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尔施塔姆夫人：沉默的年月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

沉默的年月

© 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文
Надежда Мандельштам
© 万宁／译

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 (1899-1980)

　　我从来没有答应过我要保持沉默，但实际上我不但要对外人沉默，就连对仅有的几个亲近的人也不得不保持沉默，因为他们都不想再听我讲过去的事。曼的弟弟舒拉忙于自己的事——妻子和工作，几乎没听我说过一句话，我也乐得不浪费我的口舌。和我同一辈的老年人，我也不愿意和他们谈什么，因为他们会说什么曼是小个子啦，要不就是曼在卡米涅夫那里把所有的蛋糕都吃光啦等等。好在我很少见到他们，他们都躲在自己的角落里郁郁寡欢地度着余年，他们仍然想对自己的一生做出评价，但我知道活着的人是无法对自己做出评价的。 
　　我的人生道路已经接近尾声，但对死后的整个局势会怎样却感到忧心忡忡。我们把水搅混已经多代人了，要想使水源恢复纯洁恐怕已经不可能了。我感到最可怕的是：我们所经历到的一切只不过是开始。前不久我还认为我们的经历可以帮助人们认识所发生的各个事件的真正含意，促使他们思考，从而避开我们所走过的道路。现在我明白了：当别人的经验〈包括我们的）只剩下一些星星点点的残缺碎片时，这样的经验对任何人都是无用的。几十年来——超过了半个世纪——一切都被掩盖着、隐藏着。有谁想揭开哪怕只是一点点真相的话，就会立即遭到有利害关系的一群猎狗的攻击。因此，有的人就装聋作哑，有的（狡猾的政客们）则认为讲实话是有害的——不是对他们自己（上帝保佑！），而是对他们所代表的整个社会阶级，第三种人则因缄口不语而获得犒赏。这一切都将变成荒草而无益于人类。 
　　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人在不断地动脑筋，想透过密集水层，从海洋深处发出自己的声音。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虽然我很清楚为了保存大量手稿是需要怎样的超人的努力的。在我还没有把和我共同生活的那个快乐的人（他是从来不让我垂头丧气的），他的诗，以及那些活着的或已经死去的人，还有那些企图隐瞒自己历史、并已改头换面的人的所有情况都告诉世人之前，我是不会撒手人寰的。那些隐瞒自己历史的人，最初是有意识地保持沉默，后来就逐渐变得不会说话了，再说也没人听他们的，人家会说：“够了，别说了，别老重复老一套！”人家说，年轻人对这些是不感兴趣的——应该为他们着想才是！但我坚持认为不应有任何限制：只要每一个灾难，每一滴眼泪和过去和现在所发生的一切事件的原因没有弄清楚以前，我们就应该再三地重复“老一套”！有多少妻子离开了她们的被送进集中营的丈夫！又有多少妻子不得不把自己关在家里不敢露面，忍气吞声！不把所有有问题都弄清楚，又怎能像猪似的昏吃昏睡脱离现实，收集俄罗斯圣像，种植大白菜？我希望那些人能从头至尾地重新审查一遍我这半世纪以来所经历到的噩梦般的生活，其中包括三十多年的孑然一身的孤独日子，那时候，他们也许就不再想杀人了。 
