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所 | 埃里克·方纳的学术生涯：一个并非神话的故事
埃里克·方纳
·一个并非神话的故事·
埃里克•方纳是哥伦比亚大学德威特•克林顿历史学教授，美国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师从理查德•霍夫斯塔特。方纳曾担任过三个重要专业组织的主席：美国历史学家组织、美国历史学会和美国历史学家学会。本文为王希教授为方纳所写的学术生涯回顾，梳理了方纳史学思想发展、演化的脉络。
2017年3月，方纳教授应北京大学邀请，将来华讲学，并前往商务印书馆参加读者见面会。届时他的班克罗夫特奖获奖作品《烈火中的考验》中译本也将与广大读者见面。
方纳：一个并非神话的故事
王希
《美国自由的故事》的作者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当代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一。
1969年，年仅26岁的方纳以一部研究美国内战起因的博士论文一鸣惊人，在美国历史学界崭露头角。此后，他勤奋耕耘，孜孜不倦，出版了八部主要著作，编辑出版了五部论文集、史料集和参考书，为美国内战、重建、黑人史、美国政治文化传统等领域的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多部专著以观点独到、史料扎实、文笔精美而被列为美国史研究的经典著作。
在公共史学领域内，方纳同样也是才华横溢、成就斐然。他筹划和撰写的大型历史展览以新美国史观重新解释了美国历史的重大问题，引起了全国性的轰动。在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群体中，他独树一帜，从左翼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出发，以历史学家的严谨和清醒，通过大量的报刊文章和电视评论，冷静而客观地评说美国历史和政治。
在众多的美国历史学家中，方纳也是为数不多的、同时具有国内和国际影响的历史学家之一。他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和英国皇家科学院通讯院士，曾在世界多数著名大学——包括剑桥大学、牛津大学、莫斯科大学、希伯来大学等——担任美国史讲座教授，并被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推举为最受尊敬的“伟大的教师”。
埃里克·方纳
1993和2000年，方纳分别当选为美国历史学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和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的主席。这两个美国史学界最大专业组织的主席职位一向由史学界公认的最有成就、最有影响的历史学家来担任，而能够在一生中同时担任两组织主席的人屈指可数；方纳的当选说明美国史学界对他在学术研究、教学和社会影响方面的巨大成就予以了最高形式的承认。
方纳在30年里取得的成就，与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才华和精力一样，时常被历史学界视为一个不可重复的神话故事。然而，方纳的学术生涯并非一个神话故事，而是一个天赋与勤奋、继承与发展、批判与创造之间完美结合的故事。这个故事有着一个不同寻常的开始。
一
方纳于1943年出生在纽约市一个犹太裔知识分子家庭，母亲是一位中学美术教师，父亲杰克·方纳（Jack Foner）和叔父菲力普·方纳（Philip S. Foner）都是历史学家。
这个历史世家同时也是一个“老左派”家庭，曾遭受过长期的政治和经济迫害。20世纪40年代初，方纳的父亲和叔父因反对西班牙法西斯政权和支持美国工运，受到纽约州、市政府的审查，因他们拒绝向调查委员会作证，被扣上共产党人的帽子，与纽约市立大学其他60多名教授一起被列入黑名单，强迫离职，并不准在大学任教。
然而，即便在政治迫害最残酷的麦卡锡时代，他们并没有放弃学术研究，继续在工会夜校和民权运动训练班教书，并与包括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在内的其他左翼学者一起，开始了发掘和整理美国黑人和工运历史的工作（其中一些研究成果成为了20世纪后期兴起的新美国史学的组成部分）。
直到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之后，两人才得以重返大学讲坛。1981年，纽约市政府正式公开向受迫害者平反道歉，使这桩长达40年的政治迫害案终于了结。1994年3月，在亚特兰大举行的美国历史学家组织的年会上，方纳在发表主席演讲之前，特别介绍了他的父母；全场上千名历史学家起立，长时间地鼓掌致意，场面甚为感人。
方纳并提到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当年他父亲被迫离开纽约市立大学的市立学院后，接替空缺的不是别人，正是后来被称为美国史学界“共识”学派旗手、两度获得普利策史学著作奖的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1916－1970年），1950年代的美国公共知识分子、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迪维·克林顿教授。霍夫施塔特代表作为《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美国政治传统》《改革的时代》《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以及《美国政治中的偏执》。霍夫施塔特曾两次得到普利策奖。
