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天｜顺着历史的延长线，与他们一起瞻望未来
中国劳动法学杂考（七—十二）
文 / 阎 天
（北京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
我对中国劳动法学早期史的研究，始于考订任扶善老师的生平和著述。由此触及任老提到的学人，如程海峰、袁方、余长河、陈达；还有与任老相关的学人，如悦光昭、关怀。从这些学人出发，我试图还原早期史的全貌。根据1980年代编定的《中国法学图书目录》《民国时期总书目·法律》和《中文法学和法律图书目录（1912-1949）》，辅以国家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的馆藏，加上“孔夫子旧书网”的线索，大致可以列出书目；“中国知网”和“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提供了20世纪以来的文章；各学科学者完成的回忆、访谈、研究和整理工作给我带来很大便利。要感谢的师友很多，已经在做名册了。因为这件工作，误了好些事，恳请大家海涵。
我的研究以学人小传的方式积累和发布，大概已经完成一半。也许能够积累到质变的时候，讲一个故事，理一条线索，悟一番道理。研究目的不是证明“咱的祖上也阔过”——实则也不怎么阔，而是与前辈共同思考，理解他们的学术和人生。顺着历史的延长线，与他们一起瞻望未来。
学术即人生。这是一场漫长的告别。去冬大疫，遍地哀歌。任老走了，王益英老师走了，我的姥姥也走了。姥姥是我的至亲长辈，后来我当了老师，又和姥姥成为同行。这件工作是为学术慎终追远，也是安放思念与悲伤。
（各种民国法律书目书影）
宗教救国的劳动法学人罗运炎
——中国劳动法学杂考之七
· 壹 ·
罗运炎，江西九江人，1889年出生。7岁丧母，8岁丧父，寄居于自小订婚的亲家处，饱受役使。10岁入火柴厂当学徒，“不过变相童工罢了”。因为体弱不堪，又有心进学，罗运炎在12岁时入读美以美会（后为卫理公会）举办的同文书院。在校8年，先读完中学，又读两年大学，第一年费用靠出卖父亲留下的典屋筹集，之后则获得美国教会组织资助，并从事抄写、翻译及各种杂役以贴补生活。同文书院由教士主导，劝信为先，且重视英文远过于中文。因为学业优秀，罗运炎在读时即去多所小学兼教英文，将所得积存起来用于留学。
1909年夏，不满20岁的罗运炎借得川资，剪去辫发，登船放洋，经日本、檀香山，至旧金山登陆美国，入读鲍德温大学，并寄宿于德国华莱士学院。两所学校系出同源，后合并为鲍德温-华莱士学院，是美以美会商人所办，免收学费和宿费。1911年，罗运炎以优异成绩毕业，获学士学位，赴雪城大学深造，主修经济、社会，副修法律、政治，毕业论文为《孔子社会哲学》。1912年获硕士学位，1914年获博士学位。罗运炎本想续修法律，且认为“欧洲大陆法律精神比较的适于中国社会”，所以先去密歇根大学暑期学校补习法律，准备赴德国攻读。不料一战爆发，罗运炎只得回国。
罗运炎撰有《半生回顾》（单行本名《一个苦儿的奋斗》），以上事迹均为其自述。他少年磨难，同情劳工；求学多获教会感召、扶持，立下宗教救国的志愿；在政经法社诸学科间穿梭，视野开阔，融会贯通，且有相当的法律基础。有这样的早年经历，罗运炎回国后栖身教会，倡导以法律解决劳工问题，也就不足为怪了。
山东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张哲同学，在其硕士论文中考证了罗运炎归国后的经历。罗运炎先回母校任教，1920年赴上海，主持基督教报刊，创办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成为一名宗教社会活动家。他力倡禁毒，关心妇女儿童事业。1933年起，罗运炎任立法委员，次年与史尚宽等一道获任立法院劳工法委员会委员，任内曾经调查全国工厂劳工状况，这是他撰写劳动法专书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前夕，罗运炎等立法委员在上海起义，脱离国民党。此后事迹不详。
· 贰 ·
