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戎女|色诺芬与《斯巴达政制》

编者按：本文原是《色诺芬<斯巴达政制>译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3月）一书前言，感谢陈戎女老师授权“人文共和”公众号推送。

色诺芬（Xenophon）

一

《斯巴达政制》到底是不是色诺芬的作品，从古代开始就有人提出质疑，并且把它和《雅典政制》归为托名色诺芬的伪作，最早见于第欧根尼·拉尔修。他在列举了归在色诺芬名下的作品后说：“麦格尼西亚的德米特里乌认为，这最后一部著作（指《雅典政制》和《斯巴达政制》两部合而为一）不是色诺芬写的”。[1]十八、十九世纪的一些学者同样不认为《斯巴达政制》是色诺芬的真作（如Valckenaer, Manso, Bernhardy以及《斯巴达政制》研究史上比较重要的Dindorf）。

第欧根尼·拉尔修 《名哲言行录》（徐开来、溥林译）

然而Richards在1897年已经根据《斯巴达政制》的语词和结构证明其为真，[2]故从十九到二十世纪，大部分学者认为《斯巴达政制》确系色诺芬所作（如Weiske, Goette, Hasse, Fuchs, Cobet, Erler, Naumann等）[3]。怀疑《斯巴达政制》非色诺芬真作的主要理由，是它有若干与其他色诺芬作品相抵牾和不一致的地方，但是，这些不一致也可能是写作年代不同、写作目的不同所致。

《斯巴达政制》属于色诺芬早期的作品。关于大概的写作时间有很多猜测，Lipka推断第十四章写于公元前371年斯巴达与忒拜的洛伊克特拉（Leuktra）战役之前，色诺芬可能是在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从小亚细亚返回希腊后写作了此作品。新近的笺注者Gray也是从第十四章入手，分析出《斯巴达政制》的写作时段应该是从公元前395年希腊人正式结盟反对斯巴达的科林斯战争（Corinthian War），到公元前371年的洛伊克特拉战役这段时期之间，具体的写作时间可能是公元前360左右[4]。

总之，《斯巴达政制》约莫是在公元前四世纪六七十年代色诺芬写作完成。可以对照一下色诺芬几部早期作品的写作时间：《雅典的收入》作于公元前356年以后，《希腊志》第二部分在前357年之后面世。《远征记》最晚不晚于前357年，因为《希腊志》3.1.2提到了《远征记》。《阿格西劳传》是在国王死后完成的，不会早于前360年。《居鲁士的教育》的最后一章提到了发生在前362/361年的一场叛乱，所以这部作品不会比这个时间更早[5]。那么，《斯巴达政制》即便不是最早写成的作品，也确定是早期作品。

色诺芬 《长征记》（《远征记》）（崔金戎译）

色诺芬的《斯巴达政制》就我们所知是关于此题目的最古老的那一批著作，[6]尽管这个题目不一定是色诺芬亲拟。Λακεδαιμονίων Πολιτεία的标题为什么汉译为《斯巴达政制》，详见“关于篇名”和1.1节的笺注。简而言之，Λακεδαιμονίων可译为“拉刻岱蒙人的”或“斯巴达的”，汉译从强调城邦而不是地域的意义上取“斯巴达”。Πολιτεία/ Politeia有“理想国”，“政制”、“王制”，“生活方式”等翻译和不同理解，因为色诺芬此书专论斯巴达城邦的Politeia，多为吕库古设立的习俗、礼法对城邦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规定，以及斯巴达城邦的职官、军事征战和王权规定，所以应可译为“政制”。

《斯巴达政制》的名称听来像是专论政制制度的政论文，其实不然。这篇名为《斯巴达政制》的短作共十五章，说的是斯巴达人非常概况性的生活方式——日常生活（第一到第十章），以国王为统率的军队生活（第十一至第十三章，第十五章）。

亚里士多德早就提到过，政体差不多就是民众的生活方式，[7]虽然他也在更狭窄的意义上专门定义过作为“城邦一切政治组织的依据”的“政体”[8]。莫尔特别提请注意，《斯巴达政制》其实谈的是斯巴达人的生活方式，Politeia广义上可以理解成“如何安排整理城邦[生活]”[9]。所以，该书的着眼点不是指狭义上的政治体制，也不是现代政治意义上的制度史[10]，而是斯巴达城邦及其公民典型的生活方式包含的教育、律法、习俗和惯例。[11]