霍夫施塔特后来被誉为“我们时代最优雅和最富有人文素质的历史智慧”（历史学家John Higham语），但当时他还名不见经传，正在为稻粮谋。更巧合的是，20多年后，方纳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霍夫施塔特是他的学士和博士论文导师；又过了20多年，霍夫施塔特生前拥有的、代表哥大历史系最高学术荣誉的德威特·克林顿讲座教授的头衔由方纳继承至今。
特殊的家庭背景和父辈的经历，使方纳从小就受到一种与主流教育界相悖的美国史教育。方纳后来回忆说，他从父亲那里知道了一大批被正规历史教科书过滤掉的美国历史事件、思想和人物，学会了如何通过历史来认知现实。这种特殊的历史启蒙教育将使方纳终生受益。
1959年，方纳进入哥伦比亚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本科部）时，研究历史并不是他的第一志愿。他当时对天文学兴趣盎然，想成为一个天文物理学家，直到大学三年级时，才改为攻读历史。促使他改弦易辙的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哥大著名教授申顿（James Shenton）的美国内战史研究课，二是方兴未艾的民权运动。
申顿教授对历史研究的激情深深地感染了方纳，重新点燃了自幼受父辈影响而产生的对历史的兴趣。民权运动对美国社会种族压迫的揭露以及黑人群众为追求权利平等所表现出来的不屈精神，促使他加入同代的许多历史学家，重新审视影响黑白种族关系发展的历史因素，并重新检讨美国政治和思想传统中那些理所当然的内容。方纳的学士论文——一篇关于19世纪中叶纽约州“自由土地党人”（Free Soilers）的意识形态的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的。
他的研究发现“自由土地党人”在内战前的反对奴隶制斗争具有相当程度的保守成份，他们反奴隶制不是为了解放黑人，而是害怕一旦奴隶制蔓延到全国，奴隶劳力将对北部的白人劳工形成威胁，损害后者在市场资本主义秩序中通过自由竞争获取成功的机会。1965年，这篇得到霍夫斯塔特指导的论文在《纽约史期刊》上发表，成为了方纳丰富多彩的学术生涯的起点。此刻，他刚20岁出头。
二
1963年，方纳从哥伦比亚学院毕业，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深造。在那里，他得到著名美国内战和重建史专家内文思（Allen Nevins）的指导，并在史学研究基本功、知识面和写作等方面接受了严格的培训，为日后高质量的多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两年后，他回到哥大历史系，在霍夫斯塔特的指导下，开始攻读博士学位。
此刻，民权运动已经进入高潮，种族歧视从法律上遭到彻底否定，女权运动、学生运动、反战运动等此起彼伏，传统的主流价值观和政治权势面临极大的挑战。方纳认为，60年代的政治对他那一代美国知识分子的影响非常大，民权运动所暴露的种族压迫和保守势力对民权运动的坚决抵制和极端仇视，彻底动摇了传统史学所构建的美国价值“共识”的基础，揭示了为“自由”、“平等”和“民主”口号所掩饰的一大堆不自由、不平等和不民主的美国历史和现实。
到底什么是美国历史的本质？什么是美国政治的本质？奴隶制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就废除了，但为什么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尤其对美国黑人来说），美国不但不是自由的，而且还时时刻刻充满了残酷的政治和经济暴力？真正的美国精神是什么？这个国家还是不是一个以自由和民主为目标的国家？带着这些问题，方纳将目光投向了对美国历史发展具有关键转折意义的美国内战问题，尤其是关于内战起因问题的讨论。
在内战中见证萨姆特堡激战的星条旗
战起因是美国史学界的一个经典题目，一向存有争议。当时主要的争议表现在进步学派（Progressive School）和修正学派（Revisionist School）对这一问题的解释上。
进步学派认为，内战是因相互对立的南北区域经济体制之间的冲突导致的，北部的资本主义经济与南部的奴隶制经济在经济利益上势不两立，必然走向对立。
修正学派则强调，内战的起因在于南北政客滥用政党政治和选举机制，导致协调区域经济体制和利益冲突的宪政机制失效，南北妥协失败，因而引起内战。
方纳认为，进步学派的经济体制冲突观不足以解释内战不可避免的问题，因为宪政机制曾经成功地解决了先前的区域经济利益冲突，修正学派则否认了内战前所有政治讨论的道德意义，简单地将内战起因归咎于宪政秩序的失误。
他认为，两者都程度不同地忽视了奴隶制与内战的关系，都未能令人信服地解释为什么以林肯为代表的北部共和党人能够在极其短暂的时间内，将北部各种分散的政治力量组织起来，以反对奴隶制无限制扩张的竞选纲领，赢得1860年的总统大选（林肯的当选成为南部退出联邦的借口，从而使 31 50340 31 15989 0 0 3292 0 0:00:15 0:00:04 0:00:11 3292战爆发）。
方纳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探讨隐藏在南北经济体制和政治冲突背后的“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个“意识形态”，实际上指的是一种“社会意识”（social consciousness），一个同时包括了“信仰、价值观、恐惧、偏见、反思和意志的（思想）体系”。 于是，内战前共和党的意识形态就成为了方纳的博士论文题目。
