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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坊 | 希腊拉丁历史铭文举要:检核正信古史,补苴文献阙如

2017-03-15 心远 碎金书坊

   希腊拉丁历史铭文举要

   ·检核正信古史,补苴文献阙如·

《希腊拉丁历史铭文举要》为古代希腊罗马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基本的铭文文献,既可补苴文献阙如,又可检核正信古史,其出版必将有助于促进国内古典学的深入研究。它表明,中国学界今天对古代希腊拉丁历史铭文的整理与研究已经可以呈现出一幅新的图景。


检核正信古史,补苴文献阙如


心远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史可言;史料的搜集、比较、归纳和选择不仅关系到史学研究是否言之有据,而且决定着史学研究的深度与高度。傅斯年先生曾讲:“一分材料一分货,十分材料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史学便是史料学。”也是这个意思。中外史学研究,概莫能外。

史料的类型多种多样,主要包括“地下材料”和“纸上材料”,翦伯赞先生在《史料与史学》中,将史料分为考古学上的史料和文献学上的史料。两种史料结合起来以考证古史的方法,被称为“二重证据法”。

在中国,王国维先生最早重视运用新史料考证上古史上的重大问题,在利用殷墟甲骨、西域简牍、敦煌文书等新出地下资料进行多方向多层次的大量研究的情况下,他总结出了综合利用“纸上材料”和“地下新材料”的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对中国学术界影响深远。

陈寅恪先生曾经概括二重证据法在20世纪初的发展:“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同样,在西方,考古发现对历史研究也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19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方学者重视考古材料的运用,史学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如,随着西亚考古的展开,特别是由于楔形文字的释读成功,湮没了的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逐渐又呈现在世人面前,并诞生了一门新兴学科——亚述学,埃及学的诞生亦是如此。

亚述国王阿淑尔纳西尔帕二世的铭文

对西方古典文明史研究而言,史料除了经典作家的传世典籍外,还有考古发现的数量众多的铭文材料等。在西方古典文明历史上,以希腊文、拉丁文为载体的铭文极为庞杂,大到勒石刊布的法律、法令,小至随意刻泐,几尽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内容丰富,存世众多,是为西方古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珍贵史料,对古希腊罗马史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学术价值。如,约从公元前6世纪起,古代希腊即以勒石形式刊布各种条约、法令等大量官方文告,其中一些流传下来的铭文为了解当时的历史事件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第一手史料。

作为原始文字记录,流传下来的铭文材料与西方古典传世文献相互印证、检核,往往可证信古史,而有些铭文则可补苴相关文献的阙如。例如,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全过程虽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但对提洛同盟的建立以及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阶段的战事却言之甚少,而流传下来的铭文 (涉及雅典与盟邦的盟约以及各盟邦所交纳盟金的数量等) 则弥补了这一历史时期原始资料的不足,帮助学界解读雅典如何从一个盟主之邦发展成为“帝国”。再如,古罗马帝国时期的“奥古斯都功德碑”为奥古斯都研究提供了鲜活的一手史料。

“奥古斯都功德碑”局部

西方古典学界历来重视对铭文的整理研究,出现了一批重要成果,形成了希腊铭文学、拉丁铭文学,特别是,现代铭文学家在遴选现存铭文的基础上,结合最新的考古发现和文献,对所选铭文进行较为详尽的题解与注释,从而进一步普及了铭文资料在古典历史研究中的应用。

西方学术界系统的铭文整理与研究始于拉丁铭文的辑录,其中以著名德国历史学家特奥多尔·蒙森等编订的《拉丁铭文集成》为大观。1853年,柏林科学院给蒙森6年薪俸来编辑铭文集,1863年,第一卷出版。《拉丁铭文集成》共15卷,36册。在蒙森生前出版的20册中,蒙森所编辑的约有半数,包括山南高卢、南意大利、多瑙河区和东方的铭文,每一部分都经过他的修订、考证。在这位大师的领导下,兴起了一个铭文专家学派。

1872年,《铭文杂志》创立,进一步促进了铭文资料的交流与讨论。历史学家乔治·皮博迪·古奇在《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中写道 :“在罗马史研究的成果方面,没有任何著作曾接近这部铭文集。它阐明罗马公私生活的各部门——行政、城市、军队、赋税、宗教、艺术、社会状况与交通运输。”

比较而言,希腊铭文的辑录工作相对分散,《希腊铭文集成》、《希腊铭文》以及《希腊铭文补编》是为重要的系列丛书。其中,《希腊铭文集成》系著名德国古典学家维拉莫维兹在20世纪初倡议编纂,于1903年开始出版的大型碑铭工具书。《希腊铭文集成》当年的计划是涵盖整个古代希腊世界出土的碑铭。迄今为止共出版了51个卷册,囊括了约5万条碑铭,成为研究古希腊文明的重要材料集。至若选本,学界惯常引据的有M.N.托德的《希腊历史铭文选》和R.梅格斯与D.刘易斯合编的《希腊历史铭文辑要》。