　　一个妇女的丈夫被抓进监狱后（只要不是她把他出卖关进去的），她就会像发疯般的到处奔走，变卖一切东西，为的是有足够的钱给他买东西送进去。我那时就把书卖了，到处奔波打听消息，不知道到底该找谁，夜里当我只身一人的时候就背诵曼的诗。有一个时期，我送进去的给曼的包裹都被接受了，那时我就尽量住得离莫斯科近一些的地方。我天天都在等待自己的被捕，因为妻子通常都是分担丈夫的命运的。后来我才知道有一个指示，什么样的妻子抓，什么样的不抓，取决于丈夫被判刑的年数，但这个指示并不是总被遵守的。曼被捕以后不久，他们曾来找我，但我带了一篮子的曼的手稿溜了。就这样没让他们抓住，我就住到了离莫斯科很近的一个小村子里。我后来又从那里及时溜掉了。他们没找到我，也没再找我，大概是因为我太不足为道了，只不过是那些丈夫被关在集中营或死于监狱的千百万个妇女中的一个。从那以后，我常常听到那个世界的人信誓旦旦地说，他们不再这样做了，他们将会做得更人道、更准确。然而，到处仍在重复老一套做法。难道不该想想为什么会这样吗？ 
　　在监狱外排队等候递送包裹或在检察官办公室探听消息时，我常常听到从集中营或监狱里回来的人（这样的人数目并不多，但时有发生）挤到询问窗口前打听他们的妻子在他们被捕后被赶到哪里去了。得到的回答是当兵的一声大吼，然后就把窗户砰的一声关上了。他们被吓得不敢再走到前面去多问一声，只有站在一边，小声嘟囔。我突然想象到曼，如果我被带走了，他回来后到这里的小窗口前打听有关我的消息时如何受到当兵的对待的情景。因此，在我许多的不眠之夜中，有一次我提笔给曼写了一封信，以备他万一回来时可以看到。这封信我就把它做为本书的结束语。 
　　所幸的是，我很快就知道了曼死的消息，我当时想从此我该上哪里安身呢？后来我决定去加里宁市。那天，当我的行李已经装进了车厢，我自己则还站在月台上（莫斯科火车站）等开车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他们曾带着拘留证在找我。我当时无力卸下我的行李，只好挥了一下手坐进了车厢，决定一切都听其自然了。然而，季换时移，这次贝里亚上台，代替了叶若夫。贝里亚上台后把巴别尔、梅耶霍德等一批人投入了监狱，但却把我给忘了。因此我得以逃脱，就回到了加里宁。在加里宁我找到了工作，先是在做玩具的合作社里成为一名在家做针线定活的女工，后来在一所学校找到了一份差事。这之后就发生了战争，人们开始撤退，确切地说是逃难——逃避德国鬼子。我把所有的文件和手稿都装进一只手提箱里，随时不离手。我先到了咸海上的一个叫梅纳克的小岛，在岛上的医院里我看到了麻风病人，后来在江布尔市附近的一个小村子里住了一个冬天。第二年春天，我兄弟找到了我，而阿赫玛托娃则帮我弄到了去塔什干的通行证。战后，我为了找到一份工作，不得不在全国各地奔走。我可以证明一点的是：我心中的痛苦并未消失，也未减轻。唯一逐渐消失的是麻木不仁的感觉，那是在最初的几天，最初的几个星期，最初的几个月，甚至最初几年里所体验到的，现在在眼前不断出现的是：《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今天》的景象。三十多年前，我比现在显得老成，那时曼已取得胜利。在国内继续处于被禁止的状态，而那种禁止是合法的，我就把它当做是应尽的义务接受了它。而在这种被禁止的状态中，我感到了一种荣耀和愉快。 
　　曼死后，我就到小雅罗斯拉维茨和嘉琳娜在一起住了几个星期。她刚从集中营回来，她感到十分骄傲的是她没让自己死在集中营里。她常对我说：“娜佳，我认为你们民族是比较坚强的。”每次听了她的赞扬，我都只是说些关于德国贵族的种种特殊地位来作为回答，然后就去小铺子买我们仅有的那点可怜的供应品。嘉琳娜毫不吝惜地驱使我不断地活动。我们买东西的小铺子和其他地方一样，什么时候都要排队。每当我站进了队里，我的眼睛就会半闭起来，眼前就出现了曼被捕的各个细节。有时我内心的视觉竟会非常清晰地看到一大群穿着破烂不堪的灰色囚服的犯人，我便使劲地在他们中间寻找气息奄奄的曼。突然，队伍里骂了起来，我才觉醒过来，被女售货员的恶狠狠的声音吓得直哆嗦。女售货员凶得要命，问我要买什么。我竟一时糊涂起来，忘了是来买什么的了。勉强克服了沉默寡言的惯性，先是嘴唇蠕动，却发不出声来，好容易发出了声音，我就请她给我称点糖，如果她有的话，再称点盐或荞麦。我有时买回家的东西常常不是嘉琳娜告诉我要买的，她就立即又把我赶回到小铺子里去买她要的。她不停地和我说话，或问我问题要我回答，或把我赶去小铺子里买东西，她说：“不然你会睡着的，那就永远也不会醒来了。” 