1969年，在霍夫施塔特的指导下，方纳在阅读和研究上百部共和党领袖人物的手稿档案、数百种内战时期的历史资料以及数百种现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成了一部两卷本的博士论文。次年，论文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就是后来使方纳一举成名《自由土地，自由劳动，自由人：内战前共和党的意识形态》（以下简称《自由土地，自由劳动，自由人》）。
《自由土地，自由劳动，自由人》对美国内战前夕共和党的意识形态的内容和形成过程进行了仔细清楚的梳理。方纳发现，共和党是由北部的废奴主义者、自由土地党人、辉格党人、前民主党人和本地出生主义者等不同的政治力量组成，这些政治力量有着不同的政治诉求，所以共和党的意识形态中同时包含了多种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意识”成分：对南部奴隶制社会的批判和对黑人民族的鄙视，对市场资本主义的信心和对具有竞争性的移民和奴隶劳力的仇视，对奴隶主势力篡夺联邦权力阴谋的恐惧和对至高无上的联邦主义的推崇，对平等公民权的追求和对天主教徒和有色种族的排斥等。
《国会拳击手》
这些“意识”成份早在内战之前就存在，并与南北经济体制的不同有密切关系，但因19世纪50年代以前的政党政治故意排除了意识形态的因素，南北的对立被限制在区域利益的讨价还价层次上。
19世纪50年代开始，随着双方在西部领土建州、关税和逃奴等问题上的冲突加剧，原先被压抑的“意识形态”冲突开始上升，南北之间每一宪政问题之争都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对国家政治基础和立宪原则的定义之争；现实政治的恐惧感转化了共和党人对奴隶制和南北冲突的认知，将反对奴隶制扩张的斗争看成一场捍卫美国立宪和立国原则的斗争，原先分散的政治目标和意志在“自由劳动”（free labor）思想的联结下，形成了一个新的强大的共和党意识形态，其核心是强调人拥有自身、并有通过自己的劳动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权利。
以“自由劳动”为基础的意识形态为北部政治力量的重组提供了一个范围广泛的“道德共识”，从而使得不同诉求的共和党人能够团结起来，以维护自由和捍卫联邦原则为名，坚决抵制南部奴隶制在未建州的联邦领土上的蔓延扩展，将区域之间的经济利益之争转化成为一场决定国家政治性质的斗争。当经济利益之争被转化成自由与奴役制度之争时，南北之间不再具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内战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
《自由土地，自由劳动，自由人》给史学界带来的冲击是震撼性的，方纳引入“意识形态”的分析概念，揭示了内战发生的深层原因，表现了“意识形态”对社会和政治运动所具有的强大的反作用力。
当时的内战研究已经走入了一种狭隘的经济和体制研究的死胡同，思想的作用和角色完全被忽视了，《自由土地，自由劳动，自由人》“反潮流”，重新恢复了意识形态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自由土地，自由劳动，自由人》同时令人信服地阐述和论证了奴隶制是内战起因的首要原因这一观点，推翻了修正学派关于内战是一场不必要的、可以避免的战争的结论，也将进步学派的经济体制之争提高到一个具有深刻的道德和政治涵义的层次。
简言之，方纳的研究重新定义了内战的性质：内战是自由与奴役、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之间的较量，是一场决定美国未来的斗争，而北部的胜利本身说明了美国政治的根本原则必须是自由，而不是奴役。
令史学界尤为震撼的是，这部在史料深度和广度上足令资深历史学家叹为观止、观点清晰新颖，论述周密流畅、语言铿锵有力、气势磅礴浩荡的著作竟然出自一位年仅27岁的青年人之手。
《自由土地，自由劳动，自由人》
《自由土地，自由劳动，自由人》是方纳一生中带给史学界的众多“惊奇”中的第一个。《自由土地，自由劳动，自由人》的写作和研究风格也将成为他后来作品的标志和特征。方纳始终认为，在史学研究和写作上，是霍夫斯塔特教给了他一种“高品味的史学风格”，因为霍夫斯塔特始终要求他最大限度地追求最优秀的研究成果，要求他准确而优雅地把握和表现思想和史实的流动。
《自由土地，自由劳动，自由人》代表了年轻方纳的一种学术雄心：他要揭示一种新的、不同于“共识”学派所强调的美国思想和政治传统，他希望通过揭示内战前共和党人的意识形态，来强调和恢复“自由”（尤其是劳动者的自由）和“平等”（所有人在人权上的平等）在美国政治传统中的中心位置。
方纳的这种雄心和努力反映了受到民权运动时代洗礼的新一代美国历史学者对美国政治的传统和未来的思考。尽管如此，在史学思想和史学风格上，《自由土地，自由劳动，自由人》仍然带有明显的霍夫施塔特影响的痕迹。方纳仍旧将“意识形态”看成是一种单一性的、为北部社会共享的社会集体意识，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其中可能包含的更为复杂的成份，尤其没有考虑到“自由劳动”思想本身的内在矛盾，以及被其掩饰的不同种类的“自由劳动力”（如工资劳动力和独立的小有产者劳动力）之间的紧张关系。
此外，他的研究主体仍然是北部共和党人的领袖人物，他关注的仍然这些政治精英的世界观及其差别，虽然他对黑人废奴主义者、女权和劳工的思想有所讨论，但这些并没有成为他研究的重点。但这一切很快将因为他与新社会史学的接触得到改变。