色诺芬在其多部作品中表现出对斯巴达的兴趣，粗略算来，色诺芬关于政治事务的著作有三分之二来自他对于斯巴达作为政治现象的强烈兴趣。[12]色诺芬是雅典人，他对异邦斯巴达的兴趣并非猎奇。历时37年的伯罗奔半岛战争打破了希腊两个强邦长达75年的平衡状态，战争末期斯巴达挫败雅典确立了霸主地位，被公认为希腊世界的领袖。雅典人色诺芬在《斯巴达政制》中仿佛塑造了一个保守、严谨、遵守律法的异国城邦形象。斯巴达的法度和教育制度似乎处处和雅典的民主制度和教育形成对照。

亚里士多德

《斯巴达政制》一开篇，色诺芬用带有点儿夸张的口吻把斯巴达的繁荣强盛、礼法创制归功于吕库古——一个带有神话色彩的人物，对于吕库古的强调贯穿全篇，却使作品带有某种“斯巴达幻象”（le mirage spartiate）的色彩[13]。在其他作品中，色诺芬用同样的手段把斯巴达王阿格西劳塑造成“一个尽善尽美的好人”，在公元前399年与394年色诺芬曾在小亚细亚追随过阿格西劳。从《阿格西劳传》和《希腊志》的描写文字看，他真像是王者的道德典范，集公正、智慧、虔敬、勇敢、慈爱、节制于一身。[14]

这些斯巴达主题的作品大多对斯巴达城邦、立法者、君王大加褒扬，如果不加甄别，我们会和很多人一样，以为色诺芬是亲斯巴达分子，是当时雅典上层贵族中的那一小撮亲斯巴达（pro-Spartan）的保守派，不然色诺芬怎么会被人当成古典时期最伟大、最具影响力的斯巴达“倾慕者”呢。亲斯巴达派写的东西不实事求是，所以色诺芬笔下的斯巴达也是与事实不相称的。然而，色诺芬无意描绘历史的或真实的斯巴达，可能是别有用心。

《斯巴达政制》到底是在美化斯巴达，还是对斯巴达城邦隐秘的批评？列奥·施特劳斯以锐利的观察揭示出色诺芬对斯巴达精神的讽刺，但大部分《斯巴达政制》的西文笺注者并不认同，以为施特劳斯的阐释不切合实际。

《斯巴达政制》是颂扬还是讽刺，应凭作品来说话。《斯巴达政制》前十三章对古代的斯巴达歌功颂德一番后，在接近尾声的第十四章突然发起对当时斯巴达弊端的严厉斥责，这正如《居鲁士的教育》也是在最后一章笔锋陡转，波斯帝国摇摇欲坠，居鲁士死后马上土崩瓦解。

色诺芬 《居鲁士的教育》（沈默译笺）

一些研究者以为《斯巴达政制》如此自相矛盾的结构必然说明第十四章跟其他章节不是一体，乃后期的插入。可如果我们相信这样的谋篇布局是色诺芬煞费苦心刻意为之的话，就必须正视这样的可能：色诺芬以如此明显的自相矛盾提醒读者，去反思被理想化的、被谬赞的“异邦”斯巴达，是否如其所说、如其所是。色诺芬的斯巴达异邦形象大有深意，他的目标读者不是斯巴达人，而是雅典人[15]：他关心异国民族的生活和文教制度，是借异国为雅典提供一面镜子，从而，他的历史文学写作本身带有隐微的政治意图——引导有心的雅典人思考应该有怎样的王来引导国家，或者说雅典应该有怎样的政制、社会和文教生活。

二

初看起来《斯巴达政制》的风格表现出大量令人困惑的蹊跷和矛盾：一面是小心翼翼地保持有条不紊、自觉自知的风格特征，另一面却是十分醒目的疏忽随意，以及色诺芬对最基本撰文措辞风格的满不在乎。[16]《斯巴达政制》似乎不像《远征记》是经过仔细订正的作品，字里行间出现很多风格和思绪的中断和裂隙。的确，色诺芬在《斯巴达政制》中不动声色地故意隐瞒，文意转折，相差甚远，这些让人困惑的“缺憾”使人以为，要么这部作品是在不同时期拼凑而成，要么就是色诺芬头脑愚钝，不善条理分明的写作。但这种风格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色诺芬运用了隐微的写作术，故意为之。

