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万维 | 《孙子兵法》成书时间新证

  ·《孙子兵法》成书时间新证·

关万维

作者简介

关万维，深圳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思想史、历史文献学等方面的研究。

【摘要】《孙子兵法》是在吸收《左传》《孙膑兵法》等著作的兵学思想以及战争经验的基础上对古典兵学的一次系统化、理论化升华，堪称中国兵学在春秋战国各种战争经验和军事思想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部集大成之作。春秋时期，“不鼓不成列”等古老的战争法则依然有影响，战争技术相对简单，还支撑不起《孙子兵法》这样一套复杂的战术体系。一部《孙子兵法》，既是兵学之祖(最早)，也是集大成者(最全)，而且不可逾越(最高)，固然是一种美好愿望，但学科发展的规律一般都是由简入繁，不太可能在兵学草创年代出现这样一部理论巨著。《孙子兵法》不仅涵括了战争经验，还完成了经验之外的理论推演，有些理论甚至超越了实战的可能性，使得冷兵器时代的兵学在《孙子兵法》之后失去了成长空间。 

【关键词】孙武；孙膑；《孙子兵法》；银雀山兵书

对孙武和《孙子兵法》的质疑，起于南宋永嘉学派的叶适。几百年来，虽然多种伪书考证的著作里，孙武及《孙子兵法》赫然在列，指出《孙子兵法》种种破绽的文章也不少，但并未能对“春秋末年孙武撰《孙子兵法》”这个观念产生太大影响。叶适认为：“按《左氏》无孙武，他书所有《左氏》不必尽有。然颍考叔、曹刿、烛之武、设诸之流微贱暴用事，《左氏》未尝遗。而武功名章灼如此，乃更阙略；又，同时伍员、宰嚭，一一诠次，乃独不及武耶？……自周之盛至春秋，凡将兵者必与闻国政，未有特将于外者；六国时此制始改。吴虽蛮夷，而孙武为大将，乃不为命卿，而《左氏》无传焉，可乎？”叶适之言既出，后世应者不乏其人，如全祖望认为：“《左氏春秋内外传》纪吴事亦颇详，然绝不一及孙子；即《越绝》诸书，出于汉世，然亦不甚及孙子。故水心疑吴原未尝有此人，而其书其事，皆纵横家之所伪为者，可以补《七略》之遗，破千古之惑。”近人钱穆、齐思和、黄云眉等也提出新的论证。钱穆综合叶适、全祖望、姚鼐、章学诚等人的论述，认为孙武“其人与书，盖皆出后人伪托”，同时又指出，“形名之语，亦起战国中晚。则《孙子》十三篇，洵非春秋时书”。钱穆在推论孙武的身份归属时，提出孙武为孙膑之误，如今是站不住脚了，但他的一些质疑还是能给人以启发的。齐思和认为，先秦文献中“孙吴之兵”是指孙膑、吴起，而非孙武、吴起；《孙子》之言用兵，动辄十万，而春秋之世，战争规模还小，对阵双方出兵数千，已属大战，如僖公二十八年的城濮之战，晋国出兵七百乘，人数也不过二万许；成公二年的鞍之战，晋国出兵八百乘，人数亦不过二万四五千人，因此《孙子》中体现出来的战争规模与春秋时期的实情不合。关于《孙子》的篇数，《史记》称十三篇，而《汉书·艺文志》称八十二篇，其中的蹊跷，叶适已经提出，而黄云眉以为，“然孙武十三篇著于本传，而今书恰为十三篇，显为缘附孙传而作”。历代虽有宋濂、孙星衍等人提出相反意见，以为孙武可信，但并未作论证，仅信从《史记》而已。

当代学者对孙武和《孙子兵法》成书时间提出了新的论证，如1979年，李零认为，《孙子》不仅个别字句晚出，而且整体内容都具有战国特点：《孙子》用“带甲”称士兵、用“主”称国君，都是典型的战国称谓；《孙子》谈运动战术、谈行军、谈作战地形、谈深入敌国等，也明显地反映出战国时期由于车战衰落、步骑兵代兴，对作战地形适应能力增强而出现的以大规模运动战为主的新式战法；《孙子》中“兵以诈立”、“兵以利动”的军事思想与春秋时期的观念相反；《孙子》主张“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而后生”，实质上是利用士兵心理和作战环境关系愚弄、胁迫士兵死战的御兵术，与战国间法家提倡的“刑名法术”极为相似；《孙子》中所反映的用兵旷日持久的情况与《韩非子》相对证，等等。上述多种思想与春秋普遍观念不符，却可以在《荀子》《韩非子》那里得到反证，因此可以肯定这些都是典型的战国思想。1999年，何炳棣在解读《银雀山汉简》之后，撰文强调《孙子》在思想史上的“首席”地位，认为“最重要的史实是孔子开始精研《易》理之时，孙武的军事辩证法体系建立业已二十余年”，虽然他也发现《孙子》中的一些硬伤，却给出这样的解释：“我们不能排除十三篇进呈之后偶或会有增添的词句。”2004年，赵国华著《中国兵学史》主张孙武可信，并采信了《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说法，因此得到孙武更翔实的世系与奔吴原因：避田、鲍四族之乱。2005年，郝进军撰《“孙武”辨》指出，《吕氏春秋·不二篇》中列兵家三人，并无孙武；而《吕氏春秋·尚德篇》却有“孙吴之兵”，由此推论《尚德篇》作者参与了“孙武”故事的编造，司马迁托此立孙武传。 