事实上，几年之后，在他讨论内战起因的论文中，方纳已经开始对北部的“自由劳动”意识形态作更为冷静的评价。他认为，内战的确是美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关键转折，但林肯和共和党人想要捍卫的是一个以自食其力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共和政治，而南部奴隶主势力则力图永久性地维护他们在南部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优势，两者都不具备“建设一个现代的、以全国性市场为基础的、并为一个工业资本主义阶级完全控制的集权性全民国家”的政治远见，南北双方都为捍卫自己笃信的美国观而战，但内战却粉碎了两者想保留的美国理想。
三
《自由土地，自由劳动，自由人》出版的那一年，方纳被哥大历史系破格留用。这种做法在美国大学中极为少见，足见母校对他的器重。留校后，方纳率先开出了哥大两百多年历史上的第一门美国黑人史课。
这在当时是需要有些勇气的，除了要面临传统史学的挑战外，还要面对来自黑人学生的“抗议”（因为他们要求大学必须雇佣黑人教授来教黑人史）。方纳面对了这场后来被他称之为“火的洗礼”（baptism by fire），不仅顶住压力，完成了教学，而且利用这个机会编写了两部重要的黑人史读本，开始继续他父辈那一代人的工作，将黑人史逐渐地介绍到主流历史研究和教学中来。
《追寻自由的骑手—逃亡的奴隶》，Eastman Johnson
1972—1973年，方纳第二次前往英国，开始一项关于美国激进主义传统的研究。此刻，新社会史学在英国史学界方兴未艾，历史学的研究重心从传统的精英政治转向到对底层社会，从纯粹的意识形态和制度研究转向到对社会结构、政治文化、社会行为和群体关系的研究，种族、社会性别、社会结构、文化和阶级一起成为主要的分析概念。
这种转型后来也成为新美国史学的特征。当时，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汤普森（E. P. Thompson）等人的研究尤其给方纳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使他开始关注新社会史学的成果和发展。
1973年从英国回来后，方纳到纽约市立大学的市立学院任教，同任市立大学研究生院教授。当时的市立大学是美国新劳工史和黑人史研究的重镇之一，领衔人物是著名历史学家赫伯特·戈特曼（Herbert Gutman）。
戈特曼不仅是美国新劳工史的创始人之一，而且在黑人史、奴隶制研究、社会史和政治文化史方面也成就显著，对新美国史学的形成和发展影响巨大。 对于刚刚感受了汤普森影响的方纳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更为理想的学术环境。
若干年后，方纳回忆说，汤普森、戈特曼等人对英美新劳工史的研究帮助他重新认识了“意识形态”的涵义，使他看到了意识形态包含的丰富的内容和文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同时也学会了历史学家应该如何透过现象看本质，揭示语言表象后面的社会思想。
在新社会史学的影响下，方纳开始摆脱传统的“意识形态”的研究模式，将注意力转移到被传统史学忽略的工人阶级普通成员（而不只是工运领袖）的历史、普通黑人的历史等方面，并在研究中将新社会史的研究方法与传统的思想史研究结合起来。1976年出版的《汤姆·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以下简称《潘恩》）表现了方纳在史学研究和写作上的这种转变。
潘恩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重要政治文献《常识》的作者，《常识》对美国革命的影响力丝毫不亚于杰斐逊的《独立宣言》，但传统史学却把来自英国下层社会、后来又坚决支持法国大革命中的激进派的潘恩排除在美国“建国之父”的行列之外。
现存的潘恩研究中，没有一本完整地表现了潘恩思想的精髓以及其与欧州政治思想的联系，更没有深入地分析《常识》与美国革命和美国政治传统的关系。方纳决心要恢复潘恩在美国政治传统中的位置，写一部潘恩思想史，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写一部关于“思想探索和政治传播的社会史”。
在《潘恩》中，方纳详细勾画了潘恩思想的发展，着重讨论了他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以及这些背景如何影响了他对共和主义、平等、人权和自由资本主义等问题的认识。
《汤姆·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
方纳认为，潘恩对美国革命作出了两个独特的贡献：他彻底否定了英国宪政，提出了建立共和政体的思想，使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斗争同时成为了创造新共和国家的斗争；与此同时，潘恩创造了一种美国革命的政治语言，其中将欧洲的启蒙思想与北美殖民地中下层人们要求政治权力的愿望结合起来，对于鼓动下层社会（尤其是工匠阶层）参加独立战争起了重要作用，并为独立后的美国政治社会走向民主奠定了思想基础。
方纳在《潘恩》中使用了大量篇幅来讨论潘恩政治语言与当时费城等地工匠阶层的政治诉求。远在“语言转向”成为当前史学研究的一种时髦之前，他已经开始注意政治语言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以及语言在思想提炼过程中的作用。方纳认为，《常识》的成功在于“人与时间、作者与他的听众之间的完美结合。”
从表面上看，《潘恩》仍然是一部关于“精英”意识形态的研究，但与《自由土地》相比，它明显地开始注重思想的社会化过程和思想与社会的关系，它尤其强调社会底层对美国革命思想的贡献，并指出了美国革命思想来源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在这里，方纳开始提出了他在《美国自由的故事》中将全面发挥的一个观点，即不同的社会群体对同一政治思想或口号的认知是不同的。但《潘恩》与《自由土地》在史学思想的追求上是一致的：两者都在力图发掘和强调一种以民主和平等为基础的美国政治传统，一种不同于只是强调对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绝对推崇和对个人权利（尤其是有产者的权利）的绝对尊重的传统不同的美国政治传统。