《色诺芬的品味》（华夏出版社）

施特劳斯分析《远征记》时指出过色诺芬的两个写作手法，一是写作口吻温文平和，不明确指陈弊端，多用溢美之辞；二是“风闻言事”或“借嘴说话”（legetai）。[17]这两种手法都是慎微写作术的具体体现——色诺芬不会直言其事，他的良苦用心，全赖有心的读者从字里行间去体味。两种手法居然在《斯巴达政制》中都出现了。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色诺芬全文盛赞斯巴达，但行将结束之际插入对当时斯巴达的斥责。

按施特劳斯的理解，色诺芬以及那些精通慎微的写作大师们（柏拉图、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古代作家），都擅长文学的修辞术，以便按慎微法教人真理：真理只向一小部分力所能及的人敞开，而向绝大多数人隐身。[18]而且，《斯巴达政制》按羞敛原则（rule of bashfulness）教授真理，这恰恰就是色诺芬避人耳目的、谦卑的艺术。[19]

从这个思路出发，我们就能认真对待色诺芬那些看似自相矛盾、前后不连贯的风格——按布鲁尔的说法，色诺芬根本就是老练娴熟的修辞术大师。而那些对色诺芬摆出一副高人一等、屈尊俯就架势的现代历史学家、古典学家，以为他是一介愚夫，不善文事，不过是被他的修辞术骗了。

《斯巴达政制》一开篇直言，斯巴达人口稀疏，却成为希腊驰名的、最强盛的城邦，这是色诺芬思考斯巴达政制的表面原因。色诺芬的一生大部分时间处在斯巴达的统治下，厕身君王（阿格西劳）之旁，斯巴达的统治既不智慧也不儒雅，色诺芬思考斯巴达，实际是他必须适应这样的政治状况从而必须思考人和政体的关系。《远征记》记载过他教导部下必须服从斯巴达人不合理的要求：

拉西第蒙人（即斯巴达人）在希腊人当中居领袖地位。他们能够、而且每一个拉西第蒙人都能够，在这些城市中为所欲为……我们必须听从拉西第蒙人所给的任何命令，因为我们所属的城市也听从他们。[20]

诚如布鲁尔（C. Bruell）所见，政治的必然性有时相当严酷，而色诺芬是在逆境中生存的典范。[21]或者说，色诺芬在人类最美好的生活方式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确实有东西要教给我们。

色诺芬 《回忆苏格拉底》（吴永泉译）

色诺芬乃苏格拉底的弟子，他的《斯巴达政制》意在讽刺所谓的“斯巴达精神”，但并不因此色诺芬就要褒扬雅典：斯巴达和雅典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至少对苏格拉底或色诺芬这两位雅典哲人来说，思考斯巴达和雅典的城邦政制提出批评，才是正题。这就是施特劳斯所说的，色诺芬的雅典品味（或者说哲人品味）不允许他赞扬雅典的意思。[22]

色诺芬往往被人说成不谙哲学的才智平庸之辈，因为思想水平低不能深入观察事物的本质，所以只能写写日常的实际事务，文章单调乏味。[23]他的历史散文给人的印象是具有一点所谓希腊绅士的情趣和见解。和柏拉图的对话中那种严肃感人，半悲剧式的风格相比，色诺芬的历史散文让人看到的是简单、轻松、活泼、优雅，还不时带些幽默，布鲁尔甚至说色诺芬“似乎极力逃避严肃”，[24]似乎色诺芬故意要和柏拉图的半悲剧式风格作对，营造出喜剧的氛围（第欧根尼·拉尔修专门提到过柏拉图和色诺芬关系不好，好像俩人专爱对着干）。[25]

柏拉图

比起柏拉图对话的哲学玄思品味，色诺芬的历史散文往往直接诉诸行动（《远征记》）和实际事务（《斯巴达政制》），让人觉得少了哲学味，甚至有歌功颂德的“颂体风格”（encomiastic genre）的嫌疑。但色诺芬在施特劳斯的眼里却有着纯正的雅典（或曰哲学）品味（尤其是《斯巴达政制》），色诺芬表面的平庸跟苏格拉底表面的无知异曲同工，都是隐微术使然。