  一、《孙子兵法》的文本破绽  

日本学者斋藤拙堂指出，既然孙武见吴王而献书，“然作书之时，越国尚小，其兵不应多于吴，今《孙子·虚实篇》云：‘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战哉？’是今《孙子》在越强于吴之后。又《左传》昭公三十三年，吴伐越，为吴越相争之始，而《九战篇》云：‘吴人与越人相恶’，是在吴越相仇后之证”。吴越两国的实力，开始是吴强越弱，直到公元前478年笠泽之战后才发生转变。在“孙武”的年代，正是吴国的鼎盛时期。前贤对《孙子兵法》中的破绽已有较多论述，笔者在这里再补充几处。这些破绽，要么忽略孙武所处时代的时间性，要么忽略孙武所处环境的特殊性，要么带有作者本人所处时代的信息和特征，明确地暴露了《孙子兵法》的真正写作时代。

1.专诸“投之无所往”里的信息

《孙子·九地》云：“投之无所往者，诸刿之勇也。”这句话包含两个重要信息。其一，《孙子兵法》只能撰写于专诸刺吴王僚之后，即公元前515年4月至阖闾三年(前512)之间，这是《孙子兵法》成书时间的最大范围。专诸因刺王僚而闻名，刺王僚之前，专诸不足以与曹刿并称，如果此书为“孙武”所作，那么必定是在专诸刺王僚之后，也就是阖闾即位之后，这是《孙子兵法》成书时间的上限。从《史记》的记载来看，从阖闾三年起，将军孙武开始在阖闾帐下献言，这是《孙子兵法》成书时间的下限。如果孙武入吴在阖闾元年，那么《孙子兵法》的写作时间可能只有几个月。其二，王僚死，专诸也当场被杀，公子光上位。《史记·吴太伯世家》云：“阖庐乃以专诸子为卿。”也就是说，专诸之子此时也在阖闾帐下为卿。孙武作书品评未来的同僚之父，并将专诸与古人并列称“诸刿之勇”，且“投之无所往”，而专诸“投之无所往”的得益者正是阖闾，因此这句话不仅非议了专诸，也非议了阖闾，与“孙武”作为阖闾麾下卿客的身份不符。如果“孙武”果真要投阖闾帐下，他自己就是专诸刺王僚事件的间接当事人之一，岂可如此出言。“诸刿之勇”，究其语气，更像是品鉴古人的姿态。可见，这位作者忽略了自己虚拟的“孙武”身份的时间性，也忽略了“孙武”与这个事件的直接关联。

2.银雀山本《孙子》“苏秦在齐”应为古本《孙子》原貌

银雀山本《孙子》有一些比传世本更合理的文字，因此学界普遍认为，银雀山本更接近古本《孙子》“原貌”。但是，银雀山本《孙子》中不利于证明“孙武撰《孙子兵法》”真实性的内容，却又被认为是后人妄增。如银雀山本《孙子》有“苏秦在齐”一句，有学者认为由此可证《孙子》出自孙武后学之手，也有人认为此数语可能是“后人所增”。在同一文本中，凡合理之处便是“原貌”，凡破绽便是“后人所增”。这样的双重标准，显然不可取。

古籍流传过程中，后人添讹传的情况的确非偶见。为什么“苏秦在齐”一句应当是古本《孙子》原文？传世本《孙子·用间》有语：“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银雀山本《孙子》对应的文字为：“……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师比在陉。燕之兴也，苏秦在齐。唯明主贤……”从《孙子》其他地方的行文特点看，排比句式未见二句而止者，因此银雀山残简的“在夏”、“在殷”、“在陉”、“在齐”四句排比，更符合《孙子》一贯的文体特点。今本排比两个即戛然而止，应是后世整理者或注家发现“苏秦在齐”与“孙子”年代相悖过甚，故而删除。银雀山本《孙子》应为十三篇传本定稿之前的版本，保留了更早的面貌。因此，和前文的“诸刿之勇”一样，“苏秦在齐”是古本《孙子》原貌，不是后人妄增，更可能是撰者忽略“孙武”这个虚拟身份的时间性所致。

3.从“势”字看《孙子》的成书时间

“势”是法家和兵家的重要概念，如《孙子·计篇》云：“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孙子》中“势”出现十多次，并有《势篇》专门论述“势”的运用，如“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势”在《孙子》战术思想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势”为“埶”字派生转出，“势”义晚出。《说文》收“势”字，但段注云：“《说文》无‘势’字，盖古用‘埶’为之。如《礼运》‘在埶者去’是也。”考诸先秦古籍，《诗》《左传》等著作均无“埶”作“势”义的例子，可见当时并无“势”字。《周易》亦无，唯《十翼·象》有一处：“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而《十翼》晚出。《尚书》出现两次，即《商书·仲虺之诰》和《周书·君陈》，均属古文《尚书》。《礼记·礼运》出现一次，《老子》出现一次。《墨子》的情况复杂一些：“势”字，《兼爱中》出现一次；“埶”字，《鲁问》出现两次，为“势”义；“執”字，《经说下》《大取》各出现一次，但均被注家训为“埶”，即“势”。《孟子》出现五次，《庄子》出现十一次，均在外、杂篇。《商君书》出现超过三十次，《战国策》出现超过六十次。

