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季节》中的缺省叙事
《漫长的季节》中的缺省叙事
文 / 猛萌妈妈
（法学研究者，目前任教于华南某985大学法学院）
电视剧《漫长的季节》中有两重叙事。第一重是关于市场经济的叙事，在这种叙事看来，当时滚滚而来的市场经济是有原罪的。剧中的“港商”是市场经济的象征，他不仅参与了瓜分国有资产，还是个强奸犯。这种对待市场经济的态度，是隐含在剧中的重要价值判断。第二重叙事是余华意义上的“活着”的叙事，最后两集令人泪潸然，好就好在导演的这个叙事。对此，观众用高分来表示共鸣。中国式的“活着”就是一路忍耐、承受各种苦难，走到最后只好认命，但依然会告诉自己“往前看”——对自己诚实不仅需要勇气，更会令自己陷入过去的痛苦，更没完没了，如果不遗忘、不自欺，日子没法过。剧里还有一个悬疑故事的叙事，但这个叙事的作用主要是一种讲故事的技巧，其意义在于推动情节前进。在剧中，关于市场经济的叙事和“活着”的叙事一直都是交织在一起的，前者是因，后者是果，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是导致剧中的中国式的”活着”的原因。
在这两重叙事之外，观众还可以看到了导演无意关注的一些细节：比如国企火车司机王响直到儿子和老婆去世之后，才成为一个沉静成熟的男人，失去亲人的痛苦令王响拥有了一个深度的灵魂——范伟将前后两个王响演的真好。那么，为什么1998年的王响不成熟？也许是计划经济下，一切都安排好了，普通工人不需要计算，料理家务和经济，所以无需成熟？又比如，同样是男人，观众也看到过李安掌镜下的做饭的男人，但剧中王响的形象是，一边在家里喝着小酒念叨着桑塔纳、破案，一边对美素各种呼来喝去——他在外头也喜欢呵斥捡垃圾的老婆婆。还有在套牌车问题上，导演轻描淡写地讲王响找关系托人，还有那两瓶兜兜转转的五粮液，等等。
与批判市场经济的第一重叙事相比，导演似乎无意去围绕这些细节打造另一些叙事，也无意于从女性视角来考虑这些细节对包括女人在内的一代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客观的说，市场经济和“活着”之间确实有一定的相关性，但硬说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因果关系，将王响这代人的悲惨遭遇的起因指向资本和市场，这不对，这么说既不符合事实，也低估了事情的复杂性。这么说还不公平，在道德上也站不住脚。如果导演更客观、更自省地看待自己关于市场经济的叙事，能够超越这种叙事，从另一些角度来讲讲计划经济与“活着”的关系，讲讲计划经济与女性“活着”的关系，甚至去探究并隐微地讲讲为什么在这片大地上“活着”这么难，也许更能客观地呈现事情的复杂性。同时，在陈述事实时，如果导演克制局限自己的特定价值判断，超越特定群体的感伤情绪，也许这个作品会在文学上更素朴自然，也更有历史感。
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开始，各种文艺作品就开始陆陆续续地批判市场经济，其中最杰出的预言家、现象学家当然是诗人。欧阳江河写于1989年的经典之作《傍晚穿过广场》，是这么写的：
汽车疾驶而过，把流水的速度
倾泻到有着钢铁筋骨的庞大混凝土制度中
赋予寂静以喇叭的形状
一个过去年代的广场从汽车的后视镜消失了
永远消失了——
一个青春期的、初恋的、布满粉刺的广场
一个从未在帐单和死亡通知书上出现的广场
一个露出胸膛、挽起衣袖、扎紧腰带
一个双手使劲搓洗的带补丁的广场
"近年来对市场经济的批判越发盛行，但多数像喜鹊一样，不过是事后的吵吵闹闹罢了。在可视化和感知力方面，这些批判达不到诗人的直观——没有国家意志主导下的“钢筋铁骨的庞大混泥土制度”，市场经济怎能达到“流水的速度”？“青春期的、初恋的、布满粉刺”说的是革命的最后一代，他们既是20世纪的句号，也是历史终结的先声，他们以及他们的父辈是“广场”一代。在认知方面，这些批判也达不到诗人的清晰与直接。在欧阳江河笔下，国家——“钢筋铁骨的庞大混泥土制度”、市场——“疾驰的汽车”“流水的速度“、计划——“消失的广场”，同时出场接受审判。既然要审判，那就不能缺席审判，被告一个都不能少。在客观中立方面，这些批判也望尘莫及。
诗人说：当流水的速度倾泻到有着钢铁筋骨的庞大混凝土制度中时，一个青春期的、初恋的、布满粉刺的广场，一个露出胸膛、挽起衣袖、扎紧腰带的广场，一个从未在帐单和死亡通知书上出现的广场，一个双手使劲搓洗的带补丁的广场永远消失了。换句话说，消失在汽车后视镜里的青春期（革命）、农业社会、计划经济，是国家意志与国家意志推动下的市场经济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市场经济一己之力所能为。在我看来，《漫长的季节》就是缺少了这种对复杂性的清晰描述以及客观中立。
