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所 | 英国，朝气蓬勃的“耶路撒冷”
《英国人》
·英国，一片充满希望的乐土？·
像所有经久不衰的国家神话一样，认为英国是一片因被选中而富饶的乐土，其效力并不取决于它是否真实。不管是否贫穷，大批英国新教徒相信（仅因他们是新教徒便相信，也因相信这一点令他们感到安慰）他们在任何意义上都比其他民族，尤其是比天主教民族，特别是法国人，更富有。
朝气蓬勃的“耶路撒冷”
琳达·科利
把我那黄金一样金灿灿的弓拿来：
把我的欲望之箭拿来：
把我的矛拿来：啊，云雾散去！
把我的烈火战车驶来！
我的思想斗争不会停止
正如我的剑不会在我的手中休眠：
直到我们已经建好了耶路撒冷，
在英格兰绿色和宜人的土地上。
当威廉·布莱克在19世纪初写下这些诗行时，他正为自己的神秘主义和政治目的使用一系列形像，这些形象从17世纪初开始，就一直处在英国新教思想的中心。他们是一个被选中的民族，向着光明奋进，是抵抗非基督徒掠夺破坏的一道屏障，英国清教徒对这一思想深信不疑，苏格兰长老会派教徒也一样。把《圣经》语言叠加在其同胞的生命旅程及获得救赎的过程上，这对最初几代新教徒而言显得既自然又有益，而在许多牧师眼中，整个18世纪及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情况依然如此。
当汉普郡出生的非国教徒大臣艾萨克·沃茨在1719年编辑他那极为畅销的圣经赞美诗译本时，在最初的文本中不假思索就用“大不列颠"这个词来替换“耶路撒冷"。把其自己的岛屿与希望之乡相提并论，在面临危险时，这种做法变得更有价值。……
这类牧师语言的其他例子不计其数。但即使只举其中一小部分，也将数不胜数并令人厌倦，因为其核心要点只有很简单的一条。英国是以色列的化身，其敌人被描述为撒旦的同伙，这种启示录式的历史诠释，在17世纪末面对理性主义时并没有衰退，在这之后很久，仍在许多虔诚新教徒的思想中占有一席之地。……
《狂想曲：圣保罗大教堂和威尼斯运河》，一幅将伦敦融于威尼斯景观的画作
最有效传播“英国就是以色列" 这一思想的手段之一，采用了歌谣而不是出版物的形式。乔治·弗雷德里克·亨德尔从他定居伦敦那一刻起，就在其音乐中，不时插入类比的主题，把英国历史中的大事件与《旧约》中先知和英雄们的业绩相提并论，以此来讨好他新的生活环境，尤其是他在宫中的赞助人。……亨德尔希望听众获得的寓意显而易见。在大不列颠，这第二个也是更加美好的以色列，其充满暴力和动荡的历史，将被刚强和信奉新教的汉诺威新王朝拯救，从而迈向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
正因亨德尔以这种热情洋溢的方式赞美英国，成就了一个全国性习俗。在18世纪，随着时间流转，他的清唱剧开始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演出，在伍斯特、格洛斯特和赫尔福德郡每年举行的三大音乐节的教堂音乐会中演出，在北部非国教徒的小礼拜堂中、在威尔士礼堂与想要宣扬其时尚性的苏格兰城市和小镇中演出。理查德·瓦格纳在 1850年代参加伦敦的一场音乐会时，一眼就明白了它何以吸引这么多人，并指出：
听众花一个晚上来听一幕清唱剧，其感觉可被看作在参加某种宗教仪式，并且几乎和去教堂做礼拜一样有益。每一名听众手中都捧着一本亨德尔的钢琴乐谱，就像教堂里每个人手中都捧着一本祈祷书一样。
这一评论极其犀利，因为瓦格纳看到男男女女听得如醉如痴，他们实际上是在全神贯注投入一场信仰活动。只是他们许多人顶礼膜拜的对象是大不列颠，间接地也就是他们自己。
一幅描绘亨德尔创作时心中所想的版画
在威廉·布莱克看来，用类比以色列来振奋人心，也可以是唤起激进变革的一种途径。但以这种眼光来看待英国的许多人，至少一定程度表达了一些自鸣得意的元素。作为被选中的土地上的子民，他们实际上可能必然会有背运和遭受挫败的时候。但根据阐释，他们受到保佑，这些保佑既有物质也有精神形式。有相当数量的英国人似乎相信，在上帝的庇护下，他们非常自由和繁荣。
