被他的真诚所感动。
我这里说郭世英“听话”，能够跟上形势，并不否认他的独立思考以及对某个特定问题表示的不同见解。他喜欢沉思，看书的过程中，可能是碰到什么难点或产生了疑问，他会把眼睛移开书，或抬头望着天，或向前直视，这个时候，他身旁的一切似乎都不存在。他不拒绝争论，或心平气和，或唇枪舌剑，我都见过。
毛主席提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大约是1964年以后的事，可在一零一中，我们的校领导在1961年就已经对接班人的问题提出了他的“高见”。
那是1961年夏天，校领导把毕业班中的干部子女召集到少年湖畔开会，当然郭世英也在内。校领导在这个特殊的会上，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观点，他说“革命干部子女是革命事业的天然接班人”。那时我们班分成好几个“政治学习小组”，郭世英和张鹤慈、吴立风、熊璐等8个同学是一个小组的。一天，他们在教室外湖边的树荫下，很热烈地讨论校领导的那个观点，引得我和几个别的组同学也过来旁听。张鹤慈一手弯在胸前，另一手抵着下巴笑而不置一词。有同学表示赞同，有同学表示不太理解。郭世英明确表示，他对此观点持有异议。他说，印度电影《流浪者》拉兹的悲剧就在于，他被认为是贼的天然接班人。人是社会的人，自然人承袭的是人的本体而不可能是思想或行为。如果真的有天然接班人，那么资本家的子女就是资本社会的天然接班者。这样的话，社会还能进步吗？郭世英振聋发聩的发言，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1961年我们高考，考场设在“人大附中”，要考三天。高考的第二天，突降暴雨。郭世英把雨衣给了叶蓉青，自己顶着暴雨往“人大附中”跑。不知道是不是淋了雨，当晚郭世英就发高烧。高考最后那天，他中午在中关村蔡恒胜同学家里休息了一会，下午坚持考完最后一科，终于病得爬不起来，被同学送回家。因为生病，他没能参加我们班在高考后的一次班会，但他给班上全体同学来了一封信。那次班会也是在校园的少年湖北畔召开的，我们请王大敏同学（学校广播站的首席播音员）代他读了这封信。郭世英说，他十分怀念同窗三年，朝夕相处的同学，感谢学校和老师对他的培育。信的最后一句我记得很清楚，他说：“请同学们相信，我要做世界上最好的人！”这种很奇特的提法，引起我们激烈的争议。
那时虽然还没有到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程度，但那根弦已经开始拉开。同学们也都试图着，凡事要做阶级分析了。“做世界最好的人”，这种提法没有阶级性，这是大多数同学的看法。少数同学认为这只是郭世英的一种人生愿望，不必上升到不必要的高度去批判。大家争论了半天，让班主任评判，好像他也没说出个子丑寅卯来。今天看来，我以为少数同学的观点也许是对的。高中的3年，他确确实实是一个好学生，按当时的说法，叫作品学兼优。而他本人，从来不想刻意追求什么杰出，但在同学的眼里他确实杰出。我突然想起《离骚》中有这样的两句：“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当初郭沫若给他的几个儿子起名字的时候，一定经过深思熟虑，要给他们以嘉名。你看汉英、世英还有民英，不正是当父亲的希望他的儿子们，要做民族的还有世界的英杰的意思吗？他在追求“自我完美”，“做世界上最好的人”，正是郭世英这一信念最坦荡的表露。
……
再谈，祝好！周伯昆
2004年3月29日
作者系汉语言学家周定一之子。周定一曾在1935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39年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被“（邵）燕祥”视为“恩师”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出生于乡镇地主家庭。曾以医留学日本。中国现代作家、剧作家、中国新诗先行者、历史学家、考古学及甲骨学家。曾任副总理、文化部长、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
永远感谢郭世英
周国平
↓
郭世英：郭沫若的第六个儿子。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郭世英在北京大中学校组织了Ｘ诗社。１９６８年４月１９日早晨，郭世英被非法绑架关押，２２日，被迫害致死。当时年仅２６岁。
没有上完一年级郭世英就离开了北大
当列车到达北京站时，我在站前林立的各个高校的横幅中找到北大，然后跳上了接新生的卡车。到校第一天，就有消息灵通的同学对我说，郭沫若的儿子在我们班。
见到郭世英是在两天后，各班分组讨论系副主任的入学教育报告。那个报告乏味透顶，郭世英并没有听，他来校时正好碰上讨论。郭世英也发言了。他坐在双层床的下铺，微低着头，长发下垂，眼睛凝视着地面某处。他的声音深沉而悦耳，话音很低，有时几乎听不清，仿佛不是在发言，而是在一边思考一边自语。他说的大意是，从高三开始，他对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读了许多书，为此他陷入了苦恼之中，离校休学了。在休学期间，他想明白了问题之所在。马克思主义是有阶级性的，离开了阶级观点，单凭抽象思维，就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
在发言时，他的脸上始终凝集着深思的神情，他的语调诚恳而富于感染力，我心中有一种深深的感动。打动我的与其说是他发言的内容，不如说是由声音、神情、说话方式造成的整个氛围。当时我并不真正理解他的话，在座的还没有人想到要自己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因而对他的问题和苦恼都是隔膜的。然而，正因为如此，我格外鲜明地感觉到，眼前的这个人属于一种我未尝见过的人的类型，其特征是对于思想的认真和诚实，既不愿盲从，也不愿自欺欺人。