战国早期著作既无“埶”字，亦无“势”字。《左传》虽然很多时候都在谈军政，但从未涉及“势”这个概念。从《礼运》开始，“埶”出现，并逐渐成为一个重要概念。“埶”在《礼运》中训作“势”，表示势位、地位，应该是“势”这个字义最早的形态。《礼记》成书时间比较长，但最早不过战国中期的子思学派。从思想史发展规律看，“势”是法家、兵家成熟之后出现的重要概念；从“势”字的使用情形看，《孙子》成书上限不早于战国中期。

4.《孙子》应出自军事理论家之手而非职业军人之手

《孙子》通篇充满着华丽的修辞，不仅包含丰富的军政思想，还能用铺张的排比、新奇的想象力、雅致的修辞来表达这些思想。而《孙子》的有些思想，未必能对行军制敌、排兵布阵有实际性的指导，字里行间充满着对战争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想象。比如《形篇》云：“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又如《军争篇》云：“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再如《势篇》云：“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复生，四时是也。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张弩，节如发机。”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从甲骨文的一个单句开始，到金文初具篇章雏形，汉语文体有一个逐步发展与成熟的过程。在西周，刻字作文固然是件繁难之事。到春秋时期，职业史官的书写依然还是“烂断朝报”，非常简略。《左传·襄公十四年》云：“史为书，瞽为诗，工颂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可见在春秋时期，“书”的生产来源于史官，而士人阶层则是言传身教。史官作“书”，地位不高，百工之一而已。毕生传播礼乐文化的孔子，也未曾著书立说，这不是孔子个人志趣取向所致，而是时代文化风尚使然。

《孙子兵法》通篇文辞优美，时而凝练，时而铺张，游刃有余，文字技巧丰富多样，文体由大量排比句式组成，与春秋末年的文风很不相符。可以说《孙子》不仅是一部兵法集成之作，也是一部文体范本。在那个将军崇尚建功立业的时代，在“史为书、士传言”的时代，文体、语言如此成熟的著作横空出世，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孙子》应是出自战国末年的军事理论家之手而非春秋后期的职业军人之手。

5.《孙子》全书有编辑整合的痕迹

《孙子》各篇篇名与内容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非常紧密，各篇章之内，内容复杂多元。比如《计篇》，开始是对战争的宏观把握，后面却是一些战术细节。而《作战篇》中却着力计算战争成本，所谓“兵贵胜而不贵久”，更像是“计”的内容。《谋攻篇》首先反思战争，对战争发出感慨，“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而后开始谈战局评估办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形篇》虽短，也可见诸如“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这样的迂阔之论，且这个论断与前面“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式的机会主义思想完全相反。《势篇》先论治众寡，再论虚实奇正，后论势，涉及战术时也颇多宏阔无用之论。《虚实篇》论劳逸、论知众寡，又论兵形如水形这些也许放在《形篇》更合适的内容。《军争篇》广论两军对垒之计，也间杂着行军以及兵以诈立等问题，但算是《孙子》中相对单纯的篇章。《九变篇》先把对待不同地形与处境的视为九变，再论“杂以利害”，也算是“变”，后论“将有五危”，则与“变”无关了。《行军篇》既论行军，也论宜以敌方不同的情形来判断敌人意图的方法，更应属于《军争篇》的内容——此篇应是《孙子》诸多战术中可操作性较高的。《地形篇》先论地形，后杂论治军、知敌我、知天地。《九地篇》继续论地形，也是先论地形，再论不同地形中的各种对策，中间虽然亦有宏阔之论，但最终回到地理问题。《火攻篇》先论火攻，后论“胜而修其功”，属于《计篇》的内容。《用间篇》比较简短，讲信息在战争中的重要性，这是《孙子》十三篇中唯一的“专论”。

由此可见，《孙子》各篇篇名和内容的关系不是非常紧密，即使是同一个篇名之下的内容也是芜杂多元的，有明显的编辑整合的痕迹，甚至有自相矛盾之处，并未表现出一以贯之的通盘思考。因此，即使是这传世的十三篇，也应是经多人之手而成，而非一人一时之作。

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

  二、从《左传》与《史记》看孙武  

历代学者对《孙子》的质疑，重要依据之一是《左传》不见任何有关孙武的记载，而主张孙武可信者的依据则在于《史记》的有关记载。《左传》与《史记》哪个更为可信？考察《左传》中阖闾时代人物活动的同时，对照孙武在《史记》中的存在形态，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个问题上《左传》和《史记》史料的不同分量。

1.《左传》中伍子胥的事迹在《史记》成为孙武的事迹

《史记·吴太伯世家》中孙武为数不多的具体言行，却与《左传》发生明显的抵牾。如阖闾三年(前512)，吴二公子奔楚之后，吴王阖闾的反应，《左传》和《史记》的记录有较大的出入，《左传·昭公三十年》记载：

吴子使徐人执掩余，使锺吾人执烛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监马尹大心逆吴公子，使居养，莠尹然、左司马沈尹戌城之，取于城父与胡田以与之，将以害吴也。……吴子怒。冬，十二月，吴子执锺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灭徐。徐子章禹断其发，携其夫人，以逆吴子。吴子唁而送之，使其迩臣从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帅师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处之。吴子问于伍员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恶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将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对曰：“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若为三师以肄焉，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阖庐从之，楚于是乎始病。

