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和 | 学术工作的基础问题：长板与短板
“陈（垣）老给我讲的，要竭泽而渔。”
学术工作的基础问题：长板与短板刘家和
关于学术工作的基础问题，我以前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对这个问题，我只是作为一个年长的学者和青年学者、朋友们谈谈自己的学习方法，我只能说是贡献一孔之见，未必允当。
我在不断开拓自己视野的同时，我也意识到，我们每个人的眼界都必然是有限的。像我理科这个情况，想要做到学术前沿是不可能的。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如何把我们所学知识转换成为能力。知识是零散的，容易被遗忘。那时候，我就学会了一点，就是弄清新学到的知识与已有知识是什么关系，要形成一个知识结构、知识网络（knowledge network），当时不知道“网络”，知道要有个知识结构。知识形成结构以后，才能成为一个基础。
这时候就会发现一个问题，我们永远会遇到网络中间有短板，就存在这个问题。这个短板，明显就分两类：一类短板是我们的条件难以克服的，比如说天文、历法，司马迁是参加《太初历》编修的。历史学家讲这样的东西，今天天文学、物理学这些方面，我们都有这样的短板。我们知道得最多，也只能做到古人那样，懂得天文、历法，我们的能力有限，数学知识有限。我的一位老朋友张培瑜先生，这位先生人真好，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这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天文学家、历法家。他知道我对这个有兴趣，他在自己的《中国古代历法》一书出版以前就把打印稿寄给我。他说：“刘先生，您如果真想学天文、历法，集中两个星期时间，我教您，别的不干，大概就可以做到。”他的书，结果拖了十年才出版，后来他又送了我一本。这个书我看了以后，我觉得要学一点是有可能的，但是毕竟我能力有限。
我们要知道自己的短板，有些我们真不知道。光是古代数学这个问题还比较好办，可以补到一定程度，我要不能看《汉书·律历志》，《论断代史〈汉书〉中的通史精神》那篇文章就写不出来。班固是根据刘歆的古文经学，实际上当时又是历史哲学，刘歆懂天文历算，他写的这个。这是中国史学理论的一个发展阶段，那么在《汉书》当中，这不是一个重要问题吗？很多短板是能够克服的，你知道哪儿不行，就补吧。所以，我们终生都有一个补短板的问题。你在研究中间遇到短板，你就去补。可以说，我们还能意识到、认识到自己有短板，说明我学术上还没衰老，还有前进余地。
另一方面，你还要意识到自己是有长板的，要认清自己的长板。我觉得，认识到自己的短板是必要的，然而认识到长板同样重要。就好比一个水桶，它是一片一片木板拼起来的，是一个结构。假使各个板都平衡，就不存在长板和短板问题。如果有短板，水到短板就上不来了，得把短板补齐了，用长板补短板，长板是引导这个结构提升的。所以水桶的意识，有两层意思：一方面，要意识到自己的短板；另一方面，还要认清自己的长板，用长板补短板。像我刚才讲的，这一学科强，可以带动其他学科。
我读国文以后，就慢慢地学外文。我因为懂得小学，什么文字、音韵、训诂，我学外文也是这样，后来开始研究etymology，这个词源学。我学习外文语法，grammar，把中国小学方法移植到学外文上。我知道怎么查词典，词源是什么。比如英文词典，有一本《韦氏词典》（Webster’s Dictionary）、《牛津词典》，再买一本《牛津简明英语词典》，这不就有了吗？这是我常用的。我查词典，就查这个词的词源。这样在掌握一个词的时候，就能获得许多这个词的知识，就像摘葡萄似的，不是一串一串地采摘，而是一大株一大株地摘。这样学起来比较容易掌握。词本身就有结构，你看词典就能知道，它的本义是在最前面的，好的词典都这样，差的词典不行，然后是引申义，还有假借义。这不是跟《说文解字》讲的都是一样吗？这就是靠长板拉短板，以小学功夫学习外文。
我研究外国历史，跟外国人差远了，知道我的外文不行，所以我拼命学现代语言，学英文、俄文，又学德文。但是，我知道不学古文还不行，要学希腊文、拉丁文，可惜都失败了。我知道这个短板补不上来，没办法。改革开放以后，条件好了，但年纪也大了，事情也多了，我不可能再去学古文（外语）。你要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境界，还有要靠长板拉短板。比方说，我大学毕业以后，领导让我教世界史。对外国史我是陌生的，中学里学过一点，大学里也学过一点。那么，现在要教外国历史，从什么地方下手？我是中国人，中国历史我还是有点基础，怎么样记东西，怎么样组织知识结构。知道这些，对学外国史是有好处的。