　　我知道我没有权力睡着后就不醒过来，因此嘉琳娜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要我跑小铺我就跑小铺。而每到夜晚，我就听她说梦话，因为她的丈夫再次被捕。她丈夫对她来说是给她带来光明的王子，只有和他在一起，她才感到生活有希望。我更多的是和嘉琳娜的母亲呆在一起，她的丈夫是被枪毙的。她总是对我讲她最后一次去监狱看她老头时的情景：当把老头子带出来时，只见他的头发全白了，一见老伴，老头就向她大喊大哭地说：“不要信他们！什么也不要信！”人们立刻就把他带走了，连告别都没来得及。老太太并不说梦话，因为她相信她在另一个世界会再见到自己的老头的。她等待着死，但她不放心的是她的小外孙。这位老太太逼着我开始看书，因为根据经验，她知道没有孩子的人，只有靠看书来解脱。我开始一本一本地看书，它使我不得不集中精力，如古代语言和当代语言，以及一些有关语言学的书。但是每次我只能读几行，因为书上会突然出现黑点，它逐渐扩大为一堆穿着棉袄的集中营囚犯的尸体。 
　　我和嘉琳娜以及她的母亲常在一起读莎士比亚的作品。经常读的是关于小阿瑟的母亲的一段描写。阿瑟的母亲担心在天堂会见不到自己的儿子，因为他被热病烧坏了脸，又受到刽子手的折磨，可怕的生活的煎熬，使他的可爱的面孔已经变了形。令我奇怪的是，英国人读了阿瑟如何用一席话软化了刽子手的心的故事后，并没有放弃杀人的行为。嘉琳哪认为在莎士比亚之后还杀人，是因为很久不上演莎的作品了，也不读他的作品的缘故。（我常遇到一些住在我国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当他们知道我常读莎的作品时就哈哈大笑。说：“您干吗还读这些老古董？”）那时我常常在夜里哭泣，哭那刽子手们什么书都不读，本来有些书是有可能激发他们的怜悯之心的。现在我还是哭。但我自己无论是在小雅罗斯拉维茨还是在加里宁也几乎什么都不读了。只是后来到了塔什干，我才开始认真读书，和阿赫玛托娃一起重新读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这之前，我曾有机会和许多从集中营回来的人交谈（他们之中大多数在四十年代后期又被送进集中营）。第一个和我交谈的是一个农民，他从集中营里放出后是步行回到家的，他和我谈话时非常拘谨，只简单说了几句话。他说他在回家的途中，曾在伊斯坦布尔市附近的小村子里过夜。原来他过夜的那间小草房就是当年我和我母亲住过的房子。他的儿子在战争中是立过大功的人，请求释放他的父亲。大概他儿子在获得勋章以前隐瞒了自己的父亲是富农并已被送进了集中营的真相。他也只能是这样，世上很少有儿子在领袖把勋章挂在自己胸前的时候还会想得起父亲的。这个儿子不愧为他聪明的父亲的儿子，表现得很出色。这个农民父亲关于集中营的详细情况什么都不肯对我说。直到我读了《依万•邓尼索维奇的一天》（索尔仁尼琴的小说，记述了苏联集中营的情况——译注）以后，才对集中营的情形有了比较明确的概念。但他却对我的想法很生气，他说那本小说里描写的集中营他愿意去呆上一辈子。他说邓尼索维奇呆的集中营是战后已经整顿过的，它和科累马的地狱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些在三十年代末蹲过监狱或集中营的人对我也这么说过，但他们都找不出合适的字眼来形容具体的情形。但我清楚地知道，索尔仁尼琴的集中营远不是曼在1938年呆过的第二条河上的集中营那样可怕。那些在集中营里死里逃生的人应该仔细谈谈集中营的情况才是。我这里所谈到的一些妇女，她们幸运地逃过了蹲集中营的灾难。 