关于混泥土制度与流水的速度、广场，即国家意志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的关系，韦伯也讲的很清晰： “一个德意志国家的经济政策，只能是一个德国的经济政策。”“国家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应当干预经济生活，是否以及何时开放国家的市场经济自由化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拆除关税保护，最终的决定性因素端视它们是否有利于我们全民族的经济和政治的权力利益，以及是否有利于我们民族的担纲者——德国民族国家。”（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谁是主导者一目了然。
缺少对复杂性的清晰描述与客观中立的结果可能是，新中国的农民大概率会对导演的因果关系叙事无法释怀，当然更有可能他们看不懂。退一万步说，他们看懂了，他们可能会问，对你们工人来说，市场经济造就了伤痕，但对我们农民来说，计划经济才是伤痕，而市场经济解放了我们，你们凭什么指控市场经济？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漫长的季节》中的这种因果关系叙事不公平，本质上，它是一种伤痕文学。
计划经济当然有伤痕，要不然怎么会有1982宪法，怎么会有改革开放。计划经济中，最受伤的就是农民。改革开放之前，在计划经济与重商主义的体制下，农民位于工业化的最下游，他们所得很少，但依然通过“交公粮”同时服务计划和重商。所谓“交公粮”是指将收获的粮食按标准无偿交给国家。“公粮”其实是一种农业税，是国家对一切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对此种现象，福柯早有观察：“让粮食以尽可能低的价格出售，于是农民只能获得尽可能小的利润，而城里人能够以最低的价格吃饱，其结果是支付给城里人的工资也可以尽可能的少。低廉的粮食价格、农民利润的最低化、购买价格以及工资的控制，你们知道，这一切调节工作很明显是重商主义的主要政治原则。”（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
因此，对农民来说，1979年以来缓缓登场的市场经济不是自由，而是解放。解放意味着，离开土地，进城打工。与务农相比，农民成为农民工是一种更好的选择。因为只有市场经济、全球交换与分工才能将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真正的先进生产力。自此，他们在神州大地流动，并用他们释放出的灵活性、能动性带动了神州大地的流动。事实也证明，他们创造了比将他们束缚在土地上大得多价值，堪称人类的奇迹。
2005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废止《农业税条例》的决定”，农业税于2006年1月正式废止。唯有市场经济、全球交换、自由流通，才会创造更多的税源，充实国库，国家才能废止农业税，才能转向重农主义，悯农才能真正到位。在中国历史上，废止农业税是千年未有之事，它是当代中国开启重农主义的标志。对农民的实益来说，千百年来任何对他们的道德上的同情、怜悯、表彰与歌颂，都比不上废止农业税。但如果没有持续的市场经济，这一进程很容易被打断。
很期待有一种文艺复兴，能讲讲市场经济与重农主义关系的故事，讲讲进城打工的中国农民工，以及靠读书进城的农民或农民工的二代的故事，他们是如何走向城市，通往现代性——每每想到这一点，我眼前涌现的情景是，在2016年的武汉高铁站，他们（有去外地读书的、进城打工的农，还有回城上班的）从从容容地拉着箱子走向还有五分钟发车的站台，他们不再像1998年在武昌火车站的前辈，还离火车开动半小时前就背着蛇皮袋盲目地奔往站台。
不过，文艺与浪漫不属于市场经济中的打工人。因此，这个群体的故事讲起来也许有些乏味，毕竟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小王子讨厌的数字和纪律，都是“多或少”、“轻或重”这样的表示量和程度的问题，像鲁滨逊在岛上的生活一样，日复一日，很多重复，很多琐碎的细节。但是，无论多么乏味，我想关于他们的故事一定不会太感伤，因为“这已经不是肖邦的时代，那个思乡的、怀旧的、英雄城堡的时代”。
“根本不要去听，肖邦是听不见的，如果有人在听他就转身离去”。没错，也许他们根本不在乎有没有人讲他们的故事。真正的现代人和现代性绝不感伤。
编辑｜一一二四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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