罗运炎的劳动法著述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1931年前的若干文章，收在《罗运炎文集卷一》；二是193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专著《中国劳工立法》。《中国劳工立法》正文共8章，分述童工、女工、工时、工资等8个劳工问题，不设总论。各章均先分析原理，再介绍外国法，然后描述中国社会状况，最后概述现行法。他对法律问题本身的讨论不深入，理论思考不多见；全书时评式的文字较多，政论性强于学术性。他对现行法很少批评，这大概是因为他担任劳工法委员会委员的缘故。值得一读的是，罗运炎参与实务，较为了解劳工问题的复杂性，对于各个问题的原理多能从正反两面分析，揭示其两难处境，而不是一味站在道德立场上指手画脚。他还糅入了一些个人经历，如在上海争取劳动法适用于租界、在教会推动保护劳工的政策。总体而言，这本书与其说是法学著作，不如说是一部半专业的、以知识分子为目标读者的立法说明书。
罗运炎在劳工问题上的宗教救国思想，主要体现在一些评论文章之中。1923年发表的《基督教与工业》集中表达了他的看法。罗运炎认为，基督教之所以要关心劳工处境，有两个原因：一是“贵人”，虽然希望教众归主，但也注重现世人生，认为只有不压抑的人生才有灵性；二是“博爱”，认为劳资双方应以兄弟相待。尽管耶稣在世时不存在大工业，但这两点精神是隽永的。为此，基督教应当容忍和同情工潮，研究劳工现状，打破阶级观念。
罗运炎用博爱论否定阶级斗争，他在《劳工运动》和《中国的劳工问题》中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过于弱小，无产可共，而斗争他们又会使得列强趁虚而入，无异于资敌，这都是“过激党”挑唆的缘故。如此看法反映了宗教救国论的局限。他还对新成立的国际劳工组织抱有幻想，认为该组织不存在外交斗争，纯为公义而推行公理。
另一方面，罗运炎的“贵人”思想又有其进步性。他用宗教的逻辑论证了劳动是为人的前提，由人的可贵推论出劳动的可贵；他反对将工潮一律目为“赤化”，宣扬基督教全国大会于1922年5月通过的三项决议案，即禁用12岁以下童工，做工七日休息一天，以及缩短工时。
· 叁 ·
罗运炎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公共记载中消失多年。他的专著《中国鸦片问题》，近年由姚建龙教授校勘而重见天日。他的生平事迹和其他著述，经过北京、济南、武汉和苏州几处历史学人的研究，也日渐清晰。宗教救国是中国劳动法早期的独特思想和行动渊源，经由罗运炎的著述保存下来，留待后人发掘与回味。
（罗运炎个人照、家庭照及劳动法书影）
民国武汉大学劳动法讲师吴岐
——中国劳动法学杂考之八
武汉大学图书馆藏《劳工法》一册，封面有“吴歧先生授本”字样，内有“劳工法讲义”83面及附录法条。从所录法条的颁布时间来看，该讲义的印制时间当在1932年以后。1930年，南京政府要求国立大学法律科遍设“劳工法”必修课，该讲义大概是教师吴岐为武汉大学开课时所用。讲义内容中规中矩，也较简略，大致属于以德国学理解读中国法律。
关于吴岐的生平，尚有许多不清楚之处。他的名字常被误作“吴歧”。他于1920年代留学日本，曾任留日学生总会干事，获东京帝国大学法学士学位。归国后在中山大学、武汉大学、中央政治大学等校任教，还担任过“国民党新闻检查局少将主任的秘书、中训团主任”。有说吴岐是蒋介石的奉化老乡，那么他获得参政机会也就不奇怪了。抗战结束后，吴岐赴新办的同济大学法学院任教。从可查的文献来看，吴岐主要研究和讲授民法和劳动法，也涉及宪法和法学教育，但是能收集到的文章极少。
吴岐在建国后的际遇只有零星的记录。1949年5月，上海解放；9月，同济大学法学院并入复旦。法律史家何勤华考证，吴岐于1952年调离教学岗位。而文学家贾植芳回忆，吴岐曾到“革大”学习，在1955年开始的肃反运动中被捕。这是目前可查的、关于吴岐的最后一点记录。
吴岐的讲义，近年纳入《民国时期武汉大学讲义汇编》，获得重刊。同济大学法学院整理院史档案，公布了吴岐的照片。该院还有编校《吴岐集》的计划，能否详考吴岐生平并收集其劳动法论述，值得期待。
（吴岐个人照、同济法学院聘任决定及劳动法讲义）
扬威东京的劳动法学人吴学义
——中国劳动法学杂考之九
武汉大学图书馆藏《劳工法》一册，封面有“吴学义先生贰拾年度本”字样，内页共78张，页码下书“国立武汉大学印”，版式与吴岐的讲义基本一致。可知该册为吴学义于1931年在武汉大学讲授劳动法所用。