同年，在《史记·吴太伯世家》中却是这样的情景：“三年，吴王阖庐与子胥、伯嚭将兵伐楚，拔舒，杀吴亡将二公子。光谋欲入郢，将军孙武曰：‘民劳，未可，待之。’”《史记·伍子胥列传》中的文字与此类似：“阖庐立三年，乃兴师与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擒故吴反二将军。因欲至郢，将军孙武曰：‘民劳，未可，且待之。’乃归。”这两条材料中对于奔楚二公子命运的记述也不一样：前称杀，后曰擒。更重要的是，《左传》的记述来龙去脉、前因后果都颇为详尽、合理，《史记》的记述与《左传》所记史实有抵牾。《左传》中阖闾与伍子胥的对话，内容是吴国在二公子叛逃后对楚国做出的战略判断，伍子胥提出“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的策略。次年，“秋，吴人侵楚，伐夷，侵潜、六，楚沈尹戌帅师救潜，吴师还。……吴师围弦，左司马戌、右司马稽帅师救弦，及豫章，吴师还。始用子胥之谋也”。从阖闾三年十二月伍子胥提出制楚之策，到阖闾四年秋开始实施，从多处侵扰楚国，时间紧凑，来龙去脉清楚。阖闾三年十二月，没有时间也没有历史背景来让孙武提出“民劳，待之”这样的劝退之言。

《史记》把伍子胥和阖闾的对话嫁接给孙武；《左传》中阖闾三年冬伍子胥提出制楚之策，阖闾四年秋才开始实施，《史记》在阖闾三年冬加塞了“欲入郢”之事，明显与彼时吴楚关系不符。孰可信孰不可信，也就不难判断了。对此，《史记》司马贞索隐也明确指出：“《左传》此年有子胥对耳，无孙武事也。”

2.《史记》中的孙武：伍子胥的影子

《史记》中有关孙武的记载主要在三处：一是《吴太伯世家》，二是《伍子胥列传》，三是《孙武吴起列传》。其中《吴太伯世家》和《伍子胥列传》的内容基本相同，而孙武本传的主要内容有三条：其一，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其二，“兵法试以妇人”，司马迁用四百余字颇为详细地描写了这个富有“小说家言”色彩的故事，占了孙武传超过百分之九十的篇幅；其三，孙武的贡献：“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史记·孙武吴起列传》暴露出几个疑点。第一，阖闾观“十三篇”之后，提出“兵法试以妇人”，这与《孙子兵法》的内容相悖。《孙子兵法》并没有讲到如何练兵，更多的是军政权谋，阖闾何故考核这位应聘者书中没有的项目？第二，关于一个著名将军的武功，却以寥寥20字一笔带过，没有一个具体的战例、具体的事迹。为何“兵法试以妇人”这样的小事尚且如此清楚，大事却语焉不详？这样的史学记述是不可信的。第三，银雀山《孙子》佚篇的出土揭示了司马迁史料的来源，银雀山出土了未见于传世本的《见吴王》一篇，详细记载了“兵法试以妇人”之事，文字虽有出入，但细节大致相同。因此可以推断，《史记》孙武史料的主要来源可能就是古本《孙子兵法》。

“孙武”在《吴太伯世家》和《伍子胥列传》中又是什么样的状况呢？《吴太伯世家》与《伍子胥列传》中使用了两个事例：其一，“民劳，未可，且待之”；其二，“九年，吴王阖庐谓子胥、孙武曰：‘始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而《伍子胥列传》另见一条：“后二岁，阖庐使太子夫差将兵伐楚，取番。楚惧吴复大来，乃去郢，徙于鄀。当是时，吴以伍子胥、孙武之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这三条材料中，第一条前文已经证明是将《左传》伍子胥事转变成孙武事。后两条，孙武均尾随伍子胥，如同伍子胥的影子。即使是在《越绝书》中，孙武仅有的登场，依旧在尾随伍子胥：“阖庐用之伐楚，令子胥、孙武与嚭将师入郢，有大功。”值得注意的是，《史记·伍子胥列传》共3890字，孙武传仅约520字，就是附在孙武传后面的孙膑传都多达850字。作为伍子胥的同僚、同代人，《史记》的孙武事迹虽曰“有”，却是这样一种奇怪的状态。与伍子胥和孙膑的传文相比，孙武传文的史料价值要低得多。

不仅《左传》记吴事极详，《史记》记吴事亦极详。阖闾三年至夫差二十三年越灭吴，《史记》所记吴越战事十余条。这些战事的主将是谁都很清楚，唯独不见孙武出任任何一次战争主将的记录。

3.从“臣义而行不待命”、“君令不入军门”到“君命有所不受”

《左传·定公四年》记载，蔡、吴、唐三国伐楚，楚败，阖闾的弟弟夫概王主张进军，阖闾不许。夫概王曰：“所谓‘臣义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谓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遂违抗阖闾的意志，擅自进军，大败楚军。《孙子·九变篇》有“君命有所不受”之策。从“臣义而行不待命”到“君命有所不受”，战术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虽然主体从“臣”变为“君”，也从“不待命”强化为“有所不受”，但从夫概王的表现看，他直接违背君命，也就是不受君命，因此二者表述的是同一军事思想。若此时《孙子》已成书，当时对这一思想的表述应该是“君命有所不受”。可见，此时只有“臣义而行不待命”而无“君命有所不受”。

