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研热点丨杨沫《青春之歌》：革命与爱情的矛盾叙事，附历年真题与复习点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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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继续研习女性文学专题。
提到“十七年”文学，大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想必是“三红一创青山保林”吧。其中的“青”，便是杨沫的《青春之歌》。
比起《林海雪原》等小说的坚砺宏大，《青春之歌》更多了几分女性的柔情与青春的朝气，在革命叙事之外凸显出个性书写的独特魅力。
01作家小传
杨沫，原名杨成业，用过笔名杨君默、杨默、小慧。祖籍湖南，生于北京。她出生于书香世家，少时父母失和，在缺少抚爱和无人照管的劣境中生活，养成大胆、倔强、有耐性和嫉恶如仇的性格。初中将毕业时为抗婚而步入社会，先后当过小学教师、家庭教师和书店店员，并曾在北京大学旁听。
杨沫虽然三四十年代写有短篇小说、散文多篇，但大多佚失。1950年出版的中篇《苇塘纪事》没有引起注意。1958年出版《青春之歌》，这部带有“自叙传”色彩的长篇在初版的同年，就被搬上银幕，成为“建国十周年”的“献礼片”之一，成为当时仅次于《林海雪原》的“畅销书”。《青春之歌》在60年代的日本、香港、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也拥有大量读者。
《青春之歌》和在八九十年代出版的另两部长篇《芳菲之歌》和《英华之歌》，在内容上有着连续性，被称为“青春三部曲”，但后两部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反响。
02杨沫主要作品
《青春之歌》：小说以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过程中发生的“九·一八事变”到“一二·九运动”的爱国学生运动为背景，以主人公林道静的遭遇、经历作为描述线索：抗拒养母为她安排的官太太的道路，逃离家庭；在北戴河屡遭挫折对前景绝望的时刻，得到余永泽的救助；受抗日烽火和学生运动的感召，和卢嘉川、江华等共产党人的阶级启蒙教育；认识到余永泽的平庸、自私，在政治、生活道路上与之决裂；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者。
关于《青春之歌》的讨论与修改：
《青春之歌》由作家出版社于1958年出版，一年后《中国青年》和《文艺报》刊登了批评文章，认为林道静的塑造存在“较为严重的缺点”，“作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做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进行创作的”，林道静“从未进行过深刻的思想斗争”，还有文章对林道静与卢嘉川、江华等的爱情、婚姻生活的“道德性”提出了严厉的质疑。
随后，《文艺报》《中国青年》《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就《青春之歌》的评价，或开辟讨论专栏，或刊登专题文章。大多数读者和批评家（巴人、马铁丁、袁鹰、何其芳、茅盾等）以及组织讨论的报刊，都持“保护”这部小说的态度，指出对《青春之歌》的全盘否定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但茅盾等在肯定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认识价值的同时，也着重指出林道静身上存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感情，并认为“让林道静实行与工农结合，那自然更好”。
在讨论当年，杨沫“吸收了讨论中的各种中肯的、可行的意见”，对这部小说做了修改。1960年的修改本，改动、删削了那些林道静在接受了革命教育以后仍然流露的小资产阶级感情，并增加表现林道静与工农结合的部分，和力图使入党后的人物更成熟、坚强的篇章，共增补了十一章约10万字。
总体上，《青春之歌》的批评者，强调的是文学创作要表现阶级本质，对历史本质的表现必须完美，他们以这一眼光，看到小说的表达与本质的纯粹、彻底之间的距离。小说的保护者则出于写实小说的“文学性”在这种批评中可能受到的伤害，出于对知识分子改造（阶级本质化）后果的忧虑，来为小说描述的某些非纯粹的“自然性”辩护。在1959年，后者的主张获得支配地位，而到了“文革”期间，《青春之歌》的这种“不纯性”又使它成为“毒草”，一度被禁。