　　在加里宁时，我常常要走伏尔加河上的桥。每当我走在桥上时，我都感到脚下的铅灰色的水是多么的神奇，只要看上它一眼，我都有一种亵渎的感觉。我记得并清楚地看到（该死的视觉能力！）我和曼从这座桥上走过时的情景。有一个初冬的夜晚，那是我们共同生活中的最后一年。我们俩从莫斯科回来。在我们弄到了一点钱，大约相当于现在的25个卢布（那时是250个卢布），够付两三个星期的房租了，所以用不着马上再去莫斯科了。我们在小铺里买了干豌豆，我把它煮了，一天吃两三次，每次就吃一小把。加上面包、茶和糖，这就是我们每天的口粮。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休息几天了，不用再往莫斯科跑了。喘口气对我们来说犹如空气般重要。我们实在不忍心去向那些本人也很穷的朋友要求帮助，虽然就当时情况来说他们算是富有的，加之，我们两个人都已筋疲力尽。我现在已不记得是谁给的这些钱，但为了要钱，总是令人感到十分屈辱和难以张口的。那个年代，没有人会想到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钱来给一个被放逐的人。我们只是现在才学会这样做。我们真希望在下一次新的寻求救济的屈辱感觉开始以前，先把过去所经受到的一切忘记掉，哪怕忘记一点点也是好的。那天我们从莫斯科回来后，在车站广场上，我和曼吵了一架，为的是要不要雇马车。我反对叫车，因为太贵，我们住在城边上，离车站很远，所以车夫就漫天要价。要坐车就别想吃豌豆了，暂时的能喘口气的生活也别想了。曼抱怨他的心脏不好，并且说到家路还远着哪！对付穷日子有两种方法：一是尽量节省用钱，放弃一切享受（我到现在都是如此，除了坐出租车），二是满足自己的需要，然后又不得不向别人伸手。我总是尽量削减自己的需要，但是连一小把豌豆都要放弃实在太难了。 
　　为叫车的事我们并没有争论多久，因为我很快就让步了，同意挪用“公款”，破坏想象中的预算，可就在我们争论的时候，马车早已被人叫光了。马车本来就不多，总共大概只有三四辆的样子。马车是私人营业，要交很高的税，因此在战前几乎完全消失，那时还没有出租汽车（就是现在去到外省的人，还是只有自己提着箱子站在大街上一筹莫展）。那天晚上我们只好走路回家了。曼走走停停，喘着粗气。上了桥以后他更感到困难，因为刮着尖厉的寒风。他虽没说什么，但我知道他一定身体不适，我非常担心——万一他倒下了，上哪儿去求救？深更半夜，大街上连个人影都没有，四周一片漆黑，脚下是桥和河水。但总算一切平安，我们终于走到了家，我赶紧烧了开水泡了茶，房东拿出了一点东西给我们吃。我们第二天早上就去买了豌豆。 
　　在我们这个残酷的时代，似乎心绞痛和桥上的刺骨寒风并不算什么痛苦的回忆，但许许多多奄奄待毙的关在集中营里的犯人和在外的自由人就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勉强地走着、走着，突然就倒下了，从此也就完蛋了（这就是为什么出租汽车对我来说比面包还重要的原因）。倒下的人有时还往前爬几步，可能是出于本能。我见过许多这样的人，因此我宁愿死于刹那间，哪怕是挨一颗子弹——也是一种幸运。世上有各种各样的幸运，那些奄奄一息坐以待毙的人会把立即死去看作是幸运的。 