色诺芬的作品表现出历史撰述、哲学智慧和文学修辞综合一体的古典品味，而且显得与古希腊诸圣贤不同：他对异国的兴趣和描写在古典时期可谓别开生面，他的曲折笔法和隐微写作术的功夫和柏拉图不相上下。色诺芬其人以及其写作风格对晚期希腊和罗马都产生了很大影响。罗马帝国时期，色诺芬朴实无华的明澈风格受到青睐，成为无可非议的修辞－风格上的典范。[26]然而，色诺芬的名声不仅得益于罗马帝国时期的文学品味，而且由于他被斯多葛派视为哲人（而非今天我们熟知的史家色诺芬），继而被西塞罗、昆体良等人发现。

三

关于《斯巴达政制》的古希腊文抄本，在多达38种抄本中，Marchant和Pierleoni分别列出了五种重要的抄本：

A本，公元10或11世纪  梵蒂冈抄本（Vatican Gr. 1335）

B本，公元14世纪       梵蒂冈抄本（Vatican Gr. 1950）

C本，公元15世纪         摩德纳抄本（Modena Gr. 145）

M本，公元13或14世纪  威尼斯抄本（Venice, Marc. Gr. Z, 511(=590)）

F本，公元14世纪    佛罗伦萨抄本（Florence, Laur. Lxxx13）

A本被公认为是色诺芬作品（包括《斯巴达政制》）最重要的抄本，也是其他所有抄本直接或间接源出的底本。两位现代编纂者Pierleoni和Marchant编辑的印本分别见于：

1.G. Pierleoni (ed.), Xenophontis Respublica Lacedaemoniorum, Berlin, 1905

2.G. Pierleoni (ed.), Xenophontis opuscula, Rome, 1933（此版的《斯巴达政制》加入了F本的训读）

3.E. C. Marchant (ed.), Xenophontis opera omnia, Vol. V, Oxford, 1920

本书的古希腊文底本，参考的是笺注者Lipka书中经过校读A本、B本、C本、M本后的文本，同时参考了Gray书中的古希腊文以作对比。

四

本书大体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斯巴达政制》的正文汉译；第二部分是对正文的逐节笺注：既有五个西文笺注本的注释编译，分别以[Watson笺][Moore笺][Rebenich笺][Lipka笺][Gray笺]列出，也有译笺者本人的翻译意见，包括对几种译注的比较，以及从其他资料中获取的相关内容，以[陈笺]或[陈按]的方式列出。

正文的翻译除了以上交待过的古希腊底本，同时参考了各种现代西文的翻译。

正文的翻译到底是以流畅易懂为主，还是紧贴原文不惜牺牲流畅度、可读度，是个不好处理的难题，翻译时一直在斟酌、调整。由于原文是古代希腊文本，个别地方还有部分字词的佚失（如5.5，11.4，11.6），直接按原文译出中文，读起来往往不是那么顺畅，可是如果按中文字序、语序进行调整又可能遗漏或失去原文的一些关键字眼、句眼应有的涵义。

色诺芬的行文虽然有些口语体，某些部分口吻偶然还显得亲切，如话家常，但基本上他的语词和行文并非文采斐然，一般不需要华丽辞藻。色诺芬行文的推进也没有太多华丽的修辞手法（反问和夸张算是用得较多的），只是一桩桩、一件件叙述开来，所以他的文体常常被人诟病为平淡乏味。汉译的原则是紧贴原文，实在文意不明的地方酌情添加了语词。

本书笺注的编译，参考了五个西文笺注本（四个英文本、一个德文本），按新旧出版时间顺序分别是：

1.Vivienne J. Gray, “Respublica Lacedaemoniorum”, Xenophon on Government, edited and commentated by V. J. Gray, Cambridg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2.Michael Lipka, Xenophon’s Spartan Constitution, Berlin: W. de Gruyter, 2002.

3.Stefan Rebenich, Xenophon: Die Verfassung der Spartaner,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98.

