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最喜欢的街头活动，说出来你们肯定拍大腿！ | 市民历史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稿件，讲穿了就是一部“上海排队简史”。
匈牙利裔英国作家乔治·麦克斯曾经揶揄英国人“就算独自一人，也会有板有眼地排好一个人的队”。都说英国人爱排队是出了名的，其实，有关上海人排队的段子也不少。
比如去年春天，传说有三支队伍在外滩附近“胜利会师”。“一支排队买标书，一支排队买青团，另一支排队摸跟鹿晗合影过的邮筒。有人揣着身份证和两千块钱去买车牌标书，排了三个小时，最后窗口递给他一盒青团。”
段子略带夸张，却也来源于生活。
我们受访者有句话讲得好，“实际上，上海人不是欢喜排队，是对物质、精神有需求，排队是种无奈。反过来讲，阿拉上海人也蛮守纪律、讲次序的。”
一
1970年代末，北京西路玻璃器皿门市部前排队买气压热水瓶。／俞新宝摄
上海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热衷于排队的大概已不可考。
不过对于1950年生人的谈凯敏来说，最早的排队记忆来自60年代初。“格辰光排队买啥？侬想都想不着。”他记得那时排队，为的是买瓶盖头。
这东西买来做啥？“当初新鲜水果少，吃水果要吃糖水罐头。一只广口瓶，胖墩墩呃，铁盖头掀掉以后，瓶子就没用了。但是上海人节约，这只瓶子想要派用场。”
“工厂也配合侬，特别做了只塑料盖头，所以买这只盖头要排队。”有了瓶盖，会“做人家”（节俭）的上海人将广口瓶再利用，储存食物、用作收纳。
医院里输液用的玻璃盐水瓶，上海人也不舍得扔。于是厂家又为广大市民生产出一种密封性极好的橡皮塞子。“这只瓶子用来做啥呢？天冷捂捂手。”
如今这些小物什即使家里还有，多半也会在某次大扫除的时候以“断舍离”的名义被请进垃圾箱。
不过在彼时，上海人可是花了大力气，郑重其事到“中百一店”（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排队买回来的。“老清老早等开门，奔上去再排队，因为是限量供应。”
1980年，市百一店排队购买黑白电视机。／俞新宝摄
二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排队买瓶盖是为生活锦上添花。然而还有一种队伍是上海姆妈们每天不得不面对的，那就是排队买小菜。
朱新屿小时候住在金陵东路上的宝兴里。从后弄堂穿出去，就是上海最早的大型菜场——宁海东路菜场。
“那个年代样样凭票供应，要在菜场买到好菜，第一要消息灵通，第二就是要会排队。”
朱家姆妈是里弄里的居委干部，人头熟。住在同一条弄堂里的菜场员工经常给她提供内部消息：今天哪个菜摊有好菜卖，哪天供应的鱼、肉特别新鲜。
但即便是如此，因为僧多粥少，早晨四五点也要起来排队去了。
排队买小菜，讲究的是眼观六路，协同作战。
“比方讲我想买大白菜黄芽菜，买的辰光旁边一看，呦，还有卖带鱼嘛。买带鱼不要票，2角8分一斤，但是等我大白菜黄芽菜排队买好，带鱼就没了。怎么办呢？拿只篮头、拿块砖头摆着，跟前头阿婆打声招呼：‘阿婆，我排在这里噢。’个么阿婆要问了：‘侬在啥地方排啊？’我讲‘我排带鱼。’阿婆也会顺势讲：‘个么带鱼我排在侬后头买买噢。’不认得的人互相帮助，每天早上就是这样一桩事体。”
在凭票供应的年代，买糖买烟也要排队。／俞新宝摄
每到过年，菜场里的排队战役升级。朱家兄弟姊妹多，为了让大家吃好年夜饭，朱家姆妈免不了要操心费力。
“头天晚上八九点钟就要去摆砖头了。她一个人要排四五个摊头，所以要跟前后的阿姨妈妈打好招呼，大家轮流值班，免得半夜里砖头、破篮子被别人扔掉。”
“早上四五点钟，天还没亮，菜场里厢已经老闹忙了。运货车先后到达，营业员陆续上班。我妈这时进入临战状态，先观察哪队人多哪队人少，确认购买顺序，再跟认识的营业员、前后的阿姨打招呼。到6点钟准时开称，整个菜场人声鼎沸：营业员的报价声，阿姨们的互相招呼声，插队引起的争吵声……我妈在蔬菜、水产、肉类、豆制品几个摊位前穿梭，等她拎着一篮菜回来，天刚透亮，我们刚从睡梦里醒来。”朱新屿回忆说。
三
若要论排队的“惨烈”程度，许多上海人会想到北京东路上的火车票发售处。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哪家人家没有一两个子女在外地？到了过年前后，为了阖家团圆，往往需要倾巢出动来买一张火车票，“排个两夜三夜不稀奇”。
不少人还记得从上海开往哈尔滨的56次列车，因为去往北大荒的知青众多，总是一票难求。
当时，谈凯敏有一个阿哥在云南，一个阿姐在西安，还有一个阿姐在兰州。
“伊拉要买火车票，但是经过交关‘环节’，售票窗口好买到的票子已经不多了。今朝的票子没排到，侬就继续排明朝的。一个人排队吃不消，所以阿拉兄弟姊妹轮流排。”