我国学界对古典文字学、语言学及铭文材料的专门研究虽起步较晚,但已日益引起重视并展开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著名史学家林志纯 (日知) 先生就开始奔走,呼吁加强对古典语言 (包括楔形文字、象形文字、拉丁文、希腊文等) 和西方古典文献的学习与研究。


林志纯先生(1910—2007)

他以70岁高龄联合周谷城、吴于廑、周一良、任继愈、刘家和等知名学者上书国家教育主管部门,获准开办了国内第一个专门研究古典文明 (包括亚述学、埃及学、古典学) 的研究班——东北师大古典文明试办班,来自北大、北师大、南开、武大、复旦、东北师大的近20名学子在外国专家指导下学习亚述学、埃及学、古典学近两年;其后,他还创立了国内第一个专门研究古典文明的机构——东北师大古典文明研究所,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特别是近年来,相关的研究有了进一步加强,商务印书馆近日出版的《希腊拉丁历史铭文举要》即为国内学者对古典铭文材料整理研究的新的成果。

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劳,天下学术,不能不具二途。”中国学者对铭文系统的整理与研究即可谓“考索之功劳”。本书由张强教授及其弟子张楠联袂译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强教授20世纪80年代曾师从史学泰斗林志纯 (日知) 先生并在外国古典学专家指导下系统学习古典学,是林先生的高足之一,现为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专事西方古典学研究,并主持进行了《建城以来史前言·卷一》、《外族名将传》、《神谱》等多种古希腊文、拉丁文文献的整理研究,是目前国内古典铭文学研究的佼佼者,而且,他主持的东北师范大学古典文明研究所也成为国内古典文明的研究重镇。

本书分上下两编 ,收录古代希腊罗马重要历史铭文106篇,其中,希腊铭文52篇,拉丁铭文54篇,每篇铭文包括题解、译文、注释三部分,后附译名对照表和参考书目。选文大多译自M.N.托德的《希腊历史铭文选》、R.梅格斯与D.刘易斯合编的《希腊历史铭文辑要》以及T.蒙森等编订的《拉丁铭文集成》,在翻译过程中参阅了西方各国古典学专家的研究成果并据此对相关问题予以注释,译注所及者既包括古代希腊、罗马历史上的各个时期,又关照到铭文本身的多样性,种类广泛,包括年表、法律、政令、盟约、墓志铭、献辞等,内容涉及古代希腊罗马历史的诸多方面。


约公元前三世纪石棺志文,公元1782年出土,现藏于梵蒂冈博物馆



希腊、拉丁铭文原本无题,后人追题,或因发现地而名,如“帕罗斯碑”;或据碑文内容而定,如“尤利乌斯城市法”。本书对所举铭文的若干标题略有改动;无追题者,自行拟定,如“狄卡伊奥斯家族题献”

特别是,译注者在注释项中对所收铭文做了扎实、细致的爬梳、研读、考证、校勘,如译文方括号中的内容为中译者的校勘拟补,圆括号中的内容为中译者所增加,符号“□”意指阙文或可辨识、约略的字母个数;除相关史实的讨论外,亦见阙文拟补的介绍,充分展示了译注者具有的古典学的深厚功底,也体现出严谨扎实的学术风范。

本书为古代希腊罗马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基本的铭文文献,既可补苴文献阙如,又可检核正信古史,其出版必将有助于促进国内古典学的深入研究。它表明,中国学界今天对古代希腊拉丁历史铭文的整理与研究已经可以呈现出一幅新的图景。


本文转载自“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微信公共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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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坊 | 《希腊拉丁历史铭文举要》




《希腊拉丁历史铭文举要》

译注者:张强、张楠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对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而言,史料和语言的训练具有特别的重要性,而史料除了传世典籍,还有考古发现的铭文材料等。近年来,我国学界对铭文材料的研究进一步加强,本书即为新的成果。

《希腊拉丁历史铭文举要》收录古代希腊罗马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历史铭文106篇,为国内西方古典学、古代史专业提供了一手研究文献。选文大多译自M.N.托德的《希腊历史铭文选》、R.梅格斯与D.刘易斯合编的《希腊历史铭文辑要》以及T.蒙森等编订的《拉丁铭文汇编》,亦参阅了西方各国古典学专家的研究成果并据此对相关问题予以注释。

张强,生于1960年,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史教授、博士生导师,师从历史学泰斗林志纯先生,专事西方古典文献学的教学与研究,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理事、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所长、古典学教研室主任、《古代文明》杂志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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