后来我知道了世英的大致经历。他中学上的是北京有名的干部子女学校101中学，在学校里，他一直是三好学生、模范共青团员，被誉为高干子弟的表率。同级不同班有两个学生，一个是张东荪的孙子张鹤慈，另一个是将门之子孙经武，因为思想“反动”受批判，而世英扮演的是批判会上主将的角色。但是，到快毕业时，他开始反省自己，进而否定了自己的过去，从此与这两人有了密切来往。离开一零一中后，他进外交学院上学，因为思想问题而不能在这所政治性很强的学校继续读下去，休学一段时间，然后转学到了北大。
进入北大后，世英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精神平静时期。他在入学讨论会上的发言表明，他试图调整自己的方向，尽量与主流思想靠拢。可是，这一努力并不成功。时过不久，他的业已觉醒的思想者本能不再能忍受当时的教育环境，冲突在所难免，内心十分痛苦。从第二学期初开始，张鹤慈和孙经武经常在我们寝室的门口出现了。１９６３年５月，他们三人出事。世英没有上完一年级，就离开了北大。
只要他在学校里，我们几乎形影不离
世英是一个离不开朋友的人，他显然喜欢我，而我又深深地被他吸引。只要他在学校里，我们几乎形影不离。我们住同一寝室，早晨一同漱洗，一同上食堂。去教室上课，往返路上，他骑自行车，我就坐在后座上。我们还常常一同逃课，躲在寝室里看书或闲聊。晚上熄灯后，我们会在盥洗室里逗留一会儿，他压低嗓音向我发表各种感想。
在语文课的一篇作文里，世英写道：“我什么话都对周国平说，不知道这是因为他小，还是因为他能理解人。”其实，所谓“能理解人”也和小有关，因为小，不通世故，心地单纯，又敏于感受，因此在全班同学为求政治上的进步而与世英拉开距离时，我独能对他怀着同情的理解。
不过，真正说来，我是崇拜世英的，这是一个少年对一个富有魅力的青年的情不自禁的崇拜。他比我大三岁，现在想来，当时也只是一个二十岁的大孩子而已，但在那时的我眼里就算一个大人了。他的外表就非常帅，一米七八的个儿，体格匀称结实，一张轮廓分明极具个性的脸，很像一张照片中的青年马雅可夫斯基，经常穿一件中式对襟布褂，风度既朴素又与众不同。当然，更令我折服的是他的精神素质，除了思想上的真诚之外，他又是一个极善良的人，对朋友一片赤忱，热情奔放，并且富有幽默感，顽皮而善于说俏皮话。
我是在最容易崇拜一个人的时候遇见他的，然而，即使在已经度过了大半生的今天，我仍然敢说，他是我今生今世遇见的最具人性魅力的一个人。
我在北大一共生活了六年，其中，上学仅两年，农村“四清”两年，“文革”又两年。在这六年中，我与世英有两段密切的交往，一是大学一年级，另一是“文革”中直到他去世。当我回顾我的北大岁月时，与世英的交往无疑是其中最难忘也最重要的篇章。我完全有理由说，我从这一交往中学到的东西，远比哲学系全部课程所教给我的更多，当然也更本质。对于我来说，在一定的意义上，郭世英就意味着我的大学时代。
他做了我的引路人，我永远感谢郭世英
刚开学不久，世英的床铺上放着一本《牛虻》，我拣来翻看，立刻被吸引住了，半天就读完了它。
“半天就读完了？”他赞赏地说，“嘿，像你这种年纪，拿起一本书，就会忘掉一切！” 我告诉他，这并非事实，我看书时常常会走神，他摇头表示不信。这是我们交往的开始。
从此以后，他从家里带来一批又一批书，堆在床头的桌子上，他看，我也看。对于我来说，一年级上学期成了不折不扣的俄国文学年。
一年级下学期，世英的情绪处于极度不安之中。他用钢笔描画了一幅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肖像，贴在床边墙上。他说自己颓废，并且开始读有颓废色彩的作品，例如安德列耶夫的《红笑》、阿尔志跋馁夫的《沙宁》、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听了他的盛赞，我也读了这些书。他还发现了海明威和雷马克，在他的带动下，我读了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老人与海》和一些中短篇，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凯旋门》等。海明威的语言艺术使我耳目一新，但我那时候还不能真正体会，更喜欢保留了较多传统手法的雷马克。世英的这些书都不像是他父亲收藏的，大约是他自己从旧书店淘来的。
当时有少量西方现代派作品被翻译过来，用内部发行的方式出版，一定级别的干部才有资格买，世英常常带到学校里来，我也蹭读了几本，记得其中有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凯鲁亚克的《在路上》，荒诞派剧本《等待戈多》、《椅子》。爱伦堡也是世英喜欢的作家，他当时已读《人，岁月，生活》，我在若干年后才读到，当时只读了《解冻》。在同一时段，世英还迷上了尼采，不过我在他的案头只看见一本萧赣译的《札拉斯图拉如是说》，因为用的是文言文，我翻了一下，没有读下去。有一回，他拿给我一本内部资料，上面有萨特的文章，建议我读一下，我因此知道了存在主义。在尼采之后，他又醉心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我曾向他借这本书，他没有答应，笑着说：“你也想读？早一点了吧！”如果说一年级上学期是我的俄国文学年，那么，下学期即１９６３年上半年可以说是我的现代思潮年了。
我永远感谢郭世英，在我求知欲最旺盛的时候，他做了我的引路人，把我带到了世界文学宝库的大门前。我从这些伟大作品中感受到了人性的深度和广度，仿佛在我的心中建立了一个秘密家园。有了这个家园，当我面对僵化的课程和环境时，就能够保持一份内在的自由，也保持了一种免疫力。（李 瑛／整理）
摘自《我的心灵自传》/周国平著/长江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
• •
诗歌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