4.J. M. Moore, “The Politeia of the Spartans”, Aristotle and Xenophon on Democracy and Oligarc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5.J.S. Watson, “On the Lacedaemonian Government”, Xenophon's Minor Works, London : G. Bell and Sons, Ltd., 1914.

这几个本子的特点，Moore的英译较为流畅，译文一目了然，有时难免不是从原文逐字译出，Moore很少做文字训诂，其笺注大多为若干段落的义理释意。Moore对色诺芬的态度较多是批判性甚或蔑视的，如第二章笺注中他的大肆批判，读者需要留意其中的偏颇。

Lipka的本子原为德文的博士论文，后经过英文翻译及大幅修订，其英文翻译常显得枯涩，原因之一可能是为了严格遵循原文之故，原因之二可能是英译从德文转译造成的。Lipka的英译学习借鉴了Moore相当多处的译笔，某些英文句子的翻译几乎完全照搬Moore的译法。作为2002年出版，即新世纪出现的第一个英译本，Lipka的英译有时又随意地使用一些口语化的当代英文。

Lipka的笺注有大量文字训诂，兼有辞章和义理的解释，而且几乎将前人的研究一网打尽，这个本子的笺注是最全最详尽的，也是本书编译最多的西文笺注，哪怕可能有些地方的诠释我未必赞同，也尽量列出供有心的读者裁定对错。Watson的译文对细部抠得很细，英文用词过于文驯，译词明显带有20世纪初的痕迹，因而译文与Moore, Lipka有明显的距离和差异，反而有时也是给汉译带来新灵感和参考方向的译本。

Watson的笺注量很少，只对明显有歧义、有争议的地方列出前人的识读。目前为止最新的是Gray于2007年出版的笺注本，此本没有全文详尽的英文翻译，只翻译和注解了个别短语和字词，对希腊文某些字词句的训诂和解读趋向于明确简洁，某些地方给了汉译者一些启发。Rebenich的德译和注释都中规中矩，注释量较小，一些关键字词汉译参考了德译作为补充。

对本书的格式，还需要做一些说明。

《斯巴达政制》正文的译文中，方括号显示的是为了中文的文意完整而补足的字词，非原文所有。

笺注中第一章到第十五章给出了章题，可以让读者对每章的内容提前有概括性的了解。色诺芬的原文并没有章题。汉译拟的章题结合了Gray所拟的题目和每章的内容。

笺注中，西文笺注者的注释一律使用宋体，[陈笺]为汉译者的注释，也使用宋体。当西文译者的笺注中有时需要汉译者插入说明性文字时标为[陈按]，使用仿宋体以示区别。笺注中凡是引用古典著作较长段落时，使用仿宋体的独立引文以示区别。

笺注中的希腊文原文词语的汉语对译放入方括号，楷体表示，如Σπάτη[斯巴达]。

Plutarch's Lives (translated by John Dryden)

笺注中涉及色诺芬的作品时，《斯巴达政制》省略作品名只列章、节缩写，如1.1，15.7，色诺芬的其他作品是作品名加卷、章、节，如《远征记》2.1.10，《希腊志》2.3.35，《阿格西劳传》1.1，《雅典的收入》1.1，《论骑术》1.1，《回忆苏格拉底》1.1，《雅典的收入》3.10。引证汉译的色诺芬作品的具体内容时，根据版本，以作者加出版年份和页码的方式列出，如色诺芬1986: 119为1986年出版的汉译本《回忆苏格拉底》第119页，色诺芬2007: 413为2007年出版的《居鲁士的教育》第413页。这也是本书列出其他所有文献信息的方式。所有引证的文献均可在本书的“参考文献”中查到具体出版信息。

有一个切实的建议，如果想对《斯巴达政制》有更深刻理解，建议应该对照阅读色诺芬有关“斯巴达”主题的另外几部作品，为斯巴达君王立传的《阿格西劳传》、《希腊志》（第二卷以后的叙述没有离开过斯巴达）以及《远征记》（多处涉及斯巴达）。另外，对照阅读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的《吕库古传》、《阿格西劳传》也会有很大的收获。

五

我大概是从2005年开始着手《斯巴达政制》的翻译，没想到陆陆续续走过了十余年的时光，其间的甘苦自知。记得只是译第一章和第二章，就花了两年的时间慢慢进入《斯巴达政制》文本语境，收罗译笺时涉及到的方方面面的文献材料。译完后看，《斯巴达政制》正文只有汉字一万多字，笺注的文字十倍于正文不止。