显然，方纳希望通过《潘恩》，重新解释美国政治传统的起源，展现美国政治传统中那些富有激进民主理想和追求政治平等的思想内容。
当时方纳的确有一个设想，希望写作一部完整的关于美国激进主义传统的著作，讨论美国历史上各种激进的改革运动的起源、思想和形式。但不料《潘恩》刚出版，他就收到来自著名历史学家理查德·莫利斯（Richard Morris）和亨利·斯蒂尔·康马杰（Henry Steele Commager）的邀请，约请他为哈泼出版公司的新美国国家史系列（The New American Nation Series）写一部重建史。方纳最初认为，这部主要为大众读者阅读的断代史用两、三年时间可以完成，没有想到，这部著作最终将占用他十多年的时间。
四
重建是内战后美国的宪政机制、经济秩序、政府功能和种族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时期，其过程跌宕起伏，纷繁复杂，始终是历史学家关注的重点。重建史学成果丰富，但也十分庞杂零散。要写出一部有新意的重建史，作者必须在材料、观点和方法上有较大的突破，必须有效地提炼和吸收现有的研究成果，必须有力地整合分散的地方和个案研究，最重要的是提出一种新的重建史观。
对方纳构思重建史起了关键作用的是两次学术访问。一次是在1978年，他应邀到南卡罗来纳大学访问讲学，其间他在南卡罗来纳州州档案馆内读到了一批关于黑人在内战后如何争取政治和经济权利的档案。这次档案阅读对他的启发很大，促使他将研究范围扩大到南部各州和地方的重建档案，并开始将黑人在重建中的活动放到重建史的核心位置，将黑人的重建历史与重建的政治联系起来。
另外一次访问是1980—1981年间他应邀到英国剑桥大学讲学，在那里他读到了大量关于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和南非等地的奴隶解放运动的研究成果和原始材料，获得了一个认识重建的比较角度。1983年出版的《除自由之外一无所有》反映了这两次访问的成果，并为重建史的最终写作定下了基调。
《除自由之外一无所有》
《除自由之外一无所有》由3篇论文组成，分别从三个层次——国际、区域和地方——讨论了加勒比海英属殖民地和美国南部在废除奴隶制后建立新政治和经济秩序的过程，并进行了比较。
方纳指出，奴隶制废除后，前奴隶与奴隶主阶级之间斗争的核心问题是争夺有限的经济资源的控制和利用政治机制来确定新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在加勒比海地区，奴隶制废除后，政治制度的结构没有改变，选举权与财产权挂钩，被严格地控制在有产者手中，前奴隶并没有获得政治参与的权利，始终被排除在新经济秩序的建设之外，而种植园主则与统治者勾结起来，利用歧视性税收阻止前奴隶拥有土地，并以契约劳力制取代奴隶制，迫使前奴隶继续依赖他们的前主人，所以种植园经济为基础的变相奴役制度得以长期延续。
重建时期的美国南部的情形则不同：黑人在获得解放后很短的时间内获得了选举权，在联邦政府的支持下，与北部的自由劳力力量联合起来，进行了“19世纪世界的一个令人惊奇的试验”，“在奴隶制的废墟上建立一个（短暂的）跨种族的民主”。拥有选举权的前奴隶与前奴隶主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通过南部重建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包括禁止引入契约劳工，保护佃农的利益，改革旧的税收体制（提高土地税，降低人头税，迫使大土地所有者支付公共财政），将州和地方税收用于公共教育和公用事业的建设等。
方纳指出，虽然重建没有根本解决黑人的土地问题，但分成式租佃制（sharecropping）的建立也阻止了前奴隶主重新完全地和绝对地奴役黑人的企图，黑人拥有了控制和掌握自己劳动时间和强度的自由。
《除自由之外一无所有》是一本篇幅较短的小书，但却表现了一种崭新的重建史观。方纳的注意力集中在奴隶制废除后前奴隶的“自由”的界定问题上，并突出表现了黑人积极主动争取和捍卫经济权利的斗争，以及政治权利的享有与新经济秩序的关系。
他正面评价了国家（政府）机制在重建中的作用，并把重建的宪政改革看成是美国黑人历史的一段辉煌记忆和改革历史上的一笔政治财富。这些思想将在方纳的重建史中得到更为全面和深入的展开讨论。
1981年，方纳结束了在剑桥大学的讲学，直接回到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任教。大约8年前，也是正当他在英国讲学期间，哥大没有考虑给他终身职，此刻却以终身职加正教授的地位请他重返母校，其间的感慨可想而知。回到哥大后，方纳即开始了重建史的写作。
1988年，近700页、共12章的《重建：美利坚未完成的革命，1863－1877》（以下简称《重建》）得以问世。在经过10多年的研究之后，方纳又带给了美国史学界一个“惊奇”。
《重建：美利坚未完成的革命，1863－1877》
按照传统的历史分期，重建的历史应该从1865年内战结束时起，但方纳却将重建的起点定为1863年林肯发布奴隶解放宣言起。这个变动非常关键，本身就反映了方纳的重建史观。
他认为，重建不是一种对为内战所破坏了的美国宪政的简单修复，不是北部对南部的一种惩罚性的报复，也不是共和党精英阶层的伟大政治设计，而是内战之后美国社会经历的一场意义深远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革命，是美国宪政和国家制度建设的一场现代化运动；重建的主题是奴隶制废除后如何将前奴隶“变成自由的劳力和平等的公民”，推动重建的动力之一是黑人争取政治参与权和经济自主权的斗争。