冬夜里的北京东路上，一群人裹着军大衣排成长队，衣服上还被粉笔画上记号，以确认前后次序。
“每隔一段辰光就要点名，不像买小菜，可以扔篮子、扔砖头。侬假使不在，马上‘开’脱。”
等到售票大厅的门一开，大家全部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向窗口，再次排成长队等候车票发售。“买火车票吃苦头，阿拉这个年纪的人，味道都尝到呃。”谈凯敏说。
四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上海人开始为了读书排队。／俞新宝摄
在上海人为衣食住行操心的同时，生活里似乎还少了什么。
1978年4月29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 刊登出一则“豆腐干消息”：三十五种中外文学著作再版，将在“五一”劳动节期间相继发行。一时间，各行各业、各个年龄层的上海人聚集到了各大新华书店门前。
四川北路上的新华书店连夜排起长队，一直蜿蜒到昆山花园路上。
队伍里有二十出头的吉建富，他当时是一家工厂里的文艺积极分子。他回忆说：“文革当中只出过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没其他书可以看。现在有书看，大家都去买了。”
同一时间，上海玉石雕刻厂工业中学的学生刘仲善正在淮海路上的新华书店门前排队。
他早就把书目仔细研究了一遍。“这当中有古典文学作品，比如《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古文观止》；有现代文学作品，比如《子夜》、《家》、《曹禺选集》；也有外国名著，比如《高老头》、《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尼娜》、《牛虻》……全部都想看，但我当时还是学生，没有收入，只好挑一两本买买。”
斟酌再三，刘仲善挑选了一本《东周列国志》，因为在卢湾中学食堂工作的母亲也想看。
那一年的5月至6月，这35种文学著作一版再版，全市各新华书店共卖出150万册。在南京东路门市部排队买书的市民最多一天达1.6万人次。因为人实在太多，书店里的玻璃柜台每天都要被挤碎掉。
经过十年书荒，上海人对阅读、知识的渴望被释放出来。书店门前的长队，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学热”、“读书热”的一个缩影。据说，《辞海》一度成为沪上新婚夫妇婚房必备的装饰品之一。
五
然而，这股热潮在80年代末被另一拨“疯狂”取代了。
看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上海人不再满足于几十块、百来块的死工资，要想办法“赚钞票”了。有人做起了个体户；有人想东渡日本“扒分”，在日领馆门口排起了长队；还有人则把目光瞄准了新生事物：股票。
电影《股疯》剧照，上海人在证券公司门口连夜排队。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当时，交易所挂牌交易的股票只有8只，人称“老八股”。因为严重供不应求，这几只股票基本上是无量空涨。之后每每有新股发行，总会引发排队狂潮。
1991年8月，上海兴业房产公司等3家企业宣布增资发股，上海有近20万市民通宵排队领取认购单。而这还仅仅是排队买股票的序幕。
1992年初，上海推出股票发行新办法，凭“股票认购证”获取摇号中签认股的机会。尽管银行“敲锣打鼓”竭力推销，但精明的上海人对于30元一张的认购证最初是持观望态度的。
“先开始对认购证人家不起劲的。”谈凯敏回忆说，“当时听讲是无限量发行，大家都觉得中签率会很低。没中的话，30块就‘泡汤’了。格辰光30块啥概念啦？我工作廿年，也只有200块工钿。”
不过，“工厂职工摇身一变‘杨百万’”这样的新闻毕竟刺激了人们的神经。
那段时间谈凯敏正好病休在家，好好研究了一下股票到底能不能赚钱。“我读了些股票的书，看了深圳股票市场的起起伏伏，觉得这里厢有赚钞票的机会。甚至于我动过买100张认购证的念头，但是跟家里商量了一下，格辰光存款总共不足5000块，想想有点舍不得。”
直到认购证发行的最后一天，谈凯敏思想斗争了一番，终于跑去了银行。
“格辰光呢，上海男人不像现在，自己还囥（藏）点钞票。阿拉不囥呃，无非是一两百块放在屋里，大家日常开销。我拿了两百块，也不敢全部用掉，就买了5张认购证。”
谈凯敏保存至今的股票认购证
彼时，吉建富已从工厂调到报社工作。看到发行认购证的消息，他也回去和妻子商量了一下。
“阿拉老婆当时在雷允上药房上班，客人川流不息。她讲：‘这样好伐啦？我明朝去问100个客人，看伊拉买不买。’”“市场调查”的结果是100个人都不买。吉建富自己也如法炮制，又问了100个。“结果99.5%都不买。还有0.5%是啥呢？有个老朋友讲：‘让我回去考虑考虑。’”