　　在加里宁的时候，我已是一个人了，每当我走在桥上的时候，我总是清楚地看到那个漆黑的夜晚和气喘吁吁、挣扎着往前走的曼。当时我就想过：不如两个人一起跳下河去了事，那时河水还没结冰，是会淹死的。或者死于血管梗塞（当时我们还没听说过这个名称）。不过即使曼当时死在桥上的话，我也不会知道那对他以后所受的折磨来说是否一种解脱——因为我们无法知道我们自己的命运。很明显，每个人都必须走完自己的人生路程，并感谢死的到来，难怪人们把死看成是一种解脱。我就常常这样走在伏尔加河的大桥上沉思着。有时过路的人或熟人见到我就叫我的名字，我则用游移不定的模糊的眼神望着他（们）。有的问我是不是病了，我回答说只不过是时代的通病罢了——麻木不仁、和死神对话而已。那时，不少看见我的人都说我的脑子出了毛病。其实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的脑子也出了毛病。 
　　我本来并不是那样的，只是时代把我变成了那个样子。千百万妇女走在大街上，或桥上，或在杂货铺或收款台前排队时就是那个样子——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这些妇女并没有构成“我们”，她们只是偶然相聚的尘土，还没有被强大的吸尘器吸走，据说这是因为出于国家的某种秘密考虑，现在有些人对领袖要消灭“第五纵队”的预见性仍崇拜不已，这些人是会很乐意一切再从头做起的。我们已没什么可指望的了——这我是知道的。我常问自己，那些颁布命令进行大屠杀并亲自执行的人，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能算做人吗？是否应该把他们消灭才对？答案当时就有了：进行大屠杀的人（即使被杀的人中有犯罪分子）自己也将不可避免地会成为野兽。（可怜的野兽们！我们能把他们和谁相比呢？）这样的人一旦走上了杀人的路就停止不下来了。一个人一旦掌握了对别人的生杀大权，他就再也掌握不了他自己了，而消灭人的国家机器一产生，他对别人的生杀大权也终将有一天会丧失。至于国家机器，它会继续运转，直到它残杀过分而崩溃瓦解。它在运转的末期将会减弱力量，就像现在这样，但其本质还是不会变的。在它得到喘息以后，它会随时重新开足马力进行运转的。据说，在它的末日即将来临时，它会以百倍的力量进行垂死挣扎。它的目的是毁灭别人，它是会进行到底的，直到自己的灭亡。 
　　以上的道理，我一直处在似懂非懂的状态，直到一个姓科斯特廖夫的将军作家在我守寡的最初时期对我进行迫害时，我才真正认识到。他是被斯塔夫斯基安排住进我的公寓的。斯塔夫斯基向我保证说只要第二个房间有需要，也就是说曼从集中营回来，科斯特廖夫就会立刻搬出去。他们给了我一个临时证明〈大约是一两个月），要我和我母亲挤在一间通道房间里住，而每当科斯特廖夫通过我们的房间时，他总是说：“该让这些畜生迁到比罗比赞去（苏联远东地区，被划为‘犹太人自治区’，但很少犹太人喜欢那里——译注）！”后来他终于把我赶出了公寓，连证明上的日子都没让我住满。他是通过警察局的某一特殊科召我去谈话的。当时还没有“反对七年计划”的“帽子”，但他和两个重要组织有密切联系——文学和秘密警察，因此他“走在了时代的前面”。他已经很可恶了，可他那外表萎靡不振的妻子比他还可恶。他们的女儿是否也会像他们一样，长大后也成为害人精，浑身散发出杀人的恶臭？小姑娘现在看来很平常，我只是出于好奇：罪恶是遗传的，还是通过后天教育得来的？ 
　　科斯特廖夫两口子在房间里到处搜寻曼写的东西。他们在澡盆后面找到了曼的诗歌创作名单。我当时正如阿赫玛托娃所说：“突然来了一股力量”，一把就夺了过来，那位将军竟没敢吭一声，这大概是因为我毫不畏惧地直视着他的缘故，他们是从来没受过这个的。 
　　在厕所里我发现了科斯特廖夫写给领袖的信的草稿。信的内容大多是感谢的话，如：我本是个无名小卒，今天能成为人物都是由于您的栽培等等。每封信里都有些小报告这家人的饮食习惯也很不同于别人，他的妻子什么也不会，就像天生来的低能儿只能做打更人一样。他们具有一种善于捣乱和破坏的令人无法理解的天性。世上怎么会有这样一些人？ 