然而他们为何会这样？这一时期，英国人被征收的赋税比欧洲大陆的同时代人更多。他们很多人都受制于一部极其严苛、常常任意武断的刑法。即使笛福这位把大不列颠当作新教徒的以色列的御用宣传员也不得不承认，“尽管我们是一个自由的国度，"但伦敦的监狱却比“欧洲任何一个城市的监狱都多，可能有欧洲其他国家首都的所有监狱加起来那么多。'' 而且大多数英国人都很贫穷。……了解这一切的人很容易相信（ 一些历史学家实际上已指出 ）亨德尔的清唱剧和笛福的政治和经济著作中所贯穿的崇高自信，只不过是富裕和非典型的少数人的政治宣传而已。 然而，为何这些男女过着毫无指望的生活，却无论如何都相信，英国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一片充满希望的乐土？
他们中有很多人无疑并不完全相信这一点，甚至多数时候都不信。有的人当然明确说他们反对这虚无缥缈的想法。然而，相信大不列颠受到上帝特殊护佑，这一想法并不仅限于富人，也不仅限于英格兰居民，需要强调的是，同样不仅限于辉格党人。像所有经久不衰的国家神话一样，认为英国是一片因被选中而富饶的乐土，其效力并不取决于它是否真实。不管是否贫穷，大批英国新教徒相信（仅因他们是新教徒便相信，也因相信这一点令他们感到安慰）他们在任何意义上都比其他民族，尤其是比天主教民族，特别是法国人，更富有。
《加莱门》
威廉·荷加斯的名作《加莱门，或古英格兰的烤牛肉》，显示了这种自鸣得意可以达到多么无礼的程度，以及它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敌人的界定和贬抑。一个肥胖的修士望着一大块刚烤好的进口英格兰牛排直流口水；那些光着脚、完全没有吸引力的修女傻兮兮的乐不可支，因为她们认为她们已在一条鳐鱼的嘴脸中，找到了基督的影像；那些法国士兵骨瘦如柴，衣衫褴褛，完全一副娘娘腔； 甚至绝望哀愁的苏格兰高地人因反抗其新教徒最高统帅乔治二世而被抛弃放逐，吃着大蒜：所有这些都是相当程式化的搞笑形象，一批历史悠久的新教陈腔滥调。只在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才注意到荷加斯的讽刺画真正致命和创新的部分。只要看一眼这幅画，我们就已被关人一座法国监狱的大门之内。顷刻间，我们这些观众就已变得像法国人一样不自由。也像荷加斯本人，他把这幅画当作一次报复行动，报复1747年他在加莱旅行时的遭遇。
荷加斯在为这座古代防御工事写生时，被当作一名英国间谍抓捕和临时关押。尽管他只把这一幕当作背景描在画上，我们仍能看到重重的手落在他肩上，士兵的矛在他头上若隐若现。对荷加斯而言，这一小小事件直指法国积弊的心脏：没有真正的自由，他们的财富必定微不足道且分配不公，他们的信仰永远都在迷信中纠缠不清：
让法国人愈加自鸣得意，在暴君的淫威之下，
而被压榨的民众跪倒在地，卑躬屈膝：
我们这个岛上顶天立地的众生，
鄙视所有看似光鲜的奴役，或金灿灿的镣铐。
在画面中，阳光只照在加莱城古老的城门上，这是见证英国曾占领这里的最后一个实实在在的遗迹。阳光使英国皇家的盾形徽章熠熠生辉。但首先，它照在大门顶端的十字架上，象征着我们（荷加斯的观众）的宗教，那种被认为与肉质鲜美的烤牛肉和其代表的繁荣息息相关的真正的宗教。
《不列塔尼亚（英国的拟人化形象）教训不听话的小男孩（拿破仑）》
这种宣传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令人信服，甚至其创作者也不甚了了，但其实际效果却显而易见。尤其是在18世纪上半叶，以这种方式看待法国，消除了英国人在面对法国军事实力和文化繁荣时深深的不安全感。认为海峡对岸与他们对峙的成百上千万法国人实际上贫困潦倒、受压迫、轻信，甚至有些娘娘腔，这是消除紧张情绪的灵丹妙药和一种消除嫉妒的方法。