另一方面，我在学中国史的时候，问题是很多的，我知道从中国史里看出问题来。比如说我读赵翼的《廿二史劄记》就看出问题来，像“汉初布衣将相之局”这些。我看外国史也知道怎么提问题。更重要的是，我要研究外国史，外文不够，尤其研究世界古代史，古代外语不够。我才知道，现代语言，我会点英文，会点俄文，再会点德文，哪儿够？还有一个问题很重要，作为教师，要教外国史，就凭借上学时学的一点东西，靠一点外国教科书作参考哪行？你怎么能做研究，需要不需要知道目录学？有哪些原始史料，有哪些重要史学著作？要知道史料学，还有这个学术史。不能光凭一本教科书，那个是死的，你得自己找。怎么办？我就知道目录学的重要，就往里面去摸，找那些有代表性的著作，不用老师天天指导。我以前也讲过，我主要从伯里的《希腊史》、格罗特的《希腊史》找原始材料，就是史料和史学，那是活的。还要看出他的书是有局限的，有哪些问题。他们讲的这些东西能给人以启发，但是你还得自己思考，这样才能写论文，起码能达到一定的学术水平。
如果说研究希腊，我不是第一次试验做这个，转过来，我去研究印度，研究印度是很困难的。为什么我想研究印度？还是三个点，就是希腊、印度和中国，当时我还不知道雅斯贝尔斯讲的“轴心文明”。我要研究这三个国家，可是研究印度从哪儿着手？还得从目录学入手。这又是原来研究中国史的方法。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一个英国人写的东西，那目录很清楚，我从那地方做起。第二个，我从佛经做起，这很有中国特色。如果说印度佛经没有年代，中国翻译的佛经都有年代。我一旦把中国佛经目录学拿来研究印度史，中国佛经有些东西，外国没有，西方没有，这就有自己的特色了。因为目录学，我从希腊转到印度，也就是五年时间，所以要弄懂目录学这个途径。
《大藏经》浩如烟海，怎么弄啊？我知道《大藏经》总体结构以后，明确自己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早期印度佛教。早期印度佛教，就是小乘经，这也是我对佛经目录了解的结果，我知道玄奘那些是怎么来的。小乘佛经的内部结构这个比较容易把握，这是陈（垣）老给我讲的，要竭泽而渔。
《大藏经》怎么竭泽法？要把自己放在一个有限的范围里面。竭泽而渔，首先必须有个意识，泽必须是有限的，它才可以竭。从逻辑上讲，假如泽是无限的，你怎么竭？凡是可竭的，一定是有限的。同时，要知道有限的泽，可能还有很多源头。这就是因为我受过目录学训练带来的方便。如果不懂得这个，可能我这个效率不会那么高。应该说，我这个印度史研究，在材料运用上还比较到位吧。
所以，要用长板拉动短板。我讲的长板跟短板还是比较全面的，既注意短板，也注意长板，是动态平衡的问题，突出了，就变成长板了，有了长板，就又出现了短板。随时看到短板，也随时看到新的苗头。长短兼顾。长板看到希望，长板得不到其他支持，也得不到发展。出现新的长板，其他的跟上，就是取长补短。补了短，变成长，其他地方又不够了，又需要补了。这个关系的理解是有现实意义的。
实际上，我们在学术研究过程中，除了平面结构以外，还有高度和深度的问题。这就是各个学科，除了历史学科以外，与其他学科的关系问题。刚才讲的主要还是知识结构、史料学方面，现在讲这个理论问题。史学从来不能离开史学史。搞史学的人，必须要搞史学史。这是额外的吗？不是。因为你要读史学，就要知道这个史学的历史。你要研究《史记》《汉书》，必须知道有多少家注。研究《左传》，不也是这样嘛！在研究史学史时，要注意这时候长板是什么。长板就是史学理论，就是见识。问题的深入是靠见识、靠理论，问题的制高点是靠见识、靠理论。史学理论是非常重要的。这时候，学习西方哲学史，学习西方逻辑，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要真学，不是挑几段语录。这样，我们才能知道西方史学史是怎么发展的，我们怎么才能够走向前沿。
我觉得，新一代史学工作者一定要有广阔的学术基础。为什么要有广阔的基础？为了将来开拓视野，不断地扩大自己的视野，给自己争取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我们不仅要学好通史，还要在理论上有所造诣。现在，我们明显看到动力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短板克服不了，不再想这个问题，因为克服不了，想也没有用。长板的概念是什么？有时候认为熟练也是长板，熟练是根据已有的知识结构可以出现很多东西。可是没有长板的发现，没有长板提高，就没有向高、向深发展的可能。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知道有个短板，我们突不破，长板也看不到，处于这种情况，这就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这个“中等收入陷阱”，不是说在经济方面，学术界也存在这样的问题。这里的问题是什么？可能原来基础就没有打好。写了一篇博士论文，现在就翻来覆去地在这篇论文里打转，出不来了。这时候，短板根本就不要补了，长板又看不见，就成为“专家”。