　　我就像所有和我处在同样境地的妇女一样，有一天夜里，我想象中有一批人来保护我，他们来到我家，恢复了原有秩序，甚至把科斯特廖夫从他偷来的房子里带走，但就在这刹那，我立刻明白了：“我可不愿意在我们国家也出现法西斯”。我宁愿让他们这些恶棍就老死在他们的别墅里，享受他们应得的养老金，而不愿意拥有自己的刽子手，为了我而去向他们报仇。我虽不想和他们成为同一类的人，但也不愿有自己的保护人，这样的保护人即使奇迹般地出现了并自愿为我效劳，我也不会接受的。也许有人会说我是个“不抵制恶魔的人”，那我也只好接受这个称呼了，但换一个称呼则更好。 
　　不管怎样称呼，我的信念都不变，即：对于刽子手无论是劝说、告诫，还是和他们争论，都无济于事，什么也打动不了他们。任何思想、任何语言他们都听不进，只有使他们感到讨厌。然而思想和语言则是我们的唯一武器，是令他们感到害怕的东西。只有当普通老百姓支持他们并为他们的胜利叫好的时候（如本世纪头五十年我国的情况），他们才是强大的。普通老百姓——无论是迟钝和保守的群众，还是人民革命的狂热分子，最初都为新形势而感到振奋，为了顺应形势，他们用新方法来思考和解释实际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现象。他们逐渐习惯于设计巧妙的争论陷阱，学会了如何颠倒黑白，把过去认为是恶的说成是善的。他们开始向暴力屈服，把它看成是唯一可行的方法。他们还未仔细思考，就开始同情刽子手，接过他们的口号，赞扬他们的预定目标。刽子手的目标表面看来是很实际的，但实际上则是虚构的、骗人的。这样的目标是永远也达不到的，而且在不断地消亡着，人们开始怀疑它们，但出于惯性继续崇拜偶像的力量。我们这里并不像报上所说的那样是“个人崇拜”，而实际上是“力量崇拜”，这种力量最终只不过是一个荒唐的闹剧，而我们在这恶势力面前却吓得五体投地。我们应该做的是克服自身的恐惧，为每一个人的灵魂而斗争，提醒人们作为一个人的含意是什么，并且告诫人们：三十个银币是救不了任何人的（犹大为了三十个银币而出卖了耶穌——译注）。 
　　我们所经受的一切是时代的产物，它诱惑威胁着那些还没有对暴力和血腥镇压患恐惧症的人。（复仇和忌妒是基本动力）我们的经验是不应忽略的，可那些懒惰的外国人正是这样，他们抱着一种希望，即他们这些有文化的聪明人是不会产生像我们这样的情况的。我听了不知多少次这些天真烂漫的人的保证。其实这些人都是栖息在我们的暖房中的，准备时刻一到就把他们打发回祖国，这些人在我们这里受到训练并成熟起来，因此，他们带回去撒向祖国大地的必然都是有毒的种子。他们之中有些人在我们这里牺牲，临死前略有所醒悟。但仍还有许多人到死也执迷不悟。人只要还活着，就继续行动，直到把纲领执行到底。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的孩子通常都具有恶和犯罪的劣根性。他们本人并不是刽子手，因为从小就娇生惯养，细皮嫩肉，但和刽子手用的是同样语言、使用的是同样概念。只有我们的经验是唯一的治疗药物，就像预防针和接疫苗一样。正是为了这个原因，当我走在长长的伏尔加河上的大桥上时，我才没有像疯疯癫癫的人那样往桥下的河水看，为的是哪怕只有一个人像我一样不愿意有自己的法西斯，不愿意自己的法西斯把科斯特廖夫赶出我的公寓。 
　　不幸的是我们继续藏起我们的经验，如不付出一定努力的话，是无法获得它的，但人们是懒惰的，对什么也不感兴趣。我们唯一应该做的是逐渐积蓄力量抵抗恶魔的势力，直到它的机器搁浅、生锈。当然，要达此目的需要很长时间，因为我们缺少语言，缺少标准，缺少指引我们的灯塔，有的只是懦弱和恐惧。 