……在整个18世纪，英国上层建筑都有一种巨大偏见，即一种看待（或更确切说是错误看待）天主教徒和天主教政权的方式，这种方式从宗教改革（如果不是之前的话）开始兴起，在与法国和西班牙接二连三的战争中培育，并使许多英国人，不管其真实收入如何，都认为自己特别幸运。然而，如果把这种喧嚣的自鸣得意当作只不过是无知的排外主义而置之不理，这有些傲慢。即使它的确不过如此，但其影响仍不容忽视。但是，这类事情的发生，还另有深意。英国人相信他们的经历完全且始终不同于其他欧洲人，甚至优于他们，这大错特错。但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英国的历史经历与欧洲大陆的经历实际上并无差别，这些历史学家的做法也同样不可取。为了解真相，我们必须把两种极端说法折中，既不把骄傲自满的英国当作独一无二的例外，也不把它当作全欧洲范围内无差别的古代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要承认在某些方面，英国人与其大陆的许多邻国的确明显不同，而且更加幸运。
本文为《英国人：国家的形成，1707—18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节选，译者周玉鹏，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注释从略。作者琳达·科利，英国皇家历史学会和皇家文学学会成员，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曾任教于耶鲁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长于英国史、帝国史和民族主义问题研究。
相关阅读：
《英国人：国家的形成，1707—1837》
作 者：琳达·科利
译 者：周玉鹏、刘耀辉
页 数：539
开 本：16开
装 帧：平装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本书描绘了自苏格兰与英格兰的《联合法案》诞生至维多利亚女王登基期间英国国家的形成历程。通过描述那些对“英国性”形成至关重要事件，如新教信仰、帝国扩张红利、美国独立、统治精英及王室形象的变化、英法战争、女权发展、废奴运动、天主教徒解放运动、1832年议会改革法案等，作者琳达·科利向我们揭示了大不列颠如何凝聚成一个更加统一的国家。同时，她也通过历史维度向我们展示了“英国性”日后的发展方向。
1992年该书第一版问世，随即在联合王国和其他地方激起一场关于国家身份的大讨论，并斩获沃尔夫森历史奖。此后常销不衰，于2009年推出修订版。科利在书中所运用的史料十分丰富，并配有大量18、19世纪的政治讽刺画，使之趣味盎然，引人入胜。
“英国史前沿译丛”其他已出书目：
《十八世纪英国的大众政治》
作者者：［英］H.T.狄金森
译 者：陈晓律、宋涛 等译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本书是狄金森先生的代表之作，主要考察了十八世纪英国的民众政治文化。作者认为，十八世纪英国社会的特点营造了一个有活力的政治文化，让许多非贵族的精英参与其中，有意识地左右着对大众整体产生影响、并塑造政治环境的决策。然而，本书的研究并非是要挑战那种强调有限的贵族精英主宰法庭和议会，并对主要政府机构和国家重要决策施加过分影响力的观点，而是为了解释为什么贵族统治可以如此持久、有效并被广泛认可。
《1660—1832年的英国社会》
作者者：［英］J.C.D.克拉克
译 者：姜德福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本书一出版就被认为开辟了英国历史学研究的新时期。作者克拉克在这部著作中，首次把1660—1832年定义为“漫长的18世纪”，并全面阐述了他对于漫长的18世纪的英国社会的看法，1660—1832年间英国社会具有突出的一致性和完整性，英国正是在这一时期通过君主、贵族、教会的密切配合使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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