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所 | 西班牙与奥斯曼：两个帝国的故事

Original 简·伯班克碎金书坊 2023-05-18

编|译|所

《世界帝国史》

一位皇帝在东地中海周边的陆地和海洋上扩张并巩固势力，而另一个皇帝的目光则开始越过海洋。作为两种不同统治风格的代表，土耳其和西班牙两个帝国的努力在不同的方向上塑造了数世纪的权力格局。

西班牙与奥斯曼：两个帝国的故事

简·伯班克

查理五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斯提尔和阿拉贡的国王（1516—1556 年）以及苏莱曼一世（奥斯曼帝国苏丹，“立法者”和众王之王（1520— 1566年），都渴望恢复罗马帝国的辉煌和规模。对于查理来说，尽管他与教皇的关系远不简单，但与罗马基督教历史的联系是很明显的。但是苏莱曼继承罗马权威的要求是恰恰合乎逻辑的。土耳其人已经打败并且取代了统治东罗马帝国的拜占庭人，征服了大片罗马的地中海领地，接替了巴尔干半岛的基督徒的保护者角色。在科尔特斯征服阿兹特克的时候，土耳其人正在向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阿拉伯半岛扩张。到 16 世纪中期，土耳其人统治着欧洲三分之一的地区以及地中海的一半海滨地区。另外，伊斯兰教是三个一神教中最年轻的，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后来者，并且不像之前大多数信仰伊斯兰教或基督教的统治者一样，土耳其人找到一种方式来承认（在法律上和行政上）这些教派以及大多数它们的变种，而没有损害帝国中心的首要地位。还有什么能比一个在苏丹保护下的无所不包的国家更为帝国式的（支配一切的和普世的）呢，尤其是在与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的排斥性意识形态相比较的情况下。

基督教同时在欧洲正处于分裂之中：譬如法国的宗教战争（在16 世纪60年代和 70 年代尤为激烈），尼德兰的80年战争，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冲突。尽管以联合的姿态对抗着假想的伊斯兰教的威胁，但是宗教排斥性和帝国野心的有害化融合，使得欧洲那些对权势提出要求者分裂为东西方的基督教徒、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并带来了大量流血杀戮。某些政治思想家，比如16 世纪70 年代的让·博丹，设想一种君主制的、地域性的政权可以超越领主势力和宗派冲突，但各复合制帝国以及它们的敌人的现实却与此相反。

普雷韦扎海战（Battle of Preveza），1538年，参战双方是以西班牙为首的神圣联盟和奥斯曼帝国

奥斯曼帝国和西班牙帝国的竞争，几十年来都是以陆地和海洋上的多次战争来解决的。查理从来都无法将土耳其人驱除出阿尔及利亚，或是阻止不时与土耳其人结盟的私掠船对西地中海的西班牙船只的袭击。在哈布斯堡家族领地的另一端，土耳其人到达了维也纳的郊区。查理和他的弟弟斐迪南（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国王）以及苏莱曼，为了匈牙利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1547年斐迪南不得不放弃想要成为匈牙利国王的要求，并且向奥斯曼人进贡以求获得统治匈牙利某些地区的权利。依据该条约，其将查理说成是“西班牙国王”（而不是皇帝），苏莱曼宣称他才是“罗马人的凯撒”。

但是苏莱曼也面临着东部边界的诸多问题，即萨法维人要求他们在伊斯兰教世界的霸权。介于这两大伊斯兰教势力之间的难以控制的边界地区公然反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在该世纪中期，查理五世试图与苏莱曼的敌人萨法维沙结盟；苏莱曼反过来支持法国国王（从16世纪20年代晚期直到50年代）和德意志新教王公们。1543年土耳其人派遣了一支海军远征队去帮助法国人进攻哈布斯堡家族；这支舰队在土伦过冬，按照苏莱曼的要求由法国为其提供给养。1556年查理的退位并没有改变围绕西部的前罗马帝国的竞争。苏莱曼在1566 年对匈牙利的最后一次战役中死去；尽管如此他的军队还是在那里获得了胜利。16世纪70年代，这两个大帝国从竭尽全力的对峙中撤退反映了他们面临的种种挑战和机遇，譬如，土耳其人需要镇压叛乱并巩固他们在阿拉伯语地区的成果，哈布斯堡家族在美洲有利可图的冒险，他们与法国的冲突，以及将他们处于混乱无序状态的欧洲领土统一起来的困难。

土耳其人在东南欧和地中海的至高无上（虽然变动不定）的地位，应该不会使我们感到诧异。苏莱曼在16世纪20年代有一支约9万人的常备军，包括由他们的政府赠予的土地所供养的骑兵，以及处于核心地位的新军，即苏丹的私人护卫。查理五世和其他西欧统治者不得不通过地方权贵们或是雇佣兵来招募军队，其代价是高昂的。苏莱曼统治末期，奥斯曼帝国的势力从布达延伸到麦加，从阿尔及利亚延伸到巴士拉。这是一个有着丰富资源的帝国，这些资源通过一种能吸引、惩戒和遏制潜在新贵的统治制度而动员起来。为了打击这个能自我维持的庞然大物，有着其难以驾驭的臣属和拖欠国外商人债务的西班牙人进行了一场艰苦的战斗。