《孙膑》也有类似的思想。《孙膑·将德》云：“君令不入军门，将军之恒也。”从“臣义而行不待命”，到“君令不入军门”，再到“君命有所不受”，体现出这一思想发展过程各阶段的表述。从表述形式看，“臣义而行不待命”比较温和朴素，只是“不待命”，而“君命有所不受”则更具主动性，把“不受君命”的思想发展得更成熟，有更明确的战术意图，孰先孰后比较明了。因此，《孙子》的“君命有所不受”当晚于《左传》的“臣义而行不待命”，也晚于《孙膑》的“君令不如军门”。“君命有所不受”、“君令不入军门”和“臣义而行不待命”是同一思想在不同时代的理论形态。“君命有所不受”出现之后，成为这一思想的最佳表达，完成了这一思想的理论定型，沿用至今。

4.从《左传》兵学思想淳朴到《孙子》兵学思想成熟

《孙子》除了有很多与《孙膑》非常接近的军事思想，也有来自《左传》等文献的军事思想。如《左传·宣公十二年》云：“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取乱侮亡，兼弱也。”《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云：“《军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敌。’”《孙子·谋攻篇》云：“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为縻军。”此讲审时度势的进退；《左传·昭公二十一年》云：“《军志》有之：‘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孙子·军争篇》云：“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二者战术思想略同，但是理论形态显然处于发展的不同阶段。从《左传》中出现的这些兵学理论，大致可以看出春秋时期兵学理论尚且浑朴，而类似的思想在《孙子》中的表述明显更为成熟。日本学者武内义雄曾指出《战国策》中孙膑战例与《孙子》理论相似，综合来看，《孙子》不仅吸收了《左传》，也吸收了《战国策》的兵学思想和《孙膑》的兵学理论。只不过是在“春秋末年孙武撰《孙子》”这一前提下，这种因承关系、先后关系被颠倒了。显然，《左传》的兵学思想与《孙子》的兵学思想属于两个不同的时代，《孙子》概念体系之复杂、兵学理论之完备、表述之成熟、文辞之华丽，与《左传》中呈现出来的春秋时期军事思想之淳朴极不相然。《左传》的兵学思想呈现出一种萌芽时期的质朴，《孙子》体现的是战国后期的丰富经验与理论演绎，是中国兵学思想史成熟时期的作品。

洪亮吉《春秋左传诂》

5.孙武其他史料的情形

《吴越春秋》见孙武者凡十余处，有事迹的材料全部与伍子胥同时出现，这一点与《史记》的记载一样。孙武不仅在《史记》中是伍子胥的影子将军，在《越绝书》《吴越春秋》中同样是伍子胥的影子将军。有人对《左传》不见孙武事迹做这般解释：因为孙武是门客，所以不见于史。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左传》中门客并不少见，孙膑也是门客幕僚而非主将身份。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云：“田完字敬仲，四世孙桓子无宇，无宇二子：恒、书。书字子占，齐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生凭，字起宗，齐卿。凭生武，字长卿，以田、鲍四族谋为乱，奔吴，为将军。三子：驰、明、敌。”《新唐书》撰写的时间与阖闾之世相去1500年以上，这些司马迁都未尝得见的材料从何而来？齐人奔吴，《史记》有数例，独无孙武奔吴。如齐景公三年，“庆封已杀崔杼，益骄……田、鲍、高、栾氏相与谋庆氏。……庆封还，不得入，奔鲁。齐人让鲁，封奔吴”。《史记》的记载非常清楚，庆封擅权，田、鲍等人围攻庆封，庆封先奔鲁后奔齐，到《新唐书》里却变成孙武的事迹。庆封奔齐变成孙武奔齐，就像把阖闾与伍子胥的对话变成与孙武的对话一样，是显而易见的偷梁换柱。

孙武活动的年代，大致相当于齐景公的中后期。齐景公颇有抱负，常有重现桓公当年气象之志。齐国国内有晏婴为相，外有用兵，如景公二十二年伐徐、二十八年攻莒、四十五年攻鲁、五十四年齐卫攻晋、五十七年齐伐晋等，虽然没有吴楚战争、吴越战争那么引人注目，但齐景公的政治抱负由此可见一斑。国有名相，正缺名将，这对一个军事天才而言，无疑是极其难得的机遇与舞台。孙武舍近求远，不合情理。从《左传》之无，到《史记》之有，再到《新唐书》之详，孙武的故事越往后越翔实，好事者辈出。

三、银雀山兵书的参证价值

1972年，银雀山汉墓同时出土了《孙膑》和《孙子》两部兵法，有学者以为《孙子》时代和作者问题可以尘埃落定了。银雀山兵书的研究一时如过江之鲫，不但有人肯定了孙武的真实性，还有人分析孙膑是如何发展了孙武兵学等。李零对银雀山兵书被过度解读的现象提出质疑，认为《孙子》不仅个别字句晚出，而且整部书的思想内容具有浓厚的战国色彩，银雀山兵书并不能终结这一学术史公案。银雀山兵书能够说明的问题有三点：其一，传世本《孙子兵法》确非孙膑所撰；其二，孙子并非孙膑讹传而成；其三，在汉代之前存在两部《孙子》。至于春秋末年是否有孙武其人，他是否系《孙子兵法》撰者，银雀山兵书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相反，银雀山本《孙子》让我们看到了《孙子》流传过程的形态，也看到了《史记》孙武传的材料来源，这些材料对孙武的真实性提供了很好的反证素材。遗憾的是，这些材料都是在肯定孙武真实性的背景下解读的，基本被曲解，其独特的史料价值也因此被磨灭了。