　　最难的事就是克服懦弱和恐惧，因为我们的确有所怕。我只有在梦中才不感到可怕。在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过程中，每当晚上，只要有汽车从我家门口开过，我都竖起耳朵仔细听它是否会在我家门口停下。记得60年代初的一天夜里，我住家的院子里开来了一辆卡车。我梦到曼叫醒了我，说：“快起来，这回是来抓你的，因为我已经不在了。”我在梦中回答他说：“反正你已经不在了，我也就无所谓了。”说完，我翻了个身就又睡着了，连梦都没做。第二天早晨，我下定了决心，今后如有人来抓我，我绝对不开门，就让他们把门砸开好了（所谓的门只不过是硬纸板做的！），我不在乎。我给他们多一个抓人的借口——拒捕，让他们感到高兴。抓人的敲门声我是不予以理睬的，但呼唤我的人的声音我是会回应的，但不是所有的声音都是人的，刽子手并不是人。 
　　上面说到的梦，那是在曼的诗已经出版以后做的。曼的诗既已出版，也就不用担心遗失的问题了。我现在已完全、绝对地自由了，可以自由呼吸了，虽然仍感到窒息。哪怕是在死前能舒畅地呼吸一下，那将是怎样的一种幸福啊！有谁能懂得这一点呢？ 
　　这本回忆录就写到此了，但它可能会遗失。再也没有比销毁一本书更容易的事了，只要它还没有在“地下出版”流传，或正式印刷。不过，它即使遗失，也不会完全消灭的。因为那些专门从事销毁手稿、言论和思想的专家们首先会读这本书，然后才把它扔进火炉里。不过他们什么也不会懂的，在他们的脑子里只会奇怪地感到我这个颤颤巍巍的老太婆竟什么也不怕，并藐视他们的强大权力。就让他们这样去想罢。他们唯一能明白的是那种仿佛在他们的定量分配上撒上的一小撮盐，或能刺激胃口的佐料一样的文学作品，那样的文学作品能对他们的干部起到教育作用。而他们的干部则是一些什么都不在乎的人——什么生命，人，土地和灯塔（由于他们的存在而暗淡）对他们来说都无所谓。愿上帝保佑他们！难道他们能斩尽杀绝所有的人、消灭世上的一切吗？

［附］最后的一封信

　　这是一封无法送到收信人手里的信。它是写在两张很糟糕的纸上的。成千上万的妇女写过这样的信，有的是写给丈夫，有的是写给儿子，或兄弟，或父亲，或朋友，但没有一封留存了下来。如果有所留存的话，那也只能是一种奇迹，或纯属偶然。我的这封信得以保存下来就是纯属偶然。我是在1938年10月写这封信的。第二年的1月就获得了曼去世的消息。因此这封信和许多其他文件一起在箱子里一呆就几乎近三十年之久。我是在我最后一次整理所有文件时发现它的。当时我对巨大的损失痛哭不已，因此对每一个留下的纸片都珍惜万分。我当时并没有立即读这封信，而是过了几年之后才读它。我一面读着信，一面想着和我具有同样命运的妇女们。大多数人会和我具有同样的想法，虽然她们之中许多人出于胆小怕事而不敢承认它。还没有人敢说出来我们的同胞是怎样对待我们的，但那些同胞我并不想消灭他们，因为不想和他们成为同一类人。我的今天的同胞们，以及杀害曼的同宗兄弟们，还有其他千百万人读了这封信后，一定会骂大街，为什么没有把我这个可恶分子及时消灭了；也会骂那些“放松了警惕性”的人竟允许被禁止的思想和感情存在。现在又禁止回忆和思考过去了，更不用说谈论它了，因为即使从被粉碎的家庭成员中，现在剩下的也只有孙子辈了，他们对过去一无所知，也无人和他们一起进行回忆。生活在照常进行着，谁也不愿意旧事重提。最初，人们还承认过去曾犯过某些“错误”，现在却想收回这些话，对任何“错误”也不想承认了。我也不把那称之为“错误”。怎能把已成为体系，并且是由于他们的基本原则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称之为“错误”？ 