行军途中的苏莱曼一世

西班牙人对土耳其人的地缘战略优势以及他们自身领土的难以控制性的回应，就是向海外扩张。他们在远洋贸易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维护在欧洲的控制则意味着金钱不会留在西班牙。在苏莱曼统治时期，土耳其人也试图扩张他们的版图，1541 年向印度的莫卧儿王朝派出了一支舰队。但是他们无法将有着最好的船只的葡萄牙人挤出印度洋的贸易通道。不管是查理还是苏莱曼，还是他们最有先见性的顾问们，都无法预料到海外贸易和帝国的长远结果。他们能知道的就是彼此的势力范围以及他们所认识到的自身局限性。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两个帝国以及它们的成就。查理五世和他的直系继承人们创立了一个远比其最初更为“西班牙式”的帝国。由于受制于欧洲主权的易变性，他们通过对一个共同君主的顺从、宗教亲近感、政府的强制以及行政能力和保护其免受其他帝国的侵略，将欧洲本土的西班牙与其美洲的旁支捆绑在一起。西班牙语成为整个这一地区的支配性语言，由国王任命的卡斯提尔人在美洲比在查理的欧洲领土内能够行使更多权力；天主教作为共同宗教的地位得到加强。一种教会和王朝之间、君主制与有土地的权贵之间不稳定的关系，标志着一种新的普世主义，其建立于一个单一的、天主教的、欧洲的文明之上，这种文明扩张到各个新大陆而且给予了关于谁可以控制这种进程的不确定性。对土耳其人来说，这个普世帝国的基本原则就是苏丹统治下的务实包容性，对已经存在的宗教和习俗惯例的维护，伊斯兰教法和帝国法律的微妙融合，以及与任何永久性家族权势（完美地）相脱离的一个官僚机构。这些不同的策略引导我们去思考组织帝国权力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马克斯·韦伯所谓的“理想模式”并没有揭示实际政治体制杂乱无章的运行状况，但是它们有助于我们去思考统治者面对的更加宏观的诸种问题以及针对这些问题的多种（但有限的）解决之道。我们将会拿阶层等级（class hierarchy）制度和家产式统治（patrimonial rule）制度作以对比，并牢记吸收了上述两种原则的诸实际政体。

查理五世及其儿子，未来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

在阶层等级制模式中，平民（包括穷人）因共同的经历而联系在一起。贵族依靠的则是相互承认各自地位，与支持他们的各种特权（获得土地、武装和进入国王宫廷）的一套社会的与法律的体系，以及来自那些地位在他们之下者的尊崇。阶层等级制度意味着诸阶层内部有着牢固的联系而各阶层之间的联系则较弱。对于准国王或准皇帝来说，贵族作为一个阶层所享有特权的程度有利有弊：有利的一面在于把统治所需的人和金钱汇合在一起，在于使得外部竞争者们陷入困境和确保底层民众效力并有秩序；弊病则由于贵族们可能联合起来遏制国王的权力。

在家产制模式中，权力自家族和家庭向外扩张。国王是民众之父，其提供保护并要求尊崇。他寻求与支持者们的直接的、垂直的种种联系，反过来这些支持者也与他们自己的依附者有着私人间的联系。

家产式君主试图使他的各种依赖者之间的联系最小化。如果说阶层模式强调的是横向联系，那么家产式模式依靠的则是纵向联系。家产式统治者最害怕的就是他的臣属们会带着他们的依附者们出走他方，投奔一个敌对的统治者或者复制一个新国王统治下的世袭制度。他必须提供无法从较小的政治单元或敌对的政治单元那里得到的资源。他的策略就是确保这些纵向联系的链条都集中到自己身上，同时他要通过获得直接的依附者来建立自己的家庭，这些依附者没有其他的社会联系，不管是横向的还是纵向的。

查理和苏莱曼的帝国都兼有阶层和家产式制度的成分，但是查理在欧洲的帝国更接近于阶层等级模式，苏莱曼的帝国则更接近于家产制模式。查理依靠一种宗教上与法律上相对相似的制度来维持一种稳定的阶层等级制，在该制度中他的最高地位得到承认。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控制其权力的物质或思想基础。他必须与诸城镇中自觉的市民阶级合作，与由其追随者支持的拥有武装权贵们合作，并与妒忌其权力且受到基督教内部分裂挑战的教会合作。相反，奥斯曼苏丹则通过控制与不同的和独立的宗教、法律和文化团体的种种联系来统治。

西班牙征服者来到密西西比河畔

西班牙帝国在其欧洲和美洲领土上采用的模式，要追溯到罗马，以及罗马帝国的西部地区解体的方式。尽管有罗马强权借以形成的综合和吸收的过程，晚期的帝国还是产生了一种在其全部领土上可被辨认的单一的罗马文化，这种文化对平民的日常生活的渗透是不均匀的，但是对精英上层们却有着很强的说服力。对那些选择罗马道路的人的回报，有在各省的优越地位和在帝国机构体系中的社会流动性。由于中央丧失了对资源的控制而分化了，贵族们变得更为地方化（依赖土地和农民维生），并且更为顾忌周边（通过与其他权贵的联盟或是自前景看好的上层统治者那里寻求保护）。这种由暴力和有条件的忠诚构成的多变景象持续了几个世纪。