银雀山兵书的出土，让我们看到《孙膑兵法》另有其书。虽然整理出来的《孙膑兵法》不完整，存在各种争议，但作为战国中后期的兵学著作，《孙膑》为中国兵学的发展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证。例如军事思想是如何从战争中产生的，真正的军事家是如何思考的，战国中后期中国兵法是怎样一种理论形态，等等。这为《孙子》辨伪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参照。

由于《孙膑兵法》文本本身也存在某些疑点，因此我们有必要先梳理一下《孙膑》的文本问题。文物出版社曾两次整理出版《孙膑兵法》竹简，两个版本在文本选择时出现较大的分歧。银雀山《孙膑》文献图册第一次出版系1975年由文物出版社以线装本发行，次年发行纯文本平装本。1975年版《孙膑兵法》全书分上、下两编，每编15篇，总共30篇，张震泽校订的新编诸子集成本《孙膑兵法校理》即以此本为底本。1985年9月，文物出版社以精装本画册出版银雀山汉墓竹简时，《孙膑兵法》篇目发生重大变化：1975年版下编的15篇被排除在外，新《孙膑兵法》包括原上编的15篇和新增的《五教法》共16篇。下编原来的其他篇目与另外一些散佚兵政书一道置于精装本《银雀山汉墓竹简》(第二辑)的“论政论兵之类”中出版。被剔除的下编15篇有共同之处，一是没有对话情景(除去《十问》)，二是没有标明“孙子曰”，而《五教法》被增补进来的主要原因就是卷首的“□子曰”后来被确定为“孙子曰”。

其实，1975年版《孙膑》的上、下编之间有明显的关联，比如上编《擒庞涓》有“示之疑”、“示之不智事”、“示之寡”，下编《十问》有“示之惧”、“示之不能”，都是典型的孙膑之诈；上编有《八阵》，下编也有个《十阵》，都是论兵阵之法，但关注点不太一样。不过下编《十阵》中所涉及的“锥行之阵”、“雁行之阵”，可以在上编其他篇章中找到关联，比如《威王问》中有“锥行”、“雁行”，《官一》中有“摆以锥行”、“摆以雁行”等。由此可见，上、下编之间的关联性是很难忽略的。也就是说，1985年版《孙膑兵法》的取舍标准主要基于文本是否明确有“孙子曰”字样，而1975年版则基于这些文章的关联性。

我们接着梳理《孙膑》的真伪问题。有文章认为，《孙膑兵法》全部都是伪作 ，所提出的依据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认为《孙膑》整体成书于汉初，恐怕失之草率。不管是1975年版还是1985年版的《孙膑兵法》，的确都有一些晚出的文字，但《孙膑》前4篇，即《擒庞涓》《见威王》《威王问》和《陈忌问垒》，有较为具体的事件和对话情景，内容也比较扎实。尤其是《擒庞涓》《陈忌问垒》两章，记录了孙膑参与的齐魏两次大战——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其中孙膑作战的具体步骤和战术思想以及多个战争细节，为传世史料所无，亦绝非一般人所能杜撰。因此，这几篇的可信度是非常高的，应是齐国史家或孙膑门人等孙膑较为亲近的人所传述或记录。4篇以外的其他篇章，上编主要是审时度势的实战应对之策，而下编则有比较丰富的战术概念和相对系统的理论。虽然其中有一些华而不实的理论，也参杂了一些晚出的文字，但这批竹简的核心文献与孙膑存在关系，应是无可置疑的。基于这个认识，《孙膑兵法》作为《孙子》的参证文献有不可取代的价值。

再来看两部兵法的关联性。郑良树对《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之间或明或暗的联系，列举了十几条例文，并因此提出孙膑与孙武在兵学上存在“家学渊源”，得出孙膑读过《孙子》并受其影响的结论。比较《孙子》与《孙膑》的文本，确实不难看到二者之间互有因承关系。就像1975年版《孙膑》上、下编之间有亲近性一样，《孙膑》与《孙子》之间的亲近性也是较为明显的。但是，到底是《孙膑》影响了《孙子》，还是《孙子》影响了《孙膑》，要想更准确地理解这个问题，需要抛开成见。

1.“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在二书中的情景分析

两部书出现了三次“攻其不备，出其不意”之谋。其中，《孙膑·威王问》出现了两次：

田忌曰：“敌众且武，必战，有道乎？”孙子曰：“有。埤垒广志，严正辑众，避而骄之，引而劳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必以为久。”

威王曰：“以一击十，有道乎？”孙子曰：“有。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这两次“出其不意”的战术思维，都是在以弱击强、以少击多的情况下的应用，战术设计很有针对性，战术思想的来源有相应的事实依据。如果敌人多且强，又必须迎战，有办法吗？有。加厚城墙，开阔思路，严整队伍，避敌锋芒，养敌娇气，调动敌人以耗其精力，然后乘敌不备用兵。可见，《孙膑》关于“攻其不备”之策的论述，层层推进，思路清晰，逻辑严密。