围绕这一中心思想，方纳详细讨论了重建历史上五个主要内容：
获得解放的奴隶是如何在内战和重建中争取政治参与权、公民权和经济自主权的，以及他们的斗争如何决定性地影响了重建政治的内容和程序；
奴隶制废除后南部不同阶级和阶层——尤其是前奴隶主、小自耕农、商人、和贫穷白人——之间的新的经济和社会关系是如何形成的，这种新的经济关系如何影响了南部白人内部的政治秩序的变化；
在重建时期，南部新型的种族意识和种族关系是如何建立的，南部和全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如何影响了这个过程；
一个强大的、以保护公民权利平等原则为基础的集权式联邦国家是如何出现的，以及它在国家宪政和经济秩序的重建方面发挥了什么样的功能；
北部的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如何影响了重建的进程和结果。
方纳不仅在每一个方面作了详细的论述，提出了新的观点，而且还讨论了这5个方面之间的相互联系。
与传统的重建史学相比，方纳的《重建》以雄厚扎实的研究展现了南部黑人在争取经济自立和政治平等、创办教育、建立社区组织等方面所做的种种努力，揭示了黑人的草根性斗争与联邦重建的直接联系，分析了重建黑人斗争与美国政治传统之间的联系，分析了黑人领袖的思想和组成成份，实实在在地开辟了重建研究的一个极为广阔的天地，推翻了传统重建史学对黑人重建的诋毁。
与新社会史学的重建成果相比，《重建》提供了一个完整而连贯的历史画面，在整合分散的地方和个案研究的基础上，不仅赋予了这些研究本身在脱离整体研究情况下无法表现出来的历史涵义，而且也极大地丰富了重建的内容。
《重建》证实了早期左翼历史学家（如杜波依斯）提出的一些观察，但它更全面和客观地解释了重建，更深刻地揭示了重建与美国激进改革传统之间的密切联系，更富有历史感地揭示了美国思想和美国体制所包含的进行正面意义上的改革的潜力。
方纳认为，重建时期的许多改革建树——包括第十三、十四和十五条宪法修正案、联邦公民资格和公民权利、黑人选举权、联邦政府在分配经济资源和保护公民权利方面职能的扩大、自由劳力思想和实践的全国化、南部新税收制度的建立、南部公共教育的创建、南部大种植园土地的分解等——实际上都为美国在19世纪后期进入全面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他强调说，在一个奴隶制生存了二百多年、种族主义偏见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度，能够在内战后几年之内，通过国家的干预，不仅将黑人从奴隶变为公民，并将他们纳入政治体制之内，建立以法律平等为原则的种族平等关系，这不能不称之为是19世纪美国的一场伟大革命，其意义不亚于1776年的美国独立。
《解放黑奴宣言》
重建不仅界定了黑人的“自由”，也重新界定了美国“自由”的涵义，为20世纪美国民主的发展和黑人的最终解放提供了历史资源和基础。至于重建为什么成为了一场“未完成的革命”，方纳将原因归咎于现代国家机器的缺乏，旧宪政秩序的牵制、自由劳力思想的局限性、前南部奴隶主势力的抵抗和北部政治的保守性。
《重建》再次展现了方纳驾驭和组织史料的非凡能力和他那种浑然一体、流畅顺达的写作风格。出版一年之内，《重建》同时获得了包括班克罗夫特史学著作奖（Bancroft Prize）在内的几项主要学术大奖。《重建》被重建研究者誉为该领域的“圣经”，但它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学术界，从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到普通的黑人群众都成了它的读者。
五
《重建》使方纳成为了重建研究的领衔学者，也给他的学术生涯带来了一个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的转折：步入公共史学领域，在这个学院派历史学家过去很少涉足的领域内，方纳同样作出了令人钦佩的成就。
1990和1995年，他应邀分别参加了筹划和写作由芝加哥历史学会主办的美国内战历史展览和由弗吉尼亚州历史学会主办的重建史展览，造成了强烈的公众效应。1990年，方纳受美国历史学会之托，编写了《新美国史学》，系统总结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史学各个领域的成果，为大、中学的美国历史教育提供了非常及时和必要的专业指南。
他与著名历史学家加勒第（John Garraty）合编的《美国历史读者参考大全》（1991）修正了旧史学的概念和解释，及时弥合了专业史学和公共史学之间的差距。他利用《重建》研究的资料编写的《自由的立法者们》开辟了整理黑人史料的新途径。此外，方纳还帮助迪斯尼乐园重新策划了有关美国总统的主题展览，担任了公共电视《历史频道》和百老汇音乐剧《内战》的历史顾问。
在90年代中期关于《全国中小学美国史教学指南》的全国大辩论中，方纳作为史学界的前沿学者，始终站在前列，捍卫新美国史的成就。 在谈到历史学家的社会功能时，方纳认为，历史学家有责任与大众分享史学研究的成果，将正确的历史知识有效地传达给大众，但历史学家必须恪守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将历史研究和写作简单地当成创造爱国主义意识形态和满足个人或群体心理需求的工具。
在围绕美国史研究和教学的大辩论中，方纳注意到，保守势力攻击新美国史学刻意渲染了美国历史上的“黑暗”面，过分强调了以种族、性别和阶级为限的群体历史经验，破坏了美国人民的国家和公民认同的基础；保守派最常用的攻击武器不是其他，而是“自由”的概念——一种只是强调个人免受外力压迫、市场免受政府干预、以牺牲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对个人权利的保护的自由观。