这样，如果先前西罗马帝国疆域内的欲称帝者想要突破由各种横向的亲密关系所驱动设置的种种限制，他们就不得不转向诸多家产式策略，这是一个令人气馁的任务。因为许多西班牙权贵控制了巨额土地收益和许多武装军人，而且哈布斯堡家族的其他潜在支持者都有着相似的资源，这就使得克服阶层等级制变得极度困难了。权贵们和地方社团都竭力维持贵族原则凌驾于家产式原则之上，他们通过限制皇帝将“他的”人安插到权力要津的程度来达到此目的。

就欧洲的大西洋边缘而言，在远方缔造帝国似乎更有吸引力。美洲是一个能让君主和卡斯提尔的上层集团避开权贵势力的地方。总督制和检审庭制（和国王对这些职位的任命），是一种在海外能做而在国内不能做的尝试，也是用一种更加家产式的方式来进行统治的努力，运用的是与蒙古可汗和奥斯曼苏丹使用的相似的手段。但是信仰基督教的欧洲人创立的各类机构到底有多大用处仍然令人怀疑。它们能够对美洲的土著和移民行使永久的权力吗？

苏莱曼一世驾崩时的奥斯曼帝国疆域

查理五世在欧洲和美洲的统治范围

橘黄色为继承所得领地，黄色则是他拓展征服的领土，蓝色是他的敌国，绿色则是与他友好的国家

土耳其人在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方建立了他们的帝国。他们起源于安纳托利亚，从一开始就把地方领主们迁来迁去以防止他们当地化。他们帝国的文化形态，尤其是在打败拜占庭人以后，是多样化的：土耳其人统治着贸易前哨、古老的城市、拥有土地的军阀、行商身份的犹太流散者。将其绑在一起的秘诀不是使之整齐划一，而是在与苏丹有着垂直联系且尽可能与之联系牢固的官员的监督下，让不同的社团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他们的事务。最重要的机构实际上也是家产式的，即苏丹的家室，其以在突厥人、蒙古人和波斯人、阿拉伯世界中相似的体系为基础，但有着若干重要差别。借助奴隶出身的嫔妾们实现的苏丹大位的继承和自突厥语通行地区之外的地方召募苏丹的最高级顾问及其贴身护卫，穆斯林人口是抵抗贵族的保障。通过使高级统治权甚至还有部分苏丹血统的来源外来化，土耳其人防止了一种可以要求自治地位和资源的社会阶层的产生。

奥斯曼的家产式专制，也是通过承认帝国内部各种有着他们自己的法律、信仰、语言和领导人的不同社团内部的等级制来运作的。伊斯兰教未必比基督教对这种精心安排的宽容政策更有益，因为“圣战”与十字军东征有许多相似之处，而帝国内外的穆斯林之间的分裂也挑战着苏丹宣称自己是真主在大地上的影子的说辞。但是土耳其人不必沿着罗马教皇的路线来与组织化的宗教势力打交道。由于立基于欧亚诸模式的实用主义统治之上并占据着拜占庭的多元文化地区，苏丹不仅能够把持哈里发的职位，而且能够给其他民族的宗教提供庇护。

不管是查理时期的西班牙人还是苏莱曼时期的土耳其人都得以避免了统治帝国的所有危险，但是他们却不能突破立足于地中海的帝国缔造者们自从罗马开始失去其控制以来就已意识到的种种局限性。一位皇帝在东地中海周边的陆地和海洋上扩张并巩固势力，而另一个皇帝的目光则开始越过海洋。两者的努力都在不同的方向上塑造了数世纪的权力格局。

本文选自《世界帝国史：权力与差异政治》，标题为编者所加。作者简·伯班克（Jane Burbank），纽约大学历史学教授。

《世界帝国史》

作者者：[美]简·伯班克弗雷德里克·库珀

译者：柴彬

页数：481

开本：16

装帧：平装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本书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帝国统治史，始于公元前3世纪，绵延至20世纪中期。幅员广袤的世界诸帝国在这一时期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影响深远的罗马帝国，勇武虔诚的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年寿不永的加洛林帝国，灵活务实的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自成一体的中华帝国以及彻底开启全球化进程的西方诸帝国……它们各不相同的统治策略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轨迹。作者不仅关注它们如何崛起、竞争并形成其独特制度与统治实践，而且超越对历史细节的泛泛叙述，将帝国作为一种统治形式加以分析考察。同时本书借助对各个帝国统治策略、施政传统的一系列对比，充分展示其内部的差异性、丰富性和复杂性，从而加深了我们对帝国统治史的理解。本书曾获2011年世界史学会年度图书奖。

新书坊 | 《世界帝国史》：领略两千年来帝国的治乱兴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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