再看“攻其不备”在《孙子》中的形态。《孙子·计篇》云：“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不备，出其不意。” 战术当来源于战争中审时度势的应对与权变，反观《孙子》“攻其不备”一句明显有拼凑的痕迹。《孙子》罗列了多种计策，这些计策之间没有明确的战术意图和应用前提，无因却有果。如果要探寻《孙子》这一系列战术集锦的来源，还可以在《孙膑》中找到，如《孙膑·威王问》中的“避而骄之，引而劳之”，《擒庞涓》中的“怒其气”、“示之寡”，等等。《孙子》将《孙膑》中的这些战术拼凑成一串彼此之间没有明确逻辑关系的战术集锦。虽然这些谋略看上去更丰富了，但彼此之间没有关联，甚至是相互矛盾的，缺乏相应的战术前提、战术意图，有明显的改编、扩展、拼凑的痕迹。尤其是《孙膑》的“引而劳之”，意图非常具体，即通过引诱、调动敌人无谓奔忙行军来拖垮对手。《孙子》作“佚而劳之”，显然不知“引而劳之”的战术含义，更可能只是为了“劳”与“逸(佚)”在修辞上的对仗工整，暴露了《孙子》作者对《孙膑》的囫囵吞枣和对实战的无知。

《孙膑》中的这些战术计策都有各自的应对前提，战术理论与需要应对的战争局面之间存在严密的逻辑关系，思路非常清晰。而《孙子》的战术集锦则多是无源之水，虽然暗含《孙膑》应对各种战时局面的具体办法，但拼在一起则显得杂乱无章，有的甚至歪曲了《孙膑》的原意。因此，不可能是孙膑应用了《孙子》，而是《孙子》摘抄、拼接了《孙膑》的战术思想。

2.从《擒庞涓》战例看《孙膑》《孙子》先后关系之不可逆

《孙子·军争篇》云：“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这句话暗含对《孙膑·擒庞涓》中战争的总结。与庞涓一战，孙膑计谋的原理主要有两个：一是遣轻车西驰直逼魏国都城大梁城郊，以激怒庞涓；二是通过分兵给庞涓造成齐军兵力分散、兵力单薄的假象，引诱庞涓深入。而庞涓急于求成，“弃其辎重，兼趣舍而至”。在这个案例中，孙膑诱敌深入，故“怒其气”，又“示之寡”，但他不能确定庞涓一定会“弃其辎重”，即使庞涓带着辎重前进也好，“委军而争利”也好，只要他不退兵，即可达到孙膑的目的。庞涓以何种方式进兵是孙膑无法确定的，“委军而争利”的情形是庞涓在战争中的随机选择，有一定偶然性。也就是说，“委军而争利”不在孙膑的设计范围中，而是庞涓在该战争中所犯的战术错误。在孙膑之前，从《左传》至《战国策》等，未见有“委军争利”的战例，因此《孙子·军争篇》这一点战术经验，很可能来自孙膑的战例。“辎重捐”是战庞涓所产生的战术教训，是敌军临阵的随机决策，不是军事理论家所能设想的。简单地说，可以引诱对手进入陷阱，但无法决定对手以何种状态进入陷阱。

因此，从《孙子·军争篇》中“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与《孙膑·擒庞涓》中“弃其辎重，兼趣舍而至”的关系看，前者的理论明显来源于后者的经验，《孙膑》的战争经验与《孙子》的理论总结之间的这种先后关系是不可逆的。

3.从“委积”一词看《孙膑·见威王》与《孙子》成书次序

《孙膑·见威王》云：“故城小而守固者，有委也……夫守而无委，战而无义，天下无能以固且强者。”《孙子·军争篇》云：“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委”或“委积”，是积蓄粮草的方式或单位。《逸周书·大聚》云：“舍有委”，陈逢衡注云：“委积者，廪人、仓人计九谷之数足国用……少曰委，多曰积。”云梦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仓律》云：“万石一积而比黎之为户……栎阳二万石一积，咸阳十万一积。”可见委、积应是粮食的单位，引申为粮食储量的代名词。

《孙膑》与《孙子》均出现了这个大致等于粮储的词：《孙膑》有两处，均作“委”；《孙子》有一处，作“委积”。《左传》描写军事的篇章极多，委字也多见，唯独未见“委”作为粮食储备概念的“委积”之义。因此，此义在春秋末年甚至战国早期尚未形成。从委、委积的使用方法看，《孙膑》作单字“委”，而《孙子》“委积”连用。据此，《孙子》必晚于《左传》，也当晚于《孙膑·见威王》。

4.《孙膑》未见引述《孙子》痕迹

先秦文凡引述前人语，皆有称某曰、某云，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引兵书亦然。如《左传》多次引用《军志》，均明确作“《军志》曰”或“《军志》有之”等。1975年版《孙膑》下编中也有引兵书的案例，如《五度九夺》：“故《兵》曰：‘积弗如，勿与持久。’”又如《客主人分》残简云：“《兵》曰：‘主人逆客于境……’”由此可见，《孙膑》一书是有引用古兵书记录的，引用时均明具出处。若孙膑手执祖先兵书，频加使用而不置一词，是难以理解的，这样的“家学渊源”是不可想象的。这位孙武，不仅《左传》只字未提，就连《孙膑》也从未提起。若曾存在这样一位显赫先哲，传世如此皇皇巨著，后辈同行著书，宁提他人而不提祖先，实不成理。因此，只有一种情况：《孙膑》不引，是因为不存在这样的家学。