与此同时，历史研究中的“碎化”问题——即以孤立和分离的方式进行的群体历史研究——也给历史学界提出了挑战，促使历史学家探索新的美国通史叙事体，要求新的叙事体既能反映不同群体美国人的历史经验，又能体现群体历史经验之间的交叉性和复杂性，并能展现一种“分享的传统”。这些思考成为了方纳写作《美国自由的故事》(以下简称《自由故事》) 的主要动力。
《美国自由的故事》
从《自由土地，自由劳动，自由人》到《重建》，方纳一直关注一种具有激进意义的美国政治传统的形成和变化，他研究的主要问题——无论是自由劳力思想、潘恩的共和主义理想、奴隶解放、还是重建——都与美国自由的问题密切相关。
所以，“自由”问题从来没有脱离过方纳的研究视野，这是他写作《自由故事》的重要基础。但与此同时，这个题目的难度也很大，因为在知识结构上，他必须超越他最得心应手的19世纪美国史，熟悉和掌握其他时期关于自由问题的研究成果，并能有效地对其进行综合和提炼；在方法上，他必须创立新的写作模式，既不能将自由的历史写成一部爱国主义的教科书，也不能只是将相互割裂的群体争取自由的历史简单拼装起来。
为此，方纳决定采用一种他称之为“质疑性叙事体”（contested narrative）的方式，以“自由”为组织性主题，写一部“自由”的思想在美国历史上演变的历史。方纳没有忽略对自由的抽象意义的讨论，但《自由故事》中所讨论的美国“自由”是一种“贯穿于法律和公共政策中的经验”，是一种对社会权力的真实而具体的分享。
在方纳看来，学者们所下的自由定义，无论如何完美，也无法完整地捕捉到“处于历史中的个人对自由的体验和解释”。 从史学方法来看，方纳的确在几个方面“反潮流”，针对美国自由的必然性史观，他提出自由发展的“不确定性”；针对“碎化”性的群体取向研究，他提出写作美国自由的历史，不但要表现其复杂性，还必须要保持其完整性；针对史学研究对专著（monograph）的迷信，他提出要开辟综合研究的新思路。难怪他把这次写作比喻成一场“赌博”。
在《自由故事》中，方纳叙述了“自由”的概念从殖民地时期到当代美国的发展历史，分析了作为思想（idea）和作为经验（experience）的“自由”相互间的关系，仔细描述了美国“自由”的四个主要维度——政治自由、公民自由、经济自由和选择自由——是如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形成和演变的。
在对每一历史阶段的“自由”和每一种美国“自由”维度的讨论中，方纳使用了三个相关的分析角度：自由的认知（什么是自由）、自由生长的社会条件（自由如何在权力体制中得以实现）、和自由的界限（谁应该享有自由）。
所以，《自由故事》所关心的远不是“自由”的抽象定义，而是处在历史中的不同的“自由”定义所产生的社会背景、不同的“自由”思想之间的斗争以及这些斗争的结果最终如何进入美国“自由”的内涵和范围并成为了美国自由传统的一部分。
方纳在《自由故事》中对美国“自由”的历史所做最主要观察可以这样加以总结：首先，美国自由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思想或概念，而是一个价值复合体（a complex of values）。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个复合体中内部存在着不同种类的内在矛盾的对立：个人自由与公共自由，个人自由与群体自由，不允许政府侵犯的自由与政府必须加以保护的自由，资本家的契约自由与劳工的生存自由，奴隶主的拥有财产的自由与奴隶的人生自由，妇女要求控制自己身体的自由与男性在家庭中拥有绝对权威的自由等。
描绘黑奴解放后生活的版画
这些“自由”在现实生活中都是由具体的“权利”来表现的，是法律和政治安排的结果。在美国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始终存在着不同自由观之间的冲突和竞争，围绕“自由”的定义的斗争始终是美国历史发展的核心内容。
美国自由的定义不但不是亘古不变的，相反，它始终处于被挑战和质疑之中；美国自由的故事也不是一个按照（上帝或圣贤）事先设定的程序顺理成章地展现的“充满神秘色彩的英雄史诗”，而是一个“充满辩论、争议和斗争的故事”，是美国民族就“自己政治文化的关键思想展开的一场永无止境的争论的记录”。
揭示美国“自由”思想的复杂性、多面性和发展性，揭示美国“自由”历史的不确定性，应该算是本书最具有原创意义的贡献。
其次，自由往往是通过不自由来界定的，这两种看上去是相互排斥的思想事实上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奴隶主拥有奴隶的自由的前提是奴隶不能拥有人身自由，“契约自由”所掩盖的正是劳工在市场经济中所处的无自由状态，维护男性在家庭中“主权个人”的结果是牺牲妇女的个人自由。超越特定的社会和经济基础的自由或不自由是不存在的。
认识这一点，对于美国人来说尤为重要，因为它表明：美国自由不是一个一往无前的神话，而是一个带有沉重历史包袱（甚至带有血腥味）的现实；历史上为一部分美国人所欣赏的“自由”，对另一部分美国人来说，却是一种痛苦的记忆。对某种“自由”的强调，往往成为对某种“不自由”、“不准自由”或“剥夺自由”行为的辩护。离开特定的历史和社会环境的“自由”并不存在。
再者，美国自由思想的发展不是一条直线运动，而是充满了反复、倒退和曲折。例如，平等的原则在革命时期得以建立，但在立宪时受到压制；重建修正案废除了奴隶制，再度确立了平等的原则，但在工业化时期再度被“契约自由”的原则所取代；直到在民权运动之后，真实意义上的“平等”才比较牢固地重新纳入到自由的思想之中。公民自由的发展也是如此。
言论自由是权利法案保护的“第一自由”，但是在内战、重建、一战和冷战期间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压制。这种具有反复性的发展说明，自由并不是绝对的，而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可以给予的自由，也可以被终止，一切取决于政治斗争的结果。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对自由的界定最终取决于对权力的掌握和对权力机制的运用。