03真题回顾
其一，聚焦《青春之歌》文本，考察对作品内容、人物形象及整体风格的概括理解。
例1：《青春之歌》的艺术特点?（厦门大学2011年）
例2：简述《青春之歌》红色经典的内容。（中央民族大学2017）
例3：简评杨沫小说《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形象。（中国海洋大学2018年）
其二，围绕《青春之歌》的讨论与修改，考察对十七年文学创作的把握。
例1：简述对《青春之歌》的讨论.（南昌大学2019）
例2：结合《青春之歌》的讨论和修改过程，谈谈十七年创作的文学规范。（北京大学2019年）
其三，以成长小说、启蒙话语和革命话语的关系等小角度切入，结合具体文本进行剖析。
例1：以《青春之歌》为例，剖析小说中呈现启蒙话语和革命话语的关系。（600字以上）。（中山大学2012年）
例2：以《青春之歌》为例，说说成长小说的叙事特色。（辽宁大学2020年）
其四，从女性文学的角度进行考察，会涉及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其他女性作家，需要把握女性文学在现当代的整个发展变化脉络。
例1：试以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张爱玲的《金锁记》、杨沫的《青春之歌》和王安忆的《小城之恋》为例，谈谈女性文学及女性意识在现当代的发展变化。（列出其他四位女性作家及其代表作品并能较好论述也可）。（安徽师范大学2017年）
04答题思路
其一，把握《青春之歌》中重要的人物形象及艺术特点。
作者通过林道静爱情经历中的三个男性连缀起她成长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怀着不切实际的浪漫和天真的“五四”青年，以“个人主义”的方式反抗地主家庭，反抗封建家庭的包办婚姻，到独立谋生的幻想破灭后投海自杀，被北大学生余永泽搭救，相爱并同居。林道静与余永泽的结合表明中国知识分子在走向革命的途中，首先选择的是来自西方的以个性解放为核心的人道主义。
第二阶段：共产党员卢嘉川成为林道静走向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在革命理论全新观念的指导下，小家庭的温馨，余永泽身上的个人主义、爱情至上，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思想与行为在林道静的心中魅力渐失，并日益沦为“自私的、平庸的、只注重琐碎生活的男子”形象，林道静移恋卢嘉川并与余永泽决裂——中国革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向往革命人生的阶段。
第三阶段：卢嘉川被杀害，另一个成熟的共产党人江华进入林道静的人生。在江华的领导下，林道静开始了在伟大的人民革命斗争中锻炼成长的阶段。她在农村、监狱接受磨炼与考验，终于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的领袖。
林道静从反抗封建包办婚姻、要求人的尊严和个性解放到谋求全民族的解放，从同情劳动人民到为劳苦大众的利益而奋斗，从天真幼稚的少女到坚定成熟的革命者，是她性格发展之必然，也是时代潮流使然。林道静的道路概括了那个时代多数青年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具有很高的典型意义与美学价值。
艺术风格：作品充满作者作为知识女性特有的坎坷经历与个人化的情感体验。与同期长篇小说相比，《青春之歌》采用了大量的主观视角与感受性叙述，对人物的内心情感世界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作品以女性纤细的笔触，描绘出不同人物的复杂心理。如小说第十三章写余永泽目睹了卢嘉川与林道静亲密交谈的情景后妒恨心态的戏剧性变化，作者将一个大学生既妒恨又无奈，满腔气恼自我消化的心理过程刻画得入木三分。
其二，正确认识关于《青春之歌》的讨论与修改。
杨沫在对《青春之歌》的修改中，增加了林道静到农村“与工农相结合”，接受思想改造，以及领导北大学生运动等章节。
对于杨沫1960年的修改本，80年代以后的不少批评家和文学史家持批评的意见，也有论者认为修改本是对初版的重要缺点的弥补。
批评者认为这是一次失败的修改，小说之前明显的不足——入党后的林道静缺乏入党前的性格光彩，对“一二·九”到“一二·六”运动期间现实生活的描述粗糙等，在修订本中有了扩展。评论者认为此次修改给人以适应观念而不惜生硬编造的印象。小说语言则显得色彩单调，缺乏多变的表现力，缺乏个性。