吴学义，字仲常，江西抚州南城人，生于1904年。北京朝阳大学法科毕业，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法学学士。1931年归国，任教于武汉大学。1943年被重庆政府教育部聘为教授，出任朝阳大学法律系教授兼教务长，兼任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和政治大学教授，并担任立法院立法委员。吴学义留日时专攻民诉，回国后也研究和讲授民法、破产法和劳动法等，有专著7部。其《民事诉讼法要论》于1942年初版，至1947年已发行5版，可见受欢迎的程度。当时的法学研究队伍规模很小，据1942年统计，全国法学教授仅38人，部聘教授更是仅有1人；吴学义于次年获聘，很可能是全国第2位部聘教授。抗战胜利后，吴学义曾兼任安徽大学法学教授，仅此一处月薪即达540元。从中不难窥见他的学术造诣之高、声望之隆。
吴学义对于劳动法有真诚的学术兴趣。他的讲义篇幅不大，内容规矩，其学术观点主要体现在论文之中，特别是1931年发表的《工厂法的适用范围：新工厂法批评之一》。吴学义认为，当时的工厂法只适用于用人多且危害大的企业，而许多高危企业其实用人不多，却被排除在法律规管之外，“像这样藉口保护产业——实则立法原则幼稚，而忽略工人的安全和健康，从而剥削工人生命身体的退步立法，我们是表示坚决的反对。”这种观点如今看似平常，而当时主流舆论却认为工厂法过分苛待企业，吴学义可谓独树一帜。可惜的是，他的“批评之一”也成了可查的唯一批评。在吴学义的学术世界里，劳动法并不处于中心地位。
令吴学义永载史册的是东京审判。在这场关系国家尊严和正义事业的审判中，吴学义加入中国团队，担任检察官顾问。他参与收集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战犯的罪证，追讨日寇掠夺的中国文物，还采购法律书籍万余册运回。他想潜心学术，但历史没有给他机会。
自日本载誉归来后，吴学义逗留南京，在中央大学任教。孙科任行政院长期间，曾想让梅汝璈出掌司法行政部。梅与吴学义商量，如他做部长，就请吴做次长。吴连声说：去不得，去不得，我们还是教书好！未几，孙科下台，南京解放。吴学义认为共产党总需要教法律的，就没有去台湾。
不料，1952年院系调整时，华东各校法律系合并为华东政法学院，吴学义通不过政审，被打发到华东药学院图书馆，从事日文资料翻译。1957年的鸣放中，吴学义大倒苦水。他说：“这是使用不当，安排不妥。既不能从事教学，更不能从事法律研究，我迫切要求归队。”还说：“我现在承政府安排工作，实质上是给一碗饭吃。吃了不做什么工作，连我的孩子也说我是饭桶，但绝不是我自己要这样做的。” 他觉得自己还有用：“目前不能专靠方针政策判案，它不能代替民刑法，我们要健全法制，培养司法人才就需要提高法律知识水平。”这番话一说出口，他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暮年的吴学义为江苏政协写了几篇文史资料，然后被1966年的风暴夺去生命。
近年来，东京审判在庙堂和民间的关注度不断升高，吴学义的贡献被重新发现。2020年，《东京审判中国团队》一书出版，用12页篇幅为吴学义做传，这是目前关于吴学义生平的最详细考证。吴乃一介书生，在国家需要的时候能够不辞劳苦、不辱使命，值得钦佩和师仿。他的晚年遭际是众多“旧法人员”的缩影，今人唏嘘之余，也会有所思考。
（吴学义个人照及劳动法讲义）
跨越剑门：百年悦光昭
——中国劳动法学杂考之十
悦光昭是中国劳动法学早期的重要组织者。1983年7月，新中国第一次劳动法学术研讨会在安徽省徽州行署太平县（今黄山市黄山区）举行。时任劳动人事部劳科所副所长（正局级）的悦光昭做开幕讲话和总结发言。会上成立中国劳动法学研究会，设干事会，以劳科所劳动法研究室为工作机构，3位名誉干事依次是悦光昭、任扶善和关怀。1985年，新中国第一本《劳动法论文集》由研究会编辑出版，悦光昭的文章列在卷首。成立研究会的重要目的是为起草《劳动法》提供理论支持。当时《劳动法》草案已经获得国常会通过，即将提请全国人大审议，而前期起草工作是由悦光昭主持的国家劳动总局政研室/劳动人事部劳科所负责的。虽然全国人大后来没有启动立法程序，但是学会保留下来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悦光昭和关怀是最后一批在建国前大学毕业的劳动法学人。