　　我用下面这封信作为这本书的结束语。我将尽一切力量来保存这本书和这最后的一封信。要做到这一点，希望并不是很大的，尽管比起过去，现在的情况可以说是像蜂蜜和白糖一样甜。一切就顺其自然罢！下面就是这封信。

1938．10．22 
　　奥夏，我的亲爱的远离而去的朋友！我的亲爱的，我不知道在这封信里该对你说些什么，这封信你恐怕永远不会收到的。我把它写在能看得清的空白上。也许，当你回来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了。那时，这封信将是最后的留念了。 
　　亲爱的奥夏，我们在一起的共同生活是多么的幸福！我们像孩子般斗嘴、打架、戏耍和相爱。我现在甚至连天空都不愿意去望一眼。如果看到了乌云，又能指给谁看呢？ 
　　你记得我们是怎样把我们的可怜家当拖进我们的流浪的大车篷的吗？记得吗，当我们奇迹般地弄到一块面包，两人一起分享的情景吗？当我们在沃龙涅日的最后一个冬天时，我们的全部幸福就是我们在一起的共同生活和你的诗篇。我记得，有一次我们 
　　从公共洗澡堂回来，我们买了不知是鸡蛋还是灌肠。当时有一辆运干草的大车从我们身旁吱吱嘎嘎地走过。那时天还很冷，我的外套很单薄（我们就该这么冻着吗，我知道你也是很冷的）。这一天将是刻骨铭心的，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当时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这个冬天，这些日子以及这些不幸都是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也是最后的幸福时刻。 
　　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你。我的每一滴眼泪，每一个微笑都是为了你。我对我们不幸的共同生活中的每一个日子，每一个小时都时时怀着感激之情。你是我的亲爱的朋友，是我一生的忠诚伴侣，是我在茫茫黑夜中的领路人。 
　　我们就像两个还没睁开眼睛的小狗崽，你推我搡地彼此碰碰撞撞，但我们觉得很开心。无论你的可怜的头脑是怎样地发热，或有时又是多么的疯狂，失去理智，而我们在一起的共同生活是炽热的。这是多么幸福啊！——我们随时都意识到这就是幸福。生命是可以延续很长的。但一个人死——无论是对于你，还是对于我，都是困难的，死的过程也嫌太长。我们这样难舍难分——这大概就是你我命中注定的罢！我们像小狗崽，像孩子般，我们是否就该如此呢？你的命是否也就该如此，我的天使？一切都在继续照常进行，但我对什么都失去了兴趣，对什么也都不知道了。然而，你一生中的每一天、每一小时都历历在目，仿佛在谵妄中，你的一切对我来说是那样的一清二楚。每天夜里，你都来到我的梦中，每次我问你事情是怎样发生的，但你总不肯回答。 
　　最后一次我梦到：我在一个肮脏不堪的旅馆的肮脏的食堂里买了一点吃的东西。和我在一起的是些完全不认识的人。我买完以后，才醒悟到把这好吃的东西拿到哪儿去呢？因为不知道你在哪儿？ 
　　醒来以后，我对舒拉说你一定已经死了。我当然并不知道你的确切情况，但从那一天起，我就失去了你的踪迹，不知道你在哪里。你能听得见我说的话吗？你知道我是多么的爱你吗？我还未来得及对你说我是多么的爱你。我不知道该怎么说，现在也不知道。但我只对你一个人说，只对你一个人。你是永远和我在一起的——和我这样一个野性的、难以驾驭的人在一起。我从来不会大声地哭，但我现在要哭，要哭，要哭！这就是我——你的娜佳。然而你在哪里呢？ 
　　永别了！

娜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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