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1928.3-2015.12），男，汉族，江苏涟水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藏学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央文史馆馆员，著名藏学家、民族史学家，北京大学兼职教授，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邀研究员，波恩大学《藏文历史文献》刊编委（1981年起）。
今天给大家介绍活佛转世制度。“活佛”是我们汉语这样称呼的，大家已成习惯。西方有人根据汉语翻译成“living-Buddha”，意为“活着的佛”；更多的人翻译成“incarnation”或“reincarnation”，“转世的佛”或“再次转世”。藏语本身不是这么说的，现在普遍的称呼，有一种敬语，很客气的说法，所有的活佛都称“仁波切”（rin-po-chen），意思是“大宝贝”。藏语中的“仁波”（rin-po），意思是“宝”；“切”（chen），意思是“大”，“仁波切”是对转世活佛的一种很尊重的称呼。现在这种称呼很普遍，有些不是转世活佛也用这个词，如格西，叫格西仁波切；阿旺，叫阿旺仁波切。其实“活佛”本来的称呼应该叫“朱贝古”（sprul-pavi-sku），或“朱古”（sprul-sku）。“sprul”，意思是“变化”；“sku”，是身体的敬辞；“朱古”（sprul-sku），意为“变化之身”，这是藏传佛教最正规的名称。这个词被蒙古人借用去后，翻译成“呼图克图”（Hutuktu），也是“化身”的意思。蒙古语的称呼“呼图克图”与藏语“朱贝古”是一个词，就是“化身佛”这个词的蒙古语的译音。满洲人或更早一点的蒙古人就用这个词称呼转世活佛，这不矛盾。清朝时将呼图克图作为一种特殊的、荣誉的称号授予某一个活佛，某某呼图克图就是某某化身佛，这是不同语言中称呼的情况。活佛转世制度作为藏传佛教一大特点，大概不成问题。因为在全世界，佛教作为世界性的三大宗教之一，除了蒙藏信仰的佛教体系有活佛转世制度之外，其他佛教信仰地区都没有。比如汉族就没有，没有一个人自称是活佛。唯一比较特殊的是，1994年我在台湾政治大学讲课时，台南白塔寺有一位出家人，叫道本法师，已经二十七岁了，他曾经捐款给锡金的绒德寺——拉萨楚布寺的下院，和噶玛派的噶玛巴保持着很密切的关系，这座寺庙有六、七百人，规模相当大。道本法师和这个寺庙的主持人噶玛噶举红帽派的领袖夏玛尔巴结下了很深的友谊。他将在台南募集到的相当多的香火，捐赠给绒德寺，据有关人士说，绒德寺的出家人都分到了衬金，这次的衬金是历史上最多的。作为回赠，夏玛尔巴就让他成为活佛。噶玛派有一位叫“洛本仁波切”的格西去世了，于是道本法师一夜之间就成为洛本仁波切的转世了。道本法师欣喜若狂，回到台湾后，经过运作，在台南白塔寺举行了正式的活佛坐床典礼。这位法师一不会藏语，二不会藏文，三对藏传佛教基本无知，却成为洛本仁波切，举行了坐床典礼。有个新闻界的朋友问我，这种事情内地会发生吗？我说，不可能，内地如有一个汉人宣称自己是仁波切，公安部门会立即把他逮捕的，因为这是招摇撞骗。这个道本法师变成活佛是个笑话，假若有人请这个活佛给予开示，他能讲出藏传佛教任何东西吗？估计他做不下去，他会感觉到很困难的。这反过来证明，转世活佛制度是藏传佛教的特点之一。藏传佛教有活佛转世制度，这是它的传统。第十世班禅圆寂，是1989年1月28日往生的，国务院三天后发布公告，第一句话说：“班禅大师去世，根据藏族的民族的和宗教的传统，寻找、遴选新的转世活佛。”民族的传统，指藏族的传统；宗教的传统，指藏传佛教的传统。这是我们国家根据历史定下来的。这个特点在历史上是如何形成的？佛教从7世纪左右传到西藏，经过长时间的弘法、推广，与当地古老信仰冲撞、摩擦、融合，艰苦地建立起来了，又经过一场严重的挫折（842年朗达玛灭法），约一百多年后才有第二次复兴，由阿底峡等建立了噶当派，其他大师也依据自己的情况建立了不同的部派。到13世纪时，有六百年了，毕竟要寻找立足点。佛教到任何地方传播都有个任务，都要本土化。佛教传到汉地，也有一个本土化的运动。请大家读一本书，有一名比利时人叫许里和，现在约六七十岁，他的博士论文出版了，这本书由北京大学李四龙等几位青年学者翻译成中文，书名是《佛教征服中国》，讲佛教如何在中国东部、南部扎下根来，实现了本土化的。大家可以参考。佛教弘传运动中始终都要寻找立足点，要本土化。可能任何宗教都要走这条路，只是佛教更明显、更有耐心、更持久一些。佛教传到藏区，经过长时期的传播、摩擦、斗争和融合，在这个过程中觉悟到寻找一个立足点以实现佛教本土化的必要，因为社会生活中有这个要求。【摘编自王尧先生著作《走近藏传佛教》（中华书局2013年出版）的“活佛转世”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