关怀于1946年考入朝阳大学读法律，1948年转入解放区的华北大学，数月后即毕业；悦光昭于1945年入燕京大学读经济，1949年夏毕业。他们都把大部分精力用在参加学生运动上。关怀的劳动法知识主要来自人大的苏联教员；而对于长期从事秘书和政研工作的悦光昭来说，劳动法就要靠工作中学习了。悦光昭晚年有论文集《劳动科学与经济体制》，内辟专题“劳动立法篇”，汇集了他对劳动法的思考，其中对于《劳动法》起草情况的回顾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大概是因为工作的缘故，悦光昭写起书来干净、流畅，给人平和熨帖之感。他留下了回忆录，除了收入近百首“老干体”诗词以外，还详述了自己的生平，甚至自编年谱，显然是位对自己认真负责的知识分子。晚年的悦光昭相当坦诚，披露了自己因为跟新婚妻子厮混而高考落榜的历史——而此女很快出轨离婚了；他可查的第一篇发表是在建国前夕劝募公债——对象是北京儿童；他还热心家族史，写了书和文章，直到被民族学者一板一眼地考证为鱼凫的后人——就是那位古蜀国的国王……这些如今的年轻人会视为槽点的细节，让悦光昭的形象真切和丰满起来。
他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少年时勤勉向学，从小凉山的一隅出发，经过沐溪镇、宜宾县、成都城，直到北平的燕园。他追求真理，向往光明，大学毕业前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分配到劳动系统，一干就是一辈子。他下过干校，运动时擦破过皮，分配的房子一住就是42年，他没计较过什么。后来陪伴他一生的夫人于松写道：“老悦这个人很内向，踏实，有正义感，还有点文才与书生气。老悦分配工作后几十年没离开过劳动部，而且在劳动部综合部门当个小领导，对工资、福利、调配、就业、培训、保护等业务的来龙去脉比较熟悉。他很热爱自己的事业，所以见到部里的同志来家，一高兴就滔滔不绝说个没完，我和曾宪树再三劝他打住才放了这几位，但仍思绪不止。”67岁那年，悦光昭获评全国先进工作者，可谓名至实归。
悦光昭生于1922年9月21日，2014年11月去世。合上他的书，回荡在耳际而久久不去的，是他80岁时的诗作《跨越剑门》：
侪辈相携出剑门，
天高海阔了无垠。
疾风暴雨皆经过，
回首日华已半曛。
（悦光昭、于松夫妇合照及《跨越剑门》书影）
宣讲党义的劳动法学人陶百川
——中国劳动法学杂考之十一
陶百川，别号陶陶，浙江绍兴人，1902年出生。上海南方大学文学士，1928年获上海法科大学法学士学位。早年从教，加入国民党后颇受器重，成为上海党工和文宣系统的干将。毕业后的陶百川担任市党部“宣传编审指导两科主任”。1930年夏，市党部举办工会书记训练所，培养工会干部。担任市党部执行委员的陶百川负责讲授劳动法。讲义结集为《中国劳动法之理论与实际》，1931年由大东书局出版。
陶百川是以国民党宣传干部的身份授课和著书的。他的作品与其说是学术研究，不如说是党义宣讲，这恰是今天阅读陶百川的意义所在。陶著第3章附录“民生主义与社会改良主义的比较”、第4章“中国劳动问题和劳动法”，以及时任上海市党部常委的潘公展为该书所作的20页长序，集中反映了国民党对于劳动法的认识。
简言之，陶百川反对阶级斗争，主张用劳动法改善劳工生计。具体理由有三：一是“对外优先”论。他认为，中国资本家的力量远逊于外国，并不压迫劳工；真正的压迫者是外国资本家，他们利用低关税倾销商品，利用大资本在华设厂，打压民族工业，导致工人失业。所以当务之急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现关税自主，而劳动者斗争本国资本家则是本末倒置。二是“蛋糕做大”论。陶百川主张推广机器化大生产，使得物质丰富，认为这样就能让国人“通通是富”。他也明白分蛋糕的必要，于是提出“社会革命”论。然而，对于社会革命的内涵，他的说法自相矛盾：时而认为要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时而又退回改良主义，主张立法干预契约自由即可。陶百川的观点反映了国民党劳动法理念的局限性，特别是党内左派立场的犹疑。他对阶级斗争的尖锐度缺乏足够认识，更对“党义”的社会动员能力过分乐观。功过是非，已有定论。