从《自由土地，自由劳动，自由人》到《自由故事》，方纳的写作跨越了30年的历史。这30年也正是新美国史学形成和成为主流的时期。在某种程度上，方纳研究和写作轨迹反映了美国史学的变化。
方纳曾说，他是新旧史学的产物，他研究的问题是传统的问题，但他对这些问题研究的方法却更多地受到新史学的影响。在《自由故事》的导言中，他专门提到了霍夫斯塔特对他的影响，尤其提到了他研究的问题与霍夫斯塔特那一代历史学家所关心的问题是相似的：即捕捉美国历史的本质、思想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
作为霍夫施塔特最优秀的学生，方纳已经名副其实地继承了他的导师在美国史学界的地位和影响。但是，如同我们通过方纳的写作所看到的，在观察美国政治传统和核心价值观的演变方面，方纳与霍夫施塔特的结论显然是不同的。如果说霍夫施塔特力图证明，美国历史上存在着一种能够超越差别的价值共识的话，方纳的研究则是在说明：如果这种价值共识存在的话，它应该是而且必须是政治异见和思想分歧通过权力斗争而得出的结果。
六
《美国自由的故事》是方纳专题研究著作中的第一部中文译本，但方纳家庭与中国——尤其是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界——的关系却是渊源流长。
早在20世纪40年代，新中国美国史研究创始人之一的黄绍湘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期间，曾在纽约听过菲力普·方纳的美国史讲座。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后，菲力普·方纳（埃里克·方纳的叔父）曾应邀来中国进行过访问讲学，他的著作也为许多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者熟知。
埃里克·方纳教授本人于2000年春以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身份应邀来中国访问，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等院校讲学，并与中国史学会的领导成员举行了会谈。
他的访华观感在美国历史学会通讯上刊出后，在美国历史学家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1998年《美国自由的故事》的原著在纽约首次出版后，在美国学术界内外引起轰动，并很快被译成外国文字（该书的意大利版于2000年出版）。
国内多家出版社曾通过各种渠道与方纳教授或原出版社联络，希望出版该书的中文译本。在方纳教授和商务印书馆的积极配合和大力支持下，《美国自由的故事》中文版终于与读者见面，方纳教授并专门为中文版作序。商务印书馆译作室王明毅先生在整个过程中作了大量出色有效的工作，在推荐原著、洽谈版权、校读译稿、设计版式等方面都提出了非常专业和周到的建议，在此特别致谢。
王希
2001年11月初稿
2002年8月改毕
本文为《美国自由故事》（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后附录。作者王希，北京大学、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教授。他曾跟随方纳教授完成博士学位。
本文转载自“美国史教学与研究”公共号，感谢授权。
相关阅读：
《美国自由的故事》
作 者：[美]埃里克·方纳
译 者： 王希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这足一次极不寻常的努力。埃里免·方纳极为卓越地将自由思想漫长而复杂交错的历史梳理得连贯而清楚。在这个过程中，他取得了历史学家们谈论了数十年之久、但从不知道如何去争取的成就。他为我们写作了一部新的综合性美国史，将近期的史学成果以及由这些成果所创造的更为复杂的美国历史有力地结合起来，并成功地保持了自由故事的整体性。这是一部真正了不起的著作” ——艾伦·布林克利（Alan Brinkley）
“美国自由的故事是一部由美国最优秀的历史学家写作的关于美国人最珍惜的那个词的、充满深刻指导意义的著作。” ——兰德尔·肯尼迪（Randall Kennedy）
《给我自由！一部美国的历史》（上下卷）
作者者：[美]埃里克·方纳
译 者：王希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方纳教授的《给我自由！一部美国的历史》提供了一部结构完整、内容丰富的美国历史故事，表现了新美国史学的研究成果。同时，方纳在书中追求新美国史学与传统史学之间的平衡，以助得到一种对美国历史事件、思想和人物的新的、更令人信服的历史解读。本书同样由王希教授翻译。
《烈火中的考验：亚伯拉罕·林肯与美国奴隶制》
作者者：[美]埃里克·方纳
译 者：于留振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2017年3月底上市，文后附有预售链接
本书是由当代美国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教授撰写的集中考察林肯关于奴隶制的思想和政策演进过程的著作，在卷帙浩繁的林肯研究著作中脱颖而出，斩获了包括班克罗夫特奖（由美国历史协会颁发的美国史学界最高奖）、普利策奖和林肯奖在内的多项学术大奖，成为“迄今为止讨论林肯废奴思想与政策演进的最详尽、最权威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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