杨沫之子老鬼在访谈时表示，杨沫的修改并不是迫于外界压力，而是真正觉得这方面写得比较薄弱，她觉得修改以后更符合历史真实，更完整、更全面了。
这种分歧，实质上是50年代论争的不同立场的延续。
其三，从成长小说角度来分析作品。《青春之歌》是一部典型的成长小说，从诸多方面体现了成长小说的叙事特征。
一、成长小说总是写主人公或由于追求理想，或迫于生活无奈而踏上流浪之路，历经磨难之后，性格成熟，价值观发生改变。《青春之歌》正是写一个现代女性由追求个性解放到投身社会解放、由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成长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一段人生历程。
二、成长小说在人物结构的设置上一般由三组人物组成，除主人公外，还有帮手和对手。像卢嘉川、江华等革命者都是林道静成长的帮手，余敬塘、戴愉等则是其成长道路上的对手或敌手。而余永泽则是既为帮手又为对手的复杂人物。
三、从叙事方式上看，成长小说一般按照主人公成长的时间安排叙事时间。《青春之歌》就是按林道静的成长过程来展开叙事的。
其四，从女性文学与启蒙革命视角，分析爱情叙事与政治叙事的交织融合。
《青春之歌》作为一部将作者自我的人生经验织入宏大叙事而获得成功的作品，塑造了卢嘉川、江华、林红等一批肩负民族使命，在大革命年代英勇奋斗的共产党人形象。但这一主流的历史叙事在小说中只是构成重要的背景，主导性的叙事动机在于表现一个青年女性的情感经历与生活选择，以及她的心理情感的深刻变化。
在这里，革命与爱欲构成了一种反复缠绕的关系，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革命文学叙事本身所包含的复杂性，以及内在隐含的分裂机制。如林道静在下决心与余永泽决裂前热烈又犹豫不决、倔强又顾恋反复、斗争又温情主义的矛盾做了细致的描写，写出了知识分子在走向革命路途时所经历的曲折痛苦的心路历程，更表现出革命潜在的爱欲动力机制。
在整部小说的叙事中，女主人公的心理动机、心理变化是情节发展的动力。心理变化表面上是得力于革命，实质上却是个人情感的变化。
这一方面从另一角度强调了小资产阶级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其革命的动力有时是来自个人的情感及浪漫主义冲动。另一方面，用爱情这种普遍的个人经验为叙述框架来带动革命宏观图景的呈现，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其概念化、抽象化的一面。
05总结点评
如果说《红日》《林海雪原》彰显了“红色经典”的阳刚之气，那《青春之歌》则凭借它较浓厚的青春气息和“小资情调”在革命史小说中独具一格。
《青春之歌》中出现的知识分子形象，较过去的作品有了很大发展。30年代学生运动领导人、共产党员林道静，同20年代“恋爱至上”的子君和“教育救国”的倪焕之迥然不同了。
但鉴于在“十七年”中，由于“知识分子”为中心人物始终是个需要谨慎处理的问题，所以当时将作品更多概括为表现共产党人在民族危亡时刻承担起决定民族命运的历史责任，在评论文章中，也首先提及作品中的英雄形象（卢嘉川、江华、林红等）。尽管卢嘉川等并非主要人物，且形象单薄不清晰，但连一些训练有素的批评家，也要以他们的存在作为肯定这部作品的首要理由。
直到80年代以后，小说中关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道路问题才被着重提出，并且还从女性命运的主题上得到讨论。
从革命的角度来看，它或许是不纯粹的——具有过多的小资产阶级情调，过多的关于个人对个人的关注（林道静多次注视过卢嘉川和江华的外表）。但它也表现了一个女性走向革命以及革命斗争中的那种真实的个人情感，一个更加完整的个人的生活史。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革命的强大的压力之下，作家的写作所依然具有的能动性，以及文学表现本身依然具有的自主性。
和《青春之歌》气质相近的当代革命史小说还有高云览的《小城春秋》和欧阳山的《三家巷》，都是值得关注的时代文本。关于作者杨沫，她的儿子老鬼写过一本《母亲杨沫》，他本人作为知青作家，也著有小说《血色黄昏》，学有余力的同学们可以找来翻阅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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