其实真正的专家，他至少研究的点是很多的。比如说罗尔纲先生，他是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别的不搞，就搞太平天国史。可是，太平天国史也有各个部分啊，包括太平天国的立法，各种制度。所以说，专家也需要一个广博的知识基础。我讲这些，不是不重视专家，中国缺专家，中国需要各方面专家。可是，专家也有层次的。真正的大专家，他在自己的领域是很广博的，博与精是结合得很好的。我再讲竭泽而渔的问题，他是一块一块竭的。专家，就是把有限的泽竭了。在这个有限的领域里又博了，又精了。可在竭泽时，陈老是很清楚的，他目录学就这么读的，所以陈老这套方法，他做到哪儿都是大专家，你看他的范围多宽。他在中国通史里面，他研究哪一段都是很专的。如果说陈老受时代影响，没有人是没有局限的，这是时代局限，陈老在理论上接触较少，这是另外一回事，不能苛求。他在专的方面，他研究的各个方面都很精。再比如王静安先生，他的学术是多方面的，他学术所到的地方都是很高深的。但是，王静安先生也有自己的局限。没有哪个人是没有局限的。所以，我们恐怕从年轻的时候就要注意这个问题。我在一个问题里头可以竭泽而渔，成为专家以后，要不要考虑以后怎么发展？我觉得，中国史学真正要发展，真正要前进，我们更需要通才。过去大史学家哪位不是通才？《史记》作者，《汉书》作者，都是通才。他们当然也是专家。
（本文选摘自《丽泽忆往》，略有删减。题目为编者所加）
本书是著名历史学家刘家和先生的口述传记。刘家和先生出生于1928年，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国难临头，亲历山河破碎之痛，立下“学术报国”之志。辗转求学，先后考取江南大学、南京大学、辅仁大学，毕业留校，传道、授业、解惑，桃李满天下。1950年代中期到东北师范大学，进入“世界古代史教师进修班”，崭露头角，走上中外古史比较研究之路。得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唐至中、陈垣、柴德赓、林志纯、白寿彝诸名师指点，学贯中西，开辟古史研究新路径。融中国传统小学、目录学和考证等根柢之学与西方史学、语言学及哲学、逻辑学于一体，通过自觉的理论省思，中西互用互鉴，在比较中而成会通之学，卓然一代名师。
全书融生命史、学术史、思想史于一体，展示了一位博通古今、融贯中西的历史学家92年的学术人生，记录了一位视学术为生命的学者独特的为人为学为师之道，也以大历史中的个人视角，反映了193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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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泽忆往——刘家和口述史
中国记忆 · 学者口述史
全根先 蒋重跃 访问整理
2021年1月 出版
【内容简介】本书是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刘家和先生九十二年学术人生的自述，由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学者口述史”中心组织采访整理成书。全书以年代为序，分“往事回忆”和“丽泽卮言”上下两篇，共十七部分，主要讲述了刘先生的家庭、求学、教学、科研活动及学术思考，辅以对家人、良师的回忆，展示了一代史学名家的人生成长之路、学术建树与学术思想，也以大历史中的个人视角，折射出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的变迁。【作者简介】刘家和，1928年12月生，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在古代希腊史、古代印度史和中国先秦秦汉史、中外古代历史文化比较以及史学理论等领域皆有精深的研究。曾任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理事长，现任名誉理事长。并曾任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北京史学会常务理事、美国《世界史杂志》编委等。著有《史学、经学与思想》《古代中国与世界》《愚庵论史：刘家和自选集》等，主编《世界上古史》《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中西古代历史、史学与理论比较研究》等。【整理者简介】全根先，国家图书馆社会教育部中国记忆资源建设总审校，研究馆员。蒋重跃，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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