这十余年当然不是只做这项工作，可只能用寒暑假时间做，因为寒暑假才有较为完整的时间可以全身心投入。我之前也做过一些翻译，通常来说，翻译工作可以利用平时的零碎时间逐渐累积，不需要像写作论文时要有一个连贯的思维状态。但《斯巴达政制》的译笺却无法零敲碎打地进行，一进入这项翻译，桌面上摊开的西文译本有四五本，还要时常翻阅考证笺注者们常提及的若干古代文献，更不必提古希腊文带来种种高难度的挑战。如果自我评估，这可能是十余年来历时最长、做得最辛苦的一项学术工作。

译事好比是赫西俄徳所说的农夫伺弄田间农禾，没有高效快速的捷径，惟有面朝黄土背朝天，老老实实每天走向自己耕作的田亩。译事的凶险又好像一艘艘桀骜的舟船跃过不可触碰的海域，结果只能如贺拉斯诗中所祈祷的，只求“平安抵达阿提卡的海岸，归还你的债，不缺毫厘，求你好好看护我灵魂的另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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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名哲言行录》（上），马永翔、赵玉兰、祝和军、张志华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7页。关于色诺芬的生平资料，除了色诺芬自己的作品外，主要见于公元3世纪拉尔修这部书的传记。

[2] Vivienne J. Gray, “Respublica Lacedaemoniorum”, Xenophon on Government, edited and commentated by V. J. Gray, Cambridg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25.

[3] Michael Lipka, Xenophon’s Spartan Constitution, pp.5-6.

[4] Gray2007: 43.

[5] Lipka2002: 9.

[6] Stefan Rebenich, Xenophon: Die Verfassung der Spartaner,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97, p.14.

[7]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204页，注释1。

[8]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29页。

[9] J. M. Moore, Aristotle and Xenophon on Democracy and Oligarchy, p.67.

[10] Gray2007: 40.

[11] Stefan Rebenich, Xenophon: Die Verfassung der Spartaner, p.16.

[12] Gerald Proietti, Xenophon’s Sparta: An Introduction, p.xii.

[13] Gray2007: 44.

[14] Stefan Rebenich, Xenophon: Die Verfassung der Spartaner, p.12. 

[15] Lipka2002: 30 n.134

[16] Michael Lipka, Xenophon’s Spartan Constitution, p.53.

[17] 施特劳斯，《色诺芬的<远征记>》，见于刘小枫、陈少明主编，《色诺芬的品味——经典与解释》，第13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35页。

[18] 施特劳斯，《斯巴达精神和色诺芬的品味》，第32页。

[19] 施特劳斯/科耶夫等著，《论僭政——色诺芬<希耶罗>义疏》，何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31页。

[20]色诺芬，《长征记》，崔金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63-164页。

[21] 布鲁尔，《第三章色诺芬》，见于施特劳斯/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上），李天然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7页。

[22]施特劳斯，《斯巴达精神和色诺芬的品味》，第27页。

[23]汉密尔顿，《希腊精神》，葛海滨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第十章《色诺芬：普通的雅典绅士》

[24] 布鲁尔，《第三章色诺芬》，第92页。

[25] 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第190-191页。

[26] Stefan Rebenich, Xenophon: Die Verfassung der Spartaner, p.13.

作者简介

陈戎女，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主要从事西方古典文学历史，经典文学与阐释，德国文化社会思想，中西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出版专著《荷马的世界:现代阐释与比较》《女性与爱欲：古希腊与世界》《西美尔与现代性》，以及论文《替身之死：解读<伊利亚特>卷十六》《政治哲人眼中的女性与城邦——解读色诺芬的<斯巴达政制>》等。译著有《货币哲学》《色诺芬<斯巴达政制>译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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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与爱欲：古希腊与世界

陈戎女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

ISBN: 9787309106695

荷马的世界——现代阐释与比较

陈戎女 著

中华书局，2009年12月

ISBN: 9787101068986

色诺芬《斯巴达政制》译笺

陈戎女 译笺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3月

ISBN: 9787567588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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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龚世琳

文字校订：张瀚潆、孙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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