1934年底，陆京士、朱学范、赵树声、陶百川及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负责人程海峰等人，发起“中国劳动协会”，于1935 年2 月24日在上海举行成立大会，旋即召开第一次理事会议，选举陶百川为理事长。陶承担的会务不多，选他做理事长主要是为了借重他在党内的地位，至第二次理事会议即换人。
陶百川晚年曾被香港报纸赞以“谏官风骨”，他显然颇为认同，将报道收入个人全集的最后一册。纵观他的一生，兴学、办报和代议是3件大事，确能以诤谏精神贯穿其中。1930年代初，陶百川担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长，对进步学生常予从轻发落。他认为，上海“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青年人目击身受，难免左倾，而他自己如果不是先入国民党，也会成为共产党的同路人。他实在看不惯，就从军法处辞职，赴“哈佛大学研究院进修政治及法律”。
身为著名报人，陶百川先后在上海、香港、重庆和纽约担任过报社的社长、总编、主笔等职；身为代议士，他担任过上海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制宪国大代表和监察院监察委员。他一向以敢言自期，全集多达33册，也惹来过多次“围剿”。李敖对陶百川的诤臣做派不以为然，他说：“像毛子水、陶百川这些人，他们都犯了把谏诤当做言论自由的大错误，他们沿袭古人的‘诤臣说’，形成了对政府的‘诤友说’，所以一发言，就先低一级，完全是一派嚅嚅上条陈的模样，他们是一点‘正义之怒’都没有的。”这话不算污蔑，却也有失片面——诤臣总比媚上欺下的佞臣好太多了。晚年的陶百川主张两岸统一，不失民族气节，2002年以百岁高龄去世。
（陶百川青年留影及《中国劳动法之理论与实际》书影）
出身名门的劳动法学人江世义
——中国劳动法学杂考之十二
江世义，字配之，安徽黄山旌德江村人，1904年出生。江村传为江姓渊源之一，人杰地灵，近世有“四博士”即江绍铨（亢虎）、江绍原、江世义和江泽涵，还是胡适夫人江冬秀的老家。按辈分来说，世字辈比泽字辈大一辈。
江世义于1918年起在北京大学文学院预科学习，1920年赴法留学。期间关心时政，曾代表安徽学生会参与发起旅法各团体救国联合会，并为《晨报》撰稿。1925年获里尔大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研究周代社会主义思想。192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等校教授。1928年赴沪创办东亚大学，以文法学科为主。
1929年，江世义以在北京大学和东亚大学的劳动法讲义为基础，出版《劳动法概论》。因成书匆忙，内容单薄，1930年又出版《劳动法》一书，虽然页数几乎翻倍，计“三万余言”，仍然谈不上充实。两书内容大抵以介绍外国法为主，对于当时出台不久的南京政府劳动立法则仅作粗略介绍。江世义的劳动法造诣不能算高。
东亚大学未获政府核准，实属非法办学，于1930年被勒令关停，学生甚至未必有机会用上江校长的新教科书。江世义留沪从事律师和会计师业务，很快因抢夺同行业务而遭上海律师公会除名。1932年，江世义辞去上海会计师公会候补执委之职，退会从政。他曾担任司法院法官训练所导师、西北军官训练班教员，还做过国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四团的政治教官。大致是在南京任职期间，江世义发起成立中国政法学会，主张“发扬民族文化，研究法学原理，以促进群治”。到西安工作以后，他携笔从戎，著有《国防地理新论》，还曾参与实行宪政的讨论。公开记载显示，江世义于1944年在西安组织平准会计师事务所，大概是离开政坛重操旧业。此后事迹不详。
江世义的前半生，少年得志，之后路走得不大顺，也缺少章法。他是位风雅人，发表过不少旧体诗；也是位讲究人，曾撰写《留法报告书》，对留法准备事项、居法各项礼仪如数家珍，洋洋洒洒写了23页之多。但这些都不足以传世。劳动法充其量是他的一段人生插曲，他在授课之余也没有发表过相关论文。后世对他的劳动法著作的兴趣，大概比不上对他家世的兴趣。
（《劳动法概论》书影）
2023.2.6-13 写于北京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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