夫妻俩把调查结果一汇总，妻子得出结论说：“大家都不买，可能中奖率就高了。阿拉应该去买！”
六
这边厢吉建富跑进弄堂口的工商银行买了100张认购证，那边厢谈凯敏从家门口的地摊上已经嗅到了股票今后的热度。
“阿拉附近山阴路摆地摊的，收国库券、收认购证。认购证的价钿一直往上窜，35块、40块、50块……后来最高的辰光一张认购证换一台彩电。一套认购证100张，炒到30万。”
这一年，上海全面放开股价，新发行46种股票，年内上市20种，股市交易量急剧扩大。
“后来晓得了，买到认购证就赚到了，不会吃亏呃。”谈凯敏说，“但是办股东账户要排队；认购股票要排队；买好侬要抛脱，还是要排队。当时全部手工化操作，这三波都要通过排队来实现。”
电影《股疯》剧照
谈凯敏中签的第一只股票是胶带股份，发行价为每股35元，可认购30股。上市后一次性抛掉，净赚2500多元。
“这辈子活到三十几岁，从来没一记头赚到过噶许多钞票，这个永生永世不会忘记。”他后来算了一下，基本上每张认购证都能摇到一次中签购股的机会，平均每张赚了5000元。“胶带股份赚得最少，最多的是新亚快餐，赚了9000多块。”
谈凯敏当年的成交过户交割凭单
于是，“股疯”了。
上海24个股票交易点，只要是开市的日子，天天门口排长龙。因为太“闹忙”，四川路上某股票交易点曾经有居民贴出告示：“祝你们发财，但希望你们小声一点，以免影响我们休息。”
为了缓解证券营业网点的压力，闲置多年的文化广场被紧急征用，成为超级“股票大卖场”。广场内的椅子被全部拆光，换上好多铁栅栏，成千上万的投资者涌进来排队，因为生怕位子被占掉，还要自发编号，在手上写号码。此等排队奇景，堪比日后的世博会。
2002年，股民们在文化广场排队填单。／顾力华摄
七
在股市上赚到的钱用来做啥？谈凯敏和吉建富做了同样的决定：买房子。
对于住房紧张的上海人来说，房子是永恒的话题。就像电影《股疯》里潘虹饰演的阿莉一样，买股票赚钞票，终极目标是为了能住上有抽水马桶的新房子。
千禧年以后，房价节节攀升。前两年还在考虑“买房到底合不合算”的上海人，赶紧在售楼处排起了队。
2002年7月，某楼盘吸引了众多购房者排队订房。／金定根摄
“排队买房，我倒是又挨着了。”谈凯敏说。
2004年，眼看儿子毕业工作了，他决定提前为儿子物色一套婚房。“看中水产路上的康桥水都。我也算蛮卖力了，早上7点多就出门了。跑过去一看，哪能人都没有的啦？结果一问，领号买房子，人家老早排队把号头领掉了。没办法，我去寻黄牛，500块买了只号头。”
后来谈凯敏发现，排队买房不稀奇。“阿拉附近洛川路上的嘉利明珠城，提前至少4天开始排队了。”
且不论是刚需，还是投资，是购房者踊跃，还是开发商炒作，这些年售楼处前的队伍真不少。
就在去年，谈凯敏又经历了一次排队买房，这次队伍排到江苏去了。“去年7月，启东有个楼盘集中开盘，我带了五个朋友一道去买房。现场一万多人排队摇号，基本上都是上海人。房子从早上一直卖到晚上9点，就这样疯狂。”
八
五十年里，上海人为一只瓶盖头排过队，为餐桌上的小菜排过队，为全家团圆排过队，为精神食粮排过队，也为物质财富排过队……
在人生不同阶段排过各种队的老上海人，如今可能又站到了鲜肉月饼前，为给小辈买上两盒月饼排起了队。而年轻人则在各种网红店门前表现出极大的耐心。
2003年中秋节前，南京路步行街排队购买鲜肉月饼的长龙。／邵剑平摄
排队，层出不穷，永无止境。
“人家讲，上海人老喜欢排队的。”谈凯敏说，“实际上，上海人不是欢喜排队，是对物质、精神有需求，排队是种无奈。反过来讲，阿拉上海人也蛮守纪律、讲次序的。”
这话倒也不假。又要说到《股疯》了。这部“神作”里有个细节特别有意思：阿莉在弄堂里拉人去排队买股票认购证。邻居们为赚35块钱劳务费抢破了头。
阿莉大手一挥：“我只要二十个人！”大家马上自觉地排成纵队供她点将。你说上海人有多可爱？要抢排队名额，首先得排个队！
电影《股疯》剧照
让我们再来看看那位揶揄英国人的乔治·麦克斯是怎么说的吧。“一个排队的人是一个公平的人。他关心自己的事情，他生存而且也给予他人生存的空间。他给他人以机会；他在等待自身权利实现的同时也在履行义务；他几乎做到了一个英国人一生笃信的所有事情。”
这句话似乎也适用于上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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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稿子：韩小妮/ 画图画：顾汀汀/
编稿子：韩小妮/写毛笔：杨 卓/
拿摩温：陈不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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