必须要提到的是，银雀山兵书有残简云：“明之吴越，言之于齐，曰知孙氏之道者，必合于天地。孙氏者……”整理者将此简归入《孙膑·陈忌问垒》。但这明显与《陈忌问垒》其他对话的语境大为不同，《孙膑》称其祖孙武为“孙氏”亦不合人情。因此，此语当不属于《孙膑》此篇。

5.简论两部兵法的关系

我们可以看1975年版《孙膑》与《孙子》的异同。从内容结构上看，《孙膑》的篇章与内容之间关系紧密，而《孙子》篇名与内容有一定出入，部分行文有拼凑痕迹，各种格言穿插其中。《孙膑》专注于论兵，思路相对单纯清晰，各篇章内容系统，逻辑性强，战术的针对性极强，虽然也有一些华而不实的内容。《孙子》虽然按战略、战术立篇章，但各章之间内容多有混窜，有明显的编辑合成痕迹，过于理论化或缺乏实际意义的论断也并不少见。从理论层次上看，《孙膑》上编内容主要是战争中具体的战术应对技术，《孙膑》下编一方面发展上编的战术思想，另一方面开始构建战术概念和理论体系；而《孙子》的内容，具体的战术应对已经很少，更多的是战争观、战略思想乃至军政体系的构建，《孙子》从政治的视角、经济的支持等方面解读战争，已经不是一部单纯的兵书，而是一部以兵学为核心的有着比较成型的军政世界观的著作，这也是后世津津乐道《孙子》的主要原因之一。《孙子》的理论视野有较大提升，所吸收的军事思想非常丰富，整体比《孙膑》更具思想性和理论性。加上虚构出自一个杰出将领的特殊背景，《孙子》在古代兵书传世优胜劣汰的竞争中击败《孙膑》，得到了优先传世的机会，并在关键性修订中逐步完善，尤其是在如曹操这样的大军事家注释之后，形成更牢靠的传播体系。

从1975年版《孙膑》上、下编和《孙子》三者之间，呈现出战国中后期中国兵学发展循序渐进的演化轨迹。再追溯散见于《左传》的兵学思想，大致可以看到这几百年间中国兵学发展的基本形态：从《左传》的简约经验，到《孙膑》展示了兵法思想如何在军事家作战的过程中产生以及他的理论如何被进一步推演，再到《孙子》构建出一个相对完备的军政思想体系。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壹）》

  结　论  

孙武，“兵学之祖”，《左传》不见一字；《史记》虽有，却疑点重重。而《孙子兵法》也呈现出至少是战国后期成书的特点。银雀山兵书的出土，为《孙子》辨伪提供了重要文献的参照。在《孙膑》与《孙子》的比较中可以发现，《孙膑》有多篇体现他兵学思想主要来自实情的应对，战术观点与需要应对的事实形成严密的逻辑关系，而《孙子》的论述则明显是拢聚《孙膑》书中应对各种情形时的战术集锦，在《孙子·军争篇》的“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一语中，可以看到暗藏着的对《孙膑·擒庞涓》战例的总结。此外，《孙子》还是一部优秀的文体创作范本，很多文字并无战术价值，因此《孙子》应是出自军事理论家之手而非将军之手。

不管春秋末年是否有孙武其人，他都不可能是《孙子兵法》的作者。还必须指出的是，《孙子》有明显的伪托意图。如果说1975年版《孙膑》上、下编之间可以看到一些前贤与后学之间的关系，那么《孙子》文本的理论层次则相对单一。虽然银雀山本《孙子》逸篇的情况复杂一些，但也看不到前贤与后学的关系，因此《孙子》不太可能是“孙子后学”所作，而更可能是一次意图明确的伪托。虽是伪托，但《孙子兵法》在吸收《左传》《孙膑》等著作兵学思想以及战例的基础上，完成了对古典兵学系统化、理论化的升华，堪称中国兵学在春秋战国各种战争经验、军事思想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部集大成之作。它不仅完成了兵学理论体系化的构建，还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军政世界观。《孙子》构建起丰富的术语体系，有来自他人的战争实践，也有一些内容只是理论推衍，未必能在实战中得到实践。这种情况在《孙膑》下编中也存在。将这样一部文字技巧纯熟、思想体系完备、融合了用兵与治国思想的成熟著作，放到春秋末年这种士大夫追求建功立业、史官实录成文的时代，是难以想象的。不论《孙子》作者为他们的著作虚构出来的为名将所著的事实给《孙子》的流传带来多少便利，《孙子》经过历代大家的编辑注释和公共领域的传播，已然成长为中国兵学的代表性著作，成为中国古代兵学体系的核心。这是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孙子兵法》作者归属于何处，不能对这一事实产生任何影响。

兵学是典型的技术流理论，对战争经验非常依赖。春秋时期，“不鼓不成列”等古老的战争法则依然有影响，战争技术相对简单，还支撑不起《孙子兵法》这样一套复杂的战术体系。一部《孙子兵法》，既是兵学之祖(最早)，也是集大成者(最全)，而且不可逾越(最高)，固然是一种美好愿望，但学科发展的规律一般都是由简入繁，不太可能在兵学草创年代横空出世这样一部理论巨著。《孙子兵法》是春秋战国时期军事思想长期积累后的一次总结，不仅涵括了战争经验，还完成了经验之外的理论推演，有些理论面甚至超越了实战的可能性，使得冷兵器时代的兵学在《孙子兵法》之后失去了